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其一）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何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又何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又何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何至于“吾衰竟谁陈”呢？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象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沈熙乾）
古风（其三）
李白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聘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此诗主旨是借秦始皇之求仙不成，以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就思想内容而言并不算李白一人之特见卓识，但就其动荡开合的气势、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言，实堪称独步。全诗大体可分前后两段，前段为宾，后段为主。主要手法是欲抑先扬，忽翕忽张，最后盖棺论定。
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过秦论》的开篇，直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秦始皇即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注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市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埃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胡国瑞）
古风（其十五）
李白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１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１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１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荆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倪其心）
古风（其十九）
李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赏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是一首用游仙体写的古诗，大约作于安禄山攻破洛阳以后。诗中表现了诗人独善兼济的思想矛盾和忧国忧民的沉痛感情。诗人在想象中登上西岳华山的最高峰莲花峰，远远看见了明星仙女。“明星”本是华山玉女名，但字面上又给人造成天上明星的错觉。首二句展现了一个莲峰插天、明星闪烁的神话世界。玉女的纤纤素手拈着粉红的芙蓉，凌空而行，游于高高的太清，雪白的霓裳曳着宽广的长带，迎风飘举，升向天际。诗人用神奇的彩笔，绘出了一幅优雅缥缈的神女飞天图。
美丽的玉女邀请李白来到华山云台峰，与仙人卫叔卿长揖见礼。据《神仙传》载，卫叔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以为皇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但皇帝只以臣下相待，于是大失所望，飘然离去。这里用卫叔卿的故事暗暗关合着李白自己的遭遇。天宝初年，诗人不是也曾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帝阙吗？而终未为玄宗所重用，三年后遭谗离京。所以没奈何，只好把卫叔卿引为同调，而与之驾鸿雁游紫冥了。
正当诗人恍惚间与卫叔卿一同飞翔在太空之上的时候，他低头看到了被胡兵占据的洛阳一带，人民惨遭屠戮，血流遍野，而逆臣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坐了朝廷。社会的动乱惊破了诗人幻想超脱现实的美梦，使他猛然从神仙幻境折回，转而面对战乱的惨象。诗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自己的去留，但诗中李白正视和关切现实，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首《古风》里，诗人出世和用世的思想矛盾是通过美妙洁净的仙境和血腥污秽的人间这样两种世界的强烈对照表现出来的。这就造成了诗歌情调从悠扬到悲壮的急速变换，风格从飘逸到沉郁的强烈反差。然而它们却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诗里，这主要是靠诗人纵横的笔力、超人的才能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李白后期的游仙诗，常常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道家神仙的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使抒情主人公带上浓郁的谪仙色彩。这是和他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长期过着游山玩水、修道炼丹的隐士生活分不开的。但他借游仙表现了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理想的追求，使魏晋以来宣扬高蹈遗世的游仙诗获得了新的生命。《古风》其十九便是一个例证。
（葛晓音）
古风（其二十四）
李白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唐玄宗的后期，政治由开明转为腐败。他宠任宦官，使这些人凭藉权势，大肆勒索，“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者传上》）唐玄宗还喜好斗鸡之戏，据唐人陈鸿《东城老父传》云，当时被称为“神鸡童”的贾昌，由于得到皇帝的爱幸，“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有民谣说：“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些宦官和鸡童恃宠骄恣，不可一世。其时李白在长安，深感上层统治者的腐败，这首《古风》就是针对当时现实而作的一幅深刻讽刺画。
诗的前八句写宦官、鸡童的豪华生活和飞扬跋扈的气焰。诗人对这些得幸小人的生活并没有进行全面描写，只是截取了京城大道上的两个场景，把它巧妙地勾画在读者眼前。
第一个场景写宦官。诗一开始，就象电影镜头一样，推出了一个尘土飞扬的画面：“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亭午”是正午，“阡陌”原指田间小路，这里泛指京城大道。正午天最亮，却暗然不见阡陌，可见尘土之大。而这样大的尘土是“大车”扬起来的，这又写出了大车之多与行驶的迅疾。这是写景，为后面即将出现的人物作铺垫。那么，是谁这样肆无忌惮地飞车疾驰呢？诗人指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中贵”，是“中贵人”的省称，指有权势的太监。“甲宅”，指头等的宅第。“连云”状其量，宅第高而且广，直连霄汉。诗人不仅写出了乘车人是宦官，而且写出了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因为他们有势，有钱，他们正驱车返回豪华的宅第。这里诗人既没有直接描写车中的宦官，也没有描写路上的行人，只是通过写飞扬的尘土、连云的宅第，来渲染气氛、显示人物，有烘云托月之妙。
另一个场景写鸡童，又换了一副笔墨。写“中贵”，处处虚笔烘托；对“鸡童”却是用实笔从两个方面进行正面描写：一是写服饰。“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１斗鸡人与宦官不同，他是缓辔放马而行，好象故意要显示他的权势和服饰的华贵。在“亭午”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车盖衣冠何等光彩夺目！二是写神态。“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个人的神情本来是很难描绘的，尤其是在短小的抒情诗里。但李白写来却举重若轻，他先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把笔墨放开去，“鼻息干虹蜺”，虹蜺即虹霓，鼻息吹动了天上的云霞，活现出斗鸡人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继而，诗人又把笔收回来写实：“行人皆怵惕”，行人没有一个不惶恐的，进一步用行人的心理把鸡童的势焰衬托得淋漓尽致。真是传神写照，健笔纵横。
最后两句写诗人的感慨。“洗耳翁”指许由。据皇甫谧《高士传》说，尧曾想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这些话污了他的耳朵，就去水边洗耳。世上没有了象许由那样不慕荣利的人，谁还能分得清圣贤（尧）与盗贼（跖）呢？诗人鄙夷地把宦官、鸡童等佞幸小人看成是残害人民的强盗，同时也暗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辨“尧与跖”。
这首诗通过对中贵和斗鸡人的描绘，深刻讽刺了佞幸小人得势后的嚣张气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
诗的前八句叙事，后两句议论。叙事具体、形象，饱含讽刺，最后的议论便成为愤慨的自然喷发，一气贯注，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由讽刺佞幸小人，扩大为放眼更广阔的现实，丰富了诗的内容，提高了主题思想的意义。
（张燕瑾）
古风（其三十一）
李白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
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
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欲知李白这一首诗的妙处，且先看诗中这一故事的由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史记》云：“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史记》所载的故事前后比较完整，用了一百零三个字。《汉书》抓住故事的中心，只用了五十个字，而且由于素车白马从华山而下这一点染，增强了神话色彩，但仍然只是文章，而不是诗。
李白翻文为诗，主要以《汉书》所载的故事为根据，写成了这一首诗的前六句。其中第二句是原文所没有的，实质上诗人把原文凝炼为二十五个字，字数压缩了一半，却无损于故事的完整性，并且诗意盎然，诗情醰永。这就不能不佩服诗人以古为新的手法了。一起“郑客西入关”一句，为什么不依原文写为“郑客关东来”呢？这是因为是“关东来”只表明出发地，却不能表出目的地，而“西入关”则包括了“关东来”，平平五字，一石两鸟，极尽简括之能事。第二句“行行未能已”原文没有的，诗人增添了这一句，便写出了郑客“行行重行行”的旅途生活，“未能已”三字则又点出了道远且长，言外还暗示秦法森严，行路程期有所规定，不敢超越期限的那种惶恐赶路的心情，就这一句平添了无限的情意，也就是诗之所以为诗。接下去“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两句与文章的叙述次序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因为受押韵的牵制，而主要是用倒笔突接的方法，先把鲜明的形象送到读者的眼前：“唉！来了一位白马神人１然后再补叙原委。这样写法接法，也是诗的特征，而非文章的常规。第五句“璧遗镐池君”把原文“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十一字删成五字，凝缩得非常精致。镐池君指水神，秦以五行中的水德为王，故水神相当于秦朝的护国神，华山神预将秦的亡征，告知水神。第六句“明年祖龙死”，祖龙即指秦始皇。不必点明，即知为华山君传语，简洁了当地预报了秦始皇的死耗。
以上六句，只是李白复述故事，其长处也不过是剪裁点染得宜，而还不足以见此诗之特点。此诗精神发越之处，主要在后四句，李白的超人之处也在后四句。
东晋诗人陶潜曾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后来的诗人极喜引用，“世外桃源”几成为尽人皆知的成语。李白想象力过人，把这一故事和上面六句中的故事，掺和在一起，似乎桃源中人所以避秦隐居，就是因为他们得知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七八两句用“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１轻轻地把两个故事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了。“秦人相谓曰”之前省去了郑客传播消息，因而行文更加紧凑。“相谓”二字写出秦人传说时的神情，活跃纸上：“吾属可去矣”一句则写出了他们坚决而又轻松的感情，这些都是此诗神妙之处。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两句结住全诗。“春”字，承桃花春开，取春色美好之意。用“千春”而不用千秋，说明他对桃花源的赞美。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桃花源的向往和对尘世生活的厌恶。是啊，一旦进了世外桃源，就永远与这混浊纷乱的人寰相隔绝了。
诗人写诗时可能预感到安史之乱的某些征兆，所以引喻故事，借古喻今，以表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结笔悠然而止，不再写入桃源后的如何如何，不但行文简洁，而且余音袅袅，也令人起不尽之思。
（沈熙乾）
古风（其三十四）
李白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这首诗是反映征讨南诏的事。南诏（在今云南大理一带），是唐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王受唐朝廷的册封。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载（750），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专横粗暴，失南诏人心，而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凌辱和征求，遂激起南诏反抗。次年夏，鲜于仲通发兵八万征讨，阁罗凤遣使谢罪，仲通不准，与阁罗凤战于西洱河，惨败，伤亡六万。杨国忠为他隐瞒败迹，又在东西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大肆征兵。诗即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却不拘泥于其事，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将矛头指向唐王朝的国策。
开头四句展现了一幅紧急军事行动的场面：军书飞驰，征调急切，一片喧呼救边的叫嚷声，连栖鸟也不得安巢。短短几句诗渲染出一种紧迫的气氛，“羽檄”，已是紧急文书，又以流星喻之，更显出十万火急。“喧呼”，已见催迫之状，又以群鸟惊鸣烘托之，愈见其督驱骚扰之甚，使人有鸡飞狗跳之感。这些都是以夸饰的笔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事情的原委上看，下文“借问”四句言在楚地征兵，远征南诏，才是叙事之始。但是诗人没有从这里开头，而是截取一个惊人心目的镜头以为开端，将本事留到下面再补叙，避开平铺直叙的写法，使诗起得警动有势，能一下子抓住读者，是很巧妙的结构。
“白日”四句，突然逆转，勾勒出一幅承平景象，与前面的战争气氛形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前两句全以天象为喻。以“白日”、“紫微”、“三公”、“权衡”象征皇帝和朝廷大臣，描绘一幅玉宇清平的景象。语语言天象，即语语言人世。人世的内容通过形象的天象展现出来，确是一种妙运。“天地皆得一”是从《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二句熔铸而成，即寰宇清平安宁之意。你看，白日辉耀，可谓君明；三公执枢，可谓臣能；四海清澄，可谓天下安定。如此承平盛世怎么会突然发生战争呢？诗人虽然没有当即回答，而其不满之心，指责之情，讥讽之意，已尽在不言之中。
“借问”四句，把兴兵讨伐南诏的本事补叙明白。古来相传泸水有瘴气，至五月方可渡。“渡泸及五月”，一个“及”字把统治集团急不可耐的征伐情绪，和盘托出。下面侧重写统治者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怯卒”以下十句是诗人用浓墨重笔着力刻画之处。前六句写征行别离之惨。与役者都是未经战阵的百姓，是为“怯卒”，本不堪行；南方又多瘴疠，触之则毙，尤不可去。而朝廷必驱而往之，不啻白白送死，所以生离亦即死别。日月都带上凄惨色调，可见悲怨之气冲天之状；泪尽继之以血，心碎哭亦无声，足见悲痛欲绝之情。“困兽”四句写驱遣有去无回之势。以困兽、穷鱼喻怯卒，以猛虎、奔鲸喻悍敌，使不敌之势，跃然纸上。虎而云猛，鲸而云奔，兽而云困，鱼而云穷，有意使桀悍与疲弱相对，更为鲜明。虎为兽中之王，一般兽所难当，何况疲困之兽；鲸为鱼中之巨，一般鱼所难逃，何况力穷之鱼。这两句充满夸饰色彩、形象鲜明的比喻，是下文最好的铺垫，使“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二句一下子便深印人心。李白的诗笔善夸张，十句诗把驱民于虎口的惨象写得怵目惊心，可谓对穷兵黩武的血泪批判与控诉。
末二句用舜的典故，披露全诗主旨。据《帝王世纪》记载，舜的时候，有苗氏不服，禹请发兵征讨。舜说，不，我修德还不深厚，擅动刀兵，不合于道，于是进一步修明政教。过了三年，他只举行一次以干（盾）戚（斧）为道具的舞蹈，有苗氏便服威怀德而归顺。作者慨叹这样的原则不见了，等于说当时“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白日”四句，在那一片清平气象中，似觉缺少点什么，缺少的就是这“敷文德以来远人”的国策。这就是前面留给读者的悬念的答案。至此，主旨已明，悬念已解，诗也就戛然而止。从这一方面看，诗的前后呼应关锁，也是非常紧密的。
（孙静）
古风（其四十六）
李白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
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
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
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
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
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当作于天宝初李白在长安时期。唐代从开国到这时共一百二十多年，与诗所言年数不合，“四十”二字可能有误，以古人诗文中常举成数而言，当为“二十”或“三十”。
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历史上所称的“盛唐”。一方面唐王朝登上了繁荣昌盛的顶峰，另一方面也渐次呈露出由盛转衰的危机。诗人以特有的政治敏感，以他的诗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繁盛中充斥着腐朽的真实的历史画卷。
诗从唐王朝一百多年发展历史入手。开篇四句是一节，重点在勾勒盛唐时期大唐帝国的辉煌显赫面貌。诗人只用“一百四十年”五个字，便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丰富的历史内容，推入诗句的背后，而用“国容何赫然”一句赞叹，启示人们自己去体味、领会，这是虚写的方法，非常经济的笔墨。然而虚多则易空，故下文“隐隐”二句又转用实写的方法，选择一个极富有表现力的侧面──长安都城宫室建筑的雄伟壮丽，来给人们以“赫然”“国容”的具体感受。十个字，字字精实。“隐隐”，见出宫室的层叠深邃；“峨峨”，见出楼观的巍拔飞骞；“五凤楼”，见出其精工华美之巧；“横三川”，见出其龙蟠虎踞之势。诗人有意将宏丽建筑安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以增其壮伟雄浑之感。短短四句诗，虚实结合，使经过百多年发展的大唐帝国，以其富丽堂皇的面貌、磅礴的气势屹立在我们面前，令人不能不佩服诗人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王侯”以下六句，转入对权势者的描写。“王侯”二句言其众盛。以灿然罗列的星月状王侯，亦似见其华耀骄贵之相；以弥漫聚散的云烟状宾客，亦似见其趋走奔竞之态。都极善用比，有传神尽相之妙。“斗鸡”二句言其行径。“金宫”、“瑶台”都是指帝王所居，“斗鸡”、“蹴鞠”都是一种游戏玩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凭藉侍从游乐以邀宠幸。“举动”二句言其气焰。“摇白日”、“回青天”，以夸张的笔墨刻画其权势之大，气焰之盛，也隐含可以左右帝王之意。六句诗分三个层次，把王侯权贵的腐朽骄横形象一笔笔勾勒完足，笔墨很有分量。在章法的承接上，由辉煌的国势一下子过渡到势焰熏天的权贵，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在那繁荣昌盛的背景上，活动着主宰着的竟是一群腐朽的权贵，不禁使人有大好河山、锦绣前程将被活活断送之感，而这也正是诗人悲愤之所在。
末四句巧妙地运用扬雄的故事表明诗人的鲜明态度。“当涂”二句熔炼扬雄《解嘲》中的话：“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班权贵不会有好结局，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翕忽”是飞速之意，形容青云直上。“独有”二句诗人以扬雄自比，向权贵们投以轻蔑的目光。借用这个典故，简约而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清操自守和对权贵们鄙视与决绝态度。扬雄闭关草《太玄》时，有人嘲笑他得不到官职，扬雄做《解嘲》以答。其中大讲得士、失士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这不正是唐王朝当时面临的问题吗？看来诗人用此典还有更深的含义。
本诗首二句纵观历史，次二句横览山河，都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见出其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怀与气魄。“王侯”六句，一气贯下，刻画权势者们的形象，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而正当把权势者们说到十分兴头上的时候，“当涂”二句却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末二句只客观地摆出扬雄的典实，冷然作收。但冷静平实的笔墨中隐含怒目横眉之气，柔中有刚。不长的一首诗，写得腾跃有势，跌宕多姿，气势充沛，见出作者独具的艺术特色。
（孙静）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何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又何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又何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何至于“吾衰竟谁陈”呢？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象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沈熙乾）
古风（其三）
李白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聘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此诗主旨是借秦始皇之求仙不成，以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就思想内容而言并不算李白一人之特见卓识，但就其动荡开合的气势、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言，实堪称独步。全诗大体可分前后两段，前段为宾，后段为主。主要手法是欲抑先扬，忽翕忽张，最后盖棺论定。
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过秦论》的开篇，直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秦始皇即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注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市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埃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胡国瑞）
古风（其十五）
李白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１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１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１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荆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倪其心）
古风（其十九）
李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赏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至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这是一首用游仙体写的古诗，大约作于安禄山攻破洛阳以后。诗中表现了诗人独善兼济的思想矛盾和忧国忧民的沉痛感情。诗人在想象中登上西岳华山的最高峰莲花峰，远远看见了明星仙女。“明星”本是华山玉女名，但字面上又给人造成天上明星的错觉。首二句展现了一个莲峰插天、明星闪烁的神话世界。玉女的纤纤素手拈着粉红的芙蓉，凌空而行，游于高高的太清，雪白的霓裳曳着宽广的长带，迎风飘举，升向天际。诗人用神奇的彩笔，绘出了一幅优雅缥缈的神女飞天图。
美丽的玉女邀请李白来到华山云台峰，与仙人卫叔卿长揖见礼。据《神仙传》载，卫叔卿曾乘云车、驾白鹿去见汉武帝，以为皇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但皇帝只以臣下相待，于是大失所望，飘然离去。这里用卫叔卿的故事暗暗关合着李白自己的遭遇。天宝初年，诗人不是也曾怀着匡世济民的宏图进入帝阙吗？而终未为玄宗所重用，三年后遭谗离京。所以没奈何，只好把卫叔卿引为同调，而与之驾鸿雁游紫冥了。
正当诗人恍惚间与卫叔卿一同飞翔在太空之上的时候，他低头看到了被胡兵占据的洛阳一带，人民惨遭屠戮，血流遍野，而逆臣安禄山及其部属却衣冠簪缨，坐了朝廷。社会的动乱惊破了诗人幻想超脱现实的美梦，使他猛然从神仙幻境折回，转而面对战乱的惨象。诗至此戛然而止，没有交代自己的去留，但诗中李白正视和关切现实，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首《古风》里，诗人出世和用世的思想矛盾是通过美妙洁净的仙境和血腥污秽的人间这样两种世界的强烈对照表现出来的。这就造成了诗歌情调从悠扬到悲壮的急速变换，风格从飘逸到沉郁的强烈反差。然而它们却和谐地统一在一首诗里，这主要是靠诗人纵横的笔力、超人的才能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李白后期的游仙诗，常常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道家神仙的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使抒情主人公带上浓郁的谪仙色彩。这是和他政治上不得志，信奉道教，长期过着游山玩水、修道炼丹的隐士生活分不开的。但他借游仙表现了对现实的反抗和对理想的追求，使魏晋以来宣扬高蹈遗世的游仙诗获得了新的生命。《古风》其十九便是一个例证。
（葛晓音）
古风（其二十四）
李白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唐玄宗的后期，政治由开明转为腐败。他宠任宦官，使这些人凭藉权势，大肆勒索，“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者传上》）唐玄宗还喜好斗鸡之戏，据唐人陈鸿《东城老父传》云，当时被称为“神鸡童”的贾昌，由于得到皇帝的爱幸，“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有民谣说：“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些宦官和鸡童恃宠骄恣，不可一世。其时李白在长安，深感上层统治者的腐败，这首《古风》就是针对当时现实而作的一幅深刻讽刺画。
诗的前八句写宦官、鸡童的豪华生活和飞扬跋扈的气焰。诗人对这些得幸小人的生活并没有进行全面描写，只是截取了京城大道上的两个场景，把它巧妙地勾画在读者眼前。
第一个场景写宦官。诗一开始，就象电影镜头一样，推出了一个尘土飞扬的画面：“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亭午”是正午，“阡陌”原指田间小路，这里泛指京城大道。正午天最亮，却暗然不见阡陌，可见尘土之大。而这样大的尘土是“大车”扬起来的，这又写出了大车之多与行驶的迅疾。这是写景，为后面即将出现的人物作铺垫。那么，是谁这样肆无忌惮地飞车疾驰呢？诗人指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中贵”，是“中贵人”的省称，指有权势的太监。“甲宅”，指头等的宅第。“连云”状其量，宅第高而且广，直连霄汉。诗人不仅写出了乘车人是宦官，而且写出了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因为他们有势，有钱，他们正驱车返回豪华的宅第。这里诗人既没有直接描写车中的宦官，也没有描写路上的行人，只是通过写飞扬的尘土、连云的宅第，来渲染气氛、显示人物，有烘云托月之妙。
另一个场景写鸡童，又换了一副笔墨。写“中贵”，处处虚笔烘托；对“鸡童”却是用实笔从两个方面进行正面描写：一是写服饰。“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１斗鸡人与宦官不同，他是缓辔放马而行，好象故意要显示他的权势和服饰的华贵。在“亭午”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车盖衣冠何等光彩夺目！二是写神态。“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个人的神情本来是很难描绘的，尤其是在短小的抒情诗里。但李白写来却举重若轻，他先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把笔墨放开去，“鼻息干虹蜺”，虹蜺即虹霓，鼻息吹动了天上的云霞，活现出斗鸡人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继而，诗人又把笔收回来写实：“行人皆怵惕”，行人没有一个不惶恐的，进一步用行人的心理把鸡童的势焰衬托得淋漓尽致。真是传神写照，健笔纵横。
最后两句写诗人的感慨。“洗耳翁”指许由。据皇甫谧《高士传》说，尧曾想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这些话污了他的耳朵，就去水边洗耳。世上没有了象许由那样不慕荣利的人，谁还能分得清圣贤（尧）与盗贼（跖）呢？诗人鄙夷地把宦官、鸡童等佞幸小人看成是残害人民的强盗，同时也暗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辨“尧与跖”。
这首诗通过对中贵和斗鸡人的描绘，深刻讽刺了佞幸小人得势后的嚣张气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
诗的前八句叙事，后两句议论。叙事具体、形象，饱含讽刺，最后的议论便成为愤慨的自然喷发，一气贯注，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由讽刺佞幸小人，扩大为放眼更广阔的现实，丰富了诗的内容，提高了主题思想的意义。
（张燕瑾）
古风（其三十一）
李白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
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
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欲知李白这一首诗的妙处，且先看诗中这一故事的由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史记》云：“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史记》所载的故事前后比较完整，用了一百零三个字。《汉书》抓住故事的中心，只用了五十个字，而且由于素车白马从华山而下这一点染，增强了神话色彩，但仍然只是文章，而不是诗。
李白翻文为诗，主要以《汉书》所载的故事为根据，写成了这一首诗的前六句。其中第二句是原文所没有的，实质上诗人把原文凝炼为二十五个字，字数压缩了一半，却无损于故事的完整性，并且诗意盎然，诗情醰永。这就不能不佩服诗人以古为新的手法了。一起“郑客西入关”一句，为什么不依原文写为“郑客关东来”呢？这是因为是“关东来”只表明出发地，却不能表出目的地，而“西入关”则包括了“关东来”，平平五字，一石两鸟，极尽简括之能事。第二句“行行未能已”原文没有的，诗人增添了这一句，便写出了郑客“行行重行行”的旅途生活，“未能已”三字则又点出了道远且长，言外还暗示秦法森严，行路程期有所规定，不敢超越期限的那种惶恐赶路的心情，就这一句平添了无限的情意，也就是诗之所以为诗。接下去“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两句与文章的叙述次序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因为受押韵的牵制，而主要是用倒笔突接的方法，先把鲜明的形象送到读者的眼前：“唉！来了一位白马神人１然后再补叙原委。这样写法接法，也是诗的特征，而非文章的常规。第五句“璧遗镐池君”把原文“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十一字删成五字，凝缩得非常精致。镐池君指水神，秦以五行中的水德为王，故水神相当于秦朝的护国神，华山神预将秦的亡征，告知水神。第六句“明年祖龙死”，祖龙即指秦始皇。不必点明，即知为华山君传语，简洁了当地预报了秦始皇的死耗。
以上六句，只是李白复述故事，其长处也不过是剪裁点染得宜，而还不足以见此诗之特点。此诗精神发越之处，主要在后四句，李白的超人之处也在后四句。
东晋诗人陶潜曾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后来的诗人极喜引用，“世外桃源”几成为尽人皆知的成语。李白想象力过人，把这一故事和上面六句中的故事，掺和在一起，似乎桃源中人所以避秦隐居，就是因为他们得知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七八两句用“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１轻轻地把两个故事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了。“秦人相谓曰”之前省去了郑客传播消息，因而行文更加紧凑。“相谓”二字写出秦人传说时的神情，活跃纸上：“吾属可去矣”一句则写出了他们坚决而又轻松的感情，这些都是此诗神妙之处。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两句结住全诗。“春”字，承桃花春开，取春色美好之意。用“千春”而不用千秋，说明他对桃花源的赞美。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桃花源的向往和对尘世生活的厌恶。是啊，一旦进了世外桃源，就永远与这混浊纷乱的人寰相隔绝了。
诗人写诗时可能预感到安史之乱的某些征兆，所以引喻故事，借古喻今，以表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结笔悠然而止，不再写入桃源后的如何如何，不但行文简洁，而且余音袅袅，也令人起不尽之思。
（沈熙乾）
古风（其三十四）
李白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这首诗是反映征讨南诏的事。南诏（在今云南大理一带），是唐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王受唐朝廷的册封。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载（750），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专横粗暴，失南诏人心，而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凌辱和征求，遂激起南诏反抗。次年夏，鲜于仲通发兵八万征讨，阁罗凤遣使谢罪，仲通不准，与阁罗凤战于西洱河，惨败，伤亡六万。杨国忠为他隐瞒败迹，又在东西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大肆征兵。诗即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却不拘泥于其事，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将矛头指向唐王朝的国策。
开头四句展现了一幅紧急军事行动的场面：军书飞驰，征调急切，一片喧呼救边的叫嚷声，连栖鸟也不得安巢。短短几句诗渲染出一种紧迫的气氛，“羽檄”，已是紧急文书，又以流星喻之，更显出十万火急。“喧呼”，已见催迫之状，又以群鸟惊鸣烘托之，愈见其督驱骚扰之甚，使人有鸡飞狗跳之感。这些都是以夸饰的笔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事情的原委上看，下文“借问”四句言在楚地征兵，远征南诏，才是叙事之始。但是诗人没有从这里开头，而是截取一个惊人心目的镜头以为开端，将本事留到下面再补叙，避开平铺直叙的写法，使诗起得警动有势，能一下子抓住读者，是很巧妙的结构。
“白日”四句，突然逆转，勾勒出一幅承平景象，与前面的战争气氛形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前两句全以天象为喻。以“白日”、“紫微”、“三公”、“权衡”象征皇帝和朝廷大臣，描绘一幅玉宇清平的景象。语语言天象，即语语言人世。人世的内容通过形象的天象展现出来，确是一种妙运。“天地皆得一”是从《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二句熔铸而成，即寰宇清平安宁之意。你看，白日辉耀，可谓君明；三公执枢，可谓臣能；四海清澄，可谓天下安定。如此承平盛世怎么会突然发生战争呢？诗人虽然没有当即回答，而其不满之心，指责之情，讥讽之意，已尽在不言之中。
“借问”四句，把兴兵讨伐南诏的本事补叙明白。古来相传泸水有瘴气，至五月方可渡。“渡泸及五月”，一个“及”字把统治集团急不可耐的征伐情绪，和盘托出。下面侧重写统治者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怯卒”以下十句是诗人用浓墨重笔着力刻画之处。前六句写征行别离之惨。与役者都是未经战阵的百姓，是为“怯卒”，本不堪行；南方又多瘴疠，触之则毙，尤不可去。而朝廷必驱而往之，不啻白白送死，所以生离亦即死别。日月都带上凄惨色调，可见悲怨之气冲天之状；泪尽继之以血，心碎哭亦无声，足见悲痛欲绝之情。“困兽”四句写驱遣有去无回之势。以困兽、穷鱼喻怯卒，以猛虎、奔鲸喻悍敌，使不敌之势，跃然纸上。虎而云猛，鲸而云奔，兽而云困，鱼而云穷，有意使桀悍与疲弱相对，更为鲜明。虎为兽中之王，一般兽所难当，何况疲困之兽；鲸为鱼中之巨，一般鱼所难逃，何况力穷之鱼。这两句充满夸饰色彩、形象鲜明的比喻，是下文最好的铺垫，使“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二句一下子便深印人心。李白的诗笔善夸张，十句诗把驱民于虎口的惨象写得怵目惊心，可谓对穷兵黩武的血泪批判与控诉。
末二句用舜的典故，披露全诗主旨。据《帝王世纪》记载，舜的时候，有苗氏不服，禹请发兵征讨。舜说，不，我修德还不深厚，擅动刀兵，不合于道，于是进一步修明政教。过了三年，他只举行一次以干（盾）戚（斧）为道具的舞蹈，有苗氏便服威怀德而归顺。作者慨叹这样的原则不见了，等于说当时“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白日”四句，在那一片清平气象中，似觉缺少点什么，缺少的就是这“敷文德以来远人”的国策。这就是前面留给读者的悬念的答案。至此，主旨已明，悬念已解，诗也就戛然而止。从这一方面看，诗的前后呼应关锁，也是非常紧密的。
（孙静）
古风（其四十六）
李白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
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
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
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
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
这首诗从内容上看，当作于天宝初李白在长安时期。唐代从开国到这时共一百二十多年，与诗所言年数不合，“四十”二字可能有误，以古人诗文中常举成数而言，当为“二十”或“三十”。
开元、天宝年间，进入了历史上所称的“盛唐”。一方面唐王朝登上了繁荣昌盛的顶峰，另一方面也渐次呈露出由盛转衰的危机。诗人以特有的政治敏感，以他的诗笔，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繁盛中充斥着腐朽的真实的历史画卷。
诗从唐王朝一百多年发展历史入手。开篇四句是一节，重点在勾勒盛唐时期大唐帝国的辉煌显赫面貌。诗人只用“一百四十年”五个字，便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丰富的历史内容，推入诗句的背后，而用“国容何赫然”一句赞叹，启示人们自己去体味、领会，这是虚写的方法，非常经济的笔墨。然而虚多则易空，故下文“隐隐”二句又转用实写的方法，选择一个极富有表现力的侧面──长安都城宫室建筑的雄伟壮丽，来给人们以“赫然”“国容”的具体感受。十个字，字字精实。“隐隐”，见出宫室的层叠深邃；“峨峨”，见出楼观的巍拔飞骞；“五凤楼”，见出其精工华美之巧；“横三川”，见出其龙蟠虎踞之势。诗人有意将宏丽建筑安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上，以增其壮伟雄浑之感。短短四句诗，虚实结合，使经过百多年发展的大唐帝国，以其富丽堂皇的面貌、磅礴的气势屹立在我们面前，令人不能不佩服诗人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王侯”以下六句，转入对权势者的描写。“王侯”二句言其众盛。以灿然罗列的星月状王侯，亦似见其华耀骄贵之相；以弥漫聚散的云烟状宾客，亦似见其趋走奔竞之态。都极善用比，有传神尽相之妙。“斗鸡”二句言其行径。“金宫”、“瑶台”都是指帝王所居，“斗鸡”、“蹴鞠”都是一种游戏玩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凭藉侍从游乐以邀宠幸。“举动”二句言其气焰。“摇白日”、“回青天”，以夸张的笔墨刻画其权势之大，气焰之盛，也隐含可以左右帝王之意。六句诗分三个层次，把王侯权贵的腐朽骄横形象一笔笔勾勒完足，笔墨很有分量。在章法的承接上，由辉煌的国势一下子过渡到势焰熏天的权贵，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在那繁荣昌盛的背景上，活动着主宰着的竟是一群腐朽的权贵，不禁使人有大好河山、锦绣前程将被活活断送之感，而这也正是诗人悲愤之所在。
末四句巧妙地运用扬雄的故事表明诗人的鲜明态度。“当涂”二句熔炼扬雄《解嘲》中的话：“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班权贵不会有好结局，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翕忽”是飞速之意，形容青云直上。“独有”二句诗人以扬雄自比，向权贵们投以轻蔑的目光。借用这个典故，简约而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清操自守和对权贵们鄙视与决绝态度。扬雄闭关草《太玄》时，有人嘲笑他得不到官职，扬雄做《解嘲》以答。其中大讲得士、失士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种蠡存而越霸”。这不正是唐王朝当时面临的问题吗？看来诗人用此典还有更深的含义。
本诗首二句纵观历史，次二句横览山河，都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见出其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怀与气魄。“王侯”六句，一气贯下，刻画权势者们的形象，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而正当把权势者们说到十分兴头上的时候，“当涂”二句却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使人有一落千丈之感。末二句只客观地摆出扬雄的典实，冷然作收。但冷静平实的笔墨中隐含怒目横眉之气，柔中有刚。不长的一首诗，写得腾跃有势，跌宕多姿，气势充沛，见出作者独具的艺术特色。
（孙静）
李白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直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不象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不正象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吗？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又何补于世，有谁能听得进去呢？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末朝廷又怎么能区分忠奸呢？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象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显然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象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象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象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象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埃《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何至如此呢！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又岂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象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直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余恕诚）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
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直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不象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不正象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吗？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又何补于世，有谁能听得进去呢？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末朝廷又怎么能区分忠奸呢？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象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显然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象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象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象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象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埃《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何至如此呢！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又岂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象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直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
（余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