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浊的扬子江，浩浩荡荡地往东奔流，形形色色的难民，历尽了人间苦难，正没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奔逃。翅膀下贴着红膏药的飞机，一个劲儿地扔炸弹。炸弹发出揪心的咝咝声往下落，一掉进水里，就溅起混着血的冲天水柱。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
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象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象个艺人。他也不象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象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圆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象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象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象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象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象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
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象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象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
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象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他的老朋友了。用了三十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这是宝庆的宝贵财产）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儿魔力。象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件顶荣誉不过的事。
宝庆“跳加官”，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儿。
宝庆没儿子，他喜爱男孩胜过女孩。看到这些一身煤烟的可怜孩子多一半是男孩，他觉着心疼。看着他们，他的大圆眼忽然潮润起来。想起他说过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体会得出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在大乱中失去爹娘时的那份伤心劲儿。他也想象得出他们怎样没衣没食，挨饿受冻，从上海、南京一路捱过来，现在又往四川奔。
他希望能拿出三、四百个热腾腾的肉包子来，给这些面带病容的黑乎乎的小宝贝儿吃。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什么也拿不出。他仅有的一点宝贵财产就是他的三弦和大鼓，都交给船长保管了。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要不就讲几个故事。可是他心里直翻腾，说不出口。他跑江湖卖唱，多年学来的要来就来的笑容和容易交朋友的习惯，在这些遭难的孩子面前，一点也使不上。不行，不能拿出戏台上那一套来对待他们。他一言不发，傻里傻气地站着发楞。突突冒烟的烟囱里落下来的黑煤灰，在他那没戴帽子的秃头上，慢慢地积了厚厚的一层。
看见这些孩子，他想起了他的养女秀莲。他买她的时候，她刚七岁。卖她的是一个瘦男人，自称是她的叔叔，拿去二十块现大洋。她那时看起来就和这些孩子们一样——病病歪歪的，那么脏，又那么瘦，他真怕她活不长。
那就象是昨天。现在她可是已经十四岁了。他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的亲爹娘。她当真拿他当亲爸爸吗？她会让个有钱人拐去当小老婆，还是会自个拿主意嫁一个自己可心的人呢？他常常在心里嘀咕这些事儿。
他的买卖、他的名声、他全家的幸福，都和秀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她还只有十四岁，什么都不懂。可是她不能老是十四岁，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他全家都得毁了。
他全家么？他一想起他们，脸上就浮起一丝苦笑。他那不中用的大哥，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婆，还有那蠢闺女大凤！怎么能不让秀莲从这样一个家里跑掉？
听见下面甲板上传来欢呼声，他象从梦中醒来，往下看。乘客们都在高兴，因为船已经驶过了最后一道险滩。两岸只有平缓的山坡，江面变得又开阔，又平静。小小的白色汽船在找地方歇口气。它象个精疲力竭的老妇人，慢慢地，疲乏地驶向沙滩，它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了。船抛了锚。岸上有几间苇子和竹子搭的小屋。
船拢岸时，西边天上的太阳已经现出金红色。一时间谁也没动。那些驾着船安然穿过险滩的船长和领港，那些瞧着他们的茶房和乘客，一个个都累得不想动了。就连小白船看来也乏得动不了窝儿了。
宝庆掸了掸光头上的煤灰，张大了嘴，大声对孩子们叫道：“来，快来，都来，洗个澡。”
他推开人群，领着孩子们走过跳板，象赶一群鸭子，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
一只叫作“民生”的白色小江轮，满载着难民，正沿江而上，开往重庆。船上的烟囱突突地冒着黑烟，慢慢开进了“七十二滩”的第一滩，两岸的悬崖峭壁，把江水紧紧挤在中间。
房舱和统舱里都挤满了人，甲板上也是水泄不通。在浓烟直冒的烟囱底下，有五、六十个小孩子，手足无措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已经没了家，没了父母，浑身都是煤烟和尘土，就象刚打煤堆里钻出来一样。
湍急的扬子江，两岸怪石林立，江水象条怒龙，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发狂地在两山之间扭来扭去。过了一道险滩，紧接着又是一道，然后直泻而下。船在江面上颠来簸去，象一条毛毛虫在挣命。汽笛一响，船上每个人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唯恐大难临头。
每过了一道险滩，船上的人就松一口气，象在一场紧张的摔跤中间，喘过一口气来。有的人转过身去看岸边的激流与浪花，只见人和水牛在水中间打转，水面上只露着黑色的头发梢，和转得飞快的，两只长长的牛犄角。
有的时候，迎着激流而上的满载的船，猛地摇晃起来，江水从船帮一涌而入，把甲板上的每个人都浇个透湿。
太阳一落到峭崖的背后，寒风就吹得乘客们直打颤。偶尔一线阳光从岩石缝里漏过来，在汹涌的江面上投下一道彩虹，美得出奇。
大江两岸，座座青山，处处陡坡，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千姿万态，构成一幅无穷无尽的画卷。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过江上变幻莫测的美景，多少人吟咏过有关它的神奇传说。楚怀王和巫山神女幽会的古迹犹存。可是这些逃难的旅客已顾不得这些，当江轮穿过巫峡，打绝代佳人——神女峰面前驶过时，他们都毫不动心。
难民们没闲心，也没立足的地方，没法凭栏观赏景致。所有乘客，不分老少贵贱，都被眼面前的危险和茫茫前途吓住了。特别使人难受的，是生活上的不便。房舱里的人出不来，因为甲板上满是人，行李堆成了山。甲板上的人也活动不了，因为没空档儿；哪怕就是喘口大气，或是一只腿倒换一只腿地站着，也很难。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块儿。可是，疲劳不堪的茶房还是想法给乘客们开饭。他们光着脚走路。那些沾满了煤烟和尘土的脚丫子，把它们挨过的所有东西都蹭脏了，在行李卷和包袱上留下小泥饼子。他们的脚沾不着甲板，只好见什么踩什么，——哪怕是踩在乘客的脸上或身上呢。被踩的人又叫又骂，结果是更乱，更惨。
在“民生”轮上，谁心里也不平静，人们不是烦恼，就是生气，悲伤。两岸美丽的青山映入眼帘也振奋不了他们。生活太无情，真是遭不完的罪孽，说不尽的伤心。
乘客之中看来只有一个人是既不悲伤，也不发愁。虽说他也和别人一样，饱尝战争之苦，备受旅途艰辛。
这人就是方宝庆，四十开外。他靠一面大鼓，一副鼓板和一把三弦，在茶馆里唱大鼓，说评书吃饭。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大半生带着全家走南闯北。现在一家子也还都跟着他。他大哥躺在满是煤灰的甲板上，轮船每晃一下，他就“哎哟，哎哟”地哼哼。人家都叫他窝囊废。他真是个窝囊废，整天除了咳声叹气，什么事也不干。那个拿胖乎乎的背靠着房舱墙壁，和窝囊废挤在一起，手拿一瓶酒的中年女人，是方宝庆的老婆。她正提高了嗓门，眼泪汪汪地骂旁边的什么人。
离方二奶奶不远，半躺半坐地靠着，看起来又可怜，又肮脏的，是方宝庆的亲生女大凤。
靠栏杆那边的甲板上，坐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她是方宝庆的养女秀莲。秀莲和她爸爸一样，在茶馆里卖唱。她清秀的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一个人在那里摸骨牌玩。船每颠一下，窝囊废就叫唤一声，秀莲就骂一句，因为船身的摇晃弄乱了她的骨牌。她声音很小，不粗，也不野。
方宝庆不愿意和家里人坐在一起，他喜欢走动。听着哥哥叫唤，老婆一个劲儿地唠叨，他受不了。
方宝庆虽然已经四十开外，说书卖艺经历了不少的风霜，他的模样举止倒还很纯朴——连他说话的神情，一举手一抬腿，都显得那么和蔼。他不蠢，要不，这么多年了，不会过得这么顺遂。他象个十岁的孩子那样单纯、天真、淘气，而又真诚。他要是吐一下舌头，歪一下肩膀，做个怪脸，或者象傻瓜一样放声大笑，那可不是做戏，也不是装假。这都叫人信得过。他是为了让自己高兴，才那么干。他的做作和真诚就象打好的生鸡蛋一样，浑然溶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蛋黄，哪是蛋清。
日本人进了北平，宝庆带着全家去上海。上海沦陷了，他们又到汉口。如今敌人进逼到汉口市郊了，他和全家又跟大伙儿一起往重庆逃。北平是宝庆的家。他唱的大鼓，全是京韵的。他要想留在北平很容易，用不着遭这么大罪，受这么多苦，成了千百万难民中的一个。宝庆相貌憨厚，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不过，在北平，能够认得几个字的鼓书艺人本来就不多，他也算得上一个。敌人决不会来杀他，可是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既天真又单纯。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爱国，他只知道每逢看见自己的国旗，就嗓子眼儿发干，堵的慌，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这一群人里最反对离开北平的是窝囊废。他只比兄弟大五岁，但他觉着自己是个长者，应当受到尊敬。头一条，他要求别搅乱他在家时的那份清静。他怕一离开家就得死。他一个劲儿地哼哼，样子真叫人厌烦。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是要用这种办法让宝庆知道，他的想法没变。
离开北平也罢，上海也罢，汉口也罢，二奶奶可不在乎。她反对的，只是她丈夫总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离开，总是叫她没法把想要带上的东西都打好包带走。她从不考虑打仗的时候运东西有什么困难或不便。眼下她一面抿着瓶里的酒，一面想着她那双穿着舒服的旧鞋和几双破袜子，真要是带了来该多好！大家走，她也走，可要她把东西都扔下，她真舍不得！她喜欢喝上一口，一喝起来，她倒更絮烦，常常连舌头也不听她使唤了。
宝庆受不了他哥哥的叫唤，也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整天沿着甲板费劲地挤来挤去，随着船身东倒西歪。这样走动可真叫受罪。当他从睡着的人们身上跨过时，要是有人突然那么一下阖上了嘴，真会咬下他一截大脚趾头来。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卖艺的。不怎么漂亮，也不怎么丑。他就象当铺或是百货店的伙计那样长相平常。他的举止也毫无出奇之处，丝毫不象个艺人。他也不象有的好演员，不用装模做样，就能显出才华来。他有时流露出一点艺人的习气，倒更叫人家猜不透他是个干什么的。
他个子不高，然而结实丰满。因为长得敦实，有时显得迟钝、笨拙。不过要是他愿意的话，也能象猴儿一样的机灵、活跃。你跟他一块走道儿，要是遇上一滩水，你准猜不出他到底会一下子蹦过去呢，还是稳稳当当往水里迈，把鞋弄个精湿。
他圆圆的脑袋总是剃得油光锃亮。他的眼睛、耳朵、嘴都很大，大得象是松松地挂在脑袋上。幸好他的眉毛又黑又粗，象是为了维持尊严才摆在那儿的。有了它，脸上松弛的肌肉就不会显得可笑。它们就象天上的两朵黑云，他一抖动眉毛，人家就觉得它们会撞出闪电来。
他的牙长得挺整齐，老露着，因为他喜欢笑。鼻子很平常，但嘴唇总是那么红润、鲜亮。虽然眼睛下面已经有了中年人的皱纹，可这对红嘴唇倒使他看起来年轻多了。
眼下他象那些茶房一样，光着脚在挤满了人的甲板上转圈子。船走得很不稳当，他尽量避免踩着人，所以才光着脚。光脚踩了人，比穿着厚重的鞋子踩人，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
他卷起裤腿，露出又粗又白的腿肚子。他穿着一件旧的蓝绸长衫，手攥着长衫的下摆，怕扫了躺在甲板上的人的脸，也为了走得更利索点。
他一手攥着衣角，一手招呼朋友。他已经习惯了表演，会不自主地觉着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听众，他应该对他们笑，友好地打手势。于是他一手提衣襟，一手招呼乘客绕着船转圈儿。他抬腿的动作象是在迈过一条小溪，或是在“跳加官”。
他习惯每两三天剃一次头，脑袋瓜子老是那么亮晃晃、光溜溜的。他的光头就是他的招牌。听过他的大鼓的人，都记得他那个光头。他的脸远不如他的光头那么惹人注意，引人叫好。如今他的头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剃了，他一面在甲板上走动，一面不时挠挠那讨人厌的短发茬儿。
上了“民生”不到几个钟头，他就认得了几乎所有同船的人。没过多久，他行起事来，就好象他是当初造这个船的监工一样。船的每个角落他都熟悉，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知道上哪儿去弄瓶酒给他的老婆，让她喝了好睡觉，不再老拿手指点他。他也知道上哪儿去找碗面汤来，让他窝囊废大哥喝了，不再叫唤。就象变戏法的能打空气里抓出只兔子和鸟儿来，宝庆还能给害头疼或是晕船的乘客找来阿司匹林，给打摆子的人找来特效药。
他用不着费劲，就能打听出船上人的底细来，好象船长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如他呢。眼下船长也成他的老朋友了。用了三十年的一把三弦、一面大鼓（这是宝庆的宝贵财产）帮他结交朋友。他和秀莲就靠这些乐器挣钱吃饭，养活全家。这些乐器只有在北平才买得到。要是碰伤了，压坏了，可就再也买不着了。所以他一上船，就把这些乐器托付给了船长。船长根本不认识他，没有义务替一个茶馆里卖唱的照料三弦和大鼓。本来嘛，他自个儿该管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不过宝庆仿佛有点儿魔力。象一阵温暖的春风，他悄悄溜进船长室，使船长觉着，替他保管三弦和大鼓，简直是件顶荣誉不过的事。
宝庆“跳加官”，跳不上几步就得停一下。有时是自己想住住脚。但多半是同船的伙伴们叫他。这个人跟他要几片阿司匹林，那个人又要头痛粉。还有些人抓住他的袖子，要他给说段笑话。他要是想借一副牌，或者打听一下时刻，就马上住下脚来。要是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干，就顺着狭窄的铁梯，爬上甲板，看看烟囱下面那些没人管的，满身是煤烟的小孩儿。
宝庆没儿子，他喜爱男孩胜过女孩。看到这些一身煤烟的可怜孩子多一半是男孩，他觉着心疼。看着他们，他的大圆眼忽然潮润起来。想起他说过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他体会得出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在大乱中失去爹娘时的那份伤心劲儿。他也想象得出他们怎样没衣没食，挨饿受冻，从上海、南京一路捱过来，现在又往四川奔。
他希望能拿出三、四百个热腾腾的肉包子来，给这些面带病容的黑乎乎的小宝贝儿吃。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什么也拿不出。他仅有的一点宝贵财产就是他的三弦和大鼓，都交给船长保管了。
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要不就讲几个故事。可是他心里直翻腾，说不出口。他跑江湖卖唱，多年学来的要来就来的笑容和容易交朋友的习惯，在这些遭难的孩子面前，一点也使不上。不行，不能拿出戏台上那一套来对待他们。他一言不发，傻里傻气地站着发楞。突突冒烟的烟囱里落下来的黑煤灰，在他那没戴帽子的秃头上，慢慢地积了厚厚的一层。
看见这些孩子，他想起了他的养女秀莲。他买她的时候，她刚七岁。卖她的是一个瘦男人，自称是她的叔叔，拿去二十块现大洋。她那时看起来就和这些孩子们一样——病病歪歪的，那么脏，又那么瘦，他真怕她活不长。
那就象是昨天。现在她可是已经十四岁了。他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她的亲爹娘。她当真拿他当亲爸爸吗？她会让个有钱人拐去当小老婆，还是会自个拿主意嫁一个自己可心的人呢？他常常在心里嘀咕这些事儿。
他的买卖、他的名声、他全家的幸福，都和秀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她还只有十四岁，什么都不懂。可是她不能老是十四岁，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他全家都得毁了。
他全家么？他一想起他们，脸上就浮起一丝苦笑。他那不中用的大哥，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婆，还有那蠢闺女大凤！怎么能不让秀莲从这样一个家里跑掉？
听见下面甲板上传来欢呼声，他象从梦中醒来，往下看。乘客们都在高兴，因为船已经驶过了最后一道险滩。两岸只有平缓的山坡，江面变得又开阔，又平静。小小的白色汽船在找地方歇口气。它象个精疲力竭的老妇人，慢慢地，疲乏地驶向沙滩，它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了。船抛了锚。岸上有几间苇子和竹子搭的小屋。
船拢岸时，西边天上的太阳已经现出金红色。一时间谁也没动。那些驾着船安然穿过险滩的船长和领港，那些瞧着他们的茶房和乘客，一个个都累得不想动了。就连小白船看来也乏得动不了窝儿了。
宝庆掸了掸光头上的煤灰，张大了嘴，大声对孩子们叫道：“来，快来，都来，洗个澡。”
他推开人群，领着孩子们走过跳板，象赶一群鸭子，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
沿江停泊着一溜灰黑色的大木船，轻轻地晃动着。高高的桅杆顶上，一些小红旗迎风招展。光脊梁、光脚丫、头上缠着白包头布的人，扛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货物，在跳板上走上走下。
轮船、木船、渡船和寒伧的小木划子，在江里来来往往。大汽船一个劲儿地鸣汽笛。小木划子象一片片发黑的小树叶，在浪里颠来簸去。到处都是船。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有老式木船，也有新式汽船。有的走得笔直，有的曲里拐弯。这么多的船聚在一处，挤得两江汇合的这一片汪洋，也显得狭窄、拥挤、嘈杂、混乱。
岸边有一溜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难民们争先恐后地跑去买吃的。有大盆冒着热气的米饭，大块鲜红的猪肉，一挂挂大粗香肠，成堆的橘子。大家围着小吃担子，一边买着，一边聊着，一边还欣赏着肥肥的大白猪和栗子色的比驴大不了多少的小川马。
天热得叫人受不了，一丝风也没有。这一片江水象个冒着热气的大蒸锅——人人都冒汗、喘气、烦躁。划船的和坐船的、挑夫和客人、买的和卖的，都爱吵架。
灼热的阳光从水面反射上来，照得人睁不开眼。黄黄的砂子和秃光光的大石头，也让太阳照得发出了刺眼的光芒。人都快烤焦了。山城比江面高出好几十丈，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也热得人发昏。下面是一片水，上面是一片石头。山和水之间，隔着好几百级石阶——又是一道道晃眼的反光。水面是个大蒸笼，山城是个大火炉。
宝庆象抱孩子似的把他那宝贵的三弦紧紧地搂在怀里。大凤手捧着大鼓。她象托菩萨似的，小心翼翼，恭恭敬敬捧着那面大鼓。宝庆并不急着上岸，他不打算在人堆里穷挤。多年来跑码头，使他掌握了一整套讨巧省力的本事。他找了个不挡道的地方，抱着他的三弦，从从容容等着别人先走。好几个钟头以前，他就已经跟同船的伙伴儿们，还有逃难的孩子们，客客气气地道过别了。
从乘客们丢魂失魄的样子看来，人家会以为船上着了火，而不是船靠了岸。大家争先恐后地走下跳板，有的发脾气，有的叫喊、骂人。你推我操，大家都挤得摇摇晃晃，有的妇女把孩子挤得掉进江里去了，有的挤掉了高跟鞋。
忘了锁箱子的，到了岸上，只剩下个空箱子。里头的东西，全都折到水里了。扒手也忙得不亦乐乎，小偷抄起别人的伞就跑，下流男人的手专找女人身上柔软的地方摸。
宝庆生怕挤着秀莲，不住地招呼：“小莲，别忙，别忙！”
虽然秀莲还没有发育完全，她却到处引人注意。也许因为她是个下贱的卖唱的，谁都觉着可以占她点儿便宜；也许是因为她的脸儿透着处女的娇艳，正好和她言谈举止的质朴动人相称。
她的脸小而圆，五官清秀，端正。无论擦不擦脂粉，她的脸总是那么艳丽。她的眼珠乌黑，透亮。她并不十分美，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然诱惑力，叫你一见就不得不注意她。她的鼻子又小又翘，鼻孔略略有些朝天。这一来她脸的下半部就显得不那么好看了，象个淘气的小娃娃。她把小下巴颏儿小鼻子朝上那么一扬，好象世界上的一切她都不在乎。她的嘴唇非常薄，只有擦上口红才显得出轮廓来。她的牙很白，可是不整齐。这点倒显出了她的个性。
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编成两个小辫儿。有时垂在前面，有时搭在后面，用颜色鲜亮的带子扎着。
她的身材还没有充分长成。她穿着绣白花的黑缎子鞋，使她看起来个儿更矮，人更小。她脚步轻盈，太轻盈了，看来有点不够稳重。她的脸、她的两根小辫儿和她的身材都和普通的十四岁女孩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带出轻飘飘走台步的样子来，这才看得出她是个卖艺的。眼下她虽然穿的是绣花缎子鞋，她那年轻灵活的身子却只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布褂子。
天实在太热，她把辫子都甩到脑后去了，也没扎个蝴蝶结。汗水把她脸上的脂粉冲了个干净，露出了莹润的象牙皮色。她的脸蛋因炎热而发红，比擦脂粉好看多了。
她好奇的大黑眼睛把岸上的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楚——青的橘子、白的米饭、小小的栗色马，还有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对她来说，这些东西都那么新鲜、有趣、动人。她恨不得马上跳上岸去，买上一些橘子，骑一骑那颜色古怪的小马。她觉着，重庆真了不起。谁能想到这儿的马会比驴小，橘子没熟就青青地拿出来卖！有些携家带口的，已经到竹棚棚里去歇着了。一个赤条条的小胖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忘了热，忘了那些不称心的小事。她只想赶紧上岸，不愿意老呆在船上。
她知道爸爸正盯着她呢！不论心里多着急，她还是不敢一个人下船。她还小，又是个卖唱的。得要爸爸保护。她只好安安静静地站着，眼巴巴望着青橘子和肥肥的大白猪。
窝囊废坐起来了——他并不想坐起来，可是要不坐起来，争先恐后往下挤的人就会踩着他的脸。他还在叫唤。据他说，乱七八糟的人打他身边挤过去弄得他头晕。
从外表上看，他很象他的兄弟，只是高点儿，瘦点儿。因为瘦，眼睛和鼻子就显得特别大。他的头发向后梳，又光又长，简直就象个刚打巴黎跑回来的艺术家！
他也会跟着大鼓和弦子唱鼓书，唱得比他兄弟还好。可是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他也会弹三弦。但他不愿给兄弟和侄女儿弹弦子，因为干这个傍角的活儿的更低下一等。他什么也不干，靠兄弟吃饭。据他自己说，这不会有失身分。他很聪明。要是他愿意，他本可以成个名角儿。可是他不打算费这份劲儿。他向来看不起钱，拿弹弹唱唱去卖钱！丢人！
从人伦上讲，宝庆不能不供养窝囊废。他俩是一个爹妈生的，不得不挑起这份儿担子。不过窝囊废在家里多少也有点用处：只有他治得住宝庆的老婆。她的脾气象夏天的过云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一旦宝庆对付不了她，只有大哥能对付。她一发脾气，窝囊废也得发脾气。要是俩人都同时发了脾气，总有一个得先让步。只要她先一笑，窝囊废跟着也就笑了。俩人都笑了，家里也就安生了。窝囊废老陪着弟妹，跟她一起打牌，喝酒。
宝庆护着秀莲，自有他的道理。她是他的摇钱树，而且凭良心讲，他也不能不感激她。她从十一岁起就上台作艺，给他挣
钱。不过他总是怕她会跟那些卖唱的女孩儿们学坏。她越是往
大里长，他觉着，这种危险也就越大。于是他也就越来越不放心
她。她在娱乐场所卖唱，碰到一些卖唱的女孩儿，她们卖的不光
是艺。他有责任保护她，管教她，可不能宠坏了她。为了这，怜
爱和担忧老在他心里打架；他老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做才 好。
窝囊废对秀莲的态度可就大不一样了。他并不因为花了她
挣来的钱就感谢她。他也不担心她这行贱业会使她堕落。他对
她就象对亲侄女一样。秀莲想要的东西，兄弟和弟妹要是不给，
他真能跟他们干仗。可是他自己就有好多次惹得秀莲生气。他
要是没了钱，保不住就要拿她一个镏子，再不然就是一双贵重的
高跟鞋，拿去卖掉。要是秀莲不生气，他就对她更亲近，更忠心。
万一她生了气，他就会涨红了脸，数落她，不搭理她，非要她来赔
了不是，才算了结。
靠岸前不久，方二奶奶刚刚睡着。她向来这样。没事的时
候，她的主意来得个多。一旦有了事，她总是醉得人事不醒。等
她一觉醒来，要是事情都妥妥帖帖地办好了，她也就不言声。要
不然，她就得大吵大闹，非说还是她的主意对。
二奶奶的爸爸也是个唱大鼓的。按照唱大鼓人家的规矩，
做父母的绝不愿意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学艺，总惦记着能把她
们养成个体面的姑娘，将来好嫁个有身分的丈夫。他们往往愿
意买上个外姓女孩儿，调教以后让她去挣钱。
话是这么说，可是二奶奶自己并不是体体面面地长大的。结
婚以前，她也干过卖唱的姑娘干的这一行。
她年轻的时候，也还算得上好看。如今虽已是中年，在没喝醉的时候，也还有几分动人之处。她长圆的脸，皮肤又白又嫩。但一醉起来，脸上满是小红点，一副放荡相。她的眼睛挺漂亮，头发总是随随便便地在脑后挽个髻儿。这个髻有时使她显得娇憨，有时显得稚气。她个子不高，近年来背开始有点驼了。有时她讲究穿戴，涂脂抹粉；但经常却是邋里邋遢的。她的一切都和她的脾气一样，难捉摸，多变化。
宝庆本不是个唱大鼓的，他学过手艺，爱唱上两句。后来就拿定主意干这一行了。他跟她唱鼓书的爸爸学艺的时候，迷上了她的美貌。后来娶了她，他也就靠卖艺为生了。
二奶奶觉着，既然秀莲是个唱大鼓的，那就决不能成个好女人。二奶奶这样想，因为她早年见惯了卖唱的姑娘们。秀莲越长越好看，二奶奶也越来越嫉妒。有时她喝醉了，就骂丈夫对姑娘没安好心。她出身唱大鼓的人家，一向觉着为了得点好处买卖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她打定主意趁秀莲还不太懂事，赶紧把她卖掉，给个有钱人去当小老婆。二奶奶知道这很能捞上一笔。她可以抽出一部分钱，再买上个七、八岁的姑娘，调教调教，等大了再卖掉。这是桩好买卖。她不是没心肝的人，这是讲究实际。当年她见过许许多多小女孩儿任凭人家买来卖去，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要是一个阔人买了秀莲，她一辈子就不愁吃喝，也少不了穿戴。就是对秀莲来说，卖了她也不能算是缺德。
宝庆反对老婆的主意。他不是唱大鼓人家出身。买卖人口叫他恶心。他买过秀莲，这不假。可他买她是为的可怜那孩子。他原打算体体面面地把她养大。一起头，他并没安心让她作艺。她很机灵，又很爱唱，他这才教了她一两支曲子。他觉着，要是说买她买得不对，那么卖了她就更亏心了。他希望她能再帮上他几年，等她够年纪了，给她找个正经主儿，成个家。只有那样，他的良心才过得去。
他不敢公开为这件事和老婆吵架，她也从不跟他商量秀莲的事。她一喝醉了，就冲着他嚷：“去吧，你就要了她吧！你可以要她，那就该称你的心了。她早晚得跟个什么不是玩意儿的臭男人跑了！”
这类话只能使宝庆更多担上几分心，使他更得要保护秀莲。老婆的舌头一天比一天更刻薄。
船快空了。秀莲想上岸去，又不敢一个人走。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两条小辫一会儿拉到胸前，一会儿又甩到背后。
秀莲不敢叫醒她妈。宝庆和大凤也不敢。这事只有窝囊废能做。可是他得等人请，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的重要。
“您叫她醒醒。”宝庆说。
窝囊废停住叫唤，拿腔作势地卷起袖子，叫醒了她。
二奶奶睁开眼来。打了两个嗝。一眼看见山上有座城，马上问：“到哪儿啦？”
“重庆，”窝囊废神气活现地答道。
“就这？”二奶奶颤巍巍的手指头指着山上。“我不上那儿去！我要回家。”她抓起她的小包袱，好象她一步就能蹦回家去。
他们知道要是和她争，她能一头栽进水里，引起一场大乱子，弄得大家好几个钟头都上不了岸。
宝庆眼珠直转。他从来不承认怕老婆。他还记得当初怎样追求她，也记得婚后的头两年。他记得怎样挖空心思去讨好她，把她宠到使自己显得可笑的地步。他一面想，一面转眼珠子。怎么能不吵不闹，好好把她劝上岸去。终于，他转过身只对大凤和秀莲说：“你们俩是愿意走路呢，还是愿意坐滑竿？”
秀莲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我要骑那匹栗子色的小马。准保有意思。”
二奶奶马上忘了她打算带回家去的那个小包。她转身看着秀莲，尖声叫道：“不准这么干！骑马？谁也不许骑！”
“好吧，好吧，”宝庆说道，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头里走，怀里还抱着那把弦子。“我们坐滑竿。来吧，都坐滑竿。”
大家都跟着他走下跳板。二奶奶还在说她要回家，不过已经跟着大家挪步了。她很清楚，要是她一个人留下，靠她自个儿是一辈子也回不了家的。何况，她一点也不知道重庆是怎么回事。
全家，拿着三弦、大鼓、大包小包，坐上一架架的滑竿。脚夫抬起滑竿，往前走了。
苦力们抬着滑竿，一步一步，慢慢地，步履艰难地爬上了通向城里的陡坡。坐滑竿的都安安静静坐着，仰着头，除了有时直直腰，一动也不敢动。前面是险恶的天梯，连二奶奶也屏息凝神了。她怕只要动一动，就会栽下滑竿去。
只有秀莲感到高兴。她冲着姐姐大凤叫道：“看呀，就象登天一样！”
大凤很少说话。这一回她开口了：“小心呀，妹妹。人都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呀！”
轮船、木船、渡船和寒伧的小木划子，在江里来来往往。大汽船一个劲儿地鸣汽笛。小木划子象一片片发黑的小树叶，在浪里颠来簸去。到处都是船。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有老式木船，也有新式汽船。有的走得笔直，有的曲里拐弯。这么多的船聚在一处，挤得两江汇合的这一片汪洋，也显得狭窄、拥挤、嘈杂、混乱。
岸边有一溜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难民们争先恐后地跑去买吃的。有大盆冒着热气的米饭，大块鲜红的猪肉，一挂挂大粗香肠，成堆的橘子。大家围着小吃担子，一边买着，一边聊着，一边还欣赏着肥肥的大白猪和栗子色的比驴大不了多少的小川马。
天热得叫人受不了，一丝风也没有。这一片江水象个冒着热气的大蒸锅——人人都冒汗、喘气、烦躁。划船的和坐船的、挑夫和客人、买的和卖的，都爱吵架。
灼热的阳光从水面反射上来，照得人睁不开眼。黄黄的砂子和秃光光的大石头，也让太阳照得发出了刺眼的光芒。人都快烤焦了。山城比江面高出好几十丈，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也热得人发昏。下面是一片水，上面是一片石头。山和水之间，隔着好几百级石阶——又是一道道晃眼的反光。水面是个大蒸笼，山城是个大火炉。
宝庆象抱孩子似的把他那宝贵的三弦紧紧地搂在怀里。大凤手捧着大鼓。她象托菩萨似的，小心翼翼，恭恭敬敬捧着那面大鼓。宝庆并不急着上岸，他不打算在人堆里穷挤。多年来跑码头，使他掌握了一整套讨巧省力的本事。他找了个不挡道的地方，抱着他的三弦，从从容容等着别人先走。好几个钟头以前，他就已经跟同船的伙伴儿们，还有逃难的孩子们，客客气气地道过别了。
从乘客们丢魂失魄的样子看来，人家会以为船上着了火，而不是船靠了岸。大家争先恐后地走下跳板，有的发脾气，有的叫喊、骂人。你推我操，大家都挤得摇摇晃晃，有的妇女把孩子挤得掉进江里去了，有的挤掉了高跟鞋。
忘了锁箱子的，到了岸上，只剩下个空箱子。里头的东西，全都折到水里了。扒手也忙得不亦乐乎，小偷抄起别人的伞就跑，下流男人的手专找女人身上柔软的地方摸。
宝庆生怕挤着秀莲，不住地招呼：“小莲，别忙，别忙！”
虽然秀莲还没有发育完全，她却到处引人注意。也许因为她是个下贱的卖唱的，谁都觉着可以占她点儿便宜；也许是因为她的脸儿透着处女的娇艳，正好和她言谈举止的质朴动人相称。
她的脸小而圆，五官清秀，端正。无论擦不擦脂粉，她的脸总是那么艳丽。她的眼珠乌黑，透亮。她并不十分美，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然诱惑力，叫你一见就不得不注意她。她的鼻子又小又翘，鼻孔略略有些朝天。这一来她脸的下半部就显得不那么好看了，象个淘气的小娃娃。她把小下巴颏儿小鼻子朝上那么一扬，好象世界上的一切她都不在乎。她的嘴唇非常薄，只有擦上口红才显得出轮廓来。她的牙很白，可是不整齐。这点倒显出了她的个性。
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编成两个小辫儿。有时垂在前面，有时搭在后面，用颜色鲜亮的带子扎着。
她的身材还没有充分长成。她穿着绣白花的黑缎子鞋，使她看起来个儿更矮，人更小。她脚步轻盈，太轻盈了，看来有点不够稳重。她的脸、她的两根小辫儿和她的身材都和普通的十四岁女孩儿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时带出轻飘飘走台步的样子来，这才看得出她是个卖艺的。眼下她虽然穿的是绣花缎子鞋，她那年轻灵活的身子却只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布褂子。
天实在太热，她把辫子都甩到脑后去了，也没扎个蝴蝶结。汗水把她脸上的脂粉冲了个干净，露出了莹润的象牙皮色。她的脸蛋因炎热而发红，比擦脂粉好看多了。
她好奇的大黑眼睛把岸上的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楚——青的橘子、白的米饭、小小的栗色马，还有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对她来说，这些东西都那么新鲜、有趣、动人。她恨不得马上跳上岸去，买上一些橘子，骑一骑那颜色古怪的小马。她觉着，重庆真了不起。谁能想到这儿的马会比驴小，橘子没熟就青青地拿出来卖！有些携家带口的，已经到竹棚棚里去歇着了。一个赤条条的小胖孩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忘了热，忘了那些不称心的小事。她只想赶紧上岸，不愿意老呆在船上。
她知道爸爸正盯着她呢！不论心里多着急，她还是不敢一个人下船。她还小，又是个卖唱的。得要爸爸保护。她只好安安静静地站着，眼巴巴望着青橘子和肥肥的大白猪。
窝囊废坐起来了——他并不想坐起来，可是要不坐起来，争先恐后往下挤的人就会踩着他的脸。他还在叫唤。据他说，乱七八糟的人打他身边挤过去弄得他头晕。
从外表上看，他很象他的兄弟，只是高点儿，瘦点儿。因为瘦，眼睛和鼻子就显得特别大。他的头发向后梳，又光又长，简直就象个刚打巴黎跑回来的艺术家！
他也会跟着大鼓和弦子唱鼓书，唱得比他兄弟还好。可是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贱业。他也会弹三弦。但他不愿给兄弟和侄女儿弹弦子，因为干这个傍角的活儿的更低下一等。他什么也不干，靠兄弟吃饭。据他自己说，这不会有失身分。他很聪明。要是他愿意，他本可以成个名角儿。可是他不打算费这份劲儿。他向来看不起钱，拿弹弹唱唱去卖钱！丢人！
从人伦上讲，宝庆不能不供养窝囊废。他俩是一个爹妈生的，不得不挑起这份儿担子。不过窝囊废在家里多少也有点用处：只有他治得住宝庆的老婆。她的脾气象夏天的过云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一旦宝庆对付不了她，只有大哥能对付。她一发脾气，窝囊废也得发脾气。要是俩人都同时发了脾气，总有一个得先让步。只要她先一笑，窝囊废跟着也就笑了。俩人都笑了，家里也就安生了。窝囊废老陪着弟妹，跟她一起打牌，喝酒。
宝庆护着秀莲，自有他的道理。她是他的摇钱树，而且凭良心讲，他也不能不感激她。她从十一岁起就上台作艺，给他挣
钱。不过他总是怕她会跟那些卖唱的女孩儿们学坏。她越是往
大里长，他觉着，这种危险也就越大。于是他也就越来越不放心
她。她在娱乐场所卖唱，碰到一些卖唱的女孩儿，她们卖的不光
是艺。他有责任保护她，管教她，可不能宠坏了她。为了这，怜
爱和担忧老在他心里打架；他老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做才 好。
窝囊废对秀莲的态度可就大不一样了。他并不因为花了她
挣来的钱就感谢她。他也不担心她这行贱业会使她堕落。他对
她就象对亲侄女一样。秀莲想要的东西，兄弟和弟妹要是不给，
他真能跟他们干仗。可是他自己就有好多次惹得秀莲生气。他
要是没了钱，保不住就要拿她一个镏子，再不然就是一双贵重的
高跟鞋，拿去卖掉。要是秀莲不生气，他就对她更亲近，更忠心。
万一她生了气，他就会涨红了脸，数落她，不搭理她，非要她来赔
了不是，才算了结。
靠岸前不久，方二奶奶刚刚睡着。她向来这样。没事的时
候，她的主意来得个多。一旦有了事，她总是醉得人事不醒。等
她一觉醒来，要是事情都妥妥帖帖地办好了，她也就不言声。要
不然，她就得大吵大闹，非说还是她的主意对。
二奶奶的爸爸也是个唱大鼓的。按照唱大鼓人家的规矩，
做父母的绝不愿意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学艺，总惦记着能把她
们养成个体面的姑娘，将来好嫁个有身分的丈夫。他们往往愿
意买上个外姓女孩儿，调教以后让她去挣钱。
话是这么说，可是二奶奶自己并不是体体面面地长大的。结
婚以前，她也干过卖唱的姑娘干的这一行。
她年轻的时候，也还算得上好看。如今虽已是中年，在没喝醉的时候，也还有几分动人之处。她长圆的脸，皮肤又白又嫩。但一醉起来，脸上满是小红点，一副放荡相。她的眼睛挺漂亮，头发总是随随便便地在脑后挽个髻儿。这个髻有时使她显得娇憨，有时显得稚气。她个子不高，近年来背开始有点驼了。有时她讲究穿戴，涂脂抹粉；但经常却是邋里邋遢的。她的一切都和她的脾气一样，难捉摸，多变化。
宝庆本不是个唱大鼓的，他学过手艺，爱唱上两句。后来就拿定主意干这一行了。他跟她唱鼓书的爸爸学艺的时候，迷上了她的美貌。后来娶了她，他也就靠卖艺为生了。
二奶奶觉着，既然秀莲是个唱大鼓的，那就决不能成个好女人。二奶奶这样想，因为她早年见惯了卖唱的姑娘们。秀莲越长越好看，二奶奶也越来越嫉妒。有时她喝醉了，就骂丈夫对姑娘没安好心。她出身唱大鼓的人家，一向觉着为了得点好处买卖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她打定主意趁秀莲还不太懂事，赶紧把她卖掉，给个有钱人去当小老婆。二奶奶知道这很能捞上一笔。她可以抽出一部分钱，再买上个七、八岁的姑娘，调教调教，等大了再卖掉。这是桩好买卖。她不是没心肝的人，这是讲究实际。当年她见过许许多多小女孩儿任凭人家买来卖去，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要是一个阔人买了秀莲，她一辈子就不愁吃喝，也少不了穿戴。就是对秀莲来说，卖了她也不能算是缺德。
宝庆反对老婆的主意。他不是唱大鼓人家出身。买卖人口叫他恶心。他买过秀莲，这不假。可他买她是为的可怜那孩子。他原打算体体面面地把她养大。一起头，他并没安心让她作艺。她很机灵，又很爱唱，他这才教了她一两支曲子。他觉着，要是说买她买得不对，那么卖了她就更亏心了。他希望她能再帮上他几年，等她够年纪了，给她找个正经主儿，成个家。只有那样，他的良心才过得去。
他不敢公开为这件事和老婆吵架，她也从不跟他商量秀莲的事。她一喝醉了，就冲着他嚷：“去吧，你就要了她吧！你可以要她，那就该称你的心了。她早晚得跟个什么不是玩意儿的臭男人跑了！”
这类话只能使宝庆更多担上几分心，使他更得要保护秀莲。老婆的舌头一天比一天更刻薄。
船快空了。秀莲想上岸去，又不敢一个人走。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两条小辫一会儿拉到胸前，一会儿又甩到背后。
秀莲不敢叫醒她妈。宝庆和大凤也不敢。这事只有窝囊废能做。可是他得等人请，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的重要。
“您叫她醒醒。”宝庆说。
窝囊废停住叫唤，拿腔作势地卷起袖子，叫醒了她。
二奶奶睁开眼来。打了两个嗝。一眼看见山上有座城，马上问：“到哪儿啦？”
“重庆，”窝囊废神气活现地答道。
“就这？”二奶奶颤巍巍的手指头指着山上。“我不上那儿去！我要回家。”她抓起她的小包袱，好象她一步就能蹦回家去。
他们知道要是和她争，她能一头栽进水里，引起一场大乱子，弄得大家好几个钟头都上不了岸。
宝庆眼珠直转。他从来不承认怕老婆。他还记得当初怎样追求她，也记得婚后的头两年。他记得怎样挖空心思去讨好她，把她宠到使自己显得可笑的地步。他一面想，一面转眼珠子。怎么能不吵不闹，好好把她劝上岸去。终于，他转过身只对大凤和秀莲说：“你们俩是愿意走路呢，还是愿意坐滑竿？”
秀莲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我要骑那匹栗子色的小马。准保有意思。”
二奶奶马上忘了她打算带回家去的那个小包。她转身看着秀莲，尖声叫道：“不准这么干！骑马？谁也不许骑！”
“好吧，好吧，”宝庆说道，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头里走，怀里还抱着那把弦子。“我们坐滑竿。来吧，都坐滑竿。”
大家都跟着他走下跳板。二奶奶还在说她要回家，不过已经跟着大家挪步了。她很清楚，要是她一个人留下，靠她自个儿是一辈子也回不了家的。何况，她一点也不知道重庆是怎么回事。
全家，拿着三弦、大鼓、大包小包，坐上一架架的滑竿。脚夫抬起滑竿，往前走了。
苦力们抬着滑竿，一步一步，慢慢地，步履艰难地爬上了通向城里的陡坡。坐滑竿的都安安静静坐着，仰着头，除了有时直直腰，一动也不敢动。前面是险恶的天梯，连二奶奶也屏息凝神了。她怕只要动一动，就会栽下滑竿去。
只有秀莲感到高兴。她冲着姐姐大凤叫道：“看呀，就象登天一样！”
大凤很少说话。这一回她开口了：“小心呀，妹妹。人都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