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主要思想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详解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