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國上海的一對年青夫婦，正在籌備一次路途遙遠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傢——山西。這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鄉省親，所以準備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這對年青夫婦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藹齡。日後，他們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家庭之一。宋藹齡對這次旅行，內心充滿了不安。　　1973年，美國傳記作傢羅比·尤恩森，曾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內心的感受：“據她所知，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　　但以後發生的事證明，宋藹齡完全想錯了。當她坐着一乘由十六個農民擡着的轎子，進入孔祥熙的故鄉山西省太𠔌縣時，她驚異地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羅比·尤恩森在宋藹齡的傳記中寫道，僅在這個院子中服侍宋藹齡的傭人僕役就有七十多人。這樣的事並不僅僅發生在孔祥熙一個傢族之中，這座縣城中許多商人傢族都過着同樣的日子。因為當時一些重要的銀行傢住在太𠔌，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清鹹豐三年，公元1863年，一個叫章嗣衡的御史嚮鹹豐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在這道奏摺中他寫道：“臣伏思國傢承平二百餘年……四海之廣，豈無數十巨富之傢。臣耳目淺陋，然所目擊者……如山西太𠔌縣孫姓，富約兩千餘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介休縣百萬之傢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傢以數十計。”　　僅僅把山西這幾個縣城中富戶的傢産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麽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並不多見。能積纍起數以百萬計的傢産，大概不會是因為“引車賣漿”或是“織席販履”這樣的小買賣，而是做着某種縱橫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數又這麽多，大傢“比鄰而居”，這就很容易讓人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歷史上一定存在着一個由山西商人組成的實力強大的商人團體。　　那麽，他們是些什麽樣的人呢？　　【采訪】方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　　晉商是一個明清時期我國一個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團。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實行開中法，晉商就利用這個開中法，在西北地區興起。到了明代中葉，晉商正式形成一個商幫，一個大的商人集團。我們講商幫，就是說以地鄰關係為紐帶形成的一種商人集團。它主要以這個有一定貿易自由的販運商人為主來組成的。這個到了清代，晉商就進入鼎盛時期。

　　【解說】　　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梁啓超先生結束了十幾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啓超早年參與領導了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後來還曾到英、美等國遊歷。他不僅親眼看到了西方國傢的富強，也體會到造成這種富強的條件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商業的興旺。　　回國之後，他希望那些明顯領先於中國的經驗能在中國得以推廣。要振興經濟，就離不開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在這個場合，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這些話並不是客套。梁啓超對山西商人的評價，不僅僅局限在財富的層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們創造出的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　　種種事實，都說明了同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在山西這個地方，曾經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於他們的獨樹一幟，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業的範疇，在政治、文化領域都産生了一定影響，此後，山西商人有了一個響亮而且統一的稱呼——晉商。　　雖然統稱為喬傢大院，但並不是衹有一個院落。它實際上是由6個大院、19個小院構成，占地面積8700平方米，房屋313間。　　到過這裏的人，首先都會被這種建築規模所震撼，進而自然會聯想到這種規模所代表的巨大財富。很多人也許並不知道，這樣的建築並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喬傢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它的建築年代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前後的時間跨度將近兩百年。　　幾乎所有的晉商大院，都是這樣經過漫長的時間。面積規模由小到大，建築樣式由簡到繁，最後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築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萬歷年間。明萬歷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離今天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對於古代建築的考察，並不衹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這些老房子的歷史，直接印證出了晉商發展的時間脈絡。　　明朝的許多史籍文獻、文人筆記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當時晉商的財富狀況。明朝嘉靖年間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潘曾與人數說：“天下富傢，積資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當時全國共有十七傢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兩姓”。　　明人瀋思孝在這本《晉錄》中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史籍文獻和實物佐證都能夠說明至少到明朝中葉的嘉靖萬歷之時，晉商已經開始在經營範圍和財富積纍的過程中嶄露頭角。　　【采訪】行竜山西大學研究生學院院長　　要明白山西為什麽在明代開始，就有這麽多的人從事商業。我想應該對明代初期，山西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基本的瞭解。　　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當時山西面臨的巨大的人口壓力。元末明初的一場農民戰爭，它的戰區主要是在中原地區。經過這十幾年的戰亂，中原地區是人口喪失非常的嚴重。相對來講山西卻是一個風調雨順的社會環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間的時候，山西的人口總數就達到了四百萬。這個四百萬已經相當於，當時河北、河南兩個省區人口總數的總和。　　【采訪】孔祥毅山西財經大學教授　　很多縣志，包括浮山志、翼城縣志、臨汾縣志，至少我看見有三十多部縣志，都談到一點，由於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計不好維持，所以衹好外出，以謀求得到一種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