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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战国时代
  本书由台湾作家柏杨用现代语言译成。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资治通鉴》有一定的难度,文言文并不是一般读者能理解透彻或了解其中神韵的。
  柏杨先生先将《通鉴》吃透,反刍之后再呈现给读者,加入了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柏杨先生的历史观当然与司马光大不相同,他针对的读者不再是帝王宰相,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他的译文的口气,与原文比起来似乎完全是两码事,但又完整地保留了原来死文字的原意,这可是白话翻译的最高境界。
凡 例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战国时代 凡 例
  一、本书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柏杨版《资治通鉴》二○○五年八月第二版出版。
  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下列技术处理:
  1. 人名统一。如“公孙痤、公叔痤”正为“公叔痤”;“魏遬、魏遫”正为“魏遬”。
  2. 地名校正。如“巫郡(四川省巫县)”正为“巫郡 (重庆市巫山县)”;“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正为“武关(陕西省丹凤县东南)”;“白马津(河南省浚县)”正为“白马津(河南省滑县)”。
  3. 汉语拼音校正。如“单于,音dānyú[丹愉]”正为“单于,音chányú[禅愉]”;“月氏(音yuèshì[悦世])”正为“月氏(音Yuèzhī[悦支])”。
  4. 译名统一和校正。如“伊庇鲁士国王皮洛斯”正为“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塞琉卡斯王国”正为“塞琉西王国”。
  5. 计量单位中的“公里、公分”均改为法定计量单位“千米、厘米”。
  6. 年代表述。如“一九三○年代后期”正为“二十世纪三○年代后期”;“前四世纪○○-二○年代”正为“前四世纪最初十年—二○年代”。
  7. 对原地图作了部分修改,如海岸线——用实线表示古海岸线,细虚线表示今海岸线。
  8. 对原文中“中华”、“中国”、“蛮族”等表述作了适当修改,如涉及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文中,原文“中国”改为“汉朝”。
  9. 还有个别其他方面的改动,不再一一列出。柏杨先生对于许多史实的评论,表示他个人独立的见解,我们尽量保持原貌,见仁见智,读者诸君自能明鉴。
柏杨序(1)
  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时代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九○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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