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政治社会（精选）
（1）“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
我喜欢傅彪，喜欢他银幕上一个个鲜活朴实的形象。报上说，傅彪生活中也是个厚道老实的人，可惜，他那么快就走了。
演艺界朋友和影迷们为他送行，场面蔚为大观。
说起他的离去，差不多的舆论是：他纯粹是累的，第一次手术后就该好好歇着，不能再玩命出场。发出议论的人似乎比傅彪清醒。还有人说，傅彪拍了那么多戏，按说挣的钱不算少了，再拼命不值。有人便解释，他也不光为挣钱，更是因为热爱艺术。但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为了更大成就，也不值得贴上命干。报上又说，傅彪贷款买了大房子，作为名牌演员，摊子不小，耗资也大，都得靠拍片撑着。
聪明人会说，何苦呢？摊子小点，房子小点，不就都有了吗？
那么，傅彪为何看不清呢？
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傅彪走后说，社会要关心艺人，他们面对的压力非常人可以想像。你在这个圈子里混，就不可能挣脱圈内的许多游戏规则。
一般人会觉得这话不得要领。演艺明星又非弱势群体，没有人拿鞭子抽着他们去拍戏，是他自己鞭策着自己去拍戏。说来说去，演艺明星或者各行各业精英要学会自己爱护自己。
可是，这年头为什么爱护自己很难做到？明明命是自己的，为什么都忘了？
这就不得不研究一下我们手中驱赶自己的那根鞭子了。
鞭子好像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又握在社会手里。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鞭策自己，因为社会的竞争在督促你。在小百姓看来，傅彪成了明星，可以悠着点了。孰不知，他和所有人一样，比下有余了但还可能比上不足。他眼里一定还有比他更有成就的艺人。一个人总往高处比，内心就难免不平衡，就有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就有继续奋战的动力。
其实全社会大小人物都如此。
人人都处在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中。人人都在不平衡。人人都因为不满而充满了玩儿命的动力。在几十年前那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农村里，农民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家家户户穷着，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现在温饱有余，看着村里村外的人有了钱，特别是看到城里那些更富得多的人，内心自然就不平衡了。想勤劳致富的有，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也有，这在经济学上说，是人们不能忍受的“相对贫困”。
当一个人活得比别人差比别人穷时，当一个人相对别人社会等级低时，心理失衡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人们才有了积极进取的动力。
谁被这种不平衡折磨得厉害，谁追求成功的动力就强。
那些生来富贵高人几等的小孩，长大动力相对就小。
中国时下处在发展中，人们充满发财的梦想，相互攀比十分刺激。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企业，都交织着密集的“不平衡”。不管多么成功的人，都有比上不足之处。一个领域内顶级成功的人，还会因更顶级人物的成功而不平衡。人人都活在“相对贫困”中，知足常乐成了古董。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傅彪的惋惜上了。
他明明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明星，为什么生病之后还歇不下来？
在这事上，都可能当事者迷，谁也不要做旁观者清的聪明人。不信，到那些大公司看看，那些已经做到董事、总监或者部门经理的年轻人，明明累到已经爬不动楼梯了，也绝不听别人的劝，干事时悠着点。为什么？与其忍受比上不足的痛苦，他宁肯这样累着。哪怕累得身体差点，也不能比别人升迁慢，比别人月薪少，比别人买房买车难。
人人都是这么干的。
傅彪病后，亲朋好友肯定也劝过他多歇歇，但没能劝住他。现在，我们想劝全社会的人都从容一点，爱护生命，也未必劝得住。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忍受不平衡的耐受力差，心灵脆弱，许多人宁肯透支生命，都不愿在活得不如别人的相对贫困中难受。
只有从社会文化入手，让人们知道，生活的质量等级除了金钱成功之外，还有一定的悠闲与自由，善待自己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盲目才可能减少。这时，关爱艺人才有可能多少变成一句实在话。
关键在文化。
（1）“相对贫困”的驱动与困扰
我喜欢傅彪，喜欢他银幕上一个个鲜活朴实的形象。报上说，傅彪生活中也是个厚道老实的人，可惜，他那么快就走了。
演艺界朋友和影迷们为他送行，场面蔚为大观。
说起他的离去，差不多的舆论是：他纯粹是累的，第一次手术后就该好好歇着，不能再玩命出场。发出议论的人似乎比傅彪清醒。还有人说，傅彪拍了那么多戏，按说挣的钱不算少了，再拼命不值。有人便解释，他也不光为挣钱，更是因为热爱艺术。但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为了更大成就，也不值得贴上命干。报上又说，傅彪贷款买了大房子，作为名牌演员，摊子不小，耗资也大，都得靠拍片撑着。
聪明人会说，何苦呢？摊子小点，房子小点，不就都有了吗？
那么，傅彪为何看不清呢？
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在傅彪走后说，社会要关心艺人，他们面对的压力非常人可以想像。你在这个圈子里混，就不可能挣脱圈内的许多游戏规则。
一般人会觉得这话不得要领。演艺明星又非弱势群体，没有人拿鞭子抽着他们去拍戏，是他自己鞭策着自己去拍戏。说来说去，演艺明星或者各行各业精英要学会自己爱护自己。
可是，这年头为什么爱护自己很难做到？明明命是自己的，为什么都忘了？
这就不得不研究一下我们手中驱赶自己的那根鞭子了。
鞭子好像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又握在社会手里。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鞭策自己，因为社会的竞争在督促你。在小百姓看来，傅彪成了明星，可以悠着点了。孰不知，他和所有人一样，比下有余了但还可能比上不足。他眼里一定还有比他更有成就的艺人。一个人总往高处比，内心就难免不平衡，就有对自己现状的不满，就有继续奋战的动力。
其实全社会大小人物都如此。
人人都处在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中。人人都在不平衡。人人都因为不满而充满了玩儿命的动力。在几十年前那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农村里，农民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家家户户穷着，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现在温饱有余，看着村里村外的人有了钱，特别是看到城里那些更富得多的人，内心自然就不平衡了。想勤劳致富的有，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也有，这在经济学上说，是人们不能忍受的“相对贫困”。
当一个人活得比别人差比别人穷时，当一个人相对别人社会等级低时，心理失衡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人们才有了积极进取的动力。
谁被这种不平衡折磨得厉害，谁追求成功的动力就强。
那些生来富贵高人几等的小孩，长大动力相对就小。
中国时下处在发展中，人们充满发财的梦想，相互攀比十分刺激。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企业，都交织着密集的“不平衡”。不管多么成功的人，都有比上不足之处。一个领域内顶级成功的人，还会因更顶级人物的成功而不平衡。人人都活在“相对贫困”中，知足常乐成了古董。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傅彪的惋惜上了。
他明明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明星，为什么生病之后还歇不下来？
在这事上，都可能当事者迷，谁也不要做旁观者清的聪明人。不信，到那些大公司看看，那些已经做到董事、总监或者部门经理的年轻人，明明累到已经爬不动楼梯了，也绝不听别人的劝，干事时悠着点。为什么？与其忍受比上不足的痛苦，他宁肯这样累着。哪怕累得身体差点，也不能比别人升迁慢，比别人月薪少，比别人买房买车难。
人人都是这么干的。
傅彪病后，亲朋好友肯定也劝过他多歇歇，但没能劝住他。现在，我们想劝全社会的人都从容一点，爱护生命，也未必劝得住。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忍受不平衡的耐受力差，心灵脆弱，许多人宁肯透支生命，都不愿在活得不如别人的相对贫困中难受。
只有从社会文化入手，让人们知道，生活的质量等级除了金钱成功之外，还有一定的悠闲与自由，善待自己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盲目才可能减少。这时，关爱艺人才有可能多少变成一句实在话。
关键在文化。
（2）没有猫狗的村庄
关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为这方面的神经已几近麻木。
近日读《市场报》记者罗庆华和胡雪良的文章《乐清生态环境“污”云笼罩》，还是再度感到愤懑。报道说，乐清是著名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2005年，低压电器总产值达4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被冠以“低压电器之都”、“钻头产业基地”、“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精密模具生产基地”等称谓，其创造的产值高居温州各县之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环境却付出了高昂代价。1.4万亩淡水养殖场被严重污染，69个村庄发生大面积贝类死亡；更令人揪心的是，在一个紧邻电镀厂的村庄，19人患上同一种病症，已有15人相继病故。经北京农林科学院、浙江大学化学研究所对水样、土样的检测，显示多种有害重金属严重超标。被污染的上好耕地大部分已经撂荒，成熟的农产品村民不敢食用，迫于生计，违心地拿到集市上卖掉。
不错，中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之路，许多人已习惯将“大国地位”、“大国心态”挂在嘴边。今天的中国人外出旅游，已成为众多时尚之都最受欢迎的消费者。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高速路四通八达，小汽车已成为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这一切似乎都逼近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而，路修得再宽，是让人走的。房子盖得再大，是让人住的。
以人为本，永远应该是第一位的。
我的一个朋友出生在河北著名的产棉区，据他讲，小时候的故乡“水坑”星罗棋布，夏日孩子们脱光了衣服在“水坑”里嬉戏，至今仍是他最快乐的回忆。“水坑”盛产一种八寸长的金红色鲤鱼，农民们下“坑”捞鱼根本不用工具，只穿短裤徒手下到坑里，几分钟就可摸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更奇的是，到井里担水，一桶水提上来，总有几条寸长的小鱼游在其间。然而，几年前他再度回乡，村庄早已不复童年时的模样。曾经闪着波光、跳跃着金红色鲤鱼的“水坑”早已干涸，长着没人高的荒草。因为棉花招虫，大剂量使用农药，所有的沟渠井水均遭污染，妇女喝到四十岁就开始掉牙，显出老态。农药战胜了虫害，苍蝇蚊子几近绝迹，这或许是好事，但猫狗也无一逃生。
没有了猫狗的村庄有些异样的寂静。
上世纪九十年代，白洋淀曾重现旧日荡漾的碧波，我曾两次去那里游玩。阔大的水面，高高的芦苇荡，摇着船桨的渔家，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华北明珠”。但两年前再去，水位下降，许多湖面已无法行船，且污染严重，散发着恶臭。
由此，我不再吃曾经非常喜欢的白洋淀产咸鸭蛋。
关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为这方面的神经已几近麻木。
近日读《市场报》记者罗庆华和胡雪良的文章《乐清生态环境“污”云笼罩》，还是再度感到愤懑。报道说，乐清是著名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2005年，低压电器总产值达4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被冠以“低压电器之都”、“钻头产业基地”、“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精密模具生产基地”等称谓，其创造的产值高居温州各县之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环境却付出了高昂代价。1.4万亩淡水养殖场被严重污染，69个村庄发生大面积贝类死亡；更令人揪心的是，在一个紧邻电镀厂的村庄，19人患上同一种病症，已有15人相继病故。经北京农林科学院、浙江大学化学研究所对水样、土样的检测，显示多种有害重金属严重超标。被污染的上好耕地大部分已经撂荒，成熟的农产品村民不敢食用，迫于生计，违心地拿到集市上卖掉。
不错，中国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工业化之路，许多人已习惯将“大国地位”、“大国心态”挂在嘴边。今天的中国人外出旅游，已成为众多时尚之都最受欢迎的消费者。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高速路四通八达，小汽车已成为普通家庭的代步工具。这一切似乎都逼近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而，路修得再宽，是让人走的。房子盖得再大，是让人住的。
以人为本，永远应该是第一位的。
我的一个朋友出生在河北著名的产棉区，据他讲，小时候的故乡“水坑”星罗棋布，夏日孩子们脱光了衣服在“水坑”里嬉戏，至今仍是他最快乐的回忆。“水坑”盛产一种八寸长的金红色鲤鱼，农民们下“坑”捞鱼根本不用工具，只穿短裤徒手下到坑里，几分钟就可摸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更奇的是，到井里担水，一桶水提上来，总有几条寸长的小鱼游在其间。然而，几年前他再度回乡，村庄早已不复童年时的模样。曾经闪着波光、跳跃着金红色鲤鱼的“水坑”早已干涸，长着没人高的荒草。因为棉花招虫，大剂量使用农药，所有的沟渠井水均遭污染，妇女喝到四十岁就开始掉牙，显出老态。农药战胜了虫害，苍蝇蚊子几近绝迹，这或许是好事，但猫狗也无一逃生。
没有了猫狗的村庄有些异样的寂静。
上世纪九十年代，白洋淀曾重现旧日荡漾的碧波，我曾两次去那里游玩。阔大的水面，高高的芦苇荡，摇着船桨的渔家，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华北明珠”。但两年前再去，水位下降，许多湖面已无法行船，且污染严重，散发着恶臭。
由此，我不再吃曾经非常喜欢的白洋淀产咸鸭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