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過《論語》以後，又引起大傢研究《孟子》的興趣，希望再講《孟子》。 其實，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我是很膚淺的，過去所講的《論語》，也衹是為 了時代的需要，東拉西扯地講了一大堆廢話，想不到大傢還很愛好，這真是出乎意 料之外。新舊文化交流互變的衝擊時代，衹好采取配合時代趨勢的方法來研究。我 也衹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貢獻大傢作參考。至於怎樣去深入，自古以來，關於《孟 子》的著述非常多，還是需要大傢自己努力去探討、去尋求。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於現在小學 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那時候讀書， 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 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並不 註意內容的講解，衹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 節。
這裏有一點要順便說明的，這也是歷史時代轉化演變的資料，就中國文化史的 演變來看，雖說是小事情，卻有關大題目。我們那個時代，還承受清朝末年的遺風， 社會是舊式的社會，是典型的古老農村社會。印刷還不發達。《孟子》啊，《論語》 啊，也有一章一章分開來賣，並不一定要買全部的書。記得我在開始讀《孟子》的 時候，是先讀《離婁》這一篇的。
我們那時代稱呼老師叫“先生”，並不叫老師。學工學商的老師叫師父，也不 叫老師。戒方就是上古時代所謂的“夏楚”，是老師們處罰學生的鞭答。這種處罰 很有用處，說句良心話，現在想起來，還蠻可愛的，並不像現代人所說的那樣可怕， 更不會有什麽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煩的副作用。當然，這些道理很難講，衹能說古今 時代不同，思想、教育、觀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過去歷史上無論是 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經歷過戒方式的嚴格教育，可是並沒有妨礙他們的偉 大成就和偉大人格。對嗎？當然，過分的體罰我也是不贊成的。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內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 說些什麽？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 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傢裏 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 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 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 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 不可。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 子》。什麽“唐宋八大傢”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 《孟子》的文章裏鑽出來，纔有那樣偉大的成就。當然喔！什麽莎士比亞啊！培根 啊！叔本華啊！與孟子並不相幹。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裏或筆下引用的 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衹有 引用莎士比亞他們，纔算時髦。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係，衹能說是古今 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
後來我們進了洋學堂——就是現代化的學校，正碰上“五四”運動，打倒孔傢 店，推翻舊文化，幾乎是舉國若狂，大傢跟着鬧了一段短時期，對於傳統文化的舊 文學，一再吵着要廢除。慢慢地，我們這些基本上從舊式教育出身的，對這些書本， 也漸漸地淡漠起來。
不過，凡事若是從童子功開始學的，始終很難忘情的，儘管時代不同，在思想 觀念的領域裏，它的確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來的新教育、新課本， 由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仍然沒有完全離開過舊文化。尤其是 《孟子》，幾乎每一級學校裏的國文課本，都要選上幾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儘管 不重視，但對孟子的文章還是讀過，反感歸反感，讀還是要讀。也正因為如此， 能保持歷史文化於不墮。現在面對這麽多的先生們，由我來講《孟子》，實在有點 戰戰兢兢，不大好意思，這真叫作“班門弄斧”，當着內行耍外行，自耍活寶。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於現在小學 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那時候讀書， 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 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並不 註意內容的講解，衹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 節。
這裏有一點要順便說明的，這也是歷史時代轉化演變的資料，就中國文化史的 演變來看，雖說是小事情，卻有關大題目。我們那個時代，還承受清朝末年的遺風， 社會是舊式的社會，是典型的古老農村社會。印刷還不發達。《孟子》啊，《論語》 啊，也有一章一章分開來賣，並不一定要買全部的書。記得我在開始讀《孟子》的 時候，是先讀《離婁》這一篇的。
我們那時代稱呼老師叫“先生”，並不叫老師。學工學商的老師叫師父，也不 叫老師。戒方就是上古時代所謂的“夏楚”，是老師們處罰學生的鞭答。這種處罰 很有用處，說句良心話，現在想起來，還蠻可愛的，並不像現代人所說的那樣可怕， 更不會有什麽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煩的副作用。當然，這些道理很難講，衹能說古今 時代不同，思想、教育、觀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過去歷史上無論是 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經歷過戒方式的嚴格教育，可是並沒有妨礙他們的偉 大成就和偉大人格。對嗎？當然，過分的體罰我也是不贊成的。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內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 說些什麽？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 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傢裏 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 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 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 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 不可。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 子》。什麽“唐宋八大傢”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 《孟子》的文章裏鑽出來，纔有那樣偉大的成就。當然喔！什麽莎士比亞啊！培根 啊！叔本華啊！與孟子並不相幹。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裏或筆下引用的 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衹有 引用莎士比亞他們，纔算時髦。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係，衹能說是古今 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
後來我們進了洋學堂——就是現代化的學校，正碰上“五四”運動，打倒孔傢 店，推翻舊文化，幾乎是舉國若狂，大傢跟着鬧了一段短時期，對於傳統文化的舊 文學，一再吵着要廢除。慢慢地，我們這些基本上從舊式教育出身的，對這些書本， 也漸漸地淡漠起來。
不過，凡事若是從童子功開始學的，始終很難忘情的，儘管時代不同，在思想 觀念的領域裏，它的確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來的新教育、新課本， 由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仍然沒有完全離開過舊文化。尤其是 《孟子》，幾乎每一級學校裏的國文課本，都要選上幾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儘管 不重視，但對孟子的文章還是讀過，反感歸反感，讀還是要讀。也正因為如此， 能保持歷史文化於不墮。現在面對這麽多的先生們，由我來講《孟子》，實在有點 戰戰兢兢，不大好意思，這真叫作“班門弄斧”，當着內行耍外行，自耍活寶。
春秋無義戰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麽纔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麽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衹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裏，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傢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係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裏，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纔是正確的善惡？怎樣纔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
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衹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衹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衹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
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麽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絶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衹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絶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麽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啓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裏，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2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絶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絶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絶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凄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竜、劇子、李俚、屍子、長廬、籲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我們要註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啓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啓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纔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衹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裏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麽偉大，能影響幹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麽凄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傢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裏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裏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行呢？“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傢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 “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衹小心翼翼地側着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衹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衹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裏還拿着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跡，紮紮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衹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裏，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傢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傢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啓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嘆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衹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着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裏，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裏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裏，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衹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衹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衹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瞭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産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處世的哲學問題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睏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分阝。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裏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
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裏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着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裏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裏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睏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着，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衹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嚮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衹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阝），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着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嚮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睏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裏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裏奚一樣，在他窮睏的時候，衹幫着那些趕牛車的人喂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麽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纔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綫。那麽，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裏奚的喂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裏，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裏，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傢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啓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衹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瞭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效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裏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裏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周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註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𠔌子求學。鬼𠔌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傢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蘇秦離開了鬼𠔌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衹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嚮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纔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着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産業，又藉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裏，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麽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跡，列於遊說之外了。
秦皇霸業的藍圖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遊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鬍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
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
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
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綫。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青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决辭是怎麽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傢，是不可以隨便徵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巨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裏而來到我的國傢，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麽一天，再嚮你專誠請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麽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瞭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傢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裏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麽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製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纔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麽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裏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裏衹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裏，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采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復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絶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衹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傢。
蘇秦的還鄉
原文對蘇秦回傢的一段情景，雖然衹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竜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裏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註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纔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劃不來。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傢，妻
不下糹任，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衹好打回傢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麽辦？他不負氣自殺，衹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衹有“贏騰履蹻” 了。什麽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傢，衹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衹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衹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黴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雇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衹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着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麽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絶不能丟，衹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鹹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睏，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幹癟的窮酸相。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裏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傢，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衹好硬着頭皮回傢。當然，進了自己的傢，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傢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臉
這樣還不算什麽，等他到了傢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着傢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衹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裏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裏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製，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嚮，嫂嫂們又要看着一傢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麽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麽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註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衹是自己重重地嘆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麽胸襟！什麽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衹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藉酒澆愁，要打人、要接人！
還有一點要註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志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絶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裏引用的話。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裏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註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麯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産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傢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饑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衹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衹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裏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衹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老二規規矩矩為傢裏添置了産業，所以傢裏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傢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衹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傢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嚮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嚮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産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裏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着密切的關係。
蘇秦成功的秘訣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蘇秦當時發奮圖強的另一頁。他回到傢裏以後，在那種重重打擊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經太難得。同時他又踏實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連夜檢閱自己的藏書，在幾十種古書裏，他特別找出了姜太公所著、與《陰符經》有關的謀略之學。他重新開始研究陰符謀略，仔細去抉擇它的精要。讀到夜裏想睡覺時，他便拿起錐子來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覺自己。因此我們古人有勉勵青年人求學的名言，所謂“頭懸梁，錐刺股”。其中錐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蘇秦這件事的。好在他有強健的身體，能夠熬得過這種自虐式的刻苦奮鬥，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腳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沒有充沛健康的體能，那就早已完了。他這樣的用功，經過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說動當時各國的政治領袖，所謂“當世之君”的人主們了。他的原文是從前面提過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着還有這樣的記載：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敗
我們講到這裏，暫且告一段落，先回轉來看有關蘇秦成功與失敗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蘇秦的學術思想問題。
大傢都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和張儀、龐涓、孫臏他們，都是鬼𠔌子的學生。孫臏和龐涓出山以後，正值當時國際間的風雲排蕩之秋，在軍事的戰爭上都有所成名，這不在本題範圍，不去講他。蘇秦與張儀和他們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綫。
搞政治，當然要牽扯到學說思想問題。我們看過蘇秦初見秦惠王的遊說資料，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在出道之初，講的也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大體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學說思想範圍，來分析當時的現勢，貢獻自己的主張和計劃。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更沒有如後世小說傢所想象的，鬼𠔌子傳了他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特別本事。
為什麽蘇秦當時所講比較正規的學術思想，卻不能被當時的老闆們——所謂 “人君”的人主們所接受呢？這是為了什麽？如果衹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敗壞等老套觀念來看，當然也是理由，實際並不透徹。究竟是什麽原因？大傢不妨多去讀讀書，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過，由此顯而易見的是蘇秦那種初期正反互相參合的學說，已經無法扣動當時的人主們之心弦，何況我們的孟夫子，動輒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吃不開了。
很可惜的是，蘇秦後來還有十次對秦惠王的建議論文，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資料。否則，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傢的文化遺産中，也必可以成為一傢之言，一定也占有相當的價值。不過，話說回來，蘇秦本人的思想，衹講現實，並不註意學說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許，他認為那些建議意見，是失敗的，所以便沒有讓它流傳了。
《陰符經》的啓示
第二，《陰符經》與蘇秦後來成功的問題
我們看了以上的資料，都知道蘇秦從秦國失敗回傢以後，關起門來，苦苦地再來用功讀書。據說，讀的是。周朝初期極富傳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呂尚）所傳的那本《陰符經》。因此，自秦漢以後，很多人都在找這本出過歷史性的大風頭、有旋乾轉坤之能的神秘奇書。學政治的，學軍事的，甚至學神仙道術的，統統都在找它。另外有個類似的傳說，圯上老人——黃石公，給了張良一本書，張良讀了以後才能再度出山，成為帝王師的風雲人物。有人說，圯上老人給張良的，便是《素書》，因此許多人也拼命去讀《素書》，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貴的捷徑。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陰符經》和《素書》，據學者們的考證，都是偽書，是後人所假造的。那兩本真書，早已收歸天上，不落人間了。而且我們現有的《陰符經》有兩種：一種是所謂黃帝時代所著的《陰符經》，是道書，當然也可以在其中牽強附會，套上政治學、軍事學、謀略學等許多大原理原則。還有別一種《陰符經》便是所謂《太公兵法》，實際上都是偽書。書本雖然出於後世才人的偽造，但它的內容、價值，卻不可以因為是偽書便一筆抹煞。這等於國際市場上某些精良的贋品，不但可以亂真，甚而有時簡直可以同真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蘇秦。他在傢裏，又下了一年晝夜關門苦讀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說動當時的人君們。難道說《陰符經》真有這樣神妙嗎？你若把流傳下來固有的《陰符經》，或《太公兵法》，或者《鬼𠔌子》那些書都拿來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沒有高度的智慧，足資自我啓發的話，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書本所睏擾，變成一個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來愈不切實際的老鼕烘了。
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蘇秦再度出來的成功，的確是由研讀《陰符經》所致。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古書裏，所謂陰符也好，六韜三略也好，這些書本統統屬於謀略學的範圍。大體上，所有論說的內容，都是用古代簡練的文字，根據天道、物理等奇正反復、陰陽互變、動靜互用的原則，來說明應用在人事上的原理。這所謂人事，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等等人際關係的事務。蘇秦再讀《陰符經》以後，啓發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細研究當時的天下大勢，使他有了新的啓示，形成一套適合於當時國際現勢的新的謀略構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認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當時人主們現實的需要，必定會采納他的意見而使自己達成願望。
由這裏，我們可以瞭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門學問，必須要從讀書求知識，受教育而建立基礎。但是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由於前人的經驗纍積所集成的産品。當你吸收了這些知識經驗以後，必須還要自己能夠消化，能夠加以發揮，産生出你自己新的見解，纔是構成學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範圍，那就變成了所謂的“書呆子”了。其實，書呆子的確也是人類文化的藝術産品，有他非常可愛的一面。但是，往往運用到現實的事務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厭的一面，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蘇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書呆子的蛻化而成功的。
圖取個人權利
第三，我們要註意蘇秦在歷史文化上的價值問題。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本基礎上，幾千年來一仍不變的重心所在，就是傳統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係儒傢學術思想的道統。嚴格說來，這種文化維係續絶的道統所在，倒並非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緣故。實際上，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先天性地愛好人道和平，重視接近天則的王道教化，而薄視巧取豪奪的權謀所致。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史上，儘管有非常可愛、非常重要的諸子學說思想，但也衹能把它用來作為文化學術的旁通陪襯，而不能認為是正規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況如蘇秦、張儀之流的縱橫謀略之學，衹是從個人的權利思想出發，圖得個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動機，並沒有為國傢天下長治久安作打算。因此，雖然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煊赫一時，風雲了二三十年，但畢竟要被歷史的天秤稱量下去，並不予以重視。
再說，我們雖然衹是簡略地讀了前面引述蘇秦出處的那些資料，但在大體上，已可瞭解他是深受當時的時代環境、社會風氣和家庭背景所影響。他並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樣具有“確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獨行的精神修養。所以他始終衹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傢，一個聰慧的凡夫，絶對無法成為一個超凡的聖人。那麽，在這裏我們對於凡夫與聖人的分野，又如何來下一個定義呢？很簡單：
在現實的人生中，衹為自己一身的動機而圖取功名富貴的謀身者，便是凡夫。
在現實的人生中，如不為自己一身而謀，捨生取義，衹為憂世憂人而謀國、謀天下者，便是聖人。
所以我們衹要看蘇秦的傳記上，當他學成再要出門時的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識志量衹在財勢而已。
在這裏，使我想起當年在四川時，聽一位西蜀的前輩朋友，告訴我們戲中幾句幽默的戲文。其實，我覺得不單是平常的幽默，簡直是對英雄主義的諷刺，也是人生哲學的透視。現在可以用來對蘇秦的這個歷史故事作類比。
川戲、漢戲，差不多都是同一係統的地方性藝術。也和京戲一樣，在作戲的時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鑼大鼓。當然，京戲原來就由安徽湖北戲變來的，大鑼大鼓也有極大的學問，年輕同學們對這一部分國粹不可以太輕視。
現在我要講的，當川戲中唱某一出大戲時，先在震天價響的大鑼大鼓開場下，出來了兩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緑林英豪。他們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戲臺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轉上一圈，然後在戲臺的中央當衆一站，虎虎有生氣地撩下了遮面的半邊大氅，就開始唱起他們自報名來的道白了。一個英雄唱的是：
“獨坐深山門幽幽，兩眼瞪着貓兒頭。（當年四川路攤上賣給勞力人們吃的白飯，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種便飯，就叫做貓兒頭。）如要孤傢愁眉展，除非豆花（兒）拌醬油。”
你看，所謂占山立寨的英雄豪傑們，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為了吃飯嗎？衹是被他這種裝扮，配上幽默的對白和做作，一說穿，人生本來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個跟着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紙糊（的）燈籠打得穿。開箱豆腐打得爛，打不爛除非（是）豆腐幹。”
這可真夠幽默了，這四句話說穿了人畢竟都是人，就是這樣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偽裝，誰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話也說過了，由這個笑話的題材，我們再回轉來看蘇秦的動機，所謂 “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的語句文辭，和所引用川戲中的兩首白話詩來對看，就不用我再來下結論了。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在戰國的後期，國際上所有盛極而衰的強國，盡是一片紛紛擾擾的局面，都畏懼崛起西邊的強秦，沒有哪一國真敢和秦國抗手爭衡的。即如孟子所見最大的、最古老的齊國之君齊宣王，也不例外。那麽，蘇秦這次的再次出門遊說，要想實施他合縱抗秦的聯合國計劃，實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如此之難，即如後世的歷史上，以一介平民的書生，毫無背景，毫無憑藉，要想掌握整個天下於股掌之間，成立一個空頭聯合戰綫的王國，除了蘇秦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們讀歷史，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衡量，隨便怎麽看不起蘇秦的作為，但他畢竟還是有他對當時時代貢獻的功績存在。他後來能夠南北奔走，把國際間聯合戰綫組織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揚威地讓他傢人和嫂子們羨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着實作到了嚇阻強秦而不敢輕易發動侵略的戰爭。因此而使當時戰事連綿的天下時局，能夠由他手裏一直安定和平地過了二十多年。不但當時的六國諸侯深受其利，間接地使當時天下各國的人民，能夠喘息安居，半生免於戰爭戎馬的禍患，實在也是很大的功德。雖然他衹為現實利益，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偉業，豈可輕易地抹煞。事實上，孟子在當時，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評論管仲等人物的語調，假如孔子遲生在蘇秦之後，也許會給他一句 “可謂能矣”的評語呢！
歷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論，我們衹要看一看劉嚮著《戰國策》的序言，便可知蘇秦的確也有可貴可愛的一面。如劉嚮所說：
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王師之，道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
故孟子、孫卿（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蘇秦的小弟）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莢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我們要註意，蘇秦第一次遊說的失敗，是先走強國的路綫。這一次他再度出門遊說，經由趙國，先到北方的燕國。燕文侯被打動了心，最後對蘇秦說，願意把全國的力量托付他，以便從事南北聯合陣綫的合縱工作。並且給他足夠的活動資金，又為他裝備豪華的外交馬車。如《戰國策》所記：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縱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賫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從此蘇秦便一路順利地到了趙國來遊說趙肅侯。結果趙王也和燕文侯一樣，願意把國事全部付托給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給蘇秦活動資金和外交排場。
如所記：
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綉千純，以約諸侯。
你看！這一下蘇秦的神氣更大了。他到了韓國，結果韓宣王又是說：“敬奉社稷以從。”
接着，他到魏國來說動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評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結果他也同燕趙韓一樣，完全聽命於蘇秦。
等到蘇秦再到齊國來見那一位嚮孟子請教過，結果是話不投機的齊宣王，也是 “敬奉社稷以從”，嚮他拱手拜托了。
最後，他到南方說動了楚國的威王，楚王當然也是以“謹奉社稷以從”作結論。到此，司馬遷寫《蘇秦列傳》便說：“於是六國縱合而並力焉，蘇秦為縱約長。” “縱約長”，相當於現在所謂聯合國的秘書長。“並相六國”，同時兼任當時國際上六個國傢——燕、韓、趙、魏、齊、楚的輔相職務。
這個時候的蘇秦，神氣可大了。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小小的基辛格，哪裏能夠與蘇秦相提並論。
不過，最有趣的，是《戰國策》中，首先在《秦策》裏所記述蘇秦那篇的結尾一段，他寫實的描寫，也和司馬遷在《史記》裏所寫的一樣有趣。雖然我認為《戰國策》裏對蘇秦的一段結語，正好為他作蓋棺論定的畫竜點睛。不過，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順暢，我們還是采用了《史記》的一段，更為條貫。
蘇秦組織聯合戰綫的合縱計劃，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動的成功之後，他必須回轉北方，嚮開始發起的燕趙報告。在北上的途中，必須經過他的故鄉洛陽。這一路行來，後面侍從的車駕陣勢，非常浩大。隨行的行李和衛隊，當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風十足。更何況各國的諸侯都派遣了特別使節來歡送他。那種神氣，簡直就相當於當時執掌政權的諸侯王者一樣。
因此，搞得當時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顯王，聽了這種情況，心中也有點惴喘不安了。因為蘇秦本來是他中央直轄治下的平民，並且在他第一次出來遊說時，也曾先嚮東周提出過意見，結果被打了回票。所以這次周顯王更顯得有些難堪了。因此，衹好派了專人為他清理還鄉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遠到郊外去歡迎他。如＆，
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蘇秦的書生本色
現在我們繼續看蘇秦回到故鄉後的記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可以啓發我們對人生觀的哲學思想，以及作人處世，在義、利之間的取捨，非常值得註意。先看這一段絶妙的原文：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日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睏，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這段原文接在當時中央政府的天子周顯王也派特使出來歡迎之後。
蘇秦當時那種威風榮耀，比起唐朝的士子們，考取了進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動到郊外去歡迎他。等到蘇秦的全副儀仗到傢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們，都不敢拿正眼來面對着他，衹敢低着頭，偷偷地拿眼角瞄視他，而且都彎着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態侍候他，等着他來吃飯。
蘇秦看了這種情景，就笑着對他的大嫂說，你在我當年失意回傢時，不肯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麽又這樣地多禮呢？我們讀了蘇秦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問話，果然覺得他也未免有點小氣。但要知道，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聖哲，可以淡忘過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個平常人，都會有這種介意的心理存在。衹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沒有采取難堪的報復做法，已經算是第一流的豪傑之士，何況蘇秦還坦坦白白地用笑臉說出他的幽默話呢！好了，理論少講，我們快看這一幕家庭鬧劇是怎樣地演出。
他的嫂子聽了蘇秦類似譏諷的幽默以後，挂不住了，生怕蘇秦會拿權勢來報復她，幹脆便一跪到地，撲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謂的“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嚮他道歉，一面說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話：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錢又多，所以我要對你好好地巴結了！這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讓人拍案叫絶，如果也用金聖嘆批小說的手法來講，可批：“好個蘇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蘇秦問得譏諷、幽默。蘇大嫂答得也真夠坦率，真夠心直口快，說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話。
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禮敬，是要極高度的學問修養才能做到。否則，絶對純樸，沒有學識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與人相處的禮敬態色，不是為了權勢的高位，就是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視。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蘇傢的老三，當然會有人嚮他拍馬屁了。
季子，是蘇大嫂在傢裏叫蘇秦老三或三叔的口頭語，並不一定是蘇秦的名字。不過，古人的口語，記之於文字，後來往往便把它當作了文詞。
我想這種人生滋味的經驗，在每個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記錄的。衹是在蘇秦這裏，叔嫂兩人的對話中，坦白地說出了人情世態的真相，便覺得夠刺激！夠痛快！
也由於蘇大嫂的坦率，便接着引出蘇秦對人生觀的哲學言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所以不是要記者發表的私人意見，更不是他代表合縱政策的聯合公告（一笑）。當他聽了他大嫂的話，便很感慨地說：唉！當年落魄回傢的蘇秦，也就是現在的我，同樣的一個人，當你富貴的時候，親戚朋友都畏懼你，敬重你。當你貧賤的時候，人們就輕視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顧的人。像我蘇秦這樣的人，對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味道，何況平常的一般人呢？註意！我們要特別註意原文中“況衆人乎”這句話的語意。為什麽呢？蘇秦的語意是很坦白地說，像我蘇秦這樣有出息的人，雖然有一半是運氣，但是也算難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努力的成果，有這種好運的機會。因此，世界上那些註定要受委麯的人們，還不知有多少哩！這便是蘇秦的哲學觀點，蘇秦的書生本色，的確明通世故，透達人情到了極點，所以他的成就，也並非偶然僥幸得來的。
但是，這一段文章裏的“況衆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釋，是說像我的傢人親屬們，在我失意的時候，也是那樣地鄙視我。現在在我得意的時候，又這樣地巴結我。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毫無關係的外人呢！
這還不算，最可愛的是蘇秦接着說出他的坦率話。他說：假如我當年自己手裏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畝，那我寧可在傢裏享受田園之樂，在農村社會作一個小小的富傢翁，享享福，誰又願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過，我蘇秦真要有那種好的家庭環境，那麽，我今天哪裏可能一身掌有六個國傢的輔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禍都很難說，我們如果從道德果報的觀點來看，便有後世宗教傢們所說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如果衹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便符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至理名言。
講到蘇秦所說人生哲學的道理，使我聯想起現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當他少年時，開始出來學軍事，當小排長的時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記裏寫着，如果他有五百塊大洋，可以回傢買幾畝地來種田的話，實在不想這樣辛苦。他哪裏想到後來居然成為國傢重鎮，在歷史上留名呢？同樣情形，在唐末的亂世中，吳越王錢鏐，原先也衹想在販????的行業裏，多糾集些人手來保護自己，他哪裏又預料到後來能屏障東南，做到了“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說，朱元津要不是因為當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緣也難得溫飽的話，他也不會去投軍。當時他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後來竟然當上皇帝。當漢光武劉秀還沒落在民間的時候，他的最大希望，衹想做到帝都衛戍司令的職位，然後討到陰麗華來做老婆，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就志得意滿。哪裏又想到竟然作了漢代中興的令主呢？諸如此類歷史人物的類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講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像蘇秦那樣的人物，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仍然能不失書生本色。播然憬悟到人生哲學的道理，總算不太容易。但是，蘇秦是屬於豪傑之士的人物，豪傑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個人生，來偏蓋一切的人生觀念。另外如孔孟一係的儒傢聖哲們，他們的人生哲學，一開始發心立志，便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如各個大宗教教主們的救世淑世主義者，當然又比蘇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許多。其他如道傢的隱士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種人生類型的風格。
因此，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社會裏，必須有獨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 “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陸仲微有一段對人生觀的名言，實在可作為熱衷於富貴中的清涼劑。他說：“祿餌可以釣天下之內纔，而不能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陸沉天下之英豪。”
蘇秦的義利之辨
在艱苦中成長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陰影，會導致變態的偏差，這種偏差，便是對社會、對人們始終有一種仇視的敵意，不相信任何一個人，更不同情任何一個人。愛錢如命的慳吝，還是心理變態上的次要現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見識的人，他雖然從艱苦睏難中成長，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義的胸襟懷抱。因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蘇秦是豪傑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衆生相的醜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賜給宗族和朋友們。同時還報過去窮睏時對他有恩惠的人。當他第二次出門到北方去的時候，有一位鄉鄰，藉給他一百錢做路費，他便加十倍的回報，還了他百兩黃金。這種舉動，看起來、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到了自己頭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來，就真不容易。還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討論。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節的記載，很好笑。當蘇秦在家乡正做這樣豪舉的時候，有一個鄉親是當年跟他到北方燕國去的，可是蘇秦這次卻對他沒有什麽表示。這個人幹幹脆脆，自己直接嚮蘇秦說，我跟你沒有功勞，也總有些苦勞，為什麽你不給我一點好處呢？蘇秦說，對不起，其實我沒有忘了你，衹是你太過份了，當我在艱苦的時候，很需要你跟着我，幫忙我到燕國去，可是你看我當時在趙國沒有什麽成就，所以在我渡過易水要到燕國去的最睏難關鍵上，你再三想離開我，不肯再幫我了。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正是我睏難得要命的時候，多麽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鼓勵。可是你卻很勢利，真讓我痛心極了。所以現在我故意把要給你的一份擺在最後，也是給你一點教訓的意思。好了，你現在又當面來要求，當然有，這一份便是我為你準備的，現在你拿去吧！
在《史記》裏，司馬遷寫《蘇秦列傳》，把這樣一件小事也記載上去，這正如現代的我們寫白話傳記一樣，在一件小事上，一個小動作上，特別加以敘述，此中往往襯托出很重要的觀念，要讀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體會。
最後，司馬遷寫着：“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𠔌關十五年。”
但後來劉嚮在《戰國策》的序言上，卻說：“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這裏與《史記·蘇秦列傳》所載相差十四年的問題在哪裏呢？司馬遷說的十五年，是蘇秦手裏的事。劉嚮說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蘇秦、張儀、蘇代等當政的年限。張儀是他同學蘇秦一手計劃培養的，故意造成反對派勢力，幫助秦國破壞了蘇秦合縱以後的計劃，另創一個連橫的聯合戰綫，與蘇秦的原計劃相抗衡。其實，都是他們兩個同學的袖裏乾坤，故意一正一反來玩弄諸侯，擺布天下。同時因蘇秦的影響和培養，跟着又有他的弟弟蘇代、蘇厲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縱橫捭闔於當時的國際局勢之間。
反正總結起來，都由於蘇秦一手的創作，而減弱了當時國際間的連綿戰爭，維持了二、三十年大體上還算和平安定的局面，雖然最後蘇秦還是在齊國被人行刺而死，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功績，卻不能不歸之於蘇秦的謀略。
生死之謎
可是，最近我聽人說，又有新的出土資料，足以證明蘇秦當時在齊國並沒有被刺死，可能衹是受傷或是的裝受傷，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歸隱去了。後來還活到相當氏的歲數。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這些資料，到現在還衹是道聽途說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麽我們對於蘇秦的評價，還要高得多了。這樣一來，范蠡的逃名歸隱，雖然獨步於先，後來的這個蘇秦也很高明，他使寫歷史的人，更並不清他的下落，豈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𠔌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傢的神話傳說，當蘇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師鬼𠔌子，學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蘇秦一生的作為，在歷史文化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傑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當然也談不到聖賢的作為。但也不能像過去學者們的成見一樣，衹把他打入謀略傢，好像他衹懂得縱橫捭闔的陰謀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上，的確已經做到了輓救戰亂危機而措置和平達二十多年的貢獻。有多少人的生命財産，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衹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戰國末期的戰史，包括國際性、地方性的大小戰爭來看，便可知道過於輕視蘇秦的功勞，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麽，為什麽又說他不想作英雄呢？這很簡單，在他後來左右逢源、擺布整個國際天下在他指顧之間的時代，他沒有一點野心，想走那三傢分晉，或者田氏篡齊的作為。就如他在燕國，以及他在趙國，受封為武安君那段時期，也沒有過分地幹擾弱國之燕、趙的實際內政。再拿他得志回傢，分財施人的作風，來對比研究，便可想見蘇秦書生本色的個性，的確有過人之處。
如果新近的傳說屬實，真有新出土的資料，證明蘇秦後來是逃名隱遁了，又安享餘年，還活得不算太短的長壽。那麽，就要對他高明的人生哲學觀點另加評價了。或者，在他經歷上，對於人世間的歷史哲學觀點，確如范蠡他們一樣，另有獨到之處。在這裏，使我想起了明代蒼雪大師一首題畫詩的哲學意境：“鬆下無人一局殘，深山鬆子落棋盤。神仙更有神仙着，畢竟輸贏下不完。”倘作如是觀，那他豈不是更神奇了嗎？
再說，司馬遷特別為蘇秦寫了一長篇的列傳，不厭其詳地為他記述合縱的情形，也實在有他的深意存在。關於蘇秦死後的傳說，究竟如何？他也有點懷疑，衹是資料不足，不敢寫得太過分。但是他對後世一般人對蘇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過，不能說得太明顯，恐怕後來的人，不講道義，衹想學謀略，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不好。我們衹要讀一下他在《蘇秦列傳》最後的評語，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問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間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我們在講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時間來討論孟子時代戰國末期的情勢，又附帶地多講一段蘇秦故事，用來襯托出孟子特立獨行的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因為我們生當此時此地，現實世界的局勢，就如春秋，就如戰國，儘管時代有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形勢都有不同，但在大經大法、大原則、大原理的變化之際，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古今中外，並無例外。所以特別提醒註意，希望年輕的同學們，為國傢的將來，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讀《春秋》、《戰國策》這些書，衹要能夠善於讀它，必定會有用的。的確是“其智有過人者”，例如蘇秦、張儀兩位同學，故意製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輔相助的反復陰謀，便使整個天下，在他們手裏玩弄，使天下在他們手裏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實力倡亂的反復陰謀等等，衹要你真正懂得《戰國策》的策眼，便可一覷看穿，不會上當的。
同時，我們這次講《孟子》，正好看看孟子與蘇秦等人先後都見到的齊宣王、魏襄王他們，當時的國勢和他們的內政國情是怎樣的。為什麽孟子要這樣說，蘇秦和齊魏兩國的王者，又要那樣做，這是什麽道理？在《孟子》本書上找不出相反的資料，而在《史記》、《戰國策》上，卻可以找出一些道理來。所以我采用了這個研究方法，不但不會使蘇秦“獨蒙惡聲”，也可將《孟子》讀得活活潑潑的，富有生氣，因而更能領略得亞聖之所以為亞聖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擯秦，以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
己醜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縱約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丙申四十四年，趙式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西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醜元年，衛更貶號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適齊。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𠔌。
甲辰四年，蘇秦已死，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勻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魏連橫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縱。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壬子六年，張儀死，秦初置丞相，以樗裏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癸醜七年，秦甘茂代韓宜陽。
經史合參
我們這次研究《孟子》，是采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謂“經”，就是《孟子》七篇的本經。所謂“史”，就是指孟子所處的時代——如齊梁等國當時約略可知的史料。除了《孟子》本經之外，同時配合戰國當時相關的歷史資料，來說明孟子存心濟世的精神所在。
過去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孟子》，往往覺得很枯燥乏味，衹是為了傳統的要求，作教條式的信仰，填鴨式的記誦，或多或少，總存着不是絶對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學力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觀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纔會覺得孔孟之學在人道的立場上，的確是有它聖之為聖的道理。但學力加年齡加閱歷，說來衹是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同時夾雜着許許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認為針對現代情況的需要，用經史合參的方法來認識孟子，也許有很多方便。
講到這裏，順便想起一個歷史上有關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津的趣事。朱元漳當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們年輕時的心情思想一樣，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把他的牌位供在聖廟裏，實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聖廟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閱歷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睏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傢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是亞聖，於是又恢復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這個故事表面看起來很可笑，蠻好玩，實際上也正好說明了我們研究孟子的中心關鍵。同時也是英雄與聖人、王道與霸術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裏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瞭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傢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苟傢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着，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嚮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幹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幹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幹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復雜睏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膜，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裏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裏，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傢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傢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纔具，還來不及嚮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傢前途，有些什麽話要吩咐？” 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絶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門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 “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决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衹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纔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傢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纔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註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裏，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纔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着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裏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瞭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傢裏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傢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麽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綫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纔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纔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絶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纔，糊裏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嘆。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裏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莅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麽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纔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瞭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回何以利吾傢，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傢；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傢。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後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幹幹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决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麽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衹圖目前的利益？其實衹有仁義纔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衹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麽，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衹求顧全自己的傢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衹為自己身傢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傢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傢做出來的絶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傢，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傢的重臣所於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欲’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衆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裏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衹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絶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絶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 惠王衹有推行仁義之道，纔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捨大取小而衹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裏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衹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纔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衹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决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
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
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衹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着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裏，衹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衹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傢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裏，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裏，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衹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傢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傢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幹裏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註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麽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衹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傢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衹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麽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紮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麽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裏，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裏，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麽有趣、多麽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於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麽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衹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麽呢？因為他是抱着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衹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傢、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着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 “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衹是人們都衹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纔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麽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註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絶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麽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絶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復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衹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傢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傢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衹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裏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傢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衹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衹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衹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絶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着手去做，纔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麽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衹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麽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係，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係，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 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傢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衹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傢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係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 “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傢，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傢，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絶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麽《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傢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産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麽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麽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兇、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衹有吉兇兩端。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睏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吉、兇怎麽來的？《易經·係傳》上說：“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裏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徵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傢，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麽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傢。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傢思想的論點。這裏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傢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頽落，纔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徵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衹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衹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傢，衹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衹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瞭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並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麽纔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麽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歷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歷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衹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裏，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傢爭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歷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係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刪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歷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歷史和歷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裏，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於歷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纔是正確的善惡？怎樣纔是正確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瞭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併的戰爭，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
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於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衹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係，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衹有用戰爭來侵略別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爭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別人，而是找些藉口來發動戰爭，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爭，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並不是非戰論，它特別強調中國文化的戰爭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爭不計其數，衹有兩次是為復國復仇的戰爭，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復
仇者有二焉。
關於歷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 “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麽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於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絶之所致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於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併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歷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衹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號，絶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將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麽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司馬遷編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歷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啓發，從歷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裏，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2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絶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並非是漫不經心地隨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絶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詮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絶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隨便繪製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騶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騶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凄涼的——騶衍。
從騶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騶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係。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竜、劇子、李俚、屍子、長廬、籲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於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我們要註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於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隨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啓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啓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纔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歷，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於說孟子並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敘述就完了。衹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裏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麽偉大，能影響幹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麽凄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傢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將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騶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騶衍和孟子的強烈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騶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是以騶衍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歷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騶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騶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裏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裏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於齊宣王，對孟子也並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騶行呢？“重於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騶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於現代，一個國傢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騶衍，所謂 “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騶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騶先生並排走路，衹小心翼翼地側着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騶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衹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致，他衹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別，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別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騶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裏還拿着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騶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別為了騶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騶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騶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跡，紮紮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別衹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裏，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騶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傢看。這是歷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傢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啓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嘆別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衹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着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裏，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裏評述騶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裏，他說騶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騶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內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內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隨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騶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衹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衹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騶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騶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衹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歷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瞭解“千古皆然，於今尤烈”。
再從輕鬆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衝突，産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處世的哲學問題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睏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分阝。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裏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倘
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裏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騶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着便說騶衍當時的情形，哪裏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裏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睏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號召，結果討伐紂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着，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並不是不懂軍事，衹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嚮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衹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分阝），由於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於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於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隨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歷、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紂王，而改國號為周。
司馬遷接着說，孔子、孟子他們，並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嚮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隨便去迎合別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寧可為真理正義窮睏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於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裏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隨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歷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裏奚一樣，在他窮睏的時候，衹幫着那些趕牛車的人喂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繆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歷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麽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將就別人一點，先取得別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纔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騶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於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綫。那麽，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裏奚的喂牛一樣，都是別有苦心的了！
至於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態度對呢？還是騶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裏，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隨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裏，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傢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於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蘇秦與孟子的時代
為了研究《孟子》這本書，我們在前面先簡單扼要地提出了戰國時期，和孟子同時的學術思想界的一般人物，作為比較，作為陪襯，使我們在研究孔孟學術思想時，藉以啓發自己的慧思，同時也可以由此認識孟子之所以被尊為亞聖的道理。
但是，衹從當時的那些知識分子去瞭解孟子還不夠。我們現在再來看看與孟子同一時代中，國際政治上的風雲人物，也是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風雲人物——蘇秦。他真是擺足了歷史上的威風，但他也在年輕時期，受盡折磨，足資青年效法、惕厲。
在中國的歷史上，後世一般研究史學的儒生們，儘管不重視蘇秦，看不起蘇秦，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上，這些大人先生們，暗地裏都還是摹擬蘇秦的那一套。甚至還深深地重用他的名言。尤其是當時代在變亂之中，要想撥亂反正，蘇秦的那一套，是不容忽視的，並不簡單。
時下有些國人，往往很幽默地把現在美國的基辛格，比作蘇秦。講實在的，基辛格還不夠資格與蘇秦相提並論，比之蘇秦那兩個小兄弟蘇代、蘇厲，還差得多。
蘇秦生在孟子同一時代的東周，是洛陽人。東周的洛陽，是當時中央周天子的另一首都所在地，儘管那個時代天下諸侯互爭雄長，爭取霸業，眼裏已經沒有中央的周室，所謂“天下已不宗周者久矣”。但是東西兩周的首都所在，到底還是有它悠久的歷史文化。蘇秦便出生在那個古老文化所在地的名都。研究一個人的生平，這點也是很值得註意的。
他在少年的時候，和張儀、孫臏、龐涓幾個人，都是從鬼𠔌子求學。鬼𠔌子的確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一個神秘人物，也是屬於道傢之流的隱士，我們暫時不去講他。蘇秦離開了鬼𠔌子以後，便想有所作為。他研究一下當代的局勢，衹有秦國足以舉足輕重，能夠影響當時的整個天下。所以他的目標，就指嚮了高據西陲的秦國。那個時候的秦國，是秦惠王的時代，也正是由商鞅變法以後，講究法治、講究富國強兵的一個時期。而後，再經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的勵精圖治，纔奠定了始皇一統天下的基業。
蘇秦抱着滿懷希望到秦國去，大概先變賣産業，又藉了些債，置辦得很豪華，帶了很講究的行裝到秦國。見到秦惠王，提出了他對天下事的整套構想和計劃。
在當時的觀念裏，這種情形就叫做“遊說”。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麽考試取士的用人辦法，一般學者知識分子，都靠遊說諸侯權貴而取得功名富貴和權力。即如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等提供王道德政的意見，在那個時代的風氣，也都屬於遊說的作法。不過，後世有些人把遊說這個觀念，打入了縱橫之學、策士之流的範圍，很看不起，所以就特別把亞聖孟子的事跡，列於遊說之外了。
秦皇霸業的藍圖
我們如果仔細研究，好好讀一下《戰國策》和《史記》，其中有關蘇秦當時遊說的言論和思想，實在不能輕視，也不可忽視。他第一次見到秦惠王所提出的說辭，也是標榜王道的作法。不過，他是針對當時的現狀，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軍國思想與戰爭理論。他說：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鬍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
之限，東有餚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
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
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初見秦惠王所提出吞併諸侯，“稱帝而治”的藍圖，也便是後世秦始皇所走的路綫。結果，非常有趣，他的計劃根本就被秦惠王所否决了。難道說，當時秦惠王的野心，還不及他的青孫秦始皇嗎？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孟子同樣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秦惠王當時對蘇秦的否决辭是怎麽說的。
秦惠王說：“據我所知，一個羽毛還沒有長豐滿的鳥兒，是不可能高飛的。一個人文教化還沒有培養成功的國傢，是不可以隨便徵伐別人的。同樣的道理，德政方面，還沒有紮下深厚的根基，是不可以隨便動員國民的。領導人的政治教化與感召力量，還不足以使全民由衷地順服，是不可以再三加重責任，勞煩自己的高級幹部去擔負更艱巨的任務的。你蘇先生今天很有心地不遠千裏而來到我的國傢，肯這樣當面教導我，非常感謝。不過，希望等到將來會有那麽一天，再嚮你專誠請教。” 完了，下一句，在前清來講，就是端茶送客了。在現代，就是秦惠王舉起手來看一下手錶，再伸出右手來準備握手送客了。
這一段在古文怎麽記載呢？文字寫得美極了，可是現代人讀起來，不大容易瞭解當時的現場實況。所以大傢便馬馬虎虎地看過去，認為這些老古董沒啥意思。《戰國策》上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須大臣。今先生伊然不遠千裏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可是在當時，年輕的蘇秦還要裝呆，不肯馬上告退，仍然繼續講下去。想把他的學問知識連肚腸腦髓都翻出來似的。你看，這多麽不懂事，不識時務！他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上古以來的歷史哲學、戰爭論、戰略思想，一古腦兒都搬出來支持他當時所構想的統一天下的計劃藍圖。其中，他說道：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屈敵國，製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的世界，必須國富兵強，具有戰略上的必勝能力，然後纔有道義可講。在國際外交上，你的兵力強盛，那麽你內在的道義觀點，才能發揮作用。他的這一段話，甚至於整篇的建議書，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認為，凡是現代的國民，應該把《戰國策》等書好好研究，拿它和孔孟之學互相研究。以孔孟之學的王道德政作為治事與立身、立國的中心。以《戰國策》、《孫子兵法》等為權變、應變、適變、撥亂反正的運用之學，實在很有必要。千萬不要認為這些書是老古董，根本不去摸它。要知道，你根本還沒有好好地深入去摸它，哪裏知道這些古董之為古？它又是如何的古法呢？人云亦云，胡亂拋棄固有文化中這些寶藏，實在是很盲目，而且非常可惜。
關於《戰國策》和《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我已經在“歷史的經驗”的講課上，介紹過一部分，所以現在在這裏衹好從略，簡單地提些要點而已。
蘇秦說的哪怕再有理，無奈卻不合時宜，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秦惠王當時面對這樣一個外國來的年輕人，該有多討厭！
這還沒有完，這一回對秦惠王的當面說不成功，他還住在秦國的旅館裏，一次又一次地寫計劃，寫報告，送給秦惠王，希望他采納。結果，上了十次的計劃報告，秦惠王沒有半點下文答復他。換句話說，秦惠王根本沒有理他。不過，還算好，並沒有認為他是國際政治上的瘋子，沒有把他驅逐出境。可是，也沒有給他一個小職務幹幹，或者送他一些走路錢。
這一下，蘇秦真完了，“一錢逼死英雄漢”，所謂“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帶出來的黃金快用完了，身上穿的那件充闊佬用的皮袍大衣也破了，大概多少還有一點點零錢，可是絶對沒有交際費用，再也沒有長期住下去的能力了，因此衹好乖乖地收拾行李回傢。
蘇秦的還鄉
原文對蘇秦回傢的一段情景，雖然衹用了簡單扼要的三十六個字，卻描寫得活竜活現，痛苦不堪。我在這裏特別提出這一段來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青年，多註意一個人的奮鬥成功與失敗經驗的教訓。不灰心、不氣餒、不怨天、不尤人，立志奮發圖強，纔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像蘇秦當時那種遭遇，據我所知，我們在國外求學讀書，或者從事其他方面的青年，有些也同樣有這種痛苦的遭遇。結果，缺乏蘇秦那樣的勇氣，被現實打擊下去，大有可為的前途就白白犧牲了，真劃不來。我們且看蘇秦這一段歷史經驗故事：
贏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傢，妻
不下糹任，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我們讀中國古文這三十六個字，當然先要認得字，知道了每個字的字義——說文、訓佑，再來會意，便可知道作者當時描寫得刻畫入微。看故事是有趣得很，但讀了以後，也為蘇秦的遭遇覺得很惋惜。
他在秦國沒有辦法了，衹好打回傢的主意，人既失意，錢又花光了，怎麽辦？他不負氣自殺，衹能忍辱，用千萬個忍字，來堅強起自己。於是他衹有“贏騰履蹻” 了。什麽是“贏縢”呢？贏縢”也就是“行縢”的意思。贏是滿。縢是那個時候準備走遠路的裹腳，等於後世的綁腿。蹻是草鞋。他開始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傢，衹好用裹腿布把自己兩衹小腿滿滿地裹起來，以免長途走路，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傷，然後又說他的鞋子也破了，新的買不起，衹好穿上一雙草鞋。短短四個字，便輕輕易易地形容了他當時的倒黴落魄相。
沒有錢了，沒有辦法像開始到秦國來時有黃金百斤，雇人搬行李，那種神氣的樣子了。衹有隨隨便便把破衣服、破行李捆成一堆，隨身攜帶着好走路。好了，他這樣狼狽地收拾起行李。“負書擔橐”，又把那些帶去的書都背在背上，書當然丟不得的，那個時候買書不像現在這麽方便，印刷術也還沒有發明，書是用一片一片竹簡刻上去的，那是知識分子的資本，所以絶不能丟，衹好背在背上。我的天哪！你看那些破書，不知道有多重啊！背了書還沒完，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歸成一堆，做成擔子來挑，就像從前種田的朋友挑大糞那樣辛苦。他就這樣一副寒酸相，從秦國首都——陝西的鹹陽，回到他的故鄉——河南的洛陽來了。
這一路回來，真夠辛苦，你要知道，他當年還在青年階段，因為失意、窮睏，已經弄得沒有一點英俊的樣子了。“面目黧黑”，看起來又黑又瘦，幹癟的窮酸相。但是這還是他的外形。最難堪的，還是他當時內心的痛苦，那實在是無臉見江東父老。可是這個時候，天涯茫茫，又到哪裏去呢？葉落歸根，不管好不好，有個傢，有個窩，總是好的。因此衹好硬着頭皮回傢。當然，進了自己的傢，一定很難過，慚愧得不得了。不要說是蘇秦，大傢把自己換作他的處境，就可想而知那種“狀有愧色”四個字的千萬痛苦了。
千古人情的嘴臉
這樣還不算什麽，等他到了傢以後，更難堪的是他太太正在織布，看到他回來的那副落魄相，當着傢人的面，也沒有勇氣來迎接他，再談不到慰問了，衹是仍然不停地做她手裏的工作，擺出一副冷漠的態度。他的嫂嫂們，當然不會問他吃過飯沒有，根本是見如不見，相應不理的樣子，哪裏還肯為他到廚房去做飯呢？那個時候，是宗法社會的大家庭製，他的老婆要看嫂嫂們的風嚮，嫂嫂們又要看着一傢之主的公公和婆婆怎麽辦。結果呢？他的父母看了他那副樣子，一句話也不和他講。你想，他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面子怎麽辦呢？
蘇秦到底是了不起的青年。年輕的同學們特別要註意，在原文上是怎樣記載呢？他遭遇到這種情形，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衹是自己重重地嘆一口氣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你看，這是一種什麽胸襟！什麽器度！他對於目前周圍的情形，一點都不遷怒怨恨到別人身上去，衹是深自反省自責，認為他的太太、嫂嫂、父母等人對待他這種情形，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無能，並沒有埋怨他們的冷淡，更不會藉酒澆愁，要打人、要接人！
還有一點要註意，蘇秦的老婆，儘管當時對他的態度上很冷淡，可是並沒有像周代的姜太公、漢代的朱買臣兩個人的太太那樣，因為嫌他窮，嫌他沒有出息，就要求離婚而去了。姜太公、朱買臣後來得志了，同樣情形，他兩個人的太太都要求回來，結果都遭拒絶了。所謂“覆水難收”，就是在朱買臣這節故事裏引用的話。至於蘇秦的太太，有沒有在背地裏鼓勵他，幫助他，像歷史上許多賢妻良母那樣作法，因為無明文記載，就無法查證了。這是順便對年輕女同學們提出註意的事，請勿見怪。
其實，蘇秦的這種遭遇，並不特別，古今中外的人情，大體上都同一例。我所謂大體，當然不是說社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的。假如我們把歷史上許多成功成名人物，在他艱難麯折的階段，都搜羅來做一番研究，你便可以看出社會的人際狀況，大概都是如此，反而覺得見怪不怪了。如果自己認識不夠，非常介意這種反面的情況，便會産生憤世嫉俗等等變態心理。甚至無論你日後有成就沒有成就，對人對社會，很可能形成一種仇恨的偏差心理。
我們隨便提一點大傢所熟知的歷史經驗，在所謂讀書人的文化界中，讓我們看看唐代元稹的三首悼亡詩，充分透露出少年落魄時代的痛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就是元稹的名句，也是古今中外多少人共有的哀嗚。
此外，如韓信沒有得志以前，不但要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而且饑餓時，想吃一口飯都不容易，沒有人理他，結果衹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洗衣服老太太，可憐他的遭遇，把自己帶出來的飯包施捨給他，讓他吃了一餐飽飯。
後來，韓信功成名遂，當了三齊王回到故鄉時，不但沒有報復那個叫他爬在褲襠下的無賴少年，反而鼓勵他、感謝他。同時，他又尋訪那個施捨一個飯包的洗衣婦人，但始終沒有找到。於是他衹好把千兩黃金，投在當年洗衣婦在那個河邊洗衣服的河裏去，表達他無限的謝意。這是歷史上有名的韓信以千金投河，感謝漂母一飯之恩的故事。
因為韓信具有含垢忍辱，受恩必報，受辱不怨的這種氣度，也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主要條件。儘管後來他也被劉邦夫婦所謀殺了，但撇開權勢功業不談，如果專講作人的氣度，作人的味道，韓信比漢高祖劉邦可愛得多了。即使如項羽，在作人方面，有時候也比劉邦可愛。當然，這衹是講作人，不談處事，要講處事，那又須另當別論了。
講到韓信的故事，相反地，正好拿漢高祖劉邦的遭遇作一對比。當劉邦在青年的時代，一天到晚到處遊蕩、鬧事，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時候，他的父親也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責備他幾句，說他這樣沒有出息，實在比他二哥劉喜差多了。老二規規矩矩為傢裏添置了産業，所以傢裏人都很喜歡他二哥。至於他大哥，很早就死了。有一次，劉邦帶了幾個平日和他一起混混的朋友，回傢吃飯。他的大嫂騙他說沒有飯菜了，朋友衹好離去。劉邦自己到廚房一看，原來飯菜還有的是，於是懷恨在心。
後來他當了漢高皇帝，封他二哥為代王，封他弟弟為齊王，就一直沒有封他大哥一傢人任何職位。他父親嚮他講了，於是便封了一個“羹頷侯”給大哥的兒子、這是對他大嫂當年不請他朋友吃飯的回報。當未央宮落成時，他大宴諸侯群臣，席中嚮他父親敬酒時說：“始大人常以巨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劉仲就是劉邦的哥哥。劉邦問父親：你現在看我比起二哥來，哪個有出息？哪個弄的産業多呢？搞得他父親啼笑皆非，無法答話。你看他多小氣！哪裏真夠“豁達大度”四個字的份量呢？
不過，話說回來，劉邦比起歷史上其他許多的帝王，他又的確好得多，有些地方還不太失“豁達大度”的作風，所以歷史上對於漢高祖這四個字的評語，也可說是由於比較性格而來的評論而已。
我們講蘇秦失敗的情形，又順便扯出了這些故事，都是為了說明古今中外的人情常態。我們現在討論孟子，順便聯想到孟子的母親對於孟子教育上的偉大之處，孟子所以表現出和蘇秦迥然不同的聖賢人格，和這位孟太夫人的教誨，有着密切的關係。
蘇秦成功的秘訣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蘇秦當時發奮圖強的另一頁。他回到傢裏以後，在那種重重打擊的情形之下，不怨天，不尤人，已經太難得。同時他又踏實地作一番自我檢討，因此，他在含垢忍辱之下，連夜檢閱自己的藏書，在幾十種古書裏，他特別找出了姜太公所著、與《陰符經》有關的謀略之學。他重新開始研究陰符謀略，仔細去抉擇它的精要。讀到夜裏想睡覺時，他便拿起錐子來刺自己的大腿，以警覺自己。因此我們古人有勉勵青年人求學的名言，所謂“頭懸梁，錐刺股”。其中錐刺股的典故，便出自蘇秦這件事的。好在他有強健的身體，能夠熬得過這種自虐式的刻苦奮鬥，所以大腿常常被刺得血流到腳上，他都能忍受得了，如果沒有充沛健康的體能，那就早已完了。他這樣的用功，經過了一年，便很自信地能說動當時各國的政治領袖，所謂“當世之君”的人主們了。他的原文是從前面提過的“皆秦之罪也”之後，接着還有這樣的記載：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王霸互用的失敗
我們講到這裏，暫且告一段落，先回轉來看有關蘇秦成功與失敗的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蘇秦的學術思想問題。
大傢都知道，他在少年時代，和張儀、龐涓、孫臏他們，都是鬼𠔌子的學生。孫臏和龐涓出山以後，正值當時國際間的風雲排蕩之秋，在軍事的戰爭上都有所成名，這不在本題範圍，不去講他。蘇秦與張儀和他們不同，走的是政治路綫。
搞政治，當然要牽扯到學說思想問題。我們看過蘇秦初見秦惠王的遊說資料，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在出道之初，講的也同當時一般學者一樣，大體都是從傳統文化的王霸之道的學說思想範圍，來分析當時的現勢，貢獻自己的主張和計劃。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更沒有如後世小說傢所想象的，鬼𠔌子傳了他一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特別本事。
為什麽蘇秦當時所講比較正規的學術思想，卻不能被當時的老闆們——所謂 “人君”的人主們所接受呢？這是為了什麽？如果衹拿文化衰落、政治道德敗壞等老套觀念來看，當然也是理由，實際並不透徹。究竟是什麽原因？大傢不妨多去讀讀書，多用思考去研究研究看。不過，由此顯而易見的是蘇秦那種初期正反互相參合的學說，已經無法扣動當時的人主們之心弦，何況我們的孟夫子，動輒就搬出王道的大道理呢！那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到處吃不開了。
很可惜的是，蘇秦後來還有十次對秦惠王的建議論文，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資料。否則，在戰國時代諸子百傢的文化遺産中，也必可以成為一傢之言，一定也占有相當的價值。不過，話說回來，蘇秦本人的思想，衹講現實，並不註意學說思想的真正精神。也許，他認為那些建議意見，是失敗的，所以便沒有讓它流傳了。
《陰符經》的啓示
第二，《陰符經》與蘇秦後來成功的問題
我們看了以上的資料，都知道蘇秦從秦國失敗回傢以後，關起門來，苦苦地再來用功讀書。據說，讀的是。周朝初期極富傳奇性的人物——姜太公（呂尚）所傳的那本《陰符經》。因此，自秦漢以後，很多人都在找這本出過歷史性的大風頭、有旋乾轉坤之能的神秘奇書。學政治的，學軍事的，甚至學神仙道術的，統統都在找它。另外有個類似的傳說，圯上老人——黃石公，給了張良一本書，張良讀了以後才能再度出山，成為帝王師的風雲人物。有人說，圯上老人給張良的，便是《素書》，因此許多人也拼命去讀《素書》，想在其中找出求得功名富貴的捷徑。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陰符經》和《素書》，據學者們的考證，都是偽書，是後人所假造的。那兩本真書，早已收歸天上，不落人間了。而且我們現有的《陰符經》有兩種：一種是所謂黃帝時代所著的《陰符經》，是道書，當然也可以在其中牽強附會，套上政治學、軍事學、謀略學等許多大原理原則。還有別一種《陰符經》便是所謂《太公兵法》，實際上都是偽書。書本雖然出於後世才人的偽造，但它的內容、價值，卻不可以因為是偽書便一筆抹煞。這等於國際市場上某些精良的贋品，不但可以亂真，甚而有時簡直可以同真了。
現在我們再來講蘇秦。他在傢裏，又下了一年晝夜關門苦讀的工夫，便很自信能說動當時的人君們。難道說《陰符經》真有這樣神妙嗎？你若把流傳下來固有的《陰符經》，或《太公兵法》，或者《鬼𠔌子》那些書都拿來研究一下，如果自己沒有高度的智慧，足資自我啓發的話，那你很可能要被那些書本所睏擾，變成一個食古不化，迂腐而迷好神奇，愈來愈不切實際的老鼕烘了。
但是，根據史料的記載，蘇秦再度出來的成功，的確是由研讀《陰符經》所致。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古書裏，所謂陰符也好，六韜三略也好，這些書本統統屬於謀略學的範圍。大體上，所有論說的內容，都是用古代簡練的文字，根據天道、物理等奇正反復、陰陽互變、動靜互用的原則，來說明應用在人事上的原理。這所謂人事，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社會等等人際關係的事務。蘇秦再讀《陰符經》以後，啓發了他的思想，重新仔細研究當時的天下大勢，使他有了新的啓示，形成一套適合於當時國際現勢的新的謀略構想，因此便建立信心，自認為再度出山，必然可以切合當時人主們現實的需要，必定會采納他的意見而使自己達成願望。
由這裏，我們可以瞭解，世界上不管哪一門學問，必須要從讀書求知識，受教育而建立基礎。但是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由於前人的經驗纍積所集成的産品。當你吸收了這些知識經驗以後，必須還要自己能夠消化，能夠加以發揮，産生出你自己新的見解，纔是構成學問的最主要因素。如果呆呆板板地被它所範圍，那就變成了所謂的“書呆子”了。其實，書呆子的確也是人類文化的藝術産品，有他非常可愛的一面。但是，往往運用到現實的事務上，便又很可能流露出非常可厭的一面，成為“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人名言的反映了。蘇秦他再度的出山，便是由書呆子的蛻化而成功的。
圖取個人權利
第三，我們要註意蘇秦在歷史文化上的價值問題。
我們歷史文化的根本基礎上，幾千年來一仍不變的重心所在，就是傳統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係儒傢學術思想的道統。嚴格說來，這種文化維係續絶的道統所在，倒並非因為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緣故。實際上，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先天性地愛好人道和平，重視接近天則的王道教化，而薄視巧取豪奪的權謀所致。
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史上，儘管有非常可愛、非常重要的諸子學說思想，但也衹能把它用來作為文化學術的旁通陪襯，而不能認為是正規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況如蘇秦、張儀之流的縱橫謀略之學，衹是從個人的權利思想出發，圖得個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動機，並沒有為國傢天下長治久安作打算。因此，雖然在當時的現實政治上煊赫一時，風雲了二三十年，但畢竟要被歷史的天秤稱量下去，並不予以重視。
再說，我們雖然衹是簡略地讀了前面引述蘇秦出處的那些資料，但在大體上，已可瞭解他是深受當時的時代環境、社會風氣和家庭背景所影響。他並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樣具有“確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獨行的精神修養。所以他始終衹能成為一個大謀略傢，一個聰慧的凡夫，絶對無法成為一個超凡的聖人。那麽，在這裏我們對於凡夫與聖人的分野，又如何來下一個定義呢？很簡單：
在現實的人生中，衹為自己一身的動機而圖取功名富貴的謀身者，便是凡夫。
在現實的人生中，如不為自己一身而謀，捨生取義，衹為憂世憂人而謀國、謀天下者，便是聖人。
所以我們衹要看蘇秦的傳記上，當他學成再要出門時的豪語：“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幾句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識志量衹在財勢而已。
在這裏，使我想起當年在四川時，聽一位西蜀的前輩朋友，告訴我們戲中幾句幽默的戲文。其實，我覺得不單是平常的幽默，簡直是對英雄主義的諷刺，也是人生哲學的透視。現在可以用來對蘇秦的這個歷史故事作類比。
川戲、漢戲，差不多都是同一係統的地方性藝術。也和京戲一樣，在作戲的時候，要配上那些吵死人的大鑼大鼓。當然，京戲原來就由安徽湖北戲變來的，大鑼大鼓也有極大的學問，年輕同學們對這一部分國粹不可以太輕視。
現在我要講的，當川戲中唱某一出大戲時，先在震天價響的大鑼大鼓開場下，出來了兩位披大氅，武生打扮的緑林英豪。他們用大氅遮住面目，在戲臺上先用英雄式的快步轉上一圈，然後在戲臺的中央當衆一站，虎虎有生氣地撩下了遮面的半邊大氅，就開始唱起他們自報名來的道白了。一個英雄唱的是：
“獨坐深山門幽幽，兩眼瞪着貓兒頭。（當年四川路攤上賣給勞力人們吃的白飯，添在碗中高高超出鼻尖的那種便飯，就叫做貓兒頭。）如要孤傢愁眉展，除非豆花（兒）拌醬油。”
你看，所謂占山立寨的英雄豪傑們，他最基本的要求，和最終的目的，還不都是為了吃飯嗎？衹是被他這種裝扮，配上幽默的對白和做作，一說穿，人生本來如此，於是就逗得人哈哈大笑了！
另一個跟着唱白的是：
“小子力量大如天，紙糊（的）燈籠打得穿。開箱豆腐打得爛，打不爛除非（是）豆腐幹。”
這可真夠幽默了，這四句話說穿了人畢竟都是人，就是這樣的平凡，拆卸了英雄心理上的偽裝，誰人又有多大的了不起呢？
好了，笑話也說過了，由這個笑話的題材，我們再回轉來看蘇秦的動機，所謂 “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的語句文辭，和所引用川戲中的兩首白話詩來對看，就不用我再來下結論了。
佩六國相印的顯赫時期
在戰國的後期，國際上所有盛極而衰的強國，盡是一片紛紛擾擾的局面，都畏懼崛起西邊的強秦，沒有哪一國真敢和秦國抗手爭衡的。即如孟子所見最大的、最古老的齊國之君齊宣王，也不例外。那麽，蘇秦這次的再次出門遊說，要想實施他合縱抗秦的聯合國計劃，實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如此之難，即如後世的歷史上，以一介平民的書生，毫無背景，毫無憑藉，要想掌握整個天下於股掌之間，成立一個空頭聯合戰綫的王國，除了蘇秦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們讀歷史，不管從哪種角度來衡量，隨便怎麽看不起蘇秦的作為，但他畢竟還是有他對當時時代貢獻的功績存在。他後來能夠南北奔走，把國際間聯合戰綫組織成功，身佩六國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揚威地讓他傢人和嫂子們羨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着實作到了嚇阻強秦而不敢輕易發動侵略的戰爭。因此而使當時戰事連綿的天下時局，能夠由他手裏一直安定和平地過了二十多年。不但當時的六國諸侯深受其利，間接地使當時天下各國的人民，能夠喘息安居，半生免於戰爭戎馬的禍患，實在也是很大的功德。雖然他衹為現實利益，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偉業，豈可輕易地抹煞。事實上，孟子在當時，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評論管仲等人物的語調，假如孔子遲生在蘇秦之後，也許會給他一句 “可謂能矣”的評語呢！
歷史的是非，到底也有公論，我們衹要看一看劉嚮著《戰國策》的序言，便可知蘇秦的確也有可貴可愛的一面。如劉嚮所說：
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王師之，道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絶矣。……
故孟子、孫卿（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蘇秦的小弟）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
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莢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莢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我們要註意，蘇秦第一次遊說的失敗，是先走強國的路綫。這一次他再度出門遊說，經由趙國，先到北方的燕國。燕文侯被打動了心，最後對蘇秦說，願意把全國的力量托付他，以便從事南北聯合陣綫的合縱工作。並且給他足夠的活動資金，又為他裝備豪華的外交馬車。如《戰國策》所記：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縱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賫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從此蘇秦便一路順利地到了趙國來遊說趙肅侯。結果趙王也和燕文侯一樣，願意把國事全部付托給他，而且比燕王更加倍地供給蘇秦活動資金和外交排場。
如所記：
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綿綉千純，以約諸侯。
你看！這一下蘇秦的神氣更大了。他到了韓國，結果韓宣王又是說：“敬奉社稷以從。”
接着，他到魏國來說動了魏襄王，也就是孟子批評他“望之不似人君”，看不起他，施施然而去之的魏襄王。結果他也同燕趙韓一樣，完全聽命於蘇秦。
等到蘇秦再到齊國來見那一位嚮孟子請教過，結果是話不投機的齊宣王，也是 “敬奉社稷以從”，嚮他拱手拜托了。
最後，他到南方說動了楚國的威王，楚王當然也是以“謹奉社稷以從”作結論。到此，司馬遷寫《蘇秦列傳》便說：“於是六國縱合而並力焉，蘇秦為縱約長。” “縱約長”，相當於現在所謂聯合國的秘書長。“並相六國”，同時兼任當時國際上六個國傢——燕、韓、趙、魏、齊、楚的輔相職務。
這個時候的蘇秦，神氣可大了。現在美國出了一個小小的基辛格，哪裏能夠與蘇秦相提並論。
不過，最有趣的，是《戰國策》中，首先在《秦策》裏所記述蘇秦那篇的結尾一段，他寫實的描寫，也和司馬遷在《史記》裏所寫的一樣有趣。雖然我認為《戰國策》裏對蘇秦的一段結語，正好為他作蓋棺論定的畫竜點睛。不過，為了文章安排的次序順暢，我們還是采用了《史記》的一段，更為條貫。
蘇秦組織聯合戰綫的合縱計劃，由北到南；一路外交活動的成功之後，他必須回轉北方，嚮開始發起的燕趙報告。在北上的途中，必須經過他的故鄉洛陽。這一路行來，後面侍從的車駕陣勢，非常浩大。隨行的行李和衛隊，當然也可想而知，真是威風十足。更何況各國的諸侯都派遣了特別使節來歡送他。那種神氣，簡直就相當於當時執掌政權的諸侯王者一樣。
因此，搞得當時在洛陽的中央天子周顯王，聽了這種情況，心中也有點惴喘不安了。因為蘇秦本來是他中央直轄治下的平民，並且在他第一次出來遊說時，也曾先嚮東周提出過意見，結果被打了回票。所以這次周顯王更顯得有些難堪了。因此，衹好派了專人為他清理還鄉的道路，又加派了一位代表遠到郊外去歡迎他。如＆，
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
蘇秦的書生本色
現在我們繼續看蘇秦回到故鄉後的記述，不但是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同時也可以啓發我們對人生觀的哲學思想，以及作人處世，在義、利之間的取捨，非常值得註意。先看這一段絶妙的原文：
蘇秦之昆弟妻嫂側日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睏，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這段原文接在當時中央政府的天子周顯王也派特使出來歡迎之後。
蘇秦當時那種威風榮耀，比起唐朝的士子們，考取了進士便自比做登仙而升天的情景，遠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妻嫂，全家人都出動到郊外去歡迎他。等到蘇秦的全副儀仗到傢以後，他的兄弟、太太、嫂子們，都不敢拿正眼來面對着他，衹敢低着頭，偷偷地拿眼角瞄視他，而且都彎着身子，用半跪式的姿態侍候他，等着他來吃飯。
蘇秦看了這種情景，就笑着對他的大嫂說，你在我當年失意回傢時，不肯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麽又這樣地多禮呢？我們讀了蘇秦這句“何前倨而後恭也”的問話，果然覺得他也未免有點小氣。但要知道，這是人之常情，除非真正的聖哲，可以淡忘過去的嫌隙。不然，任何一個平常人，都會有這種介意的心理存在。衹是耿耿在心的介意，沒有采取難堪的報復做法，已經算是第一流的豪傑之士，何況蘇秦還坦坦白白地用笑臉說出他的幽默話呢！好了，理論少講，我們快看這一幕家庭鬧劇是怎樣地演出。
他的嫂子聽了蘇秦類似譏諷的幽默以後，挂不住了，生怕蘇秦會拿權勢來報復她，幹脆便一跪到地，撲下了身子，正如後世所謂的“五體投地”的拜倒在地，一面嚮他道歉，一面說了一句非常坦白的良心話：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官位又高，錢又多，所以我要對你好好地巴結了！這句“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真讓人拍案叫絶，如果也用金聖嘆批小說的手法來講，可批：“好個蘇大嫂！可以浮一大白。”
蘇秦問得譏諷、幽默。蘇大嫂答得也真夠坦率，真夠心直口快，說出了千古人情的真話。
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禮敬，是要極高度的學問修養才能做到。否則，絶對純樸，沒有學識的人也能做到。除此之外，人與人相處的禮敬態色，不是為了權勢的高位，就是為了你有多金值得重視。如果既有高位，又有多金如蘇傢的老三，當然會有人嚮他拍馬屁了。
季子，是蘇大嫂在傢裏叫蘇秦老三或三叔的口頭語，並不一定是蘇秦的名字。不過，古人的口語，記之於文字，後來往往便把它當作了文詞。
我想這種人生滋味的經驗，在每個人的心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記錄的。衹是在蘇秦這裏，叔嫂兩人的對話中，坦白地說出了人情世態的真相，便覺得夠刺激！夠痛快！
也由於蘇大嫂的坦率，便接着引出蘇秦對人生觀的哲學言論。當然，那個時候還沒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所以不是要記者發表的私人意見，更不是他代表合縱政策的聯合公告（一笑）。當他聽了他大嫂的話，便很感慨地說：唉！當年落魄回傢的蘇秦，也就是現在的我，同樣的一個人，當你富貴的時候，親戚朋友都畏懼你，敬重你。當你貧賤的時候，人們就輕視你，把你看成不值一顧的人。像我蘇秦這樣的人，對於人生的遭遇，也深刻地體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味道，何況平常的一般人呢？註意！我們要特別註意原文中“況衆人乎”這句話的語意。為什麽呢？蘇秦的語意是很坦白地說，像我蘇秦這樣有出息的人，雖然有一半是運氣，但是也算難得了。至於一般平常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有這種努力的成果，有這種好運的機會。因此，世界上那些註定要受委麯的人們，還不知有多少哩！這便是蘇秦的哲學觀點，蘇秦的書生本色，的確明通世故，透達人情到了極點，所以他的成就，也並非偶然僥幸得來的。
但是，這一段文章裏的“況衆人乎！”也可以照一般的解釋，是說像我的傢人親屬們，在我失意的時候，也是那樣地鄙視我。現在在我得意的時候，又這樣地巴結我。至親骨肉尚且如此，何況一般毫無關係的外人呢！
這還不算，最可愛的是蘇秦接着說出他的坦率話。他說：假如我當年自己手裏有靠洛陽城郊的好水田二百畝，那我寧可在傢裏享受田園之樂，在農村社會作一個小小的富傢翁，享享福，誰又願意出去奔走四方呢！不過，我蘇秦真要有那種好的家庭環境，那麽，我今天哪裏可能一身掌有六個國傢的輔相大印？
所以人生的福禍都很難說，我們如果從道德果報的觀點來看，便有後世宗教傢們所說的：“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如果衹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便符合“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至理名言。
講到蘇秦所說人生哲學的道理，使我聯想起現代史上一位名公巨卿的故事。當他少年時，開始出來學軍事，當小排長的時候，他的同袍看到他日記裏寫着，如果他有五百塊大洋，可以回傢買幾畝地來種田的話，實在不想這樣辛苦。他哪裏想到後來居然成為國傢重鎮，在歷史上留名呢？同樣情形，在唐末的亂世中，吳越王錢鏐，原先也衹想在販????的行業裏，多糾集些人手來保護自己，他哪裏又預料到後來能屏障東南，做到了“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的封王局面呢？再說，朱元津要不是因為當小和尚碰到荒年，出去化緣也難得溫飽的話，他也不會去投軍。當時他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後來竟然當上皇帝。當漢光武劉秀還沒落在民間的時候，他的最大希望，衹想做到帝都衛戍司令的職位，然後討到陰麗華來做老婆，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就志得意滿。哪裏又想到竟然作了漢代中興的令主呢？諸如此類歷史人物的類同故事很多，不再多講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像蘇秦那樣的人物，在躊躇滿志的時候，仍然能不失書生本色。播然憬悟到人生哲學的道理，總算不太容易。但是，蘇秦是屬於豪傑之士的人物，豪傑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個人生，來偏蓋一切的人生觀念。另外如孔孟一係的儒傢聖哲們，他們的人生哲學，一開始發心立志，便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就如各個大宗教教主們的救世淑世主義者，當然又比蘇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許多。其他如道傢的隱士們，那種遺世獨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種人生類型的風格。
因此，我們在現實的人生社會裏，必須有獨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 “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陸仲微有一段對人生觀的名言，實在可作為熱衷於富貴中的清涼劑。他說：“祿餌可以釣天下之內纔，而不能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猴士，而不能陸沉天下之英豪。”
蘇秦的義利之辨
在艱苦中成長成功之人，往往由於心理的陰影，會導致變態的偏差，這種偏差，便是對社會、對人們始終有一種仇視的敵意，不相信任何一個人，更不同情任何一個人。愛錢如命的慳吝，還是心理變態上的次要現象。相反地，有器度，有見識的人，他雖然從艱苦睏難中成長，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慷慨好義的胸襟懷抱。因為他懂得人生，知道世情的甘苦。
蘇秦是豪傑之士，所以他在憬悟到人生的正面和反面，人性的美好和衆生相的醜陋以後，便慨然拿出千金，普遍散賜給宗族和朋友們。同時還報過去窮睏時對他有恩惠的人。當他第二次出門到北方去的時候，有一位鄉鄰，藉給他一百錢做路費，他便加十倍的回報，還了他百兩黃金。這種舉動，看起來、說起來很容易，事實上，到了自己頭上，要痛痛快快、慷慷慨慨地做起來，就真不容易。還有太多的事例，在此不多作討論。
原文中接下去，另一小節的記載，很好笑。當蘇秦在家乡正做這樣豪舉的時候，有一個鄉親是當年跟他到北方燕國去的，可是蘇秦這次卻對他沒有什麽表示。這個人幹幹脆脆，自己直接嚮蘇秦說，我跟你沒有功勞，也總有些苦勞，為什麽你不給我一點好處呢？蘇秦說，對不起，其實我沒有忘了你，衹是你太過份了，當我在艱苦的時候，很需要你跟着我，幫忙我到燕國去，可是你看我當時在趙國沒有什麽成就，所以在我渡過易水要到燕國去的最睏難關鍵上，你再三想離開我，不肯再幫我了。你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正是我睏難得要命的時候，多麽希望得到你的幫助和鼓勵。可是你卻很勢利，真讓我痛心極了。所以現在我故意把要給你的一份擺在最後，也是給你一點教訓的意思。好了，你現在又當面來要求，當然有，這一份便是我為你準備的，現在你拿去吧！
在《史記》裏，司馬遷寫《蘇秦列傳》，把這樣一件小事也記載上去，這正如現代的我們寫白話傳記一樣，在一件小事上，一個小動作上，特別加以敘述，此中往往襯托出很重要的觀念，要讀者好好去思辨，好好去體會。
最後，司馬遷寫着：“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𠔌關十五年。”
但後來劉嚮在《戰國策》的序言上，卻說：“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這裏與《史記·蘇秦列傳》所載相差十四年的問題在哪裏呢？司馬遷說的十五年，是蘇秦手裏的事。劉嚮說的二十九年，包括了蘇秦、張儀、蘇代等當政的年限。張儀是他同學蘇秦一手計劃培養的，故意造成反對派勢力，幫助秦國破壞了蘇秦合縱以後的計劃，另創一個連橫的聯合戰綫，與蘇秦的原計劃相抗衡。其實，都是他們兩個同學的袖裏乾坤，故意一正一反來玩弄諸侯，擺布天下。同時因蘇秦的影響和培養，跟着又有他的弟弟蘇代、蘇厲等，也是走他的老路，縱橫捭闔於當時的國際局勢之間。
反正總結起來，都由於蘇秦一手的創作，而減弱了當時國際間的連綿戰爭，維持了二、三十年大體上還算和平安定的局面，雖然最後蘇秦還是在齊國被人行刺而死，但是這個歷史上的功績，卻不能不歸之於蘇秦的謀略。
生死之謎
可是，最近我聽人說，又有新的出土資料，足以證明蘇秦當時在齊國並沒有被刺死，可能衹是受傷或是的裝受傷，他是道道地地的功成身退，歸隱去了。後來還活到相當氏的歲數。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這些資料，到現在還衹是道聽途說而已，假如是真有其事，那麽我們對於蘇秦的評價，還要高得多了。這樣一來，范蠡的逃名歸隱，雖然獨步於先，後來的這個蘇秦也很高明，他使寫歷史的人，更並不清他的下落，豈不是比范蠡逃名得更有趣，真不愧是鬼𠔌子的弟子了。後世道傢的神話傳說，當蘇秦功成名遂之後，便回去找他的老師鬼𠔌子，學道修仙去了。
不管如何，蘇秦一生的作為，在歷史文化上，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他是位非常高明的豪傑之士，他既不想做英雄，當然也談不到聖賢的作為。但也不能像過去學者們的成見一樣，衹把他打入謀略傢，好像他衹懂得縱橫捭闔的陰謀策略，完全忽略了他對當時歷史時代上，的確已經做到了輓救戰亂危機而措置和平達二十多年的貢獻。有多少人的生命財産，都在他的一念卵翼之下而安享了天年。衹要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戰國末期的戰史，包括國際性、地方性的大小戰爭來看，便可知道過於輕視蘇秦的功勞，那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麽，為什麽又說他不想作英雄呢？這很簡單，在他後來左右逢源、擺布整個國際天下在他指顧之間的時代，他沒有一點野心，想走那三傢分晉，或者田氏篡齊的作為。就如他在燕國，以及他在趙國，受封為武安君那段時期，也沒有過分地幹擾弱國之燕、趙的實際內政。再拿他得志回傢，分財施人的作風，來對比研究，便可想見蘇秦書生本色的個性，的確有過人之處。
如果新近的傳說屬實，真有新出土的資料，證明蘇秦後來是逃名隱遁了，又安享餘年，還活得不算太短的長壽。那麽，就要對他高明的人生哲學觀點另加評價了。或者，在他經歷上，對於人世間的歷史哲學觀點，確如范蠡他們一樣，另有獨到之處。在這裏，使我想起了明代蒼雪大師一首題畫詩的哲學意境：“鬆下無人一局殘，深山鬆子落棋盤。神仙更有神仙着，畢竟輸贏下不完。”倘作如是觀，那他豈不是更神奇了嗎？
再說，司馬遷特別為蘇秦寫了一長篇的列傳，不厭其詳地為他記述合縱的情形，也實在有他的深意存在。關於蘇秦死後的傳說，究竟如何？他也有點懷疑，衹是資料不足，不敢寫得太過分。但是他對後世一般人對蘇秦的看法，也不太同意。不過，不能說得太明顯，恐怕後來的人，不講道義，衹想學謀略，畫虎不成反類犬，那就不好。我們衹要讀一下他在《蘇秦列傳》最後的評語，便可知道了：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遊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問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間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我們在講述《孟子》之前，花了不少時間來討論孟子時代戰國末期的情勢，又附帶地多講一段蘇秦故事，用來襯托出孟子特立獨行的立身處世的聖賢之道，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因為我們生當此時此地，現實世界的局勢，就如春秋，就如戰國，儘管時代有不同，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形勢都有不同，但在大經大法、大原則、大原理的變化之際，國與國間，人與人間，古今中外，並無例外。所以特別提醒註意，希望年輕的同學們，為國傢的將來，為自己，都能花些精神，多去讀《春秋》、《戰國策》這些書，衹要能夠善於讀它，必定會有用的。的確是“其智有過人者”，例如蘇秦、張儀兩位同學，故意製造了正反相妨，而又相輔相助的反復陰謀，便使整個天下，在他們手裏玩弄，使天下在他們手裏安定。由此而知，今天世界上的故唱和平，實力倡亂的反復陰謀等等，衹要你真正懂得《戰國策》的策眼，便可一覷看穿，不會上當的。
同時，我們這次講《孟子》，正好看看孟子與蘇秦等人先後都見到的齊宣王、魏襄王他們，當時的國勢和他們的內政國情是怎樣的。為什麽孟子要這樣說，蘇秦和齊魏兩國的王者，又要那樣做，這是什麽道理？在《孟子》本書上找不出相反的資料，而在《史記》、《戰國策》上，卻可以找出一些道理來。所以我采用了這個研究方法，不但不會使蘇秦“獨蒙惡聲”，也可將《孟子》讀得活活潑潑的，富有生氣，因而更能領略得亞聖之所以為亞聖也。
戊子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擯秦，以蘇秦為縱約長，並相六國。
己醜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縱約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僵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癸巳四十一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為相。
丙申四十四年，趙式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西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戊戌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辛醜元年，衛更貶號日君。
壬寅二年，孟柯適齊。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𠔌。
甲辰四年，蘇秦已死，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後相秦。
乙已五年，秦代蜀，取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啥。
戊申二年，楚屈勻伐秦。
己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魏連橫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縱。
辛亥五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壬子六年，張儀死，秦初置丞相，以樗裏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癸醜七年，秦甘茂代韓宜陽。
經史合參
我們這次研究《孟子》，是采用“經史合參”的方法。所謂“經”，就是《孟子》七篇的本經。所謂“史”，就是指孟子所處的時代——如齊梁等國當時約略可知的史料。除了《孟子》本經之外，同時配合戰國當時相關的歷史資料，來說明孟子存心濟世的精神所在。
過去我們在年輕的時候讀《孟子》，往往覺得很枯燥乏味，衹是為了傳統的要求，作教條式的信仰，填鴨式的記誦，或多或少，總存着不是絶對信服的心理。如果把學力加上年齡，再加上對世事的經歷和觀察，慢慢到了年事老大，纔會覺得孔孟之學在人道的立場上，的確是有它聖之為聖的道理。但學力加年齡加閱歷，說來衹是一句話，實際上卻是一段漫長的路程，同時夾雜着許許多多的甘苦。所以我認為針對現代情況的需要，用經史合參的方法來認識孟子，也許有很多方便。
講到這裏，順便想起一個歷史上有關孟子的故事，那就是明太祖朱元津的趣事。朱元漳當了皇帝以後，大概也和我們年輕時的心情思想一樣，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把他的牌位供在聖廟裏，實在不配，因此取消孟子配享聖廟之位。晚年他的年事閱歷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睏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傢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是亞聖，於是又恢復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這個故事表面看起來很可笑，蠻好玩，實際上也正好說明了我們研究孟子的中心關鍵。同時也是英雄與聖人、王道與霸術分野的道理。
梁惠王的先世
現在我們手裏拿的這本《孟子》，第一篇是《梁惠王》即孟子見梁惠王。關於他們的對話，原文俱在，暫時擱在一邊；我們現在先要把梁惠王當時的魏國情勢，作個簡單的瞭解。
梁惠王便是魏惠王，因為他當時遷都到大梁（河南開封），所以一般習慣，又稱他為梁惠王。
戰國時期的魏國，是和韓、趙兩國一樣，他們的祖先原來都是晉國的重臣。到了春秋末期，在晉昭公之後，便衰弱到“六卿強，公室卑”的情勢。魏國的祖先，也是晉國後期的重臣——六卿之一的魏桓子，他和另外兩傢晉國的重臣韓康子、趙襄子，共同陰謀滅了苟傢的智伯以後，便三分其地而據以稱強了。這個階段，也正是孔子的晚年時期。
跟着，也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戰國時期開始。魏國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賢人之一、子夏的學生，接受孔子經學的熏陶。孔子過後，子夏講學河西，便是這個時期的事。魏文侯另外還有一位高明的老師田子方。又嚮當時有名的高士段幹木謙虛請教，他和段幹木是師友之間的交誼，有很好的感情。因此他把魏國打好基礎，變成戰國初期的一個文化強國。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歷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門豹，主管河內（今河北及陝西、山西部分地區），成為中國政治史上內政修明的典範之治。
魏文侯死後，他的兒子魏武侯繼起，在文化的成就上，當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但在武功上，則更強大。他用了歷史上名將吳起，同時與韓、趙滅掉宗主國的晉國，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後，他的兒子繼位，幹脆直接稱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見的梁惠王。
梁惠王當然比不上他的祖父魏文侯，而且也比不上他的父親魏武侯。同時，他所處的時代環境，比起他父親、祖父的時代，又更復雜睏難了，這也是事實。不過歷史上的名將孫武子的孫子———孫膜，打垮他同學龐涓的一場著名戰爭，那個龐涓，便是魏惠王親信的大將。在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過赫赫的戰功，打敗過韓國、趙國、宋國。而且還能威脅到魯、衛、宋、鄭等國來朝，和他建交。同時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暫的和平。
商鞅和梁惠王
可是魏惠王在歷史上，卻有一件很滑稽的遺憾，也可以說是很滑稽的損失，那便是把一個在他手裏的人才，輕輕地漏過溜掉，使他後來在霸業的企圖上吃了很大的虧。這個人便是使秦國變法圖強的商鞅。
商鞅，衛國人，所以也叫衛鞅，又叫公孫鞅，因為他的本族姓公孫。在當時宗法封建的社會裏，他是不受人尊敬重視的一個青年，因為他的生母不是元配，在宗法社會裏沒有傢族地位之故。
商鞅從小就愛好法傢刑名之學。因為在他本國不得志，戰國當時的國際之間，又正是人才交互外流的時代，他便到魏國，作了魏國的輔相公叔痤的門下士。公叔痤知道他有纔具，還來不及嚮魏王推薦，他自己便生病快要死了。梁惠王去看公叔痤的病，問他說：“假如你的病好不了，對我們的國傢前途，有些什麽話要吩咐？” 公叔痤說：“我的門客，有一個衛國的流亡青年公孫鞅，雖然年紀還輕，卻是一個奇才，希望你重用他，絶對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見。”梁惠王聽了，門聲不響，也不表示意見。到臨走的時候，公叔痤便叫所有的人退出去，又單獨和梁惠王說： “如果你不肯用公孫鞅，便解决了他，不要叫他出境。”梁惠王聽了衹好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梁惠王走了以後，公叔痤馬上叫商鞅進來，對他說：“剛纔惠王要我推薦我死後的輔國人才，我推薦了你，他的意思不肯接受。我的立場，先有公，再有私。先對國傢貢獻是事君之道，再來對你講私話，是盡到我人臣之道以後，纔來講你我之間的友道。”
這點要特別註意，在我們上古的歷史文化裏，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間，常有這一類歷史故事的例子，充分表示一個人的人格作風，對公對私的道義界別。表面看起來好像很陰險，在說兩面話。事實上他是光明磊落地說明對君道、臣道、友道之間的各別立場，都須要有所交待，纔是不負此心、不愧此心。如果說他是陰險，也有陰險的道德，等於後世寫的武打小說，明明要用暗器傷人，但在發出暗器的剎那，還要公開叫一聲“看打！”通知了以後，你能不能逃得過，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和本事了。
因此公叔痤便接着告訴了商鞅：“我的心，對公對私都要盡到最大的力。所以我後來對惠王說，如果不用你，便殺掉你。他似乎同意了我的意見。你趕快想辦法走吧！遲了，就要完蛋。”商鞅聽了，對公叔痤說：“你放心吧！他既然不肯聽你的話用我，哪裏又肯聽你的話殺我呢？”換句話說，商鞅瞭解梁惠王的心理，根本沒有把他商鞅這個人當一回事。所以他還是暫時留在魏國不走。
梁惠王從公叔痤的傢裏出來以後，便對左右親近的人說：“公叔痤真是病得昏了頭，他叫我把國傢大事交付給那個衛國來的流亡小子公孫鞅，那是多麽荒謬的想法！真是可悲之至！”
後來商鞅投奔到秦國，三次遊說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計劃，變法圖強，富國強兵，奠下了後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基礎。過了兩三年以後，商鞅又說動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國，用詐術欺騙了魏國的前綫指揮官魏公子印，打了勝仗，使魏國割讓了河西之地求和。纔逼得魏惠王遷都大梁。這時候，梁惠王纔深深悔恨自己當時沒有聽信公叔痤的話。公孫鞅也因此而受秦國尊封為商君。所以後來通稱他為商鞅，便是由這個歷史故事來的。
再過十年以後，秦孝公死了，他的兒子繼位，也稱惠王，這便是蘇秦見過的秦惠王。商鞅失了依靠，在秦國的政壇上失敗得很慘，有造反叛變的嫌疑，因此又逃亡到魏國，但被魏國拒絶了，最後走投無路，被秦國追捕回去，受車裂之刑而死。
雖然說歷史上的因果報應，毫釐不爽。但魏國割地遷都這一幕，到底都是導自梁惠王的失策，沒有君子之度的領導長纔，糊裏糊塗地寫下了歷史上這一出滑稽劇本，徒留後人扼腕長嘆。
孟子見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憤難受的階段。他與齊國一戰，損失了大將龐涓，同時太子申被擄。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了公子印，割讓了河西之地，遷都大梁。實在是他心裏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想網羅禮聘外國的人才，例如在齊國聞名的客卿騶衍、淳於髡等人，也都受過他的邀請。尤其他對騶衍的莅臨，曾經親自到郊外去歡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賓之禮。他是受到商鞅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個振作圖強的能臣，來恢復他父祖的光榮局面，甚至能進而窺圖霸業。
不管他是什麽心理，也不管他是哪一類的領導人物，至少他當時的作法，的確是有迫不及待的求纔若渴的意圖。
我們先瞭解了這些簡略的歷史資料，再來研究孟子見梁惠王的一段，才能找出孟子學說思想的精彩所在，而不覺枯燥乏味。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回何以利吾傢，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傢；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傢。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與孟叟
這一段的文字記載，無論是孟子本人或是門人們的記述，措辭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飾，直截了當描述當時孟子見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尤其我們瞭解了梁惠王後來對騶衍的接待，再來一看他對孟子滿不在乎的樣子，很顯然的，大有厚薄輕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既沒有像春秋時代諸侯對孔子的敬重，尊稱一聲夫子；也沒有像戰國當時諸侯們禮賢下士的作風，尊稱一聲先生。他卻幹幹脆脆地稱呼一聲“叟”。這個“叟”字，好聽一點來講，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禮貌一點，便是老頭兒的意思。當然，梁惠王當時的一聲“叟”，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頭兒呢？無法考查。這要看他當場的禮貌態度，和稱呼的聲調來决定它的涵義了。可惜當時沒有電視錄影（一笑）。但無論如何，這一聲“叟”，並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沒有疑問的。
而且本章的記述，描寫這一段不太愉快的談話，在文字的氣勢上，表達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記載這一個“叟”字的稱呼，對孟子的偉大倒沒有什麽損失，反而襯托出梁惠王始終不成器的風格，一副吊兒郎當、不莊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聽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國”的問題以後，就很莊重地對梁惠王說：“您何必衹圖目前的利益？其實衹有仁義纔是永恆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樣，謀國的居心，衹圖以急功近利為目的。那麽，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們，也衹求顧全自己的傢族利益。這樣影響所及，一般的國民，也就衹為自己身傢的利益打算。這種觀念發展下去。一定會使全國上下各階屬，都變成以利害為生活的重心，造成‘當利不讓’的風氣。這樣的話，國傢就太危險了。”
“因為唯利是圖，‘當利不讓’的結果，自私自利的觀念會越來越嚴重。在歷史上，有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互相爭權奪利的結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亂逆行。那些本來具有萬乘之尊的大國，發生弒君叛變而自據稱王的，都是當時那些高位重臣，所謂千乘之傢做出來的絶事。同樣地，那些千乘之傢，被巨下叛變所謀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傢的重臣所於的事。”
“至於侵略吞併的思想，更是由於‘權利欲’的驅使，所以目前萬乘之尊的大國，便想吞併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國，便想吞併百乘之衆的小國，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說不夠多的。原因在哪裏呢？都是為了急功圖利、爭奪權利的結果。如果不瞭解先行仁義，而衹求近利為前提，自然而然要變成非侵略他人、奪取別人的所有，就不能滿足自己的利益。”
“其實，真能實行仁義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絶對不會有遺棄其近親的可能。真有義氣的人，絶不會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認為您—— 惠王衹有推行仁義之道，纔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捨大取小而衹顧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們根據《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繹它文字的內涵，略略加以說明，大致就是這樣的對答。當然，如果說是譯文，那便大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說法，與古文原文的簡練原意，也許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過，大意是不會太過差錯到哪裏去的。而且這樣一來，把孟子對梁惠王的答話，看得很明白。孟子並沒有太過迂腐古板，衹一味地叫他行仁義，而不管梁惠王當時所處的情勢，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這樣孟子纔不失為一個識時務的聖哲。衹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遠見、有抱負，與梁惠蘭急功近利的政見不能相合而已。
我們先要解决了這個問題，再來從兩方面看這一段對話，討論他的內涵。第一，是司馬遷的記載。第二，是歷史的證驗。
司馬遷對梁惠王和孟子的觀點
司馬遷寫《孟子列傳》，是把孟子與荀卿的列傳合寫成篇的。關於孟子傳記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見梁惠王這一段思想作重心來述說的。如說：
孟軻，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剛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
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
用孫子（臏）、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
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據史記列傳的記載，關於孟子的生平，衹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關孟子千秋事業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書，用不着司馬遷再來述說。他在本傳裏，衹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點，是主張傳統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願講當時侵略吞併的不義之戰，也不願衹講霸術。所以和梁惠王當然也談不攏，這是王道與霸業、聖賢與英雄分野的必然結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主要的對話，比較詳細地埋伏在魏世傢中有關梁惠王的一段記述裏，他說：
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騶衍、淳於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裏，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處理資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細地讀完全部《史記》，細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許多歷史哲學的重點被他的手法瞞過，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讀書所誤，而不知道司馬遷的微言重點所在了。
他寫孟子傳記，衹是述說孟子之所謂孟子的正面，等於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對孟子的側影或背後的記錄，司馬遷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辭。可是他把它插進魏世傢當中去隱藏起來，要讀者自己慢慢去尋找、去體會。
他說梁惠王自從兵敗國破，遷都到大梁以後，心情也真夠惡劣萬分。但是他還想力圖振興，還肯“卑禮”——很有禮貌地，“厚幣”——用很高的費用，邀請招待各國的名賢當顧問。例如騶衍、淳於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請到大梁來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訴他們自己的心境非常惡劣，處境也很尷尬（如記載所說：
“我（寡人）真不行！這多年來打了三次敗仗，我的兒子（太子申）被齊國俘虜了，我的得力上將也戰死了。弄得國傢非常空虛，實在羞對祖宗和國人，我對目前的局勢覺得太慚愧了。”
他又對孟子說：“老先生，你不辭幹裏的辛勞來到敝國，實在是我們的榮幸。不知你將如何為我國謀利？”
孟子說：“惠王，你不可以這樣過於註重利益。你做領導人的這麽重視利益，那些高級臣僚的卿大夫們，也就衹顧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國民，就都爭取自己的利益。這樣子上下爭利，你的國傢就太危險了。做一個領導人，衹要提倡仁義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講究什麽利呢？”
如果依照司馬遷這一段的記載，我們讀了以後，不免拍案叫好，好極了！可愛可敬的孟夫子，講的道理是真對。但是梁惠王這個時候，好像是百病叢生，垂死掙紮的危急。你這包顛撲不破、千古真理的仁義藥劑，他實在無法吃下去，而且也緩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麽能聽得進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馬遷寫到這裏，誰是誰非，他卻不下定論——實在也很難下定論。因為千古的是非，本來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結論。所以他不寫了，但是，他在《孟子列；傳》裏，卻寫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多情。”就這樣的輕輕帶過去了。這是多麽有趣、多麽耐人尋味的手法！
義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瞭解，孟夫於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遊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麽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尚遊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衹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麽呢？因為他是抱着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衹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傢、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着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 “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衹是人們都衹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纔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麽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於最好成就霸業。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註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絶對的客觀，然後再設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於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於魏國有什麽有利的貢獻，經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可惜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絶對客觀的分析，乃至於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復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衹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傢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傢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衹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裏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傢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衹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衹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衹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絶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着手去做，纔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瞭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麽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衹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麽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係，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係，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 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傢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衹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傢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詞，以及上下係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 “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兇，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積善之傢，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傢，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
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絶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麽《易經》等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我們還可以提出兩點來作反證：
第一，韓非子說：“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不用，人不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他說，棺材店老闆希望別人死，並不是心壞，並不是不義；汽車廠老闆希望大傢發財，也並不是心好，並不是好義。兩種不同的心理，都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賺些錢，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韓非子的這段話，等於為“利”字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中，能夠産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麽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價值；也就是在當用、該用、要用、可用、適用、值得用的條件下，那麽對這人、或事、或物來說，就構成了價值；也就是對這人、或事、或物的利。
第二，《易經》中卜筮方面所顯示的，可歸納為“吉。兇、悔、吝”四種現象。實際上就衹有吉兇兩端。吉是好的；兇是很壞；而悔為煩惱；吝是睏難。簡單說，悔、吝也就是小兇。天下人、事、物，都不外吉與兇兩端。吉、兇怎麽來的？《易經·係傳》上說：“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凡是一動，就會發生或吉、或兇、或悔、或吝的結果；不是吉就是兇，不是兇就是吉。有了這項理解，就知道利與不利之間的辨別，須要從動用之間而分。
由這裏引申出來，可知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仁義，就是大利。因為在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都在互相徵伐的動亂之中。如果有一個國傢，真的以仁義作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運用在內政外交上，那麽最後的勝利，就必定是屬於這個行仁由義的國傢。
玩弄仁義的權智
漢代桓譚《新論》說：“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 指出上古時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這是最高的無為而為的境界。到了後來五帝的時代，以德來治天下，這已經差了一層——有為而為了，但是仍然是非常高超的政治。等而下之三王用仁義，五霸用權智，可以說是每下愈況。
又《長短經》的《反經》第十三說：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失。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
這是道傢思想的論點。這裏指出，仁義的確是一種好德行；但是這德行用久了，便走了樣，變成人們用來爭權利的一種工具。由此就可以瞭解道傢的代表人物—— 老子和莊子說的那些話。
老子曾說，道德頽落，纔有禮義之說，他也經常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當時老子對於仁義禮樂的道德觀念批評得很厲害。莊子也曾說：“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諸侯的徵伐口號，大體上也都是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並不是真行仁義，衹是利用仁義的美名，以達到爭權奪利之目的。所以莊子說仁義衹是先王所留下的一幢臨時寓所，一幢別墅，並不是自己久遠安身的傢，衹可以偶爾住一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意思就是說，仁義這種道德觀念，衹可以在道德極其衰微的時候，偶然用一下，不可以長久地死用。如果長久用下去，就會被壞人利用仁義之名，作為政治上爭權奪利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