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旅游天下>> 杂文>> 曹禺 Cao Yu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
杂文集
  杂文
  作者: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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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向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捉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尝对人这样批评。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头里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欲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的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由这出发点讲出的“鬼话”便是杂感的完成。
  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然而种种,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在那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下而生的苦闷懊恼中,显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了自己的心地所发生杂乱无章的感想。那种纷复的情趣同境地是我们生活的阴荫,它复为一切动机的原动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业。
  不过在我们这“礼义之邦”,这种文字却常与狗吠一般地无价值。因为它藏着破坏,爆发,攻击同一切跳出所谓“圈子外”的危险性。我华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洒,一日和尚一日钟,过足烟瘾,横在热炕上晕谈一阵。哼,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有明训”,有长远历史的国度的百姓,岂能随随便便干这些没头没尾的把戏!
  记得某校刊为登什么捞什子的杂感,一句不重要的话冒犯校中的某当局,于是即时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师长”,训令那位编辑先生“下野”“回里”(这是两件事:一面革职,一面挂牌)。同时一位职员建议停止校刊,当时即将编辑部解散。有人说教育家(?)对于激烈的分子只有这种办法。这个?也许吧!
  不过在这刊物,请放心。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不伪不饰地吐露内心的不快,冷静的态度可,幽默(humor)的亦可,我料南开当局绝对予以赞助的。因为假使所感诚为我们这个圈内的错误,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这无须隐瞒,教育不是妓女,不应修饰外面为游客看的;假若原来的思索在未写以前已是错误,那么,诚恳的教育家应以怜悯的态度谅解这种学生并且希望他在刊物上发表,对症下药顺便给我们以公开的商榷,讨论和指点。
  1.Gentienlen的态度:——
  坐车到了英中街,从马家口子这一段路洋车夫索要大洋三角。
  “放屁!”坐车的先生只给车夫两个银角子。
  “好,先生,你骂我,这可是法国地呀,看你的,外国兵全不带打的,你却头一个骂我。咱们有地方说理!”雪亮的银子由车夫的手掌里滚出来,这两个跄跄踉踉地互相拉扯到印度“站人”面前讲理。
  同时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站着,他也在“大讲其理”:
  “……好了,外国人有金钱有强势,犹以Gentlemen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反不自量力,不以Gentlemen的态度向他们,这不是自找苦吃么?”教授略将末句的声音提高,听众雷一般地拍掌。
  听毕这两段话,似乎感触到洋车夫同教授的语气中有同一的基调。洋车夫的意思:这是“法国地”,外国兵全不敢打我,你能骂我么?知机的教授说,在这白种势力权威之下,外人有金钱,有强力,还以Gentlemen的态度对待我们,难道我们不以Gentlernen的态度对待人家么?他们全屈服于洋权威下,因而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亦如何(当然教授所说外人Gentlernen的态度,是除去万县这一类的事情的);不过毕竟教授是比洋车夫高一筹,读过洋书总比没见过的强,此某教授能知外人是以Gentlemen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确比洋车夫明白(?)些,高见,高见!
  至若说这种见解是荒谬的,拙愚不敢确切断定。不过改正观念似乎洋车夫还可教些,因为教授的博士帽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很自认为教人者,非可随随便便为人教的。
  2.“文凭同教育救国”
  夹带一抄每门月考俱超过八成,回家以后父亲看见分数单,大乐,从皮包拿出廿元的钞票奖励他的儿子。
  “好孩子,将来爹爹全指你顶门立户呢。”
  每次开学,校长常说“教育救国”,每次行毕业典礼,校长的临别赠言也常是一段“教育救国”。我记得一次毕业典礼,黑压压的观众据满了礼堂,校氏立在台上沉静地致词,毕业生俱在廊旁不安地坐候着。台上的讲员不时的变换,候在椅上的毕业者俱不耐烦地啧啧谈话。最终才听见呼名授文凭,于是一阵一阵地拍掌东一面,西一面地响应。一时发什么Scholarship的奖品,掌声似较响亮一些。这时我看见他们俱有一个白卷卷在手里,欢欣地互相看望。他们展开自己的,又看看旁人的,轻轻露出一丝浅笑。须臾人散,仍是一个寂静的礼堂。我是最后走出的,似乎有种苍老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他说:
  “孩子们,走吧,你们已有‘教育救国’的执照了!”
  前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或者也如此;长此以往,将来或永远要领这种只表出你受过教育听过救国的话的执照吧。今年或者不同,礼堂的空气或者要显出一种新花样。
  “好孩子,你毕业了,将来爹爹全望你顶立门户呢!”
  3.Supp1Vanddemand
  一位经济先生同我们讲供给同需要。他说需要多供给少则市价涨,需要少而供给多则市价落。一位学生站起问上一次北京猪仔奇贵,是不是供给少于需要的原故?先生称是。
  提起这两个名词,我想起现在做太太确是一件难事。最低的限度:一则要不缠足,二则要受教育。至于大学生同留学生的口吻犹为可惊,动不动就是“英语精通,满身洋气”,听说要洋气非游外国不可,于是大学毕业的女生依然落选(或者“选”字是不妥当,然据今日的情形,似乎只能屈用一次)。大学毕业者当如此,吁嗟呼,做太太之不易也。
  所以有志的女士们,鉴于旧女子的糊涂,力求平等,解放,入学校,读洋书,做女留学生,达到竞争不失败的目标而为所崇拜人物的太太。于是在富而美的丈夫面前获得自由,平等和解放。啊,万能的女学校,祝这里面的学生女权发达!
  上面足能阐明Supp1y
  and demend的原理,当然这比买卖猪仔有趣多了。
  (原载《南中周刊》第20期,1927年4月18日)
偶像孔子(闲说)
  真实的彻底的宏伟的无宗教气味的性格和行为是断然地不可膜拜。谁何伟人,若完全力俗众的偶像,则彼之所以为伟者的真迹,将逐为是种妥协的莫名其妙的“绝对信仰”中的腐气所掩埋,而偶像势力的积微下,常产生一种积极相反的潜势力;待时机一至,便爆发成为人山的裂罅,经历万千年的偶像,立刻陷堕其中,焚成灰烬。同时如倒闭后商店的招牌,重挂起来,暗淡无光。毁灭后的旧物,闻之已令人生厌,若再从事于彼之伟的真迹的探讨,岂不笑为迂腐,因是许多伟性者反倒埋在许多偶像的土堆里。
  诚然,偶像之前,只能膜拜,不许你抬头睹觐其面孔的。
  春假中,在路上遇见昔日教我读“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的老师,八九年没见面,先生居然留起松松白鬓,招呼之后,只好必恭必敬地陪他到茶楼闪坐。
  寒喧、问候、话别,以后我们才谈家乡的变迁。
  “你总听见过一点,”老先生接续谈:“现在闹得乌烟瘴气,家居三日,气得不能出门一步。女娃子剪头发满街跑不必讲,老太太们也扯着旗子同他们一齐闹街。你想老人家也那样禽兽,我还卖什么老骨头,我家的麟儿每天不在家,你的师母也迫我入什么党。哎,仁弟,一家全要成禽兽。我怎不伤心!——我们诗书子弟,总得顾全租宗的体面,于是我一人偷偷地跑到文庙里……”
  他说到这里,低头长叹,当然老先生必效忠礼教,以死自明。死后将谋北京内务部的褒奖的。
  “仁弟,哎,一看庙内悲惨的景况,嗟此头颅,老命真不可久留了!——圣像打将稀烂。香案也捣成粉碎,颜回子路几位圣者更不必说,只在地上看见一个塑金的残鼻,看着还像我们圣人当年误认为阳货的鼻。于是我扑地三拜,恭恭敬敬地捧着那点圣迹而归。哎!仁弟,伤心惨目,有如此者!”
  茶盅里的残渣,仰慕地举起吞下,激昂慷慨地重重将茶盅放在桌上。
  “哎!禽兽之邦,我岂能久留呢!于是一气跑到这里来!”
  老先生一句话,不说突而沉沉地哼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宛似亡国的旧鬼。他还噙着一泡眼水,淡淡地使我体味不到是若何的情绪!
  不过他痛也有——我一人在路上这样想,因为孔家的《孟子》,《论语》是科举时代的寒士们的饭碗。都通了,使不愁帝王的脚下没有一块骨头啃,同时帝王也因为他们能够Appreciate那种曲解的偏颇的忠孝。一发巩固这父传子授的特有权,而不惜以种种的荣利蛊惑之。因之数千年的孔子,也被动的人为所利用。自科举废除,老师荣为半通的秀才,当然是痛心疾首!然而社会因袭为偶像,权威,依然存在,每年春贵至总统犹派代表率百官跪祭,可见虽势衰道微,尚有为中流砥柱者来维持正道。老夫子这场冤气。见了孔孟的圣像,意识地潜意识减去(不)少,然而还觉得有一线曙光。谁知天皇不佑,遇见这一群革命的亡八兔子贼,造反不已,复起革命,革人的命也罢了,还要革圣人的命,以至于乾坤倒持天地郁塞,革命之声未止,夫子之希望已绝,此先生所以叩天叹息之基者也。至于说孔子是个自动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不得不加以否认。翻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梁漱溟氏的眼里,孔子不止是哲学家,教育家,抑复为对生这个字而有充分了解的唯心者。日本一个文学批评家说:文艺的批评,是以鉴赏者自己的“人性”和“体验”和生活的内容,在备人之间,有些差别。对事物的事(理)解和见地,我以为至少以各人的生活内容作一种鲜明的差异罢。一个孔子,两种看法:一为绝对的功利之徒,一为纯粹阐明生的意义的伟人。这种趋势,态度,如两粒子弹将发时的方向,却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些(此)说的距离,诚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起因不过是出发点方向不同而已。要之孔子不是生来作走狗来的,也非学而做走狗者,他所训告弟子们的忠孝,在当时并不希罕,而彼所知者,又绝非以后那些笨货口示身行的那种曲解的忠孝。他的君制以名(民)为本,所以处处说话俱是君民并立的,不过碰见这些没良心的野心家,因为保存自己的地位,硬把孔老先生从棺村里拖出来,追加上一付狗面具,于是孔老先生不得不狗头狗脑来享受每年太牢的血食,坐是而在汉口游行时被打被署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尤伤心者:真面孔的孔子,反而因这付狗面具而不得显露为万世野心家的忠臣。末了,到这步田地,悲哉!
  所以种种使我回想到前段的话。
  在偶像之下,常潜隐着深邃的恶势,他是不许看见事物的真象的。
  所以我们应当打破偶像的崇拜,和一切类似偶像的因袭无理由不合人道的旧思想的权威。
  (原载《南中周刊》第25期,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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