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中尉的女人》是英國作傢約翰·福爾斯最具影響力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是諾貝爾文學奬候選人、當代英國文壇超重量級大師福爾思的經典代表作之一，被選為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經典，也是英美各大學英語係二十世紀英國小說課程的必讀作品。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並且對之情有獨鐘的福爾斯在這部小說中為存在主義哲學提供了一個的形象化的圖解。
講述的是發生在19世紀英國的愛情故事。一個悲傷、神秘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明明是個處女卻宣稱自己已委身於法國中尉，被視為罪惡、淫蕩的女人而被唾棄。而她的神秘、獨特、大膽、深沉、憂鬱的美以及野性的熱情，喚起男人的同情和愛慕。她與查爾斯産生了熾熱的愛情，卻在他解除了和別人的婚約後拒絶他的求婚，悄然離開。
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故事梗概
故事發生在福爾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居住過的一個英國小鎮：萊姆·裏基斯，時間是英國“維多利亞黃金時代”（指1850～1875年）中的1867年。小說一開捲，讀者就會被濃烈的浪漫、神秘氣氛所吸引：1867年3月的一個早晨，海邊古老的壁壘狂風呼嘯，查爾斯和他的未婚妻歐雷斯蒂娜正在這裏散步。他們看見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在海岬的一頭孤獨地站着，眺望大海。風越颳越大，當他們走近這個黑衣女人時，發現她就是那個鎮上居民人人皆知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人們說，她被一個法國中尉引誘失身，而當時的法國在極度清新寡欲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看來，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國傢”。法國中尉回國後拋棄了她，而她幾乎每天到海邊來，就是等待法國中尉回到她的身邊。
這位黑衣女郎，她陰沉、帶有悲劇性的面孔雖無絶代佳麗的姿色，也無當時維多利亞女性應有的嫻靜、順從和羞澀，卻以其神秘、深沉、難以捉摸的與衆不同而另具魅力，世俗者唾棄她這樣的離經叛道者，但書中的查爾斯以及二十世紀的人們看待她的則是另外一種目光。
查爾斯時年三十二歲，是一個富傢子弟，沒有職業，但是對古生物學和地質學頗有興趣，他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很深，看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和虛偽。
黑衣女子薩拉是一個出生於貧苦雇農家庭的獨生女，她的祖先出身高貴，到她父親這一代纔衰落下來。父親送女兒到寄宿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十八歲學成歸傢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在她當家庭教師謀生期間，一艘法國輪船沉沒，幸存的法國中尉在懂法語的薩拉的照顧下康復，並與她海誓山盟，答應很快從法國返回接她；傳聞她與中尉發生了關係，但中尉並沒有履行諾言，而是拋棄了她。有關她的流言蜚語傳遍了萊姆鎮，她成為聲名狼藉的“法國中尉的女人”。
而查爾斯的未婚妻歐雷斯蒂娜是一個典型的維多利亞女性，一個富商的女兒。她年輕、漂亮、文雅。但是，她的價值觀和感情是膚淺的。查爾斯的叔父羅伯特决定和一個還在生育年齡的女人結婚，一旦他生下男孩，查爾斯就將喪失對叔父的財産和男爵爵位的繼承權。歐雷斯蒂娜對羅伯特的結婚决定反應強烈，與查爾斯成鮮明對比。蒂娜戴着時代的面紗，掩飾自己對肉欲的渴望，獨自一人在臥室裏脫掉衣服欣賞自己的肉體美，期待着查爾斯的愛撫。她堅持每天寫的日記是為了將來的一天查爾斯逼着她拿出來給他看，所以，日記中也是戴着面紗的。與薩拉相比，她是一個可以一眼看透的單調女子——一個年輕、美麗，卻如一方清澈見底，擺動身軀數十下就可以遊到盡頭的小池，薩拉則身世滄桑，如深不可測的大海，浩瀚無邊。
薩拉與蒂娜是兩個對比鮮明的女性。薩拉處處與維多利亞的時代成規背道而馳，她明明是處女，卻要說自己已委身於法國中尉，萊姆鎮的所有人都在背後駡她是個放蕩的女人，“法國中尉的婊子”，她卻置之度外。雇用她的波爾特尼太太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典型的虛偽的衛道者，薩拉反抗波爾特尼太太對她的不許獨自去林間散步的禁令，而她的神秘、獨特、大膽、深沉、憂鬱的美以及野性的熱情，是喚起男人同情和愛慕的源泉，書中多次提到，薩拉猶如一頭“野獸”，她不是一個受男人統治的維多利亞女性。即使她的容貌不如歐雷斯蒂娜的美麗，門第之高貴也不如年輕的蒂娜，真實的查爾斯還是被薩拉的神秘和真實的野性深深吸引，並提出幫助薩拉離開萊姆鎮，到埃塞特去重新開始生活。
查爾斯在去倫敦的返程中在埃賽特停留，接到了薩拉的便條，趕到她居住的旅館。長期積蓄的感情在他接觸到受了傷的薩拉身體的時候一觸即發，纏綿之後，他發現薩拉並沒有受傷，而且她的委身於法國中尉的故事是她自己編織的謊言——她為什麽要撒謊？為什麽要用壞名聲糟塌自己？
離開薩拉的房間後，查爾斯决定與蒂娜解除婚約，他派僕人山姆給薩拉送去一封信和一枚胸針，可山姆為查爾斯背叛蒂娜而憤怒，並沒有把東西送去。
查爾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來解除婚約，當他趕回埃賽特時，卻發現薩拉已經不告而別。雙重打擊籠罩了他：蒂娜的父親逼迫他在撕毀婚約的文件上簽字，他已經身敗名裂。但是讓他更傷心的則是薩拉的離去。她為什麽在引誘了他之後又悄然而去呢？
查爾斯及他雇用的偵探在各地搜尋薩拉，卻一無所獲。查爾斯决定去國外旅行，到美國後，他看到一個新興國傢的新的思維和新的世界，遠遠超過了此時保守、虛偽的英國。他認為薩拉就是這個新世界裏的人。此時，他的律師拍來電報，告訴他：“找到她了。”他立刻訂了票趕回倫敦。此時的薩拉與以前判若兩人，她住在一個前期拉斐爾派畫傢的傢裏，衣着入時，儀態高雅。
書中表現了自由的主題，而開放式的結尾在這部後現代主義的小說中顯得特異。第一個結尾在書的第四十四章，查爾斯從倫敦的返程中路過埃賽特，卻沒有停留，而是返回萊姆，和蒂娜結婚並生了七個兒女，過着美滿的生活：“故事就此結束。薩拉呢？我不知道。不管她究竟如何，她再也沒有去麻煩查爾斯……”這種傳統式的結局顯然是為作者所嘲弄的。
第二個結局在書的末尾，查爾斯見到居住在畫傢傢裏並成為他的助手的薩拉，發現薩拉給他生了個女兒，有情人終成眷屬。
第三個結局是不確定的，查爾斯見到薩拉後請求與她結合，卻遭到拒絶，她說，她决心終身不嫁，因為婚姻將剝奪她的自由，使她失去自己的獨立和孤獨。查爾斯的心碎了，覺得感情被玩弄、被欺騙，他對薩拉說：“你不僅把匕首捅進我的胸膛，你還以扭動它為樂。”“總有一天，你會因對我的所作所為得到報應。如果蒼天有眼，你萬世也難贖清你的罪過。”
而薩拉是這樣說的：“你不理解我為什麽不願意同你結婚。這不是你的過錯。你是個很善良的人。誰也不可能理解我。”
“我那樣說，是要人明白連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我說不清楚這是為什麽。但我深信我的幸福正在於我對自己也不理解。”
“我拒絶你，如同我拒絶其他男人。你不能理解的是，對我來說，這並不荒唐。”查爾斯離開薩拉，獨自一人走嚮街頭時，他有一種從被囚禁的感情中得到解脫的感覺，他發現“他本身具有一些信念、一種真正的與衆不同之處，這是他前進的基礎”。而薩拉是個常人不能理解的女人，她以常人不能理解的方式尋求自己的獨立、解放和自由。
這部小說中極富後現代氣息的另一幕是，時空被交錯，書的作者出現在書中一百年前的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大鬍子（作者）走進查爾斯所在的車廂，突然萌發了一個念頭：“在此時此地結束查爾斯的一生，讓他永遠處於走往倫敦的路上。”
小說的前十二章再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場景，把薩拉刻畫得如在眼前，但在第十二章結尾，筆鋒一轉，把故事的敘述剎住，提出了一個怪問題：“薩拉是誰？她是從哪個隱蔽的角落鑽出來的？”
當讀者已經陷入小說中刻畫的場景時，作者卻突然把讀者從書中拉出來，對他大吼一聲：“別上當，這全是假的，全是虛構，是謊言！”
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作品由來
在“一部未完稿的小說筆記”中，福爾斯詳細記述了《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創作原因：1966年秋天的一個早晨，在半睡半醒的福爾斯的大腦中持續不斷地浮現出一個孤獨女子的形象。她久久地伫立在空蕩蕩的碼頭上，遠眺着大海。“我想她是維多利亞時代受譴責者的形象，是一個被遺棄者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犯了什麽錯……”這一神秘而孤獨的形象強烈地吸引着福爾斯，以至於他中止了正在進行中的小說創作而轉嚮《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寫作。小說開篇以哈代的“迷”為引言，奠定了薩拉神秘的基調。小說中的薩拉是這樣出場的：“在昏暗、彎麯的防波堤上還有另一個人的身影……那人站在臨海的防波堤外側，……全身上下着黑裝，風吹處，衣服飄動，但是人卻紋絲不動，面嚮大海凝視着什麽，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紀念碑，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鄉野生活裏的正常景觀”。這樣的一個出場亮相突出了薩拉的基本特徵：孤獨而神秘。敘述者告訴我們，由於她父親強烈的“名門出身情結”，她被父親強迫“離開自己原來的階級”，可她父親“卻沒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個階級”，於是，“在她已經離開的那個階級中的男青年眼裏，她變得過於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進入的那個階級的青年男子則認為她仍然過於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級社會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親死後，早已過了當嫁年齡而成為“老處女”的她變得無傢可歸。
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作品解析
這部小說是諾貝爾文學奬候選人、當代英國文壇超重量級大師福爾思的經典代表作之一，被選為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經典，也是英美各大學英語係二十世紀英國小說課程的必讀作品。
福爾斯筆下的薩拉便是這樣一個作為“神秘而孤立的實在”而存在的人物形象。從薩拉“誕生”在福爾斯的腦海中的那一刻起，她便是神秘而孤獨的。小說開篇以哈代的“迷”為引言，奠定了薩拉神秘的基調。小說中的薩拉是這樣出場的：“在昏暗、彎麯的防波堤上還有另一個人的身影……那人站在臨海的防波堤外側，……全身上下着黑裝，風吹處，衣服飄動，但是人卻紋絲不動，面嚮大海凝視着什麽，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紀念碑，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鄉野生活裏的正常景觀”。這樣的一個出場亮相突出了薩拉的基本特徵：孤獨而神秘。敘述者告訴我們，由於她父親強烈的“名門出身情結”，她被父親強迫“離開自己原來的階級”，可她父親“卻沒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個階級”，於是，“在她已經離開的那個階級中的男青年眼裏，她變得過於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進入的那個階級的青年男子則認為她仍然過於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級社會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親死後，早已過了當嫁年齡而成為“老處女”的她變得無傢可歸。隨着故事的發展，情節的展開，展現在讀者面前的薩拉幾乎是將自己與周圍世界隔離開的一個“多餘的人”，是在萊母鎮居民的冷眼和鄙視中生活的一個孤獨的 “局外人”，人們“不想走進她”，怕壞了自己的名聲。而她自己似乎也在“享受”着這種孤獨，我行我素，獨來獨往，遊離於萊母鎮的凡塵瑣事。她自己就曾說過：“我一直過着孤寂的生活，……命運似乎註定我永遠不能和同等的人建立友誼，永遠不能住在自己的傢裏，永遠覺得自己被排除在主體世界之外”。
更為重要的是，薩拉的形象似乎是從破碎的鏡片中反映出來的。故事每推進一步，碎片就增加一塊，其整體形象自始至終無法從這難圓的破鏡中露出“廬山真面目”，一直籠罩在神秘的氛圍中。旁人說她是“法國中尉的女人”，是“婊子”，而她自己也不否認，說自己“螻蟻不如，幾乎不再是人……是法國中尉的妓女”。但隨着她與查爾斯關係的發展，查爾斯發現所謂“法國中尉的女人”之稱純屬編造，甚至完全是她本人把自己假想為一個“受譴責者”和“被遺棄者”的“有罪女人”的形象。薩拉似乎衹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實地安置自身。情節的發展使她的神秘性愈發凸現出來。她似乎是同性戀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爾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貞女，又似乎是蕩婦。福爾斯不斷地在建構薩拉的形象，但又同時在消解這些形象。她一直籠罩在神秘的氣氛之中，並且這種神秘性隨着她的失蹤以及多重結尾而更加強化。
《法國中尉的女人》對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小說的風格以及問題的模仿是對這一時代以及時代的中産階級和上流社會的保守性和虛偽性進行辛辣的諷刺和抨擊。薩拉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叛逆者出現，作為一個在思想觀念和道德情操已步入二十世紀的新型女性被歌頌。她促使查爾斯的思想轉化，在一番痛苦的經歷後，查爾斯發現自己擺脫了他的時代，他在和薩拉發生關係後去教堂懺悔：“他站在那裏，覺得自己仿佛看到了整個時代，看到了這個時代騷動不安的生命和它那硬如鋼鐵的戒律戒規，它壓抑的情感和滑稽的幽默，它嚴謹的科學何不嚴謹的宗教，它腐敗的政治和一成不變的階級觀念。這一切都是他所期望的最大的隱蔽敵人。他曾經受蒙蔽。這個時代完全沒有愛和自由……而且，沒有思想，沒有目的，沒有惡意，因為欺騙就是它的本質。它沒有人性，衹是一臺機器。這就是睏擾他的惡性循環。”後現代主義作傢的這種行為，目的是揭穿傳統作傢的全知全能的假面具，對小說的成規、法則以及作者的權威提出質疑。
《法國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問世以後，在西方廣大讀者和評論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對其主題、人物、藝術技巧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問題探索小說”，而且“在這種用問題探索手法寫成的小說中，藝術水準最高的當推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寓言小說，說象福爾斯這類“作傢不僅通過寓言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而且在創作技巧上也在謀求新的途徑，評論傢們把他們稱為‘哲學派’或‘寓言編撰傢’”；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散文體比較小說”， “它將小說引入了文化史和社會學的比較領域”。這真可謂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寫作藝術
常被人稱為“哲學小說傢” 的福爾斯於1947年至1950年就讀於牛津大學時，深受當時彌漫於大學校園的存在主義的氣息的影響。在他看來，存在主義不是告訴人們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的一套僵死的哲學，而是一種工具，一種實用的哲學，它幫助人們在特定的處境中生存。福爾斯曾於1965年這樣稱頌過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很好的一個方面就是給人們提供了一種途徑。它使得人們以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特定的環境中創造性地行動，是一種最好的個人主義的哲學。它是20世紀的個體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的一種回應。存在主義關於積極行動以及在行動中發現現實的理論對福爾斯有很大影響。“因此，福爾斯的小說關註兩個重要時刻，即人們做出重大决定的時刻和隨之采取行動的時刻。它們着力於給予讀者強烈的存在震撼，這種震撼對於我們完全認識到在這種意識的基礎上進行選擇和行動的必要”。福爾斯的存在主義思想明顯地反映在《法國中尉的女人》這部小說當中。僅從文字表面上看，作者在文本中就多次提到存在主義，如，“我們現在擁有的知識比他那時多得多，而且還有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可供我們使用”；“他們不贊成存在主義的環節，他們贊成的是因果關係鏈，是經過認真研究並反復應用的、能解釋一切的正面理論”；“存在主義的恐懼再次對他發起了攻擊，也許他早已料到會如此……”如果說小說是形象化的哲學，那麽，《法國中尉的女人》就是對存在主義哲學的形象圖解。作傢告訴我們，人要實現個體的自由意志，要過一種自由自主的生活。
1、孤獨而神秘的個體
雖然存在主義思想傢們在觀點和思想傾嚮上不盡相同，甚至還存在着較大的分歧，但不容置疑的是，存在主義所關註的核心問題是人的生存問題。而這裏的“人”不是指“群體”，而是指“個體”——作為倫理主體的個人。存在主義哲學的始祖剋爾凱郭爾首次把個人“存在”作為哲學的中心問題，而且將“孤獨的個體”置於研究的中心地位。海德格爾也認為，當人被拋於世而與他人共在時，他總是感到他人和世界對他是陌生的、疏遠的，感到自己處於一種孤獨的、無傢可歸的狀態。存在主義集大成者薩特認為“每個人是作為一種神秘而孤立的實在”。
福爾斯筆下的薩拉便是這樣一個作為“神秘而孤立的實在”而存在的人物形象。從薩拉“誕生”在福爾斯的腦海中的那一刻起，她便是神秘而孤獨的。小說開篇以哈代的“迷”為引言，奠定了薩拉神秘的基調。小說中的薩拉是這樣出場的：“在昏暗、彎麯的防波堤上還有另一個人的身影……那人站在臨海的防波堤外側，……全身上下着黑裝，風吹處，衣服飄動，但是人卻紋絲不動，面嚮大海凝視着什麽，很像是溺水者的一座活紀念碑，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不像是微不足道的鄉野生活裏的正常景觀”。這樣的一個出場亮相突出了薩拉的基本特徵：孤獨而神秘。敘述者告訴我們，由於她父親強烈的“名門出身情結”，她被父親強迫“離開自己原來的階級”，可她父親“卻沒有能力把她提升到更高的一個階級”，於是，“在她已經離開的那個階級中的男青年眼裏，她變得過於挑剔而不可娶，而她渴望進入的那個階級的青年男子則認為她仍然過於平庸”。因此，“她成了等級社會的地道受害者”。在她父親死後，早已過了當嫁年齡而成為“老處女”的她變得無傢可歸。隨着故事的發展，情節的展開，展現在讀者面前的薩拉幾乎是將自己與周圍世界隔離開的一個“多餘的人”，是在萊母鎮居民的冷眼和鄙視中生活的一個孤獨的 “局外人”，人們“不想走進她”，怕壞了自己的名聲。而她自己似乎也在“享受”着這種孤獨，我行我素，獨來獨往，遊離於萊母鎮的凡塵瑣事。她自己就曾說過:“我一直過着孤寂的生活，……命運似乎註定我永遠不能和同等的人建立友誼，永遠不能住在自己的傢裏，永遠覺得自己被排除在主體世界之外”。
更為重要的是，薩拉的形象似乎是從破碎的鏡片中反映出來的。故事每推進一步，碎片就增加一塊，其整體形象自始至終無法從這難圓的破鏡中露出“廬山真面目”，一直籠罩在神秘的氛圍中。旁人說她是“法國中尉的女人”，是“婊子”，而她自己也不否認，說自己“螻蟻不如，幾乎不再是人……是法國中尉的妓女”。但隨着她與查爾斯關係的發展，查爾斯發現所謂“法國中尉的女人”之稱純屬編造，甚至完全是她本人把自己假想為一個“受譴責者”和“被遺棄者”的“有罪女人”的形象。薩拉似乎衹有在假面之下才能真實地安置自身。情節的發展使她的神秘性愈發凸現出來。她似乎是同性戀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精神病患者，但似乎又不是;她似乎是查爾斯的拯救者，又似乎是他的陷害者;她似乎是貞女，又似乎是蕩婦。福爾斯不斷地在建構薩拉的形象，但又同時在消解這些形象。她一直籠罩在神秘的氣氛之中，並且這種神秘性隨着她的失蹤以及多重結尾而更加強化。
存在主義哲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個人主義哲學，這種個人主義同傳統的個人主義不同的地方……是把孤獨的個人看作是自己的出發點”。而孤獨封閉的自我所導致的神秘性乃是存在主義揮之不去的色彩。薩拉正是這樣一個形象的體現。
2、個體與他者
關於個體與他人及外物的關係，從剋爾凱郭爾到海德格爾和薩特都有着相似的看法。剋爾凱郭爾說，自我“不僅是個人一己的自我，而是社會的、公民的自我”。海德格爾認為，作為此在的人的存在並不是一種孤立的、單獨的存在，他總是處於不斷地與外物、他人發生各種關係的過程中。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此在的基本存在狀態是在世，而在世的基本結構或者說與外物、他人發生各種關係的過程就是“煩”，焦慮、煩惱。他在《存在與時間》指出：“衹要此在是‘在世的在’，它就徹頭徹尾地被煩所支配，‘在世’打上了煩的印章，這煩與此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薩特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從自己的主觀性出發來看待他人的，總是把自己當作主體，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對象。他進而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視為一種“主奴關係”，即每個人都力圖維持自己的主體性，都互相把別人對象化為“身體”而占有。他在《禁閉》一劇中將他在《存在與虛無》中所闡述的人與人的關係用文學語言概括為“他人就是地獄”，即他者總是一個人在實現真實的自我過程中與之發生衝突並且必須剋服的障礙。以上這些論述，都表明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對個體和他者之間關係的共同思考，即兩者既相互依賴，又互為對立和衝突。
回到小說中，薩拉與他人的關係便是“地獄”的形象表現。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她結識了一位法國水手，並自以為由此走進了她情感生活的緑洲，但實際上卻陷入了這位水手為她營造的“地獄”。水手本有妻室，逢場作戲的他在腿傷痊愈後一去不復返，因此薩拉的愛也就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從此以後她就一直生活在不明就裏的萊姆鎮人的冷眼和咒駡中。由於生活所迫，她受雇幫傭於波爾坦尼太太傢中。這位波爾坦尼太太“自認為是屹立在波濤洶涌的天主教海洋中一座純淨的帕特莫斯島”，專橫霸道、自以為是，把薩拉看成是一隻“迷途的羔羊”，並希望聽到她的懺悔。薩拉與波爾坦尼太太相處的過程實際上一直是抗爭與壓製的過程，最後終於由“冷戰”發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波爾坦尼太太相信有地獄的存在，並害怕自己墜入其中，但卻為薩拉設置了一個人間地獄。
在萊母鎮，薩拉僅僅得到了“在當時當地算得上是個開明的人物”的格羅根大夫的同情。然而，格洛根大夫根據自己的分析，認為薩拉患有嚴重的抑鬱癥，並建議查爾斯將其送入精神病醫院。在歐洲，人們最早是藉鑒對付麻風病人的方法來對待精神病人，即采取隔離的方式。這些瘋人與窮人、失業者和囚犯關在一起，甚至被帶上鐐銬。雖然到了19世紀，由於遭到精神病學家的猛烈抨擊，瘋子逐漸和其他被囚禁者分離開來。但是，在瘋人院裏，最有代表性的治療手段仍然是緘默、鏡像認識和不斷的審判。通過緘默的方式使得擺脫了鐐銬的瘋人真正成為自己的囚犯;通過觀看和自我觀看，精神病患者最終發現自己是瘋子;通過不斷的審判，“把醫學變成司法，把治療變成鎮壓”。這樣的治療環境和方式，對於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薩拉來說無疑將會也是一個“地獄”。看來，作傢福爾斯本人對人與人之間的同情、理解並不抱希望。
薩拉與查爾斯的未婚妻歐內斯蒂娜雖未曾有過交往，但她們彼此卻一直處在對立狀態。在歐內斯蒂娜眼裏，就像在萊母鎮其他人的眼裏一樣，薩拉是一個有很多不雅綽號的女人，而且還有點瘋，因此“不想走近她”。但就是這樣一個出身低微、身名狼籍的女人卻在不知不覺中把她的未婚夫搶奪過去，然後又棄之而去。而在薩拉本身就充滿着對貴族、富人的嫉妒與憎恨，在她的心靈深處“有什麽在燃燒，太奇異，太躁動，又那樣不馴服”。於是，她以自己的方式嚮時代挑戰。戲劇性的結果是，查爾斯背上了與法國水手同樣的駡名，而歐內斯蒂娜或許從此以後也將成為一個像薩拉那樣名聲不潔的女人。在這個意義上，薩拉也成了查爾斯和歐內斯蒂娜共同的“地獄”。
同時，查爾斯與薩拉的邂逅，更是存在主義個體和他者關係的直接寫照。薩拉那張帶着憂傷的“悲劇性的臉”使得查爾斯難以忘懷。她先讓查爾斯相信了她的 “始亂而終棄”的不幸遭遇，喚起了查爾斯的同情心，並遊刃有餘地控製住了查爾斯。於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陷入了睏境，一個拜倫被馴服了。他的思想又回到薩拉身上，回到視覺形象上。他努力回憶起那張臉，那張嘴，那張大嘴巴。它……無疑喚起了他的某種回憶，……它時時縈繞在他心頭，使他心緒不寧;他開始註意到某種隱蔽的自我，他以前幾乎不知道它的存在。他對自己說:這實在是最愚蠢的事情，可是那姑娘的確吸引我”。查爾斯義無反顧地與未婚妻解除了婚約，失去了唾手可得的金錢和地位，從一個享有良好聲譽的貴族青年成為受人垢駡的“厚顔無恥”、“背信棄義”的“大壞蛋”。但是，他發現了真實的自我。可就在這時，薩拉卻神秘地失蹤。在她身後為查爾斯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謎和無盡的痛苦。另外，小說中其他相對次要的人物關係，比如，查爾斯與他的僕人薩姆、查爾斯與他的伯父，等等，無不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對個體與他者的悲觀而深刻的思索。
3、個體的存在和自由
自由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薩特曾說存在主義是一種“關於自由的學說”，存在即自由。當然，這裏的“自由”是一個哲學概念，它指的是以主觀性和超越性為特徵的純粹意識活動，它所體現的是人格的尊嚴和獨立的思考。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將存在分為兩種基本的形式，即“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和“自為的存在”(being-for-itself)。前者是一種無意識的存在，是物質的存在;後者是個體在世界上按照自己的欲望來塑造自己時所獲得的一種存在。按照自己的欲望來塑造自己，實際上就是自由選擇、積極行動、追求真實的自我。人註定是自由的，註定了必須自由選擇。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還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先於本質。這意味着人的自由先於人的本質並且使人的本質成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質懸置在人的自由之中。也就是說，人的自由先於人的本質，是自由、通過自由選擇確定人的本質，人的意義體現於人的自由之中。薩特還進一步將這一觀點在其戲劇《蒼蠅》中藉俄瑞斯忒斯之口表述為“我就是我的自由”。
自由也是福爾斯一生的追求。他特別強調個體獨立的特性，這在其非小說著作《智者：思想上的自畫像》中充分地得到反映。福爾斯的所謂“智者”來自於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剋裏特的觀點，即那些具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以及追求內在智慧和知識的人，他們能夠“在無人引導或被錯誤引導的群體中保持自己獨立的特性，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我實現……”(Olshen3)他在該書中所倡導的維護個體存在的自由，保持獨立的特性，反抗強加於個體使之服服帖帖、唯唯諾諾、循規蹈矩的種種壓力的思想始終貫穿於他的文學創作中。
當薩拉生活在萊姆鎮的時候，她不斷受到別人的侮辱和咒駡，但她就像加繆筆下的莫爾索一樣，根本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她依靠孤獨來喚醒自己的自由意識，她在對孤獨的體驗中來體驗自由。這正如薩特所認為的，當一個人蹂躪另一個人時，並不是、也不能剝奪別人的自由，反而為別人提供了一種自由選擇的境遇，促使別人對自己面臨的各種可能性進行選擇。薩拉從“法國中尉的女人”到“查爾斯的情人”，再自我放逐，都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為自己的人生定位，為生活賦予個人的意義。
薩特關於自由的概念包含着對現存秩序和傳統觀念的否定。這也反映在薩拉的宗教觀念上。小說中所描繪的維多利亞時代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剛剛問世，並且對象查爾斯這樣的青年已經産生了一定的影響的時期。但也正是在此時，英國掀起了一場宗教復興運動。 “那時候興建起來的教堂比在那之前歷史上所造的總和還多”。然而，薩拉卻“並不信神”，“正如她看穿了所有的人一樣，她也看穿了維多利亞時代教會的各種荒唐行為，看穿了那個時代教堂污穢的玻璃，也看穿了教會對於《聖經》的狹隘的按字面的解釋”。當波爾坦尼太太威脅她要對自己所說的話負責任時，薩拉蔑視地回敬道:“是在上帝面前嗎?你那麽肯定到了來世上帝還能聽見你說話嗎?”以薩特為代表的無神論存在主義，就是將上帝的觀念從人的存在環境中驅趕了出去，而肯定意志自由是人類的至善。
薩拉對查爾斯的控製及最終離他而去，也是對維多利亞時代兩性關係和道德觀念的一種顛覆。“維多利亞時代所規定的男性是欲望主體，女性是欲望客體，男性是拯救者，女性是等待救贖的對象的二元對立”。在薩拉與查爾斯的關係中，薩拉一直貌似是需要查爾斯同情、幫助的對象，實際上卻一直控製着與查爾斯關係的發展，包括與他見面的時間、地點、情感高峰以及自己離開萊姆鎮的時機選擇，完全將他們的“處境顛倒過來了”。雖然按照薩特的觀點，人們在自己的眼中都把他人互相視為客體，但在讀者眼中，薩拉完全是行動的主體，查爾斯卻是處於被動地位的客體。在這個意義上，薩拉儼然是充分體驗意志自由的存在主義的英雄。
在小說的一個結尾中，查爾斯找到了薩拉，但薩拉卻拒絶了查爾斯婚姻的要求。她說:“我發現我很珍惜這種生活。我不想與他人分享。我喜歡保持我目前的狀況，而不是一個丈夫——無論他待我多麽好，多麽溺愛我——必定會期待我表現得像一個妻子應該表現得那樣”。她進而說：“我很清楚，一進入愛情領域，就沒有什麽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可言了”。這表明，薩拉對現狀很滿意，她希望能夠本真地生活下去，而不是按照別人的意願來生活，即便是因為愛情。這裏，我們似乎聽到了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書中所說的：“……人就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並且把自己的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擔負起來”。而薩拉對查爾斯的拒絶，既使得她自己贏得了自由，也給了查爾斯自由。正如薩特所說：“我們在要求自由的時候，發現自由完全依賴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賴於我們的自由”。因此，“我就不得不在要求我自己的自由的時候，同時也要求他人的自由”。
整體來看，福爾斯的創作思想蕪雜，但其存在主義色彩非常濃重。不僅是《法國中尉的女人》，他的其他小說，如《收藏傢》（1963年）、《魔術師》（1966年）等，都是作者傳達存在主義哲學思考的有效形式。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 by John Fowles, is a period novel inspired by the 1823 novel Ourika, by Claire de Duras, which Fowles translated to English during 1977 (and revised in 1994). He was a great aficionado of Thomas Hardy, and, in particular, likened his heroine, Sarah Woodruff, to Tess Durbeyfield, the protagonist of Hardy’s popular novel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During 1981, director Karel Reisz and writer Harold Pinter adapted the novel as an eponymous film; During 2006, it was adapted for the stage, by Mark Healy, in a version which toured the UK that year. In 2005, the novel was chosen by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the one hundred best English-language novels from 1923 to present.
Plot summary
The novel's protagonist is Sarah Woodruff, the title Woman, also known by the nickname of “Tragedy”, and by the unfortunate nickname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hore”. She lives in the coastal town of Lyme Regis, as a disgraced woman, supposedly abandoned by a French naval officer named Varguennes--married, unknown to her, to another woman-- with whom she had supposedly had an affair and who had returned to France.
Sarah is portrayed ambiguously: is she a genuine, ill-used woman? Is she a sly, manipulative character using her own self-pity to get Charles to succumb to her? Is she merely a victim of the notion of gender as perceived by upper-middle-class people of the 19th century?
She spends her limited time-off at the Cobb [sea wall], staring at the sea. One day, she is seen there by the gentleman Charles Smithson and his fiancée, Ernestina Freeman, the shallow-minded daughter of a wealthy tradesman. Ernestina tells Charles something of Sarah’s story, and he develops a strong curiosity about her. Eventually, he and she meet clandestinely, during which times Sarah tells Charles her history, and asks for his support, mostly emotional. Despite trying to remain objective, Charles eventually sends Sarah to Exeter, where he, during a journey, cannot resist stopping in to visit and see her. At the time she has suffered an ankle injury; he visits her alone and after they have made love he realised that she is, contrary to the rumours, a virgin. Simultaneously, he learns that his prospective inheritance from an elder uncle is in jeopardy; the uncle is engaged to a woman young enough to bear him an heir.
From there, the novelist offers three different endings for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 First ending: Charles marries Ernestina, and their marriage is unhappy; Sarah’s fate is unknown. Charles tells Ernestina about an encounter with whom he implies i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hore”, but elides the sordid details, and the matter is ended. This ending, however, might be dismissed as a daydream, before the alternative events of the subsequent meeting with Ernestina are described.
Before the second- and third endings, the narrator — whom the novelist wants the reader to believe is John Fowles, himself — appears as a minor character sharing a train carriage with Charles. He flips a coin to determine the order in which he will portray the two, other possible endings, emphasising their equal plausibility.
* Second ending: Charles and Sarah become intimate; he ends his engagement to Ernestina, with unpleasant consequences. He is disgraced, and his uncle marries, then produces an heir. Sarah flees to London without telling the enamoured Charles, who searches for her for years, before finding her living with several artists (likely the Rossettis), enjoying an artistic, creative life. He then sees he has fathered a child with her; as a family, their future is open, with possible reunion implied.
* Third ending: the narrator re-appears, standing outside the house where the second ending occurred; at the aftermath. He turns back his pocket watch by fifteen minutes, before leaving in his carriage. Events are the same as in the second-ending version, but, when Charles finds Sarah again, in London, their reunion is sour. It is possible that their union was childless; Sarah does not tell Charles about one, and does not express interest for continuing the relationship. He leaves the house, deciding to return to America, and sees the carriage, in which the narrator was thought gone. Raising the question: is Sarah a manipulating, lying woman of few morals, exploiting Charles’s obvious love to get what she wants?
En route, Fowles the novelist discourses upon the difficulties of 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s, and offers analyses of differences in 19th-century customs and class, the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 the poetry of Matthew Arnold, Lord Tennyson,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omas Hardy. He questions the role of the author — when speaking of how the Charles character “disobeys” his orders; the characters have discrete lives of their own in the novel. Philosophically, Existentialism i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story, and in particular detail at the end, after the portrayals of the two, apparent, equally possible end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