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化思考>> 李敖 Li Ao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35年四月25日2018年三月18日)
為中國思想趨嚮求答案
  作者:李敖
  介紹我的《為中國思想趨嚮求答案》
  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
  敬答吳心柳先生
  “文化太保”談梅毒
  論“處女膜整形”
  中國思想趨嚮的一個答案
  文化論戰的尾巴
介紹我的《為中國思想趨嚮求答案》
  作為一個勢心關切中國思想趨嚮和時代前途的人,我已經習慣性的東翻西找,給這個問題尋求答案,從黑夜直到黎明。我的小天地靠近河邊,住在臺灣的人,很少能像我這樣單獨的享受充分的星光與月色,在人世的興衰裏午夜神馳。
  我時常想: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後,那個時代的歷史傢將為我們記錄些什麽?他們提起筆來,將怎樣論斷中國歷史?
  ……(略——編者)
  歷史傢會追問,我們還為後世留下些什麽?我們不能回答說:我們為你們留下了“梁山伯與祝英臺”、留下了武俠小說、留下了孔廟中的偶像、留下了一百三十六張麻將軍。
  面對子孫萬代的質問、面對後世史傢的評判.我們總該有些真正拿得出手的遺産、打得出去的武器和抵得住論斷的王牌。
  政治上的興衰、軍事上的勝敗、經濟上的榮枯都暫不足論……這些,都可以用特殊環境做口實來佈置一個“有朝一日”的期待。
  但是,有一個問題緊逼着我們,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睏惑。這個問題我們沒有理由說它是一個暫時不足論的問題,它比政治的問題、軍事的問題、經濟的問題都顯得永恆而基本,並且無法用特殊環境做口實來拖延它應有的答案。
  文化思想上的睏惑,自覺或不自覺的包圍住我們,使我們經常在二重以上的標準下搖擺鬼混。搖擺鬼混的結果是,在這個社會裏,我們極難看到一個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現代人”。
  我們的肉體生在現代,可是我們的思想卻經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個人穿衣的時候是現代的鐵達竜,可是穿孝的時候就變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駡人的時候是現代的“幹你娘”,可是寫文章的時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這些雙重標準也會慢慢趨嚮大一統的局面,例如橋牌和麻將、西醫和中醫、拳擊和國術、新年和舊年……凡是能幫助我們成為不倫不類的半吊子的,我們這個不長進的民族都會樂在其中,並且還會不要臉他說這是“超越前進”、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個活人,灌着一腦袋“僵屍思想”,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毫不稀奇。所謂僵屍思想,種類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門慶思想”、“魏忠賢思想”、“袁大頭思想”……到處都可以在中國人的行屍走肉上藉屍還魂。所以,在許多時候,我簡直懷疑:我們到底是活在現代呢還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還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這種現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睏惑的現象,是我們不得不狠狠打它幾個耳括子的現象。
  很顯然的,這種打耳括子的責任我們不能依靠政客、黨棍和追隨政客、黨棍的知識分子,理由是:
  一、這種人的腦袋裏,至多衹知道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名詞,根本對文化思想的雄厚力量缺乏認識。
  二、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所以,他們缺乏打耳括子的資格。
  這樣看來,除非這種人能脫胎換骨,由政客變成卓越的政治傢,由黨棍變成政黨政治的健士,由沒人格的迂腐知識分子變成像個樣的讀書人,他們不配為中國文化思想趨嚮求答案。
  真正能為中國文化思想趨嚮求答案的人,他們必然會在這十五年歲月裏,通過了準備、蟄伏的階段,然後一躍而出,從囊中亮出了錐子,藉着聖保羅(St.Paul)的口氣,嚮傳統和老頑固們叫戰——
  你的毒鈎在哪兒!
  where is thy sting!
  其實,傳統和老頑固們哪裏有什麽毒鈎,他們有的衹是傷痕與敗績,在養傷與挫敗的時候,他們衹好計劃用孔老二對付少正卯的手段,聊做遮羞、泄憤與解嘲罷了。
  真正肯為中國文化思想趨嚮求答案的人,他們必定願意做一個戰士,去打幾場漂亮的仗,乃至準備打一場勃朗寧(Robert Browning)所謂的“最好的又最後的”(The best andthe last)一場仗。他們可能被暫時封住嘴、鎖住腿,可是他們永遠不會失敗或死亡——這樣的戰士不會失敗,十字架上的人物不會死亡。
  十五年的歲月,在東方之濱,一個文化思想上的紀念碑將立起,將慢慢升起,那個碑文是: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們老是想從政治着手,靠着傳統
  和既成勢力,做着“得君行道”、“代聖人立言”的迷夢;新
  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不這樣,他們封還了高官巨黨,不怕
  孤獨的走嚮社會改革的長途。在路的兩邊,他們散播真
  正西方的花種,花種名目是“科學”、“民主”、“現代化”。
  這些種子不來自東方,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裏不曾有
  它。兩千五百年來從沒有過的果實,我們要它從我們的
  手裏連根長起。“悠然見南山”的季節還早着哩!現在的
  時候,衹是播種與春耕。
  作為一個對思想趨嚮有穩健認識的人,我毫不謙虛地提供我對這個思想趨嚮的答案,也毫不妥協地維護這個答案。世界變得這樣快,多少播種生根的機會被我們糟蹋掉了,我們還能有多少機會?劇變的世局還能給我們多少機會?歷史上,一個民族的悍然自毀我看得多了,我已不忍再看,何況是我自己血管裏的民族。在舉世滔滔,走嚮“科學”、“民主”、“現代化”的洪流裏,任何民族都沒有力量做時代前途的阻礙,想用“玄學”、“教條”、“古典化”來獨輓狂瀾。
  是順流而下呢?還是悍然自毀?古老的中國民族呵!你該選擇。
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編了《聖朝破邪集》。這八捲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集成。
  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裏,一代又一代,隨着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
  三百年來,我們民族的感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數。在思想上,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在別人都朝着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我們卻一直發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絶賽跑、奚落賽跑,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
  三百年了,原在我們前面的,離我們更遠了;原在我們後面的,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我們還在腦袋裏做着後來居上的迷夢,夢着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餘蔭來占便宜,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迎頭趕上。
  三百年的迷夢不可謂不久,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民國以來,我們的病況雖有起色,可是我們並未真正健康起來、活潑起來,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成為我們賽跑時的阻力。如果我們真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捨的健兒,如果我們真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脫掉我們的暮氣,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
  遺憾的是,歷來研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卻又接近蒙古派——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瞭解完全是枝節的、籠統的、混淆的。
  基於這種現狀,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從他們中間,精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豪傑做為病例。再依這些病例,把他們釐定為十一種病名。在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達官貴人和名流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換句話說,竟有這麽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為“愛國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這種不幸說來令人傷心,可是做為一個文化醫生,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阻止的方法在於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誰是病人、誰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黴鬼。
  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想用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顯然是值得的嘗試。基於這種看法,我决定開始我的指控:義和團病
  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寫了一篇《擬諭咪唎堅(口字旁)佛蘭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艫一炬,藉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於南海……剋張斐相之英風,奚盧廬循之小寇?(阮元等編《學海堂三集》捲十七)
  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真有人拿來實行了,那就是義和團。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赤膊擋洋炮。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為體,也深信中學為用。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鼓舞這位老怪物寫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義》),來做他們的安魂麯。“春秋大義”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窯裏燒出來的,衹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標榜的,愈接近此類。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因為他們既無義和團的勇氣,又無辜鴻銘的妖焰,衹好以古稀之年,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中勝於西病
  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感,根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說:
  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疇人傳》捲四千四“利瑪竇傳”)
  民國以後,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氣說話了:
  吾國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體現真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十力語要初續》頁一
  又過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
  ……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其藴藏之富、造理之實,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認識心之批判》序言)
  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識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他們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們三位衹是九牛一毛而已,這種妙人今天還多着呢!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而迷戀着五運六氣“寸關尺”的中醫,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而迷戀着七音六呂“笙蕭緣”的國樂……這種中勝於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誇大,而這種誇大卻又正是濫用“民族自信心”的顯例!古已有之病
  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而是認為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說過的現話。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說》中駡利瑪竇道:
  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為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
  這種“原在吾儒覆載之中”的大言,在我們國民心中流傳很廣:
  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疇人傳》);印光任就拿過周脾來包括“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理”(《澳門紀略》);陳啓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中國政治哲學概論》);毛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四角之不揜”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說(《中國科學思想》)。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動輒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與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問他“孔子周遊列國時為什麽坐馬車不坐汽車?”他並不說“那時候沒有汽車”,他的答復是:“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這種誇大誕妄的先生門,說破了,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中土流傳病
  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誇大狂。前一派衹是“本來我們就有”,這一派則是“本來是我們的”,“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在情人允祿的《數理精藴》裏,竟說西洋教士的天算格緻:
  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傳。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聖時,聲教四訖,重譯嚮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捲一,《周髀經解敘》)
  這真是毫無歷史根據的謊言!本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聲教四訖”的情形不是沒有。例如:養蠶、造紙、瓷器、檸檬、大黃等的西傳,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但若不根據史乘,認為一切都是“吾傢舊物”,一切都是西人“陰圖以去”的,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而耍這種無賴的,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為拿手,在《灤陽續錄》捲一中,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
  這種“中土流傳”病本是“禮失求諸野”觀念的翻版,這種病嚴重以後,就會亂做浮誇的歷史考證:什麽法顯發現美洲啦、詹天佑發明火車挂鈎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不一而足。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火藥、印刷術來驕人,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裏脫胎換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鬥歷法失敗,遣戍歸來,寫成了《不得已》。他呼籲“寧可使中國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躲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說穿了皰,不過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罷了。這幫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傢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想來想去,决定還是不要好。
  這種畏葸的小心眼兒,投鼠忌器的謹慎,真是怪可憐的:他們怕這一變,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梁漱溟後來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民國二十二年)時,已經明顯的轉入“不得已”派,他那種“最後覺悟”的語氣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國之於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頁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於不及,他說:
  悟得了什麽……於一嚮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否認什麽?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頁十三)
  “更不沾戀”,“真不得而用之”,這是何等不得已的調調兒!現在很多人因為賺不到錢轉而歌頌“抱布貿絲”的農業社會,因為討不到老婆轉而留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後詆毀工業文明、攻擊自由戀愛,究其微意,不過“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
  這種病患者對西洋把戲的口號是:“沒有什麽稀罕”“又有什麽了不起!”明末許大受的《聖朝佐闢》最能發揮這種高論。他認為洋鬼子的東西“縱巧亦何益於身心?”他舉的例子是:
  ……自鳴鐘,不過定刻漏耳!費數十金為之,有何大益?桔橰之製,曰人力省耳,乃為之最難,成之易敗,不反耗金錢乎?火車(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殲敵,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錢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專用語匯。乾隆時英國使臣請福大人參觀他們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話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麽稀罕!(《乾隆英使覲見記》頁一0三)
  這就是許大受的“體”與福大人的“用”!犯這種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還低級:後者起碼還承認外國好,可是我們不要他的好;犯這種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內心深處覺得外國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現“張脈僨興”,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這種善為巧飾的心理,三百年下來,還是完美的遺傳着,世風是日下了,可是人心並沒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說是純粹排斥西方的。他們共同的色彩是西方並不值得學,我們固有文化是無待外求的。在這六派中,有的已經變得乖巧了,至少他們不再用義和團的符咒來徵服世界了,他們要用齊如山夢想的“國舞”來“遠征世界”了。無論如何,在精神上、他們永遠是勝利者,永遠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憑鬼子們一尺一丈的增高,我們這些“癡頑老子”是絶不在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
  這是中國人文字魔術最蠱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張之洞高叫的“舊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認西學可供“采補”,至少想“擇西學之所以補吾閉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儘管用,必得“西學先由中學”,孫傢鼐的兩句話把這種理論的核心點破了:
  中學包羅西學,不可以西學凌駕中學。
  這就是他們骨子裏的真精神!這種精神,事實上衹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務理論的“建構化”。當然張之洞之流把它建構得很別緻、很迷人,既維新又衛道,最適合焦灼狀態下的國人的口味。順着這種思路滑下來,在民國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極一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俗稱“十教授宣言”。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鬆、武靖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他們在宣言裏頗藐視中體西用的見解,但是他們筆下的“根據中國本位”、“具有中國特徵”,卻正好是“中學為體”的盜版;“吸收歐美的文化……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卻正好是“西學為用”的化身。這真是數典忘祖的大笑話了!據我看來,王新命諸公唯一比張之洞之流高明的,衹是擡出一點“批判態度”來做取捨標準,而張之洞在這方面的念頭似乎沒有他們強烈。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他們在“殘基”(residues)上面和張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真可說是“友天下曾經致力於黨務之士,尚論古人”了。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
  這一派的頭腦構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構造。前一派是體用二分法,這一派是精神物質二分法。
  在體用二分法上,若衹把西學局限在科學工藝的“用”上,便很容易轉形為這一派了。所以老實說,這一派比體用二分法還淺薄。這一派的理論本是清季“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蛻變,到了《歐遊心影錄》(一九二0年)時代的梁啓超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九二二年)時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氣象。下傳至陳立夫得意的時代,這種理論更是日正當中了。
  陳立夫寫《中西文明的特質與新文化的創造),劈頭就說西方有“物質的重心”,而東方“正和他們異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長短互見,一個是偏於精神,一個是偏於物質。
  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創造完美的新文這種斷釘截鐵的確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這麽一位大護法來多年推行,無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挾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樣,肯定的目標則無二緻。三百六十年前,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與中國占法吻合”。梁章鉅《退庵隨筆》中就說大主教義“與儒書,又何所異焉?”(捲八)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比附。這就好像名不副實的廣告一樣,一時雖能得售,久了就會露馬腳,,教皇格勒門得十一的六條禁約帶來了中西衝突的白熱化。兩年後康熙還擊,他拿起紅筆,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
  這是公開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論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過當,想洋鬼子對東方能夠有所“通”,實在是太樂觀的事。他們偶爾有“傾慕”色彩的,也無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陣,用來推銷他們的主義和滿足他們的偏鋒感覺而已。萊布尼茲用他的《單子論》(Monadologie)來比附中國儒釋道三傢學說就是一個顯例。此外弗朗剋(A.H.Francke)、沃爾夫(Christian Wolff)、伏爾泰、狄德羅、海爾佛修(Helvetius)。巴夫爾(Poiver)、揍內、堵哥,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可以胡亂肯定的。但是這些人名單到了挾外自重派的手裏,自然就會表演一次“再比附”:
  藉洋鬼之屍,還祖宗之魂了。他們在“國威墜失,民族陵夷”的時候,會大叫道:“你還說中國文化不行嗎?外國的大思想傢都佩服我們呢!”於是張其昀埋頭大寫其《艾默生論中國文化》(《東西文化》頁十七),謝扶雅也伏案大做其《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一捲一期)。他們的結論無非是“嘻,何酷似‘聖人之徒’也!”洋權威引過來,正好可填補他們“子曰”、“詩云”意識的空虛。既然得觀古人之光耀,又聞洋人一言以自壯,無怪乎他們都那樣活潑潑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說是利用西方的。他們比前面六派開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們既宣揚中土的“道”、“體”真傳,又承認洋人的“器”、“用”價值。他們的算盤是如意的,方法是兩全的:繁復的中西文化被他們往簡單整齊的公式裏一裝,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大團圓病
  大團圓病是比以上三種更會夢囈的狂病。犯這種狂病的人,大腦大概休息了,小腦卻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天下順眼的東西都可以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種反射從董仲舒開始,射到今天還未打住。錢穆接過來,一口咬定“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六二)
  反過來說,中國文化對西方卻又存一種禮尚往還的回敬,對於近代西方思想上之衝突矛盾不得解决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中國思想史》自序)
  這樣一來,中西雙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錢穆意猶未盡,他居然說出“並不想專為中國文化抱殘守缺”!他主張衹要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斷提撕……則此後中國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將為中國傳統,而我們也希望中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開展出世界人類之新文化。(《文化學大義》頁八十)
  這種大團圓的好夢做來好像對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無偏襢,其實錢穆的內心深處是“項伯式”的,雖然拔劍起舞,本意卻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國文化是也;中國文化者,孔子教義是也。孔子教義將决然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求在人類歷史本身內部,覓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寶貴的教養。
  (《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標準的“唯我論”(egotism)!讀了這些新預言,我纔知道所謂“世界文化新生”,原來競是嚮孔子教義看齊;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結果,竟是讓中國聖人來當傢。這就是錢穆的“文化客觀真理”。我寫到這裏,真忍不住要嘆氣說:所謂中國今日的“史學家”,畢竟還是“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超越前進病
  犯這種病的人大概頭腦中有點“八十公米低欄”的幻象,因為“超越”雲雲不正是跳欄嗎?“前進”雲雲不正是賽跑嗎?
  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這一派的大法師就是鬍秋原。
  鬍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裏,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戶之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麽“獨立而嚮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流派。而在這傳統派的門戶中,二十五年來,一直扮演一個會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說:
  我們對於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國的,亦當學習之,況中國所國有者乎?使無可取者,即是中國的,亦當摒除之,況非中國者乎?發展自己之長,並兼有他人之長,這不僅是我們應有的目的,也是中國文化與學者的一個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頁十九)
  看這些話,我實在看不出鬍秋原和中體西用派諸公有任何不同之處,也看不出他“拒絶”了哪一點、“超越”了哪一點?他的語調是“況中國所固有者乎?”“況非中國者乎?”處處不脫那點傳統的自信,“中國之為中國自若也!”可見他在本質上明明是中國本位的,所以他纔會主張“發展中國人之聰明才智,創造新中國的新文化,以求超勝古人、西人。”這種浮誇的調兒實與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啓的“超勝”論同一氣息;和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一樣味道(參看張季同《西化與創造》,《國聞周報》十二捲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論”
  來一次港臺對照(參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三四八)。坦白說吧,“發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經不能使我們兼顧了,想不到鬍秋原還想“創造”,還想師漢宋中外學者之心,並以漢宋中外之學為我註腳,從事新的創造。(《中國文化之前途》頁三十二)
  這種既虛矯又不實在的侈論,顯然是中國士大夫浮議性格的遺傳,與吳康諸君子參酌古今,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現代智慧之陶鑄(《宋明理學》結論)
  等空言同出一廠。這些新文化的創造論者實在是一群誇大狂的病人,他們的好高騖遠實在是貽誤青年的惡瘡。自古談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們、信徒最多的是他們,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們。
  以上兩派都可說是融合西方的,是談中西文化的最時髦的陳腔,也是最動聽的老調。由於他們的推波助瀾,盲目的誇大風氣已經洋溢在一些青年的頭腦裏,與高調刺耳的世風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們不想重蹈明清浮議的覆轍,真想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正軌,“融合”、“超越”這些怪夢實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種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樣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來的。我這樣分類,可以避免枝節、籠統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們分門別類,同時一一請出他們思想上的開山老祖。不論他們怎麽否認、不論他們怎麽化裝、不論他們怎樣不自覺、不論他們施放哪一種煙幕,我都要抱歉的說:“你們的思想是師承有自的!你們思想的來竜去脈逃不掉《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追蹤。你們的這一套鼓動一些小百姓的情緒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還想長期發展下去,你們就錯了!”
  根據我上面的指控,可見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傳統、深厚的歷史淵源,都有先知、大法師,有些聲勢浩大的,甚至還有集團、有靠外國津貼的書院、有報紙雜志、有理論傢(文警)、宣傳傢(傳聲筒)、實行傢(打手),以及數不清的徒弟與嘍囉。
  由於現實利益的不同和頭腦開化的各異,他們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癥,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是水乳交融的,因為他們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恰似臺中的名産“鳳梨酥”,儘管隨着商傢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裝,但是在那層彩紙裏面,都是大同小異的鳳梨酥!
  這樣說來,他們實在可以聯歡一次:群賢畢至,少長鹹集。
  古人復起,腐儒重生,保守與頑固齊飛,大官與學者一色。酒酣耳熱之餘,大傢不妨拔劍擊筑,爭爭誰是正統?其實他們都遲了,真正的正統早被一匹“黑馬”盜之以去了,這匹黑馬就是大談新儒傢的徐復觀!他說:“不談文化則已,一談文化便應該談‘統’。我並且希望有些人出來斷然以道統自任。”(《儒傢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當大傢正在找鏡子的時候,徐復觀已飛奔道統的寶座,趕過熊十力,推開錢賓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來了!
  這就是傳統派今天的現形記,也是他們病歷的最新報告。
  徐復觀不駕崩,他們的好戲還有得瞧呢!
  以上所討論的,衹是病名和病歷,如果真要給他們看看病,我們必須探討病原,找出他們生病的原因。這些原因可分四項來說:
  第一個原因是“泛祖宗主義”。俗話說“窮極呼天,痛極喊娘”。無知的人們遇到睏難,左衝右撞,還是解决不了,衹好求助於“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開襠褲的時代,拿出吃奶的力氣,喊凡聲媽。因為在孩童時期每一叫媽,問題就有人代為解决了,所以總覺得叫媽很靈,所以總想叫媽。但叫媽是個人的事,對一個民族而言,人人叫媽成何體統?於是聰明人想出一個好辦法——叫孔夫子!這真是一大發明!因為這樣一來,天下大事就好辦了,孔子是我們“泛祖宗主義”的焦點,是我們全民族的“父親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們的彌賽亞。不幸的是,在三百年來歐風美雨的吹打下,我們的彌賽亞不但不靈,反倒誤了我們——我們想占祖宗的便宜,結果反倒吃了大虧。
  沒有疑問的,我們今天已經陷於一種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們民族是最重視祖宗意見的民族。祖宗的意見並非不能解决問題。
  至少在祖宗的時代裏,在“蠻夷率服”的時代裏,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進入一個“蠻夷不服”的時代,於是問題就來了:在蠻夷剛來鬧事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在他們開始橫行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復古主義(revivalism);在他們所過披靡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未來主義(futurism),這種變化沒有明顯的段落可以劃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異代可同調”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鴻銘都是普通的傳統主義者;黃仁濟、梁漱俱、錢穆都是激烈的復古主義者;徐光啓、張君勵、鬍秋原都是飛躍的未來主義者。不論他們屬於哪一種,他們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衹是使用臂力的輕重和所抱面積的多少而已。他們總相信祖宗的遺産有用處,有推陳出新的價值,對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仍然需要,絶不可攔腰絞斷或一古腦兒丟開。
  他們的通病在於不明了返老還童絶不能用老藥,使中國現代化也絶不能藉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種病,絶不能西藥中藥全吃,專心吃西藥足夠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現代化的國傢和現代化的步驟早擺在那裏,我們直接去學就行了,何必麻煩祖宗呢?日本沒有孔子,可是何礙於他們的維新?韓國很少國粹,可是何礙於他們的新政?我們當年的藩屬部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們,早就把我們救了,不會鬧到今天這種慘相了。美國是固有文化固有聖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傢是名副其實的強國,而咱們呢?至多可說是歷史悠久的古國,四維八德十三經二十醜史雖多,可是還得靠人傢援助。
  這不能全怪我們不爭氣,我們該怪祖宗留給我們大多的“東方文明”:那是一個重擔子,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延誤了我們現代化的速度。如果我們想輕身妙手的走嚮現代化,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重擔子下面挂個問號。
  可是,事實上,十多年來,守舊的大霧似乎更濃了,聖賢也有學會了、中醫也有學院了、內功也變成“科學”了、張天師也領公費了、軒轅也變成宗教了,但是我們卻看不到有哪個知識分子敢挺身出來說幾句“罪言”,用他的筆桿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清一清烏煙瘴氣的局面;我們衹看到那些衛道的英雄們,肅穆趨蹌,紛紛跑到孔廟去看禿頭小男孩的八俏舞,卻不會待在傢裏,給《孔盂學報》寫篇“什麽叫做‘君子而時中’?”我們“聖之時者”的祖宗若真能復活一次,看到他的“會員”們抱着他的大腿窮啃——食古不化的窮啃,他真要氣得去美國了!
  第二個原因是“淺嘗即止的毛病”。我們同胞有一種絶癥,就是“淺嘗即止”。任何好東西,到咱們嘴裏,舌尖一舔,還沒吃,就說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壞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們胃口的!沒有什麽營養的!
  泛祖宗主義是對舊的依靠;淺嘗即止的毛病是對新的懷疑。
  四十年前,大傢都高叫科學救國,可是科學還沒進門,梁啓超就領頭大喊“科學破産”了;三十年前,大傢都叫民主憲政,可是國會剛開,大傢又大喊“議會政治破産”了。
  事實上,真的“科學”還在門口;真的“民主憲政”還在門外頭。
  可是卻有人說,洋把戲咱們吃過了,沒有什麽好吃的!
  錢穆就是這些味覺有問題的代言人,他大聲喊道:
  中國這五十年來,開始學德民後來學英法美,後來又學德義,今天又要學蘇俄。西方的,我們都學過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後,或許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學人傢的路都走完了,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吧!
  (《中國歷史精神》頁十四)
  真難得!這五十年來的爛賬竟這樣容易就被錢穆算清了!老實說吧,五十年來,我們壓根兒就沒長期的、徹底的、有計劃的、不三心二意的“學”過任何玩意兒!我們衹是敷衍、衹是淺嘗、衹是見異思遷,衹是以為“學遍”了、“都學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實“壁”在哪兒、在哪邊、是什麽模樣,我們還沒看到影兒呢!
  可是,當代的“史學家”卻告訴我們過去都是“迷途”,勸我們“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我也是弄歷史的人,我衹知道我們的老祖宗一直在“認識”自己,在認我們是一個“四夷來朝”的華夏民族,識我們是一個“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光榮的紀錄,直到道光皇帝在連呼“不可”的嘆氣聲中批準南京條約為止,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對自己認識的錯誤,但是認識有什麽用?認識了兩千年,能鎮住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不來太歲頭上動土麽?
  如果我們真有點認識的能力,我們首先就該認識我們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們衹想投機取巧,我們從來沒有學到別人的“精神文明”,諸如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經濟(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觀念與眼界,動力主義(dynamism),乃至見人就叫聲“嗨”(hi)的爽朗與真誠。我們所學到的、所肯學的,衹不過是點極可憐的層面。在現代化的水準前,我們衹是一個幼稚園的小學生,至多能說開始學,絶不能說“學遍”了!
  一個英國探險傢在某次探險中碰到一個有吃人肉風俗的蠻人,等到他發現這蠻人竟是一個英國大學裏出身的,他大為驚奇,他間這個蠻人道:“你難道還吃人肉嗎?”這個蠻人的答話可妙了,他說:“我現在用西餐叉子來吃了。”(I us'um fork now.)
  這雖然是個笑話,卻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話。試看我們社會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車卻裝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腦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機製造着冥紙錫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廠出品麻將牌?有多少人用電氣冰箱裝祭孔祭祖時的冷豬肉?有多少人用着麥剋風弘揚聖教佛法……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裝,抽着名貴煙草,坐在先師奉把官府裏寫毛筆字;張天師的後人也同樣在天師府中服氣煉形,或走到廣播電臺,用科學方法來導引胎息!
  這些“中學為體”的臭腐,“西學力用”的神奇,哪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點不代表我們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點不代表我們神經與胃口的衰敗?哪一點不代表我們是一群淺嘗即止的病人?
  我們最大的悲哀在大傢根本不知真的洋貨是什麽,我們總以為舌尖舐到的那點是洋貨;眼睛瞟到的那點是洋貨;與聖經賢傳吻合的那點是洋貨;二毛子學人販賣的那點是洋貨。
  流風所及,真正的洋貨還沒進口就被我們“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談點西學的時候,一些“善為氣矜”的土包子就看不過去了,就要“嚮政府質詢”了,就高叫這是“東方人的恥辱”
  了!
  第三個原因是“和經濟背景脫節”。傳統派不知道我們東方這一套思想完全是農業社會的産物。農業社會是靠天吃飯,修己以順天。資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資源是幾畝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長,誰也沒有擴展的可能,機會的擴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個人生存的條件是祖傳的農作。一塊土地,爺爺交給老子,老子交給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橫流的收下來,年輕一代生存的機會是年老一代傳下來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們社會最神氣;可以“養於國”、可以“杖於鄉”、可以拿棒子亂敲人的膝蓋。因為土地資源就是那麽多,你年輕人想吃飯,就得聽話。
  農業社會的經濟往往是一種“匾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經濟下,東西就是那麽多,你多要了我就沒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剋己”、要“樂天知命”、要“允執厥中”、不要“以有涯隨無涯,要乖乖的,要“知禮”。
  禮教是叫我們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講“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這種模子底下烙守“非禮勿言”.如果你想打破傳統秩序,如果你敢藐視老年人的獨占係統,你就是一個不識時務的傢夥了!用上面這種觀點來解釋中國思想、解釋儒傢學說,則易如庖丁解牛、則一針見血。
  好景不長的是,正在我們“日入而息”的時候,另一種經濟形態出現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經濟。按說這兩種經濟碰了頭,最好的辦法是我們“貧而無諂”,人傢“富而好施”。可是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是個落後國傢。
  不想做落後國傢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跨進工業社會。
  但是工業社會是動的、擴展的、進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賴白鬍子老頭的。在工業社會裏面,一切傳統的價值體係,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生了銹的發條,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齒輪發揮作用。
  我們要跨進工業社會,要光明磊落的跨進,不是“猶抱琵琶”的跨進。舊琵琶除了能遮醜,別無用處。
  我們要奏工業社會的迎春麯,不能依賴農業社會的舊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卻不這樣想,他們死愛面子,總是不肯“琵琶別抱”,他們忸忸怩怩的,欲說還休,於是錢穆又出場了,錢穆唱道:
  中國文化一嚮建基植根在農業上,因此衹有在農業社會裏,纔可有辦法……不是農業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
  唱到這裏,實在唱得極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國應該走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除了農業外,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應可再進一步達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興工業,便要新科學……衹要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傳統而能變。(以上皆《國史新論》頁一三七)
  這又是兩全其美派的好夢了!錢穆苦口婆心,其目的無非是“變”而又變得“不推翻固有傳統”,想“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為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精神所喪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沒有想通這兩種東西是互不相容的。
  據我看來,錢穆對他這些戀戀不捨的話頭自己也不深信的,因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農業社會的味精硬往工業社會的大菜裏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錢穆說: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五)
  既然這樣,我就要奉勸錢先生,不要再想把農業社會的板片朝工業社會上搭了,“搭不成樣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這樣子,明明搭不成,卻偏想搭。他們以媒婆的心腸,做救世的事業,例如他們總愛說:“在孝的一方面,的確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們正從農業社會往下脫,脫出了傢族本位、脫出了五世同堂,鑽進了工業社會、鑽進了小家庭。在這種經濟形態下,誰也不能為了“防老”就一窩一窩的“養兒”,誰也沒工夫守那“寢苫枕塊”的三年之喪,“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這又有什麽法子?這種“日下”的世風絶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擋得住的。如果我們要走嚮工業化,這是一顆必須要吞的苦藥九,當然我們大傢都不願意,可是除了拿哭喪棒裝孝子外,我們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個原因是“不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不肯徹底接受西洋現代文化的人,他們派生出來的理由五花八門,不過都不太時髦。最時髦的一種理由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十教授語),其實這種“特殊性”的論調,早在民國十六年就被常乃德發揮盡致了。他說。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今日中國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國”,在時間上是“今日”。因為是在中國,所以絶非西洋,絶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為是在今日,所以絶非舊時代,絶不能完全承受舊中國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采取而是怎樣創造,我們依據時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創造中國的新文化。
  (《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志》二十四捲二十四號)
  既然决定創造新文化,於是聰明人的高見又來了,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陽街辦貨,充分發揮了自由采買的精神,好東西就買,壞東西就不買;回到傢裏,收拾房間,好東西就保留,壞東西就往外一丟。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當有,去其所當去。
  取長捨短,擇善而從。
  總之,在取捨方面,要有一個“標準”。談到“標準”,張君勵的勁兒就來了,他捻着鬍子,興高采烈的提議道:
  應將西洋文化在物質上精神上應采取者,一一列舉出來;中國文化上應保存者,亦一一列舉出來。(《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嚮》,《東方雜志》十九捲三號)
  這種開清單的法子看來實在誘人!可惜他們衹會做裁縫,不曾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他們的通病在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體(integral whole)”上面沒有真正的理解,他們總想擇肥而噬、總想任意剪裁、總想衹要好的不要壞的、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係統(基本觀念)”
  (這是徐道鄰《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參考三種洋書而求到的結論)。
  不客氣的說,他們對西洋文化,統統打着一個“買櫝還珠”
  的算盤,他們不知道這種好夢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櫝就得要珠,不願要珠也休想要櫝,櫝中沒珠也不成其為櫝,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為全世界的“時間空間”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時,我們老大帝國可以行“銅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來;到了清初,閉關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現在,除了死心塌地的買櫝買珠外,別無他法了,人傢長進的民族是不允許我們“還君明珠雙淚垂”的!
  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這個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這一套農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點”,即使想在人老珠黃時有所改正,也絶不會用你這一套發了黴的東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卻不要臉,他們硬說這美人當前就要改正“缺點”,而改正之道,則非東方文明不為功,他們說:
  “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這是民國五年倫父的“初版”。(《東方雜志》十三捲十號)
  “中國自古相傳之精神傳統……均為現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這是民國五十年顧詡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這些妄自尊大的厚顔、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輸將,“正足以”證明他們實在“迫切需要”一點涼水來澆澆。
  我的“涼水”很簡單,我衹勸他們少做“捨身救美”的大夢,少獻“野人之芹”丟人,還是回過頭來瞭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質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傢的鬍瓜、洋蔥、番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鱢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麽,為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為了怕噎着,難道就不吃飯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决絶與胸襟。“大目標”是安慰我們補償我們最好的代價。在這個百年大計中如果真有“損失”,也是值得一幹的。
  今天最可惡的,莫過於保守者背後的“歷史主義”(historism),他們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發的,但卻相信有些“人”
  有資格來選購,所謂“統治文化”雲者,此之謂也!但白說吧,億萬中國人中,誰也沒有資格來訂這個取捨“標準”,任何聰明才智之士都不配“製禮作樂”來“規範”這個聰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黃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內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衹是我們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撲下的自動吸收。而在這自動吸收的過程中,我們固有文化中的“無價之寶”和“國粹”是絶不會“淪亡”的。小姐們的旗袍不就是一個例子嗎?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圍的註重、衣料的紡織、開權的上移直到“蘇茜黃的世界”,哪一點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點不象徵“國粹”的“發揚光大”?我們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煉的,何況還有那麽多的惰性和老不死來衛護它呢?我們青年人大可不必擔心“沒有了中國”、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現代化。我們盡量學,“惰性”、“老不死”和“國粹”早就在背後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流於“僅得其中”的結果,所以我們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為目標的必要。
  西方的真東西新東西還沒登上咱們的門來呢,咱們就先怕了;衹是過去那點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們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傢的長處,保存固有的精華了,就想來一次大折衷了,來一次超越前進的大創造了。西方文化的長處若這樣容易就被我們吸收,被我們取巧,被我們“迎頭趕上”、“後來居上”,被我們套上固有文化的緩繩,那麽我們早在五十年前就領導世界一齊來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晉時代大傢拒了一陣佛,可是佛教擠進來了;明清時代大傢拒了一陣那,可是那教鑽進來了。狂瀾倒下來,憑直覺。
  憑感情,當然要輓,可是輓了三百多年了,我們失敗了多少次?
  讓步了多少次?我們輓的成績在哪裏?最後防綫又在哪裏?
  “夷狄”早就進入中國了。時至今日,連最販賣“歷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內,哪個人不在物質上崇洋媚外?哪個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東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們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裝,衹在每年祭孔的時候,穿起長袍馬褂來亮亮相,這正代表我們的可憐——和“‘穿’孝”一樣,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對固有文化,大傢衹想“穿”它,對它並沒有很真誠的(in all sincerity)眷戀;固有文化的本身也無法使我們有深深的體感(feel)。大傢衹是為了情面、為了隨和、為了不招忌、為了“學而時習之”的順口,衹好一齊串假戲、一齊重采黃花來做錦囊兒!
  如果我們肯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觀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們:年輕一輩的明星狂和爵士樂,中年一輩的奬券迷和轎車夢,年老一輩的麻將風和強力睾丸片……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經典中的真精神?
  舊經典絶不配解决今天的社會問題,提倡經典救世就等於提倡串假戲,提倡把已經多邊的自我(many-sidedself)攪得更多邊。並且,事實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衹是耍筆墨遊戲而已,他們的為人作文與日常生活一點也不像安貧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們衹是挂羊頭賣狗肉的販子罷了!並且狗肉也衹是當作羊肉賣給別人吃,他們自己是不吃的——他們吃“美援”。
  我們被經典害了兩千年了,“空洞”、“浮誇”是我們民族的特徵,也是我們民族的死癥。這種特徵與死癥表現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饒恕的;表現在好說大話的官兒身上,也是不必見怪的;可是若表現在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就不能不嘆氣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最大心願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頭上套,又拿儒傢經典往固有文化頭上套,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儒傢經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論語》、《孟子》和《禮記》的一部分外,其他衹不過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獺祭材料。
  《論語》衹不過是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的空疏東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的《孟子》、九萬九千零一十個字的《禮記》,一共還不到十五萬言。想憑這點兩千年前的“精華”來包羅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萬象,用來應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種種繁復睏難的新問題,天下哪有這等便宜事!我們總相信有個包醫百病的萬靈丹,總喜歡有個“簡單的確定”(simple certainty),用來“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老實說吧,凡是有着這種“萬古綱常”頭腦的人,絶不配談如何使中國走嚮現代化!
  我們不肯睜開眼睛看看,看看人傢在辛辛苦苦夜以繼日的做什麽?人傢已經邁嚮理智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們卻還在“事君以忠”觀念上兜圈子;人傢已經對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滿意了,我們卻還在“天理”、“氣運”、“太極圖”上翻觔頭;人傢論自由與權利的大書已經出了幾百本了,我們卻還高談大學中的“絜矩之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兩千年來做了些什麽?我們喊了兩千年“選賢與能”了,可是我們沒有研究出來一種合理的投票法;我們喊了兩千年“幼有所長”了,可是我們沒有一所像樣的育幼院;我們喊了兩千年“不必藏於己”了,可是我們屯積居奇的好商比誰都多;我們祭了兩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後人卻變成了問題兒童與考試專傢。這些數不盡的冰冷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醒醒嗎?難道我們還要喊口號過日子嗎?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並且敗事有餘。傳統派認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於中國,並且視為“逾淮之枳”,轉而大駡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變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搗的鬼!
  ……(略一一一編者)
  民國二十八年,錢穆寫《國史大綱》引論,他說:“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絶,而其國傢之生命猶得長存者。”可是隔了兩年,這位新時代的朱子把他所說的話全忘了,他寫《中國文化史導論》,卻說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那麽“中國國傢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頁一六二)
  兩年前,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傢就完蛋了;兩年後,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傢還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與國傢興亡在錢穆手裏竟變成了這麽好笑的一對寶,一會兒生死攸關,一會兒並不相下。這種推理,怎麽能教我們適從呢?錢穆為了強調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國傢之生命”來開玩笑、來嚇人,這種作風,氣是滿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這樣亂變,“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夫子聖者欽?何其多‘變’也!”
  但錢穆是愛進步的人,我們細讀他的書,自當以後出的著作為憑,我們寧願相信他告訴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存在並不會使我們國傢民族不存在,這實在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當我們遇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如何選擇了!
  我們的難弟——“近東病夫”是個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歷史跟我們太像了。他們的祖宗也有過類似漢唐的雄風;他們簽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在量上雖不如我們,可是在質上卻更精采!但是凱未爾當政以後,他不惜拋棄“固有文化”來大力西化:固有的國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裝不要了、固有的歷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們太笨了,不會耍“‘土’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花槍來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創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麽“超越前進”。
  他們衹知道,以他們當時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實際的。他們何嘗願意一古腦兒拋棄固有文化?他們何嘗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許多“寶貝”?他們何嘗不願以“創造”代替“學習”?但是他們為什麽忍痛不彈這些空調?為什麽沒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與世界文化新生?”
  話說破了,無非為了“使土耳其現代化”一個大目標而已。在這唯一的大目標之下,他們不但知道愛國,並且知道“愛國必以其道”!他們知道要想使自己國傢現代化,最快的辦法莫過於幹脆嚮那些現代化國傢來學,直接的學、亦步亦趨的學、維妙維肖的學。他們不推諉什麽“國情”不同,他們有勇氣,不同也要學同!他們沒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華,列強足夠他們學了,足可以使他們變成現代化而有餘了。他們沒有工夫去挑西方強國的眼,找這個強國身上的瘡疤和臭蟲。他們知道自己是個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裏是空的,得嚮人傢討飯吃。在討飯過程中,他們衹是專心緻志的找碗飯,並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將至”,也不因為人傢瓷碗中有衹大蒼蠅就大叫:“飯酸了!飯臭了!西方文化沒落了!”當然啦,這些人是魯莽滅裂的、非聖無法的,他們竟用並州的快剪,一剪剪掉傳統的臍帶。但是,朋友們,這又算得什麽呢?土耳其已經是現代化的進步國傢。這個偉大的收穫,難道還不能彌補他們“感情”上的“損失”嗎?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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