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1961年，七十六岁老翁周知堂写他的《回想录》时，反复强调，“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
然而，伴随这婴儿降世的，却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一位堂房的阿叔，那天出去夜游，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这可能是他醉眼蒙中，把什么看花，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幻觉，但他却相信了。因为，后半夜，周家门内，真的出生了一个婴儿，而且是男的。
于是，一个流言悄悄传开：这男孩是老和尚投胎转世的——至于什么时候“白须老人”变成了“老和尚”，那就谁也弄不清楚，谁也不想去弄清楚了。
于是，这婴儿刚刚出世，手脚都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就叽叽喳喳有了吉、凶、臧、否两种议论——
“老和尚转世，不是‘头世人’。这孩子命中注定，比那些头次做人什么也不懂的，要深谙人情世故，有出息!”
“不过，老和尚转世，总有点‘特别’，特别就不免顽梗，这……”又有人发出担忧。
不管人们怎么说，这“老和尚”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周家兴房老二——寿这是周作人外祖父给取的名字。据周作人说，这“”字，“原来乃是一位在旗的京官的姓，碰巧去访问我的祖父。那天他得到家信，报告我的诞生，于是就拿来做了我的小名。其后拣一个木旁的同音的字，加上了‘寿’字，那么连我的‘书名’就有了。但是不凑巧，木部找不着好看的一个字，只有木旁的一个字，既不好写，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被派给我做了名字”。(《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的心上了。以至于五十年后，他在写“自寿诗”时，首联就写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两句，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自然，这都是后话。
小寿睁开眼睛，环顾这新奇的世界时，他看见了什么呢?
……遥远的、最初的记忆似乎是模糊的，又仿佛格外地清晰。
周作人只记得两件事：他和他的妹妹睡在一起，有一回看见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太可爱了，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二哥哥的恶作剧。但他有没有因此而挨打呢?周作人怎么也记不得了。妹妹叫端姑，1887年生，1888年因天花夭逝，年未满周岁。
另一个忘不掉的记忆是，从小总是生病，长得十分瘦小，老是吃不够，也许患的就是“馋痨病”。稍大一些才知道，这是因为没有奶吃，雇了一个奶妈，而这奶妈原来也没有什么奶水，为骗得小孩不闹，便在门口买种种东西给他吃，结果自然是消化不良，瘦弱得要死，看见什么东西又都要吃。为了对症服药，大人便什么都不给吃，只准吃饭和腌鸭蛋。处于这恶性循环中的小孩一定是很痛苦的。但周作人说：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现实的问题倒是，这个世界能够容得下这位有着强烈的本能欲望的、瘦小的儿童吗?又能给他的成长提供什么呢?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只要翻开历史教科书，就不难看到，这“小和尚”出世的1885年初，正是光绪甲申冬季之立春以前。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甲申这一年在中国史上不是一个好的年头儿，整三百年前流寇进北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六十年前有马江之役，事情虽然没有怎么闹大，但是前有咸丰庚申之火烧圆明园，后有光绪庚子之联军入京，四十年间四五次的外患，差不多甲申居于中间。”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第1版，第173页。在甲申本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这确实是一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但能否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童年必然是充满着危机、苦难呢?
不能，现实生活的逻辑绝没有纯粹思辨的推理这么简单：不仅历史发展趋势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外患造成的影响波及浙东山区，也还要一段时间。这就是说，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撩人情思的。
……周作人稍稍懂事以后，就注意到，居住在大台门内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晚上外出都要点上大灯笼，摇晃的烛光把淡黄色灯壳上三个黑色的大字映照得分外醒目：“汝南周”。它所唤起的，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充满温馨而又略带凄凉的回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诗载1969年7月《明报》第43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页(所引小注未录入)。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
据周作人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爱莲说》而名垂史册的周敦颐的爵位。周作人后来写有《数典诗》，其三即是歌咏这位祖父所说的“始祖”的。诗云：“清逸先生百世师，通书读过愧无知。年来翻遍濂溪集，只记篷窗夜雨诗。”并有如下小注：“……著有《濂溪集》七卷，内有《通书》《太极图说》，后者在说明天地之根源，研究万物之始终，这是他对于宇宙的看法。《通书》是发挥《太极图说》的原理，从他的宇宙观推到人类社会之伦理”。诗载1969年7月《明报》第43期，收《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1月第1版，第22页(所引小注未录入)。以周敦颐为始祖，周氏家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但周作人的三弟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挟持而去，康王赵构在爱国将领宗泽等人的保卫下，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那时称南京)即位，史称南宋。可是，赵构仍不想抗战，反而仓皇南逃，不久，金兵长驱直入，赵构只得逃到越州(绍兴)；后来，又逃到明州(宁波)”，“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那么，我们家族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13～14页。
但按家谱记载，又有另一种说法：始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定居会稽竹园桥，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周作人在《数典诗》中咏道：“清道桥头百姓家，逸斋遗教是桑麻。关门不管周朝事，数典何因学画蛇。”并自注云：“吾家始迁祖居越城清道桥(俗称青黛桥)，名已逸，家谱中追称之曰逸斋公，时在明正德年间，以前悉不可考。周氏例称出于周公，吾家则存疑，虽郡望亦称汝南，但以逸斋公为第一世，至不佞才十四世也。”如此，周作人是相信家谱的说法的。
祖父福清公在1899年(时鲁迅十九岁，周作人十五岁)曾在给他的两个孙子的“恒训”中，关于家史说了如下一段话：“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日，俱万历年里)，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周介孚：《恒训》，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现存鲁迅手抄本。福清公这里所讲的周氏家族由兴至衰的历史大抵是真实的，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周氏家族已经像《红楼梦》里王熙凤所说的那样，外表上“轰轰烈烈”，内里“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了。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而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节日却分外的频繁，并且别有情趣。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一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于是，在烟雾缭绕、鞭炮繁响之中，在忙碌而欢乐的人群中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周作人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跳着，唱着，叫着，笑着……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四，上元》，第60页。
元宵，土话叫“汤圆”。绍兴有“上灯汤圆落灯糕”的俗语，绍兴的元宵香甜可口，邻近的宁波汤圆更驰名中外，逗人馋涎。
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
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甲之二三，中元》，第64页。
虽说是“鬼节”，却无幢幢鬼影；莲花幻化，街衢一片碧澄，是颇有些诗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