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旅游天下>> 知青文革>> 王安忆 Wang Anyi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54年3月6日)
启蒙时代
  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
1 小兔子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
  你很难想像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可真是这样的,而且,革命洗去了铅华,还它一些质朴,似乎更单纯了。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新名字有股幼稚劲,比如“反修”,比如“红太阳”,比如“战斗”,直白至此,倒有几分胸襟。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这倒无大碍,寒素就寒素,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很有点滑稽。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其实他们是严肃的。大约也因为此,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运动开初时“破四旧”,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往日的摩登男女,如今披头跣足,神色凄惶。接踵而来的抄家、游斗,甚至,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就带有血腥气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现给予平反昭雪。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相反,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没准头了。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这种积压使得学校、街道,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
  南昌他们几个,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高分才能录取。同时呢,缘于某种政策,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各学校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两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将前阶段的失意心情一驱而散,甚至,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们更满意眼下的处境,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他们骑着自行车,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革命应该向何处去?前途迷茫。前后左右的人群,就如盲目的蚁群,忙碌于生存之计,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思考着前途。现在,形势似乎好了些,但就个人来说,似乎又灰暗下来。就是这时候,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
  他们来到这里是应小兔子的邀请。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在这学校里也有,却是呈分散状态的。还有,怎么说呢,他们似乎已经被“小市民”同化了。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事实上,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他们多出身于不纯成分的家庭,因此,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级的气息。学生穿着整齐,甚至摩登,肤色白皙,态度矜持,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当小兔子引来的这一帮人物,鸠占鹊巢似的占据了操场中心,他们的旧军服、军靴、自行车,黑黢黢的脸,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一切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包含有开放、青春、时代感,还有权力。只有小兔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坐在后车架上,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缓缓蹬着,在他们中间穿行。他处在发育期,纤细的身躯,拉得更长而且柔软。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甚至有些甜美,他温驯地微笑着,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
2 南昌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不久,这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板。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它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究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都可以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一些难得的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但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在他内心深处,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倒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之间,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他说起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地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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