禮樂人生前言
中華是禮儀之邦，中華傳統是禮樂文化，這曾經作為一種常識，印入每一位華人的心田。
中國古代禮學有三部經典：《周禮》《儀禮》和《禮記》，合稱“三禮”，它們是中華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研究禮學不能不從這裏起步。
我與傳統禮學結緣，始於做研究生的年代，業師趙奉生（諱光賢）先生指定我以《周禮》的成書年代為主題做博士論文。《周禮》是一部通過官製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自來以古奧難讀而著稱。但在三讀之後，發現它既有豐富的治國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贊美它是從黃帝、顓頊，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製精華之集粹，絶非溢美之詞。歷代學者每每用“體大思精”這四個字來評價它。這是一個博大的世界。
畢業後，我開始研究《儀禮》，它是以人生禮儀為主的先秦儀軌的集錦，一共有十七篇。所謂人生禮儀，是指從成年、結婚，一直到喪葬、祭祀的許多禮儀。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禮儀以及一些貴族的禮儀。人的一生涵泳在禮樂之中，揖讓周旋，詩歌唱和，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其樂融融。這是一個典雅的世界。
之後，我又開始研究《禮記》，這是孔門七十子探討禮學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書中既有對禮義的闡發，又有對禮節的點評；既有對人生的感悟，又有對道的體味。說理雄辯，論道精微，而且多睿語與警句，美不勝收。書中有許多流傳千古的典故，撫今追昔，令人遐思萬端。這是一個深邃的世界。
“三禮”之學，歷來以繁難著稱，研究者不絶如縷，寥若晨星。從我研究《周禮》開始，就進入了一種近乎孤寂的氛圍。我被周圍的師友告知：這是一門冷學問，而且註定不可能成為“顯學”。媒體也偶爾會出現關於“三禮”之學可能要成為“絶學”的感嘆。這對於我個人而言並沒有什麽關係。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讀書的欲望源於自身的精神需求，衹要自己覺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學問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禮”的妙旨奧藴、儒傢的高超智慧不能成為大衆的財富，則是全社會的莫大損失。我每每扼腕長嘆：這是何等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在長久的疏離之後，禮樂文化正在淡出人們的記憶，雖然耳熟能詳，卻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禮樂文化是怎麽來的？它的學理又是怎樣的？禮樂文化對於人的成長能有什麽裨益？它與現代社會能否兼容？這些重要的問題，似乎很少有人理會。
正在山窮水盡之時，2008年北京奧運申辦成功，使得禮學的境遇出現重大轉機。由於政府把“人文奧運”作為北京奧運的三大目標之一，於是，舉國上下都開始關註公衆的文明程度。人們似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現：大衆層面禮儀文明的缺失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隨着北京奧運的日益臨近，人們無不為這一現狀感到焦慮，進而意識到要呼喚中華禮儀文明。這應了一句古話，叫做“天不滅斯文”！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我應一些媒體和學校、機關之邀，就中華禮樂文化的主題做講演。聽衆的反應之熱烈令我深受感動。但我深知，這並不是我的演講有多高的水準，而是禮樂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禮學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會需求。
其實，我們無論是否舉辦北京奧運，中華禮儀文明都是要振興的，因為它既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也是我們未來的文明標志。北京奧運的歷史功績之一是給了全國人民回歸中華禮儀文明的契機，並且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中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同時崛起，是物質和精神的同時發皇，也是中華禮樂文明的偉大復興。而每一位有志於修身進德、勉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從禮樂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啓迪。這就是本書試圖告訴讀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於清華園寓所
中華是禮儀之邦，中華傳統是禮樂文化，這曾經作為一種常識，印入每一位華人的心田。
中國古代禮學有三部經典：《周禮》《儀禮》和《禮記》，合稱“三禮”，它們是中華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研究禮學不能不從這裏起步。
我與傳統禮學結緣，始於做研究生的年代，業師趙奉生（諱光賢）先生指定我以《周禮》的成書年代為主題做博士論文。《周禮》是一部通過官製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自來以古奧難讀而著稱。但在三讀之後，發現它既有豐富的治國理念，也不乏周密的管理措施。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贊美它是從黃帝、顓頊，直到周武王的八代典製精華之集粹，絶非溢美之詞。歷代學者每每用“體大思精”這四個字來評價它。這是一個博大的世界。
畢業後，我開始研究《儀禮》，它是以人生禮儀為主的先秦儀軌的集錦，一共有十七篇。所謂人生禮儀，是指從成年、結婚，一直到喪葬、祭祀的許多禮儀。除此之外，還有某些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禮儀以及一些貴族的禮儀。人的一生涵泳在禮樂之中，揖讓周旋，詩歌唱和，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其樂融融。這是一個典雅的世界。
之後，我又開始研究《禮記》，這是孔門七十子探討禮學思想的文集，一共有四十九篇。書中既有對禮義的闡發，又有對禮節的點評；既有對人生的感悟，又有對道的體味。說理雄辯，論道精微，而且多睿語與警句，美不勝收。書中有許多流傳千古的典故，撫今追昔，令人遐思萬端。這是一個深邃的世界。
“三禮”之學，歷來以繁難著稱，研究者不絶如縷，寥若晨星。從我研究《周禮》開始，就進入了一種近乎孤寂的氛圍。我被周圍的師友告知：這是一門冷學問，而且註定不可能成為“顯學”。媒體也偶爾會出現關於“三禮”之學可能要成為“絶學”的感嘆。這對於我個人而言並沒有什麽關係。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讀書的欲望源於自身的精神需求，衹要自己覺得心安理得，再寂寞的學問也是可以做得下去的。但是，“三禮”的妙旨奧藴、儒傢的高超智慧不能成為大衆的財富，則是全社會的莫大損失。我每每扼腕長嘆：這是何等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在長久的疏離之後，禮樂文化正在淡出人們的記憶，雖然耳熟能詳，卻是依稀仿佛，不知所云。禮樂文化是怎麽來的？它的學理又是怎樣的？禮樂文化對於人的成長能有什麽裨益？它與現代社會能否兼容？這些重要的問題，似乎很少有人理會。
正在山窮水盡之時，2008年北京奧運申辦成功，使得禮學的境遇出現重大轉機。由於政府把“人文奧運”作為北京奧運的三大目標之一，於是，舉國上下都開始關註公衆的文明程度。人們似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現：大衆層面禮儀文明的缺失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隨着北京奧運的日益臨近，人們無不為這一現狀感到焦慮，進而意識到要呼喚中華禮儀文明。這應了一句古話，叫做“天不滅斯文”！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之下，我應一些媒體和學校、機關之邀，就中華禮樂文化的主題做講演。聽衆的反應之熱烈令我深受感動。但我深知，這並不是我的演講有多高的水準，而是禮樂文化自身的魅力所致。我由此看到了禮學的強大生命力和巨大的社會需求。
其實，我們無論是否舉辦北京奧運，中華禮儀文明都是要振興的，因為它既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也是我們未來的文明標志。北京奧運的歷史功績之一是給了全國人民回歸中華禮儀文明的契機，並且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中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同時崛起，是物質和精神的同時發皇，也是中華禮樂文明的偉大復興。而每一位有志於修身進德、勉為君子的公民，尤其是青年朋友，都可以從禮樂文化中得到智慧和啓迪。這就是本書試圖告訴讀者朋友的。
彭林
2006年3月2日於清華園寓所
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
禮樂人生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儒傢的禮樂教化之道：
文明的進步與禮樂的邊緣化這裏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周公“製禮作樂”，第二個是儒傢的禮樂教化之道，第三個是儒傢禮學思想的邊緣化。
關於周公“製禮作樂”
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那麽，這個禮儀之邦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開國之初。周公對我們中華文明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製禮作樂”。
商朝是我們中原地區一個以青銅文明著稱的強大王朝。我們在博物館裏看到的許許多多最精美、最雄偉的青銅器幾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這個朝代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質文明非常發達，但是它在精神上卻是一個侏儒。近百年以來，安陽殷墟出土的十幾萬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記錄。他事無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謂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明天天氣好不好，昨天做了一個什麽夢，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統統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認為他執掌這個國傢是出自天命，誰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還非常殘暴，商朝有一個最突出的現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謂“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個商王死了以後，要拿幾百人去殉葬，這種現象我們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見到。所謂“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蠻和殘忍。由於這樣一些原因，商朝統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紂王的時候，民衆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點。
當時的周不過是偏處於西北地區的一個小國，它的國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來收攬人心，所以許許多多小國都願意歸附它，希望跟隨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後的决戰。大傢知道，在“牧野之戰”的時候，商王調集了七十萬人上陣，結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陣前起義了。這場戰爭，衹用了一個早晨的時間就結束了。一個國力那麽強大的帝國，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說倒就倒了。
這樣一個局面，讓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驚，簡直不能相信。《史記?周本紀》上面記載，晚上兩個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討論這件事，研究怎樣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轍，怎樣才能長治久安。由於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看到了民衆的偉大力量，所以意識到今後的統治政策不能再信什麽天命，而要重視民心的嚮背，要考慮到民衆的感受。周公在發表的一係列文誥中，反反復復談到這一點，比如他在《酒誥》中引用先人的話，“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古人把鏡子叫“鑒”，我們常說以人為鑒、以史為鑒、以銅為鑒，就是這個意思。他說不要拿水當鏡子，應該以民為鑒，要把老百姓的反應當作檢驗自己為政得失的一面鏡子。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後來成為我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一個主旋律。我們看《左傳》《國語》《孟子》《荀子》以及後代的文獻，有關的論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說是“史不絶書”。殷人很相信天，認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講天，但他們把鬼神置換成了“民”，他們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樣一來，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畫了等號。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都是源於周公的這個思想。所以說，古代中國在殷周革命的過程當中，實現了一個非常偉大的轉變。
這樣一個轉變，大傢千萬不要小看。我們清華的前輩王國維先生有一個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論》。他在《殷周制度論》裏面一開頭就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他認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道德之團體”，要用道德把貴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維係起來。為了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周公製定了一整套禮樂制度，史稱“周公製禮作樂”。周公製禮作樂，使得我們中國實現了由鬼道嚮人道的偉大飛躍，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不可等閑視之。
禮樂人生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儒傢的禮樂教化之道：
文明的進步與禮樂的邊緣化這裏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周公“製禮作樂”，第二個是儒傢的禮樂教化之道，第三個是儒傢禮學思想的邊緣化。
關於周公“製禮作樂”
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那麽，這個禮儀之邦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開國之初。周公對我們中華文明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製禮作樂”。
商朝是我們中原地區一個以青銅文明著稱的強大王朝。我們在博物館裏看到的許許多多最精美、最雄偉的青銅器幾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這個朝代是一個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質文明非常發達，但是它在精神上卻是一個侏儒。近百年以來，安陽殷墟出土的十幾萬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記錄。他事無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謂是“不問蒼生問鬼神”。明天天氣好不好，昨天做了一個什麽夢，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統統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認為他執掌這個國傢是出自天命，誰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還非常殘暴，商朝有一個最突出的現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謂“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個商王死了以後，要拿幾百人去殉葬，這種現象我們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見到。所謂“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蠻和殘忍。由於這樣一些原因，商朝統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紂王的時候，民衆的不滿已經到了極點。
當時的周不過是偏處於西北地區的一個小國，它的國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來收攬人心，所以許許多多小國都願意歸附它，希望跟隨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後的决戰。大傢知道，在“牧野之戰”的時候，商王調集了七十萬人上陣，結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陣前起義了。這場戰爭，衹用了一個早晨的時間就結束了。一個國力那麽強大的帝國，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說倒就倒了。
這樣一個局面，讓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驚，簡直不能相信。《史記?周本紀》上面記載，晚上兩個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討論這件事，研究怎樣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轍，怎樣才能長治久安。由於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看到了民衆的偉大力量，所以意識到今後的統治政策不能再信什麽天命，而要重視民心的嚮背，要考慮到民衆的感受。周公在發表的一係列文誥中，反反復復談到這一點，比如他在《酒誥》中引用先人的話，“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古人把鏡子叫“鑒”，我們常說以人為鑒、以史為鑒、以銅為鑒，就是這個意思。他說不要拿水當鏡子，應該以民為鑒，要把老百姓的反應當作檢驗自己為政得失的一面鏡子。
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後來成為我國古代民本主義思想的一個主旋律。我們看《左傳》《國語》《孟子》《荀子》以及後代的文獻，有關的論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說是“史不絶書”。殷人很相信天，認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講天，但他們把鬼神置換成了“民”，他們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樣一來，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畫了等號。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都是源於周公的這個思想。所以說，古代中國在殷周革命的過程當中，實現了一個非常偉大的轉變。
這樣一個轉變，大傢千萬不要小看。我們清華的前輩王國維先生有一個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論》。他在《殷周制度論》裏面一開頭就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他認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道德之團體”，要用道德把貴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維係起來。為了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周公製定了一整套禮樂制度，史稱“周公製禮作樂”。周公製禮作樂，使得我們中國實現了由鬼道嚮人道的偉大飛躍，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件，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