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纔
人與人確實會擦肩而過，比如我和柏楊先生。
1984年聶華苓和安格爾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對我發出邀請，據說與我一同赴美的是詩人徐遲。同時還從臺灣邀請了柏楊先生。但我突然出了點意外，沒有去成，因之與這兩位作傢失之交臂，並從此再沒見過。人生常常是一次錯過便永遠錯過。
轉年聶華苓再發來邀請。令我驚訝的是，在我周遊美國到各大學演講之時，所碰到的華人幾乎言必稱柏楊。其緣故是頭一年他在愛荷華大學演講的題目非常紮眼和刺耳：醜陋的中國人。一個演講惹起的波瀾居然過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貶，激烈猶新，可以想見柏楊先生發表這個演講時，是怎樣的振聾發聵，一石撩起千層浪！其實作傢就該在褒貶之間纔有價值。我找來柏楊先生的講稿一看，更為頭一年的擦肩而過遺憾不已。其緣故，乃是當時我正在寫《神鞭》和《三寸金蓮》，思考的也是國民性問題。
國民性是文化學最深層的問題之一。國民性所指是國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種文化在人們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腳，就變得牢固且頑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覺的，所以這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對於作傢來說，則是一種集體性格。由於作傢的天性是批判的，這裏所說的國民性自然是國民性的負面，即劣根性。魯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所激烈批評的也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應該說，他們的方式皆非學者的方式，不是嚴謹而邏輯的理性剖析，而是憑着作傢的敏感與尖銳，隨感式卻一針見血地刺中國民性格中的痼疾。魯迅與柏楊的不同是，魯迅用這種國民集體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獨特的認識價值。當然，魯迅先生也把這種國民性批判寫在他許多雜文中。柏楊則認為雜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樣”直插問題的“心髒”――這也是他當年由小說創作轉入雜文寫作的緣故。故而柏楊沒有將國民性寫入小說，而是通過雜文的筆法單刀直入地一樣樣直瞭瞭地擺在世人面前。他在寫這些文字時，沒有遮攔，實話實說，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飾，像把一張亮光光的鏡子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兒髒哪兒醜，想想該怎麽辦。
人與人確實會擦肩而過，比如我和柏楊先生。
1984年聶華苓和安格爾主持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對我發出邀請，據說與我一同赴美的是詩人徐遲。同時還從臺灣邀請了柏楊先生。但我突然出了點意外，沒有去成，因之與這兩位作傢失之交臂，並從此再沒見過。人生常常是一次錯過便永遠錯過。
轉年聶華苓再發來邀請。令我驚訝的是，在我周遊美國到各大學演講之時，所碰到的華人幾乎言必稱柏楊。其緣故是頭一年他在愛荷華大學演講的題目非常紮眼和刺耳：醜陋的中國人。一個演講惹起的波瀾居然過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貶，激烈猶新，可以想見柏楊先生發表這個演講時，是怎樣的振聾發聵，一石撩起千層浪！其實作傢就該在褒貶之間纔有價值。我找來柏楊先生的講稿一看，更為頭一年的擦肩而過遺憾不已。其緣故，乃是當時我正在寫《神鞭》和《三寸金蓮》，思考的也是國民性問題。
國民性是文化學最深層的問題之一。國民性所指是國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種文化在人們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腳，就變得牢固且頑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覺的，所以這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對於作傢來說，則是一種集體性格。由於作傢的天性是批判的，這裏所說的國民性自然是國民性的負面，即劣根性。魯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所激烈批評的也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應該說，他們的方式皆非學者的方式，不是嚴謹而邏輯的理性剖析，而是憑着作傢的敏感與尖銳，隨感式卻一針見血地刺中國民性格中的痼疾。魯迅與柏楊的不同是，魯迅用這種國民集體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獨特的認識價值。當然，魯迅先生也把這種國民性批判寫在他許多雜文中。柏楊則認為雜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樣”直插問題的“心髒”――這也是他當年由小說創作轉入雜文寫作的緣故。故而柏楊沒有將國民性寫入小說，而是通過雜文的筆法單刀直入地一樣樣直瞭瞭地擺在世人面前。他在寫這些文字時，沒有遮攔，實話實說，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飾，像把一張亮光光的鏡子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兒髒哪兒醜，想想該怎麽辦。
被人指出醜陋之處的滋味並不好受。這使我想起從十九世紀下半期到二十世紀初西方人的“傳教士文學”――也就是那時到中國傳教來的西方的教士所寫的種種見聞與札記。傳教士出於對異文化的好奇，熱衷於對中國文化形態進行描述。在這之中，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探索則是其中的熱點。被傳教士指出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是相當復雜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評，有文化誤解，也有輕衊和貶損；特別是後者，往往與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態切切相關。由於人們對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那段被屈辱的歷史記憶刻骨銘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這些出自西方人筆下的批評。這種傳教士文學倒是對西方人自己影響得太深太長，而且一成不變甚至成見地保持在他們的東方觀中。這又是另一個需要思辨的話題。
然而我們對自我的批評為什麽也不能接受呢？無論是魯迅先生還是柏楊先生對國民劣根的批評，都不能平心靜氣以待之。是他們所言荒謬，還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觸動。其實任何國傢和地域的集體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並不等於否定優根，否定一個民族。應該說，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優良的根性。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就是我們對國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來。一方面由於國門打開，中西接觸，兩種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較。比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着深層的國民的集體性格。另一方面，由於在中西的碰撞中，中國一直處於弱勢。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面對這種軟弱與無奈，苦苦尋求解脫，一定會反觀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強的深在於自身的緣故。這便從社會觀察到文化觀察，從體製與觀念到國民性。然而從文化視角觀察與解析國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評精神將國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來需要勇氣。所以我一直欽佩柏楊先生的這種批評精神與勇氣。尤其是這個充滿自責和自警的題目――醜陋的中國人――多容易被誤解呀！但是衹要我們在這些激烈的自責中能夠體會一位作傢對民族的愛意，其所言之“醜陋”便會開始悄悄地轉化。
如今，中國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走嚮繁榮。繁榮帶來的自信使我們難免內心膨脹。似乎我們不再需要自省什麽“醜陋不醜陋”了。然而一個真正的文明的民族，總要不斷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窮是富。貧富不是文明的標準。我們希望明天的中國能夠無愧地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記去不斷清洗歷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時站在自省的鏡子裏檢點自己，寬容和直面一切批評，並從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堅實的自信來。
也許為此，柏楊先生這本令人深省的書重新又放在我們的案頭。
2008.3.26
然而我們對自我的批評為什麽也不能接受呢？無論是魯迅先生還是柏楊先生對國民劣根的批評，都不能平心靜氣以待之。是他們所言荒謬，還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觸動。其實任何國傢和地域的集體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並不等於否定優根，否定一個民族。應該說，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優良的根性。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就是我們對國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來。一方面由於國門打開，中西接觸，兩種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較。比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着深層的國民的集體性格。另一方面，由於在中西的碰撞中，中國一直處於弱勢。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面對這種軟弱與無奈，苦苦尋求解脫，一定會反觀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強的深在於自身的緣故。這便從社會觀察到文化觀察，從體製與觀念到國民性。然而從文化視角觀察與解析國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評精神將國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來需要勇氣。所以我一直欽佩柏楊先生的這種批評精神與勇氣。尤其是這個充滿自責和自警的題目――醜陋的中國人――多容易被誤解呀！但是衹要我們在這些激烈的自責中能夠體會一位作傢對民族的愛意，其所言之“醜陋”便會開始悄悄地轉化。
如今，中國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走嚮繁榮。繁榮帶來的自信使我們難免內心膨脹。似乎我們不再需要自省什麽“醜陋不醜陋”了。然而一個真正的文明的民族，總要不斷自我批評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窮是富。貧富不是文明的標準。我們希望明天的中國能夠無愧地成為未來人類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記去不斷清洗歷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時站在自省的鏡子裏檢點自己，寬容和直面一切批評，並從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堅實的自信來。
也許為此，柏楊先生這本令人深省的書重新又放在我們的案頭。
200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