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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愚一代名臣:原来曾国藩
  他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首开“私家军队”之先例;他亦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誉大毁之人——肯定之言,谓之成就“震古铄今”;否定之言,则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其修身之志、齐家之法、治军之规和为官之道一向流于励志处世之言。
  然而,真实的曾国藩究竟是怎样的人?他如何能以私家之兵力挽狂澜?为何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稍杀羽翼,自削兵权?又缘何在垂暮之年置身清贫之境?作者将以学者的严谨态度,立足于翔实的史实和充分的考据,就上述疑问做出细致合理的解答。
引子评说曾国藩(1)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说不完,道不经…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
  曾国藩出身农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举人,十八年高中进士,年仅
  二十八岁。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八年连升六品十二级。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广识京师有道之人,治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曾国藩屡向清廷冒死献策。二年,曾国藩典试江西途中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国藩所办湘军初具规模,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力量不断壮大,渐成对抗太平天国主力。“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成为当时汉人权位最重者。因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有功,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得封云骑尉世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死后,清廷颁发上谕:“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我们从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见清廷官方对曾氏的总结与评价: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继光)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净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1
  李鸿章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尤其对这位同僚意志之坚毅、为人之谨慎赞赏有加,认为:“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何璟也对这位前任由衷敬佩,认为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唐代名将郭子仪。
  曾国藩幕僚、早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引子评说曾国藩(2)
  如上可见,曾国藩确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得到大多时人的赞誉。然至清末,特别是随着反清革命的不断深入,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脍炙人口的反满宣传手册《猛回头》和《警世钟》里分别对曾国藩作出评说: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并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认为曾国藩可恨。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黄兴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宋教仁称:“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护国运动主将、云南都督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荆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又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更是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因此他始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学家萧一山首著《曾国藩传》,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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