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昌文 1931年9月生於上海。從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讀生涯。上學的同時，曾在金店、糧店習藝。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係肄業後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對員，秘書，編輯，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後退居二綫，1996年1月退休。
現在出版界盛說"品牌"。我輩有時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維護"品牌"的從業者行列。其實，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成長的出版學徒，長期以來，何嘗有過"品牌"觀念。我們衹知道聽上面的話，不出上面不中意的書刊。你去自創一個什麽東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豈不是自找麻煩，自討沒趣?
這種觀念，我一直維持到20世紀末。上世紀80年代起編《讀書》雜志,"品牌"說似乎稍稍有點露頭。但愚魯如我，直到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光景，纔開始想到：在那個叫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該自己設計一點該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虛度六十又一，已經不主持三聯書店的工作了。這時覺得自己不妨"羅曼蒂剋"一些，又仗着新領導的縱容，於是鬥膽寫了一個意見，報送各方。意見第一段謂：
"中國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務、中華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說。三聯書店更是以刊物起傢，無論本店圖書出版之盛衰，幾大刊物（尤其《生活》雜志）總是由店內主要負責人親自主辦和竭力維持，使之成為本店的一種"門面"和聯繫讀者之手段。本店之三個名稱（"生活"、"讀書"、"新知"）即為三種雜志之名稱，是為明證。據說，鬍愈之（一九四九年後的出版總署署長，三聯書店創辦人之一）始終認為出版社應以辦刊物為重點，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實現為憾。一九七九年籌備恢復"三聯"建製之際，先以恢復《讀書》入手，迄今十三年，看來也是成功的。因是，無論從傳統經驗，還是從當前實踐看，出版社辦雜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國外經驗也許更可說明此點）。"
寫這段話，是讀了不少文件特別是店史以後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於是突然頭腦更加發熱，居然提出立即要辦十個刊物。當時設計的十種是：
（1）《時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新現象展開多角度、多側面、多學科的報導和分析，側重點放在促進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長之基點上。這實際上是《生活》雜志的現代版。如果主管機關允許重用《生活》刊名，則更佳。（2）《開放經濟》（旬刊）--對外報導中國經濟之發展，對內指導中國讀者如何從事經濟活動，即使人們懂得經濟事務之重要以及操作、運行之道，又要防止人們成為單純的"經濟動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閱讀的大衆性刊物，繼承《生活》雜志的優秀傳統，用親切的語言以通信形式為群衆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種種疑難。（4）《讀書快訊》（半月刊）--《讀書》雜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養讀者對書刊的愛好和興趣。（5）《譯文》（月刊）--適應開放改革之需要，譯述國外政經學術文化之重要文章，讓中國讀者瞭解域外最新信息。（6）《東方雜志》（月刊）--如"商務"暫不擬舉辦，擬由本店接手，敦請陳原先生主編。如商務不擬讓出此刊，則易名為《新知》雜志，性質仍為綜合性的高級學術文化刊物。如果陳原先生俯允，還以他主編為好，因他原是"新知書店"舊人，有此因緣，較能貫徹"三聯"傳統。（7）《藝術傢》（月刊）--介紹和鑒賞中國文物及藝術精品，推動中國文化走嚮世界，提高國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9）藝術攝影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以上九種，加上三聯書店原有的《讀書》，合共十種。擬在2-3年內次第實現。"
這種設計，說實話，即使實現，也衹是我的"遺囑"。在我本人說，自己"下崗"在即，自然是一個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這個設想，托人情，走門路，處處請托關說。結果不少人看了覺得是匪夷所思，簡直是神經病。幾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纔從神經病稍稍回到現實，把計劃改為出版三種刊物:《現代生活》（月刊）、《經濟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於是上報。又經周折，最後落實為一種，即《三聯生活周刊》。在我作為高級秘書捉刀寫成的申報辦《三聯生活周刊》的"辦刊理由"是:"本刊為鄒韜奮同志創辦的聲名卓著的《生活》雜志之現代版，以此嚮海內外表明:《生活》雜志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光明正大，有道有理。這個計劃總算批準。於是，到1995年1月,《三聯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說明的是，三聯書店早有恢復《生活》雜志的意願。1980年至1981年，即已開過一些座談會，還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試刊。
90年代末，在自己臨近全面退休之前，大發了一場神經病。湊着好時光，因着三聯書店新領導的敢於承擔風險，總算因而讓我們有了一個好雜志，讓三聯書店由此可以對外宣稱:"《生活》雜志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話翻譯成時髦的語言，無非是說：我們維護住了一塊歷史品牌。
現在出版界盛說"品牌"。我輩有時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維護"品牌"的從業者行列。其實，像我這樣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成長的出版學徒，長期以來，何嘗有過"品牌"觀念。我們衹知道聽上面的話，不出上面不中意的書刊。你去自創一個什麽東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豈不是自找麻煩，自討沒趣?
這種觀念，我一直維持到20世紀末。上世紀80年代起編《讀書》雜志,"品牌"說似乎稍稍有點露頭。但愚魯如我，直到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光景，纔開始想到：在那個叫做"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該自己設計一點該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虛度六十又一，已經不主持三聯書店的工作了。這時覺得自己不妨"羅曼蒂剋"一些，又仗着新領導的縱容，於是鬥膽寫了一個意見，報送各方。意見第一段謂：
"中國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傳統。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務、中華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說。三聯書店更是以刊物起傢，無論本店圖書出版之盛衰，幾大刊物（尤其《生活》雜志）總是由店內主要負責人親自主辦和竭力維持，使之成為本店的一種"門面"和聯繫讀者之手段。本店之三個名稱（"生活"、"讀書"、"新知"）即為三種雜志之名稱，是為明證。據說，鬍愈之（一九四九年後的出版總署署長，三聯書店創辦人之一）始終認為出版社應以辦刊物為重點，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實現為憾。一九七九年籌備恢復"三聯"建製之際，先以恢復《讀書》入手，迄今十三年，看來也是成功的。因是，無論從傳統經驗，還是從當前實踐看，出版社辦雜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國外經驗也許更可說明此點）。"
寫這段話，是讀了不少文件特別是店史以後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於是突然頭腦更加發熱，居然提出立即要辦十個刊物。當時設計的十種是：
（1）《時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對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新現象展開多角度、多側面、多學科的報導和分析，側重點放在促進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長之基點上。這實際上是《生活》雜志的現代版。如果主管機關允許重用《生活》刊名，則更佳。（2）《開放經濟》（旬刊）--對外報導中國經濟之發展，對內指導中國讀者如何從事經濟活動，即使人們懂得經濟事務之重要以及操作、運行之道，又要防止人們成為單純的"經濟動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閱讀的大衆性刊物，繼承《生活》雜志的優秀傳統，用親切的語言以通信形式為群衆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種種疑難。（4）《讀書快訊》（半月刊）--《讀書》雜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養讀者對書刊的愛好和興趣。（5）《譯文》（月刊）--適應開放改革之需要，譯述國外政經學術文化之重要文章，讓中國讀者瞭解域外最新信息。（6）《東方雜志》（月刊）--如"商務"暫不擬舉辦，擬由本店接手，敦請陳原先生主編。如商務不擬讓出此刊，則易名為《新知》雜志，性質仍為綜合性的高級學術文化刊物。如果陳原先生俯允，還以他主編為好，因他原是"新知書店"舊人，有此因緣，較能貫徹"三聯"傳統。（7）《藝術傢》（月刊）--介紹和鑒賞中國文物及藝術精品，推動中國文化走嚮世界，提高國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9）藝術攝影刊物一種（內容及刊名待設計）。以上九種，加上三聯書店原有的《讀書》，合共十種。擬在2-3年內次第實現。"
這種設計，說實話，即使實現，也衹是我的"遺囑"。在我本人說，自己"下崗"在即，自然是一個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這個設想，托人情，走門路，處處請托關說。結果不少人看了覺得是匪夷所思，簡直是神經病。幾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纔從神經病稍稍回到現實，把計劃改為出版三種刊物:《現代生活》（月刊）、《經濟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於是上報。又經周折，最後落實為一種，即《三聯生活周刊》。在我作為高級秘書捉刀寫成的申報辦《三聯生活周刊》的"辦刊理由"是:"本刊為鄒韜奮同志創辦的聲名卓著的《生活》雜志之現代版，以此嚮海內外表明:《生活》雜志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光明正大，有道有理。這個計劃總算批準。於是，到1995年1月,《三聯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說明的是，三聯書店早有恢復《生活》雜志的意願。1980年至1981年，即已開過一些座談會，還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試刊。
90年代末，在自己臨近全面退休之前，大發了一場神經病。湊着好時光，因着三聯書店新領導的敢於承擔風險，總算因而讓我們有了一個好雜志，讓三聯書店由此可以對外宣稱:"《生活》雜志一脈尚存，繼續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這話翻譯成時髦的語言，無非是說：我們維護住了一塊歷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