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敖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十八年前我獨居新店山腳，常在陰霾漫天的夜裏，泛舟碧潭。那時候，整個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遊纔勉強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來，自然的風景，就一一都給殺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裏，改作文維生。
作文是成功中學小毛頭寫的，施珂大哥在那裏教國文，看到許多國文老師懶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過來，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幾班的作文，由我標到。做地下國文老師，收入不惡，精神卻痛苦，因為每賺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糾纏至少三分鐘。我是樂觀的人，可是連改二十本下來，就人生乏味，並且連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腦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邊改一邊想：什麽原因使小毛頭的文章寫得這麽要命？為什麽文章竟寫到千篇一律的濫套，寫得甲跟乙沒有什麽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麽兩樣？為什麽文章寫得一點也沒個性，沒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話說，狗屁文章有三類：第一類是“放狗屁”，程度最輕，是人放狗屁，還不失為人；第二類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並不整天放，衹偶一為之；第三類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為常業，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於中國人相信文章是大業，是盛事，是不朽的張本，是富貴的敲門磚，是“天地之精英，陰陽剛柔之發”，所以古往今來，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類俱在，臭不可聞。
用狗屁來說明，實在不是駡人，而是一種評判標準。所謂文章，基本問題衹是兩個：一、你要表達什麽？二、你表達的好不好？兩個問題是二合一的，絶不能分開。古往今來，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談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傢”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將，承前啓後，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一、他要表達什麽？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什麽是聖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象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糟糕的還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卻不知道不好，還以為那是好。這就表示了，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以唐宋八大傢而論，所謂行傢，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嚴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軾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裏？好的標準是什麽？
又如林琴南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古文大師章太炎卻大駡林琴南吹牛，說林琴南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太炎又說：“當世之文，惟王愷（門內豈字）運為能盡雅，馬通伯為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衹有好壞問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的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裏。
做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麽山水標準，什麽雅俗標準，什麽氣骨標準，什麽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衹是：一、要表達什麽？二、表達的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傢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這種新的標準，可以使我們立刻變得氣象一新，開拓萬古心胸，推倒千載豪傑。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們讀得起勁，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漢的作者寫的，又怎樣呢？我們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卻人云亦云的跟著說它好，或歌頌作者是什麽八大傢幾大傢，我們該有這種氣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們該敢說我們心裏的話，當你被一篇濫文章煩得要死，你除了大駡狗屁，還能駡什麽呢？
為什麽中國文章中有這麽多狗屁呢？這得先回顧一下中國文章史。
中國文章，一開始不是文章，而是“詩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詩歌是當時白話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産物，當時的寫作技巧很單調，最喜歡用單字重複來繪影繪聲，描寫黃鶯，就來個“其鳴喈喈”；描寫桃花，就來個“灼灼其華”，很少會變花樣。我們讀《詩經》，看到的，多是這類原始的表達法。
這類表達法轉到戰國以至漢朝，變為“辭賦”，辭賦開始變深了。那時候政府的命令是辭賦，命令下來，深得小公務員都看不懂，大傢衹好拖死狗。政府沒辦法，就奬勵大傢研究這些難念的古文，誰念得好，就給誰官做。這種奬勵，就是科舉的起源。有了科舉，就可以憑寫文章做大官，中國人這麽喜歡寫文章－－寫討好政府喜歡的文章，骨子裏，其實有制度的背景和遺傳在。現在的高普考大專聯考，不過是科舉的摩登化，片言點破，一切可如是觀。
辭賦表達法帶給中國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話和文言的大分裂。這種分裂，到魏晉南北朝轉為“駢文”，駢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做作極了。因為太做作，從隋唐到北宋，文章轉為“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後，有“語體”出現，開始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於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傢，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為好的表達的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啓超，梁啓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
梁啓超雖被老前輩痛恨，詆為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啓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後由鬍遠（大概是鬍適印錯）等的白話文代領風騷，中國文章，自此正宗白話化。
不論多少老頑固老夫子抱殘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壽序、賀啓、祭文、致敬電一套陳腔濫調外，已經越來越木乃伊，小毛頭們沒人要看文言文，也沒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話語譯後，纔勉強看看，應付考試和老師。但當考試和老師要作文的時候，小毛頭就無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話文的正宗基礎太薄弱，鬍適等人公開表示他們老一代的白話文是放小腳式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另一方面，白話文的起步一再誤入歧途，他們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乍看起來，捧來捧去，仿佛成功，實際情形卻是做人成功，作文失敗。小毛頭們在這種文風裏長大，自然種屁得屁，要他們寫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跡何來？
奇跡來自李敖這邊。白話文在李敖手裏，已經出神入化。在中國傳說中，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這一輩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憑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縱筆所至不檢束”，把白話文寫得氣象萬千，光芒萬丈，這種中國功夫，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為了給這種中國功夫最新舉證，我特別印了兩本書－－《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給“四季”出版、“忠佑”發行，我希望小毛頭人手一册，大力見習。說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變種，把我推翻，那時候，自然我要讓賢，把五百年打個折扣。--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十八年前我獨居新店山腳，常在陰霾漫天的夜裏，泛舟碧潭。那時候，整個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遊纔勉強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來，自然的風景，就一一都給殺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裏，改作文維生。
作文是成功中學小毛頭寫的，施珂大哥在那裏教國文，看到許多國文老師懶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過來，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幾班的作文，由我標到。做地下國文老師，收入不惡，精神卻痛苦，因為每賺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糾纏至少三分鐘。我是樂觀的人，可是連改二十本下來，就人生乏味，並且連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腦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邊改一邊想：什麽原因使小毛頭的文章寫得這麽要命？為什麽文章竟寫到千篇一律的濫套，寫得甲跟乙沒有什麽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麽兩樣？為什麽文章寫得一點也沒個性，沒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話說，狗屁文章有三類：第一類是“放狗屁”，程度最輕，是人放狗屁，還不失為人；第二類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並不整天放，衹偶一為之；第三類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為常業，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於中國人相信文章是大業，是盛事，是不朽的張本，是富貴的敲門磚，是“天地之精英，陰陽剛柔之發”，所以古往今來，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類俱在，臭不可聞。
用狗屁來說明，實在不是駡人，而是一種評判標準。所謂文章，基本問題衹是兩個：一、你要表達什麽？二、你表達的好不好？兩個問題是二合一的，絶不能分開。古往今來，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談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傢”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將，承前啓後，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一、他要表達什麽？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什麽是聖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象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糟糕的還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卻不知道不好，還以為那是好。這就表示了，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以唐宋八大傢而論，所謂行傢，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嚴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軾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裏？好的標準是什麽？
又如林琴南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古文大師章太炎卻大駡林琴南吹牛，說林琴南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太炎又說：“當世之文，惟王愷（門內豈字）運為能盡雅，馬通伯為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衹有好壞問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的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裏。
做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麽山水標準，什麽雅俗標準，什麽氣骨標準，什麽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衹是：一、要表達什麽？二、表達的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傢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這種新的標準，可以使我們立刻變得氣象一新，開拓萬古心胸，推倒千載豪傑。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們讀得起勁，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漢的作者寫的，又怎樣呢？我們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卻人云亦云的跟著說它好，或歌頌作者是什麽八大傢幾大傢，我們該有這種氣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們該敢說我們心裏的話，當你被一篇濫文章煩得要死，你除了大駡狗屁，還能駡什麽呢？
為什麽中國文章中有這麽多狗屁呢？這得先回顧一下中國文章史。
中國文章，一開始不是文章，而是“詩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詩歌是當時白話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産物，當時的寫作技巧很單調，最喜歡用單字重複來繪影繪聲，描寫黃鶯，就來個“其鳴喈喈”；描寫桃花，就來個“灼灼其華”，很少會變花樣。我們讀《詩經》，看到的，多是這類原始的表達法。
這類表達法轉到戰國以至漢朝，變為“辭賦”，辭賦開始變深了。那時候政府的命令是辭賦，命令下來，深得小公務員都看不懂，大傢衹好拖死狗。政府沒辦法，就奬勵大傢研究這些難念的古文，誰念得好，就給誰官做。這種奬勵，就是科舉的起源。有了科舉，就可以憑寫文章做大官，中國人這麽喜歡寫文章－－寫討好政府喜歡的文章，骨子裏，其實有制度的背景和遺傳在。現在的高普考大專聯考，不過是科舉的摩登化，片言點破，一切可如是觀。
辭賦表達法帶給中國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話和文言的大分裂。這種分裂，到魏晉南北朝轉為“駢文”，駢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做作極了。因為太做作，從隋唐到北宋，文章轉為“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後，有“語體”出現，開始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於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傢，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為好的表達的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啓超，梁啓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
梁啓超雖被老前輩痛恨，詆為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啓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後由鬍遠（大概是鬍適印錯）等的白話文代領風騷，中國文章，自此正宗白話化。
不論多少老頑固老夫子抱殘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壽序、賀啓、祭文、致敬電一套陳腔濫調外，已經越來越木乃伊，小毛頭們沒人要看文言文，也沒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話語譯後，纔勉強看看，應付考試和老師。但當考試和老師要作文的時候，小毛頭就無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話文的正宗基礎太薄弱，鬍適等人公開表示他們老一代的白話文是放小腳式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另一方面，白話文的起步一再誤入歧途，他們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乍看起來，捧來捧去，仿佛成功，實際情形卻是做人成功，作文失敗。小毛頭們在這種文風裏長大，自然種屁得屁，要他們寫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跡何來？
奇跡來自李敖這邊。白話文在李敖手裏，已經出神入化。在中國傳說中，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這一輩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憑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縱筆所至不檢束”，把白話文寫得氣象萬千，光芒萬丈，這種中國功夫，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為了給這種中國功夫最新舉證，我特別印了兩本書－－《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給“四季”出版、“忠佑”發行，我希望小毛頭人手一册，大力見習。說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變種，把我推翻，那時候，自然我要讓賢，把五百年打個折扣。--
作者：李敖
李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
人的表現，我常分為兩種，一種是“奇情”，一種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現，“俗情”本身，有時並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卻更是要得。也就是說：“俗情”本身，有時並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來“俗情”而來“奇情”，那就更好。
人間很多事，看起來完了，其實沒完；看起來沒完，其實常常完了。用詩來說，前者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後者是“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達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於盛衰榮枯，他們是失馬的塞翁，不以得為得，也不以失為失，因為在許多方面，得就是失，失就是得。這種得失之間的哲理，漢朝賈誼在《服鳥賦》裏，說得深刻－－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同門兮，吉兇同域。一切禍中都有福份，一切福裏都藏禍根，歸根起來，憂喜吉兇，都是一窩裏的東西，實在難以保證純度。所以，智者達者從禍中看到福份的一面，或從福中看到禍根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者達者以外，另有一種頗富這種色彩的“美者”－－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者，他們能從另一角度，搶眼人生。他們認為：人生不但有禍福相依的一面，也有醜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過一輩子，不該把自己或自己跟人的關係弄成這一面。人不該在這一面上發展下去、浪費下去，而該盡量追求相反的一面。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開花結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種異乎“俗情”的表現方式，一般人的舉手投足、喜怒哀樂，按照人情之常，大傢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應得也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反應得不一樣，我舉漢武帝的李夫人為例。
中國人描寫女人的美，用“傾國傾城”，最早就是對李夫人說的。李夫人被形容為“北國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成為絶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紅顔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後纏綿病床，眼看就死了。漢武帝跑去看她，想見最後一面，可是李夫人卻拒絶了。－－為了給情人留下一個□光照人的好回憶，而不是一個風姿憔悴壞印象，她拒絶了“人情之常”的訣別。從“俗情”觀點看生離死別，大傢見最後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當然，怎能不見？可是從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觀點看，卻不見更好，“相見爭（怎）如不見”更好，不見更美、更要得、更漂亮，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過一場《小英雄》的電視劇，描寫畢佛的父親，一天收到老情人的電話，說要路過此鎮。此鎮正是他們當年舊遊之地，如今男婚女嫁，頗思舊夢重溫，於是相約一見。不料那天到來，兩人卻陰錯陽差，老是碰不到：他到甲處，她竟剛離開；她到乙處，他又方纔走。最後交錯了一下午，也緣慳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說，雖沒碰到，她卻一下午把舊遊之地，一一重臨，見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憶。最後轉念一想，忽然覺得，兩人如果不再鴛夢重溫，永遠保留“記得當時年紀小”的印象，豈不更好？於是她留書而去，走了。從“俗情”觀點看，大傢好了一回，情緣未了，見面一個，乃情所必至，理所當然，怎能不見？可是從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觀點看，卻不見更好，“相見爭如不見”更好，不見更美、更要得、更漂亮，這就是“奇情”。
“奇情”論者的價值判斷，是絶世的，是獨立的，它對得失的衡量與鑒定，與“俗情”標準不同。“俗情”的標準是“盡”字，“奇情”標準卻是“捨”字。“盡”是一切事情都隨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盡、感情用光、你煩死我、我煩死你為止，一切都“趕盡殺絶”的幹法，不留餘地，也不留餘情。市井小民在男女情變或婚姻破裂時候，最容易犯缺乏節制的“盡”字，最後經常是和平開始、戰爭結束，“趕盡殺絶”，一切反目相嚮，醜八怪已極、不漂亮已極。這是“俗情”標準。
相對的，“奇情”標準卻高竿得多，因為它能“捨”。“捨”是一種智慧、達觀、藝術、决斷的結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進行式”轉變成“過去式”，它常在“俗情”標準的中點上，做為終點，在“看起來還沒完”的節骨眼上，戛然而止，宣告完了。“捨”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劍斬情，是壯士斷臂，是為而不有，是功而不居，是濃抹處淡妝，是無情處有情。
介之推不言祿，是一種“捨”；魯仲連不受酬，是一種“捨”，以他們的功德，“言祿”“受酬”按“俗情”標準，也是應該的，可是按“奇情”標準，他們進一步表現了“捨”卻是神來之筆，點睛之妙，益見其高。
在人類歷史上，有太多太多“捨”得動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賞的一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歷史上最有“奇情”氣質的英雄人物，柔情俠骨，一應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鬥爭中，當然他有和人一樣的霹靂手段，但在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許多“奇情”，使江山多彩，為人類增輝。在打朝鮮那一次，他因補濟睏難，必須退兵，退兵前，卻送禮物給敵人，表示對他們守城不降的欣賞，這種對敵人的心胸，絶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現代政治人物幹得出來的。
唐太宗這種“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現在他對“朋友變成敵人”的心胸上。唐太宗肝膽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領是大度“化敵為友”，在群雄並起中，一統天下。天下一統後，他為了特別感謝杜如晦、魏徵、房玄齡、李靖、李績、秦叔寶、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閻立本為他們一一畫像，挂在凌煙閣。表示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後來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頭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嚮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凌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凌煙閣矣！”（我為了你，再也不上凌煙閣了！）
這種心胸，也絶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現代政治人物幹出來的！－－他們對凌煙閣，怎麽也“捨”不得！
現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們實在俗不可耐，毫無趣味，不但做他們朋友沒趣味，甚至做他們的敵人都沒趣味，他們連做敵人都不夠料。他們今天跟你是“親密戰友”，明天就把你從百科全書或機關刊物中挖出來，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勳業全部抹殺，打成“敵我矛盾”，於是，你變成了“懦夫”、變成了“叛徒”、變成了“漢姦”、變成了“大騙子”、變成了“脫離革命隊伍的反對派”，、、、、你變得一無是處，你的功績，全不提了，天下變成他們打的，你若有畫像在凌煙閣裏，早就拉下來，撕毀，鬥臭。天下是他們的了！什麽？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話！滾！
以理想主義起義的人，最後拋棄理想不談，反倒連事實都抹殺，見權力起意，這是現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劇。
我清楚知道，隨著時代的“進步”，早年人類的一些動人品質，已經花果飄零、消磨將盡。但對我來說，我仍忍不住一種內心的吶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現代，追尋“今之古人”。
暮色蒼茫、蒼茫，又蒼茫。我失望。
李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
人的表現，我常分為兩種，一種是“奇情”，一種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現，“俗情”本身，有時並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卻更是要得。也就是說：“俗情”本身，有時並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來“俗情”而來“奇情”，那就更好。
人間很多事，看起來完了，其實沒完；看起來沒完，其實常常完了。用詩來說，前者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後者是“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達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於盛衰榮枯，他們是失馬的塞翁，不以得為得，也不以失為失，因為在許多方面，得就是失，失就是得。這種得失之間的哲理，漢朝賈誼在《服鳥賦》裏，說得深刻－－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同門兮，吉兇同域。一切禍中都有福份，一切福裏都藏禍根，歸根起來，憂喜吉兇，都是一窩裏的東西，實在難以保證純度。所以，智者達者從禍中看到福份的一面，或從福中看到禍根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者達者以外，另有一種頗富這種色彩的“美者”－－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者，他們能從另一角度，搶眼人生。他們認為：人生不但有禍福相依的一面，也有醜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過一輩子，不該把自己或自己跟人的關係弄成這一面。人不該在這一面上發展下去、浪費下去，而該盡量追求相反的一面。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開花結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種異乎“俗情”的表現方式，一般人的舉手投足、喜怒哀樂，按照人情之常，大傢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應得也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反應得不一樣，我舉漢武帝的李夫人為例。
中國人描寫女人的美，用“傾國傾城”，最早就是對李夫人說的。李夫人被形容為“北國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成為絶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紅顔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後纏綿病床，眼看就死了。漢武帝跑去看她，想見最後一面，可是李夫人卻拒絶了。－－為了給情人留下一個□光照人的好回憶，而不是一個風姿憔悴壞印象，她拒絶了“人情之常”的訣別。從“俗情”觀點看生離死別，大傢見最後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當然，怎能不見？可是從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觀點看，卻不見更好，“相見爭（怎）如不見”更好，不見更美、更要得、更漂亮，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過一場《小英雄》的電視劇，描寫畢佛的父親，一天收到老情人的電話，說要路過此鎮。此鎮正是他們當年舊遊之地，如今男婚女嫁，頗思舊夢重溫，於是相約一見。不料那天到來，兩人卻陰錯陽差，老是碰不到：他到甲處，她竟剛離開；她到乙處，他又方纔走。最後交錯了一下午，也緣慳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說，雖沒碰到，她卻一下午把舊遊之地，一一重臨，見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憶。最後轉念一想，忽然覺得，兩人如果不再鴛夢重溫，永遠保留“記得當時年紀小”的印象，豈不更好？於是她留書而去，走了。從“俗情”觀點看，大傢好了一回，情緣未了，見面一個，乃情所必至，理所當然，怎能不見？可是從智達派的唯美主義觀點看，卻不見更好，“相見爭如不見”更好，不見更美、更要得、更漂亮，這就是“奇情”。
“奇情”論者的價值判斷，是絶世的，是獨立的，它對得失的衡量與鑒定，與“俗情”標準不同。“俗情”的標準是“盡”字，“奇情”標準卻是“捨”字。“盡”是一切事情都隨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盡、感情用光、你煩死我、我煩死你為止，一切都“趕盡殺絶”的幹法，不留餘地，也不留餘情。市井小民在男女情變或婚姻破裂時候，最容易犯缺乏節制的“盡”字，最後經常是和平開始、戰爭結束，“趕盡殺絶”，一切反目相嚮，醜八怪已極、不漂亮已極。這是“俗情”標準。
相對的，“奇情”標準卻高竿得多，因為它能“捨”。“捨”是一種智慧、達觀、藝術、决斷的結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進行式”轉變成“過去式”，它常在“俗情”標準的中點上，做為終點，在“看起來還沒完”的節骨眼上，戛然而止，宣告完了。“捨”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劍斬情，是壯士斷臂，是為而不有，是功而不居，是濃抹處淡妝，是無情處有情。
介之推不言祿，是一種“捨”；魯仲連不受酬，是一種“捨”，以他們的功德，“言祿”“受酬”按“俗情”標準，也是應該的，可是按“奇情”標準，他們進一步表現了“捨”卻是神來之筆，點睛之妙，益見其高。
在人類歷史上，有太多太多“捨”得動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賞的一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歷史上最有“奇情”氣質的英雄人物，柔情俠骨，一應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鬥爭中，當然他有和人一樣的霹靂手段，但在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許多“奇情”，使江山多彩，為人類增輝。在打朝鮮那一次，他因補濟睏難，必須退兵，退兵前，卻送禮物給敵人，表示對他們守城不降的欣賞，這種對敵人的心胸，絶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現代政治人物幹得出來的。
唐太宗這種“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現在他對“朋友變成敵人”的心胸上。唐太宗肝膽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領是大度“化敵為友”，在群雄並起中，一統天下。天下一統後，他為了特別感謝杜如晦、魏徵、房玄齡、李靖、李績、秦叔寶、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閻立本為他們一一畫像，挂在凌煙閣。表示崇德報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後來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殺頭不可，唐太宗對這位“朋友變敵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嚮侯君集說：你造了反，非殺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懷念你，我再上凌煙閣，看到你的畫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為卿，不復上凌煙閣矣！”（我為了你，再也不上凌煙閣了！）
這種心胸，也絶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現代政治人物幹出來的！－－他們對凌煙閣，怎麽也“捨”不得！
現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們實在俗不可耐，毫無趣味，不但做他們朋友沒趣味，甚至做他們的敵人都沒趣味，他們連做敵人都不夠料。他們今天跟你是“親密戰友”，明天就把你從百科全書或機關刊物中挖出來，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勳業全部抹殺，打成“敵我矛盾”，於是，你變成了“懦夫”、變成了“叛徒”、變成了“漢姦”、變成了“大騙子”、變成了“脫離革命隊伍的反對派”，、、、、你變得一無是處，你的功績，全不提了，天下變成他們打的，你若有畫像在凌煙閣裏，早就拉下來，撕毀，鬥臭。天下是他們的了！什麽？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話！滾！
以理想主義起義的人，最後拋棄理想不談，反倒連事實都抹殺，見權力起意，這是現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劇。
我清楚知道，隨著時代的“進步”，早年人類的一些動人品質，已經花果飄零、消磨將盡。但對我來說，我仍忍不住一種內心的吶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現代，追尋“今之古人”。
暮色蒼茫、蒼茫，又蒼茫。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