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望去，它有点像一条河的样子，饱满而舒缓的河水鼓涨着，漫上了两边的堤岸。河面无风无浪，不动声色地蛰伏，上游和下游都是白茫茫一片，看不见尽头。她的身子实际上就整个浸泡在河水里，只露着一双眼，半睁半闭地晃悠。她几乎感觉不到河水的流动，但她知道自己每一秒钟都在失去它们，并且是永远。它们离开了这里便不再回来，她也许将在下一个世纪或是另一个星球上同它们相遇。倏忽间，她又觉得自己正在顺水漂流，冰凉的水流簇拥着她，她与这条河已难分彼此。她将每时每刻与它同行，直到凶险的旋涡把她甩上荒芜而永恒的河岸……
有一刻，她甚至听见了流水的声音。把耳朵紧贴着河床的底部，她听到河的汩汩水声，竟然如同时钟的节奏，严谨而有序地行走。她一时竟不知那究竟是钟摆还是流水，是时间本身还是河的呼吸，它不像大江汹涌，也不似小溪淙淙；河由小溪而生，因此它没有开头；河因大海而终结，因此它没有尾巴——河便是如此无始无终，所以没有人能使它停下来……
梅子在睡梦中，常常听见时间行走的声音。但每次当她试图抓住她的两只脚，它就化成河的模样蠕动起来。
梅子醒了。她睁开眼，看见床头上那只白色的电子钟，时针正指着8点整。
朦胧中，梅子觉得自己似乎正在盼望着什么。
——来弟今天竟然又没有来么？
梅子有些生气。已经是第六个星期了，来弟还是没有出现。往常每周一上午8点差5分左右，来弟的敲门，总是会准时把梅子从床上叫起来。
来弟是梅子雇佣的钟点工，已经在梅家干了三年多了。作为保姆的来弟，手脚麻利勤快干净，做饭洗衣样样活都拿得起来，算是保姆中难得一遇的好手。可惜就是每年过春节，来弟必得回到她那个安徽无为的老家去过年，一走就是一个月。因而每年春节前后，梅子的家务活都会显得积重难返。
来弟临走的时候，再三保证说她三个星期一定回来。梅子当时表示，不怕她晚回，就是怕她不回，只要回来干，哪怕是六个星期也等她。梅子说的是真心话，自从三年前朋友介绍来弟到梅家干活，梅子就再没打算换保姆。梅子在一所大学教书，课虽不多也不坐班，但搞些课题研究加上为了晋升高级职称，学外语编书，每天也都忙得昏天黑地。梅子的先生芦迪在电视台，三天两头动不动就出差，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得带回一大堆脏衣服，指望梅子赞助。梅子的女儿去了外地上大学，家里平时就梅子和芦迪两个人，如果请个全日的保姆，既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住，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儿。偏偏梅子在生活上又不是那种能干的女人，曾有好几年时间，梅子被那些琐碎烦心的家务折磨得好生羡慕“单身贵族”。
……那条河流着，托起远航的客轮帆船木筏；却也在清晨的雾气中，送来一叶轻舟，船舷上蹲着一只只鱼鹰，代替了渔夫的网……
钟点工的应运而生是城市妇女的福音。有了来弟以后，梅子觉得妇女解放运动这才算初见成效。如今来弟暂时离开了个把月，梅子的日子已变得狼狈不堪，地毯和厨房的灰尘已积得老厚，玻璃窗倒像是一幅点彩派的现代绘画。梅子常常觉得，其实是来弟每一次的钟点服务，在支撑着自己每日的钟点。这根支柱一撤，她的时间顿时就变得捉襟见肘了……
梅子起床匆匆洗漱，8点30 分，梅子开始打电话。打给本院的一个同事，问她来弟可曾去过那里。是梅子把来弟介绍给那一家的，每周去一个半天，排在星期六的下午。那个同事说，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来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真不明白那个乡下有什么可呆的。可我又不敢另找，一时怕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呢。梅子呐呐说你再等等，我有消息就告诉你。刚放下电话，铃声就响了，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正是梅子接着要找的另一个朋友。那人说，记得来弟去你家是排在周一，她今天来了没有？梅子说，没有哇 ，我也等得着急。那人说，来弟临走时对我说，有人要介绍她去开电梯，工资不算多，但活儿可比干钟点工轻巧多了，你说来弟回了北京，会不会直接就去开电梯了呢？梅子疑惑地说，不会吧，她要走，也该通知我们一声，哪能说不来就不来呢。那人说，你可不知道，现在的农村人鬼着呢？哪儿钱多就往哪跑，她能管你死活？她再不来，我家可得乱套了，你得想个办法找找她呀……梅子说，我连她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她？那人叹口气说，钟点工好是好，就是管不了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是来去自由……梅子说，那就再坚持一星期吧，说不定她在老家被什么事儿拖住了，我倒是听她说过一句，说这次回去，要给她女儿把对象定下来……
梅子放下电话，忽然觉得自己其实挺想念来弟的。就是那么个钟点工来弟，做保姆做得家家户户都离不了她，用芦迪的话说，确是有点邪门。
来弟和梅子同岁，51年生，都属兔。来弟27岁到北京做保姆，正是梅子从北大荒返城的那一年。算起来，来弟拥有20年“保龄”了，令人不可小视。来弟刚到北京时，在人家家里做全日的保姆，换过许多家，到了90年代，才开始做钟点工。因此来弟认识北京城里大街小巷许多地方。但来弟不识字，来弟有个姐姐招弟，那时候招弟上了学，家里就没钱给来弟再上了。等下一个弟弟真的被她们姐妹招来，她家就更不会让来弟读书了。梅子知道安徽无为是个穷县，女孩长大了，就出去给人当保姆。几十年前，许多女人在主家当保姆一直当到老死。
来弟虽不识字，来弟却识数。来弟管阿拉伯数字叫做洋码字。来弟手腕上有块表，不知是哪家人给的。她每次一进门就先看墙上的钟点，对一遍她的表是否准时。梅子有一次问她，不识字却怎么识洋码字？来弟觉得奇怪，回答说：梅老师笑话我呢，要是再不识数，我不成了个瞎子，怎么看钟点啊？
所以来弟从不迟到。梅子甚至怀疑来弟总是把手表拨快，要不她为什么每次都会提前几分钟到。
到了8点50 分的时候，梅子失望地想，来弟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有一刻，她甚至听见了流水的声音。把耳朵紧贴着河床的底部，她听到河的汩汩水声，竟然如同时钟的节奏，严谨而有序地行走。她一时竟不知那究竟是钟摆还是流水，是时间本身还是河的呼吸，它不像大江汹涌，也不似小溪淙淙；河由小溪而生，因此它没有开头；河因大海而终结，因此它没有尾巴——河便是如此无始无终，所以没有人能使它停下来……
梅子在睡梦中，常常听见时间行走的声音。但每次当她试图抓住她的两只脚，它就化成河的模样蠕动起来。
梅子醒了。她睁开眼，看见床头上那只白色的电子钟，时针正指着8点整。
朦胧中，梅子觉得自己似乎正在盼望着什么。
——来弟今天竟然又没有来么？
梅子有些生气。已经是第六个星期了，来弟还是没有出现。往常每周一上午8点差5分左右，来弟的敲门，总是会准时把梅子从床上叫起来。
来弟是梅子雇佣的钟点工，已经在梅家干了三年多了。作为保姆的来弟，手脚麻利勤快干净，做饭洗衣样样活都拿得起来，算是保姆中难得一遇的好手。可惜就是每年过春节，来弟必得回到她那个安徽无为的老家去过年，一走就是一个月。因而每年春节前后，梅子的家务活都会显得积重难返。
来弟临走的时候，再三保证说她三个星期一定回来。梅子当时表示，不怕她晚回，就是怕她不回，只要回来干，哪怕是六个星期也等她。梅子说的是真心话，自从三年前朋友介绍来弟到梅家干活，梅子就再没打算换保姆。梅子在一所大学教书，课虽不多也不坐班，但搞些课题研究加上为了晋升高级职称，学外语编书，每天也都忙得昏天黑地。梅子的先生芦迪在电视台，三天两头动不动就出差，家里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得带回一大堆脏衣服，指望梅子赞助。梅子的女儿去了外地上大学，家里平时就梅子和芦迪两个人，如果请个全日的保姆，既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住，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儿。偏偏梅子在生活上又不是那种能干的女人，曾有好几年时间，梅子被那些琐碎烦心的家务折磨得好生羡慕“单身贵族”。
……那条河流着，托起远航的客轮帆船木筏；却也在清晨的雾气中，送来一叶轻舟，船舷上蹲着一只只鱼鹰，代替了渔夫的网……
钟点工的应运而生是城市妇女的福音。有了来弟以后，梅子觉得妇女解放运动这才算初见成效。如今来弟暂时离开了个把月，梅子的日子已变得狼狈不堪，地毯和厨房的灰尘已积得老厚，玻璃窗倒像是一幅点彩派的现代绘画。梅子常常觉得，其实是来弟每一次的钟点服务，在支撑着自己每日的钟点。这根支柱一撤，她的时间顿时就变得捉襟见肘了……
梅子起床匆匆洗漱，8点30 分，梅子开始打电话。打给本院的一个同事，问她来弟可曾去过那里。是梅子把来弟介绍给那一家的，每周去一个半天，排在星期六的下午。那个同事说，我也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来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真不明白那个乡下有什么可呆的。可我又不敢另找，一时怕也找不到那么合适的呢。梅子呐呐说你再等等，我有消息就告诉你。刚放下电话，铃声就响了，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正是梅子接着要找的另一个朋友。那人说，记得来弟去你家是排在周一，她今天来了没有？梅子说，没有哇 ，我也等得着急。那人说，来弟临走时对我说，有人要介绍她去开电梯，工资不算多，但活儿可比干钟点工轻巧多了，你说来弟回了北京，会不会直接就去开电梯了呢？梅子疑惑地说，不会吧，她要走，也该通知我们一声，哪能说不来就不来呢。那人说，你可不知道，现在的农村人鬼着呢？哪儿钱多就往哪跑，她能管你死活？她再不来，我家可得乱套了，你得想个办法找找她呀……梅子说，我连她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她？那人叹口气说，钟点工好是好，就是管不了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是来去自由……梅子说，那就再坚持一星期吧，说不定她在老家被什么事儿拖住了，我倒是听她说过一句，说这次回去，要给她女儿把对象定下来……
梅子放下电话，忽然觉得自己其实挺想念来弟的。就是那么个钟点工来弟，做保姆做得家家户户都离不了她，用芦迪的话说，确是有点邪门。
来弟和梅子同岁，51年生，都属兔。来弟27岁到北京做保姆，正是梅子从北大荒返城的那一年。算起来，来弟拥有20年“保龄”了，令人不可小视。来弟刚到北京时，在人家家里做全日的保姆，换过许多家，到了90年代，才开始做钟点工。因此来弟认识北京城里大街小巷许多地方。但来弟不识字，来弟有个姐姐招弟，那时候招弟上了学，家里就没钱给来弟再上了。等下一个弟弟真的被她们姐妹招来，她家就更不会让来弟读书了。梅子知道安徽无为是个穷县，女孩长大了，就出去给人当保姆。几十年前，许多女人在主家当保姆一直当到老死。
来弟虽不识字，来弟却识数。来弟管阿拉伯数字叫做洋码字。来弟手腕上有块表，不知是哪家人给的。她每次一进门就先看墙上的钟点，对一遍她的表是否准时。梅子有一次问她，不识字却怎么识洋码字？来弟觉得奇怪，回答说：梅老师笑话我呢，要是再不识数，我不成了个瞎子，怎么看钟点啊？
所以来弟从不迟到。梅子甚至怀疑来弟总是把手表拨快，要不她为什么每次都会提前几分钟到。
到了8点50 分的时候，梅子失望地想，来弟今天肯定不会来了。
9:00——
来弟和她的一家人，大包小包的，刚刚走出北京站的出口，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一记雷声。来弟抬头看天，太阳像个灯笼，就挂在马路边那栋高楼的窗户上，阳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来弟嘀咕说，这好好的大晴天，怎么就会打雷？正说着，那雷声又响了一下。儿子臂弯里抱着他1岁半的女儿京京，用胳膊肘捅捅她说，妈，是钟声响呢，你回头看——来弟转过身，见车站那排楼的中央，耸着一座高高的小亭子，四面都嵌着方方的一块大钟，雷声就是从大钟那里发出来的。钟面上的指针，短的停在洋码字9上，长的在12上。
来弟在20年间，已经无数次到过北京站。但听它敲钟，还是第一次。
它一声接一声地响着，声音传得老远，那声音真是好听得很，像是一个喉咙里装着麦克风的女人在唱歌，震得阳光都有点发抖。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都停下脚，仰脸去看它。来弟的孙女京京让钟声给吵醒了，大声哭了起来。
6—7—8—9—来弟一声声数着，没有错，一共是9下。来弟看看自己腕上的表，真是9点钟了。
她心里突然就有些发紧，招呼了一声自家男人，脚步也快了。
快到103汽车站的时候，来弟放下东西，回头对儿子说：这一次，豁出去了，我们打“的”好不好呢？
儿子显得很吃惊。儿子说，回一趟家，钱都用光了，还打的呢？！
来弟不理他，冲着迎面来的一辆“面的”就举起了手。这个家，她说了算。来弟还是第一次“打的”，那手伸得僵硬，像是敬礼一样，缩回来还抻着。“面的”倒不计较，嗤地就把车停在了她面前。儿子看一眼车厢，说就一排座位，这么多人，坐不下哩。来弟说上啊上啊，都给我上去再说。一边就把抱着孩子的儿子和媳妇推了上去，又把男人推了上去。最后是女儿和行李，关了车门，来弟和女儿就坐在了行李上，正好满满一车。司机回头看这一车人，乐着说：真新鲜，如今农村人也坐上出租了。来弟回答说，你没看有个小孩么，坐公共汽车没有座位，怕把小孩挤坏了。司机又乐，说打工还带小孩啊，真把全家都搬来了？去哪啊？来弟说了地址，用袖筒擦一把汗，松了口气。车开了一会，来弟从倒退的车后窗里，望见路边的高楼上又耸着个小亭子，上头有只大钟，已经指着9点25分。
来弟想，到底是大城市呢，连马路上都有钟表，还让人白看。城里人好像是靠着钟在活，一时一刻都不能差的。如果在老家，就用不着钟点了，天亮起身下田，太阳正中了回家吃饭，天黑了就回。那钟点是太阳，挂在天上，你想看成几点就是几点。她长到十几岁，闹钟没见过一只，不用说手表了。可如今回去过年，家家都有电子钟，台灯上镶着钟、墙上的挂历镶着钟、就连温度计旁边都镶着钟，一间屋里，钟表真比人的眼睛还多。可惜，乡下人的眼睛，硬是不往钟表上落，麻将一夜打到天亮，一觉睡到中午，晨昏颠倒的，哪里有一点时间观念呢。
在城里做惯了钟点工的来弟，回老家过了一个半月不需要钟点的日子，还真有些不习惯。轻松倒是轻松，只觉得人都散漫得虚软了。
但老家是不能不回的。来弟的娘家早就没有人了，夫家除了自己男人，还有一个71岁的婆婆。来弟出去做工20年，一儿一女都是男人和婆婆养大的。
“面的”停了下来，腾腾地抖着身子哼哼着，好一会也不往前走，司机说前面肯定是堵车了，急也没用。十字路口那里有块牌牌，上头的洋码字一会儿一变，来弟留心看，已是9点37分了。不由很有些心焦。再回头，驾驶台那只盒子上的洋码字也开始蹦字了，一蹦就是8角钱，蹦得来弟心惊肉跳，胸口也一抽一抽地发疼。
来弟有些后悔“打的”了。这“的”是她这样的人打的么？
来弟生下来到现在统共只坐过两次出租车，上一次，还是因为有一次她干活时突然胃疼，那个梅老师付钱打了“的”，让“面的”把她送到医院去的。这一次过年回老家，儿子媳妇女儿和她四个人，光是一个半月不干活，损失多少工钱呢，少说几千块了；来回的火车票钱呢，春节高峰买不上票，只好买黑市的高价票，又是上千块；还有回到乡下各处打点的钱——亲戚结婚送份子的、哪家孩子满月办酒席的、压岁钱、待客的烟酒钱……凡是动一动都是钱。在城里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钱，回趟老家就去掉了一大半。幸好新屋早几年就盖成了，楼上楼下四大间还有晒台；儿子结婚用的都是她和儿子这么多年在外面做工攒下的钱。前年，儿媳妇还给她生下一个胖胖的孙女儿京京。头胎生了女孩，按说还可以再生一个，儿媳妇说不要了，男孩女孩都一样。来弟也说不要就不要吧，没看城里人都喜欢女儿呢。自从有了孙女，儿媳妇在家看孩子，有一年多上不了班，家里的进账少了，开销却一下大了许多。钱这东西，不会有够的时候，再过些年，到了她做不动的时候，若是她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按钟点跑来跑去，回到老家乡下，她用什么钱来养活自己和男人呢？
男人一直缩在车厢的角落上，一面朝外头张望一面唉声叹气。
来弟心想，要是照这样堵下去，这一笔车钱，可够她干上大半天的了。她一个钟点一个钟点挣出来的钱，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跳进出租汽车司机的腰包。城里的钟点，根本不是个钟点，城里的钟点是个张大嘴吞钱的妖怪，城里的钟点就是钱。
总算到了地方，三环边上一条胡同的大杂院门口，来弟让家里人把行李一件件拿下去，自己掏出钱来付车费。儿子在她耳边说，妈，总共21块，其实就合一人3 块多，比坐汽车合算。来弟说那当然，我早算过了。她看看表，是9点55分，问儿子：今天星期几呢？儿子说是星期一。来弟略一思忖，对男人说：你们进去，先把屋子收拾收拾，我得上梅老师家去，她要是在家，我就往下做了……
女儿说，坐了两天硬板，人都吃力煞了，你怎么一下火车，就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
来弟瞪女儿一眼，说：等你做了娘，你就晓得了……
来弟和她的一家人，大包小包的，刚刚走出北京站的出口，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一记雷声。来弟抬头看天，太阳像个灯笼，就挂在马路边那栋高楼的窗户上，阳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来弟嘀咕说，这好好的大晴天，怎么就会打雷？正说着，那雷声又响了一下。儿子臂弯里抱着他1岁半的女儿京京，用胳膊肘捅捅她说，妈，是钟声响呢，你回头看——来弟转过身，见车站那排楼的中央，耸着一座高高的小亭子，四面都嵌着方方的一块大钟，雷声就是从大钟那里发出来的。钟面上的指针，短的停在洋码字9上，长的在12上。
来弟在20年间，已经无数次到过北京站。但听它敲钟，还是第一次。
它一声接一声地响着，声音传得老远，那声音真是好听得很，像是一个喉咙里装着麦克风的女人在唱歌，震得阳光都有点发抖。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都停下脚，仰脸去看它。来弟的孙女京京让钟声给吵醒了，大声哭了起来。
6—7—8—9—来弟一声声数着，没有错，一共是9下。来弟看看自己腕上的表，真是9点钟了。
她心里突然就有些发紧，招呼了一声自家男人，脚步也快了。
快到103汽车站的时候，来弟放下东西，回头对儿子说：这一次，豁出去了，我们打“的”好不好呢？
儿子显得很吃惊。儿子说，回一趟家，钱都用光了，还打的呢？！
来弟不理他，冲着迎面来的一辆“面的”就举起了手。这个家，她说了算。来弟还是第一次“打的”，那手伸得僵硬，像是敬礼一样，缩回来还抻着。“面的”倒不计较，嗤地就把车停在了她面前。儿子看一眼车厢，说就一排座位，这么多人，坐不下哩。来弟说上啊上啊，都给我上去再说。一边就把抱着孩子的儿子和媳妇推了上去，又把男人推了上去。最后是女儿和行李，关了车门，来弟和女儿就坐在了行李上，正好满满一车。司机回头看这一车人，乐着说：真新鲜，如今农村人也坐上出租了。来弟回答说，你没看有个小孩么，坐公共汽车没有座位，怕把小孩挤坏了。司机又乐，说打工还带小孩啊，真把全家都搬来了？去哪啊？来弟说了地址，用袖筒擦一把汗，松了口气。车开了一会，来弟从倒退的车后窗里，望见路边的高楼上又耸着个小亭子，上头有只大钟，已经指着9点25分。
来弟想，到底是大城市呢，连马路上都有钟表，还让人白看。城里人好像是靠着钟在活，一时一刻都不能差的。如果在老家，就用不着钟点了，天亮起身下田，太阳正中了回家吃饭，天黑了就回。那钟点是太阳，挂在天上，你想看成几点就是几点。她长到十几岁，闹钟没见过一只，不用说手表了。可如今回去过年，家家都有电子钟，台灯上镶着钟、墙上的挂历镶着钟、就连温度计旁边都镶着钟，一间屋里，钟表真比人的眼睛还多。可惜，乡下人的眼睛，硬是不往钟表上落，麻将一夜打到天亮，一觉睡到中午，晨昏颠倒的，哪里有一点时间观念呢。
在城里做惯了钟点工的来弟，回老家过了一个半月不需要钟点的日子，还真有些不习惯。轻松倒是轻松，只觉得人都散漫得虚软了。
但老家是不能不回的。来弟的娘家早就没有人了，夫家除了自己男人，还有一个71岁的婆婆。来弟出去做工20年，一儿一女都是男人和婆婆养大的。
“面的”停了下来，腾腾地抖着身子哼哼着，好一会也不往前走，司机说前面肯定是堵车了，急也没用。十字路口那里有块牌牌，上头的洋码字一会儿一变，来弟留心看，已是9点37分了。不由很有些心焦。再回头，驾驶台那只盒子上的洋码字也开始蹦字了，一蹦就是8角钱，蹦得来弟心惊肉跳，胸口也一抽一抽地发疼。
来弟有些后悔“打的”了。这“的”是她这样的人打的么？
来弟生下来到现在统共只坐过两次出租车，上一次，还是因为有一次她干活时突然胃疼，那个梅老师付钱打了“的”，让“面的”把她送到医院去的。这一次过年回老家，儿子媳妇女儿和她四个人，光是一个半月不干活，损失多少工钱呢，少说几千块了；来回的火车票钱呢，春节高峰买不上票，只好买黑市的高价票，又是上千块；还有回到乡下各处打点的钱——亲戚结婚送份子的、哪家孩子满月办酒席的、压岁钱、待客的烟酒钱……凡是动一动都是钱。在城里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钱，回趟老家就去掉了一大半。幸好新屋早几年就盖成了，楼上楼下四大间还有晒台；儿子结婚用的都是她和儿子这么多年在外面做工攒下的钱。前年，儿媳妇还给她生下一个胖胖的孙女儿京京。头胎生了女孩，按说还可以再生一个，儿媳妇说不要了，男孩女孩都一样。来弟也说不要就不要吧，没看城里人都喜欢女儿呢。自从有了孙女，儿媳妇在家看孩子，有一年多上不了班，家里的进账少了，开销却一下大了许多。钱这东西，不会有够的时候，再过些年，到了她做不动的时候，若是她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按钟点跑来跑去，回到老家乡下，她用什么钱来养活自己和男人呢？
男人一直缩在车厢的角落上，一面朝外头张望一面唉声叹气。
来弟心想，要是照这样堵下去，这一笔车钱，可够她干上大半天的了。她一个钟点一个钟点挣出来的钱，正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跳进出租汽车司机的腰包。城里的钟点，根本不是个钟点，城里的钟点是个张大嘴吞钱的妖怪，城里的钟点就是钱。
总算到了地方，三环边上一条胡同的大杂院门口，来弟让家里人把行李一件件拿下去，自己掏出钱来付车费。儿子在她耳边说，妈，总共21块，其实就合一人3 块多，比坐汽车合算。来弟说那当然，我早算过了。她看看表，是9点55分，问儿子：今天星期几呢？儿子说是星期一。来弟略一思忖，对男人说：你们进去，先把屋子收拾收拾，我得上梅老师家去，她要是在家，我就往下做了……
女儿说，坐了两天硬板，人都吃力煞了，你怎么一下火车，就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
来弟瞪女儿一眼，说：等你做了娘，你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