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说不完，道不经…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
曾国藩出身农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举人，十八年高中进士，年仅
二十八岁。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八年连升六品十二级。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广识京师有道之人，治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曾国藩屡向清廷冒死献策。二年，曾国藩典试江西途中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国藩所办湘军初具规模，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力量不断壮大，渐成对抗太平天国主力。“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成为当时汉人权位最重者。因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有功，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得封云骑尉世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死后，清廷颁发上谕：“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我们从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见清廷官方对曾氏的总结与评价：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继光）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净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１
李鸿章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尤其对这位同僚意志之坚毅、为人之谨慎赞赏有加，认为：“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何璟也对这位前任由衷敬佩，认为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唐代名将郭子仪。
曾国藩幕僚、早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
曾国藩出身农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举人，十八年高中进士，年仅
二十八岁。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八年连升六品十二级。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广识京师有道之人，治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曾国藩屡向清廷冒死献策。二年，曾国藩典试江西途中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国藩所办湘军初具规模，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力量不断壮大，渐成对抗太平天国主力。“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成为当时汉人权位最重者。因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有功，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得封云骑尉世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死后，清廷颁发上谕：“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我们从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见清廷官方对曾氏的总结与评价：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继光）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净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１
李鸿章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尤其对这位同僚意志之坚毅、为人之谨慎赞赏有加，认为：“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何璟也对这位前任由衷敬佩，认为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唐代名将郭子仪。
曾国藩幕僚、早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如上可见，曾国藩确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得到大多时人的赞誉。然至清末，特别是随着反清革命的不断深入，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脍炙人口的反满宣传手册《猛回头》和《警世钟》里分别对曾国藩作出评说：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并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认为曾国藩可恨。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黄兴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宋教仁称：“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护国运动主将、云南都督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荆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又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更是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因此他始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学家萧一山首著《曾国藩传》，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
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脍炙人口的反满宣传手册《猛回头》和《警世钟》里分别对曾国藩作出评说：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并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认为曾国藩可恨。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黄兴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宋教仁称：“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护国运动主将、云南都督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荆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又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更是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因此他始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学家萧一山首著《曾国藩传》，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