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物、故事、行动和事件都已经清晰地呈现其中，海男的小说还是有一股诡异的神秘气息，那种依然带有修辞性的诗意语言包含着异域风情、女性的受难、男性的暴力、生与死、报应等宿命论式的要素。海男的小说还是另类的模样。我想，这是对的，海男永远就是海男，她的写作始终向着命运不可知的向度进发，不管是注重语言和感觉，还是去探究女性的欲望和命运，她都能够把握住那种怪异的经验。海男最近这部小说《妖娆罪》就是如此，异域风情再加上历史的久远背景，使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更显出诡异之气。
这部小说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之中，经历了全部的历史之后，才突然忏悔。这个“突然”被无限期地延迟，因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准确地说，这是身体的被压迫和报复的故事，这是女性身体的被压迫史。海男显然是想找到更纯粹和更绝对的女性历史，那就是身体。男人拥有整个世界和历史，而女人只有身体，因为女人只有以身体的形式存在时，才是女人，才对男人有意义。身体被抽取出来，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身体的历史运动，也就是身体的被压迫史，这可能具有更严格的女性主义意味。我们一直慨叹当代中国没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这次海男要动真格的，她要玩得彻底，要用女性的身体史来呈现性别的对立，呈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史，呈现女性——她，可以用身体颠覆男性的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乌珍就是一个真正的身体英雄，小说完整地叙述了乌珍身体的被压迫/反抗史。小说从1929年的春天开始，写到1942年的秋天，然后，依靠“许多年以后……”，使这个故事获得一个完整的结局。18岁的乌珍渴望外面的世界，她选择了逃离家庭。不幸的是，她被表哥卖到妓院，这个女子中学的高才生，在18 岁的花季就被迫操起了皮肉生涯。她一直渴望逃离妓院，但她的逃离是无望的，她只有通过取悦于强大的男性，来寻求逃离之路。这条路是如此困难，在寻求这条路的同时，她也一步步失去了纯真的少女之心，变成了一个可以熟练运用献媚术来取悦男人的女人，她掌握了阴谋暗算，掌握了毒辣的招数。可以说，是男人的强暴造就了她坚硬的心。这种变化惊人而又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推进层次，这就可以看出海男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女人的身体是在男人的压迫史中成长的，乌珍的身体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茶叶商人吴爷作为乌珍的第一个男人，反倒给乌珍一种亲近感，甚至一种亲人的感觉。吴爷强悍勇猛，对乌珍却不无爱怜，在他对乌珍的占有中，带着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古典浪漫。阴险凶残的白爷对女人也同样充满温情，他对乌珍的爱意并不比吴爷少。但对于乌珍来说，男人的爱意与她对自由和尊严的向往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逃离始终是她的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存意义。海男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身处困境的女人选择生存的那种绝对性，生存在这种选择中变了质，它改变了选择本身的意义。选择的未来意义被透支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宿命式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生存变得荒谬且毫无意义。女性的命运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意旨，乌珍的反抗最终的结局就是变成一个土匪婆。这比当妓女能好到哪里去呢？她变得坚强了，自由了，但她的意义何在呢？她亲手杀死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白爷，这既显得不义，也不见得有多么勇敢，但这一步的迈出却是必要的。海男原本是想写出女人反抗的第一步显得多么困难和幼稚，但这第一步就是向着荒诞，向着异化和错位更深的挺进而已。乌珍从这里开始走向了反抗，她确实更坚强了，她杀死了白爷，成为一窝土匪的头领，她还抓到了坑害她的表哥，让他变成哑巴。她骗来桃花，借桃花对姚妈进行无情的报复，让女人身体的被压迫史不断重演。这个女人无止境地进行着逃离的行动，结果变成了无止境的报复，其后果则是生存重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这个生活史塞满了灾难、阴谋和杀戮。逃离之路在逃离中变了形，那是女人的宿命。就这个意义而言，海男倒是写出了一种历史，即被男人压迫的女人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无可解救的，女人想自我解救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被男人蹂躏和践踏了。这个历史无法更改和修正，它是被扭曲和强暴的。乌珍所做的一切，就像西西弗斯推动那块石头，她越用力，石头往下滚动得越快。无望的反抗反倒像是对男权历史的更彻底的控诉。
作为一个曾经颇为固执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海男对男性历来不作概念化的全盘贬抑。相反，她笔下的男性都是孔武有力的，并且具有父亲般的温情。那些看起来凶狠强悍的男性，无一例外对女性都充满了爱怜。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吴爷与白爷，再加上那个国军军官黄家文对乌珍具有的爱怜——男人们为了争夺女性而展开血腥杀戮，但对乌珍却总是迷恋不已。作为一种性爱的对象，这些男性并没有对乌珍构成怎样的伤害，相反，他们都有着绿林好汉的豪气与侠肝义胆。对于乌珍来说，那都是些父亲般的男人：“我又看见了吴爷的手，当他的手伸进我胸部时，我眩晕了片刻，我感受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它让我想起了父亲。那是一种时光在倒流的状态，我仿佛又回到了岗寨的后花园……”吴爷成为父亲的替代，吴爷的手与父亲那只伸向女佣胸部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海男小说中的男性总是兼顾着父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这使得这种情爱具有乱伦般的堕落与颓废之意。在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从来没有对男人咬牙切齿的仇恨，相反，她们总是可以富有美感式地与男人分享美妙的情欲。与大多数女性作家把男人写得卑鄙龌龊不同，海男更乐于把男人写得温情脉脉，甚至连土匪强盗也对女人爱怜有加。乌珍第一次对吴爷流露出要逃离的意思时，“吴爷搂了她的腰肢一下，然后松开宽慰说：‘留在驿馆吧，就当这是我们的一个家，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好吗？’” 在乱世中，吴爷说得那么真实、诚恳而感伤，这与其说是一个嫖客对妓女说出的话，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父亲般的男人）对女儿说出的关爱之语。这个吴爷既是一个茶叶商人，也是一个强盗般的马帮头目，那个年代的商人如果没有暴力，就无法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在海男的描写中，他们的情爱充满了忧伤的浪漫气息。就这点而言，海男的女性身体反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机，那是她先于当下存在的本质，她的存在就是要逃离，就是要获取自由，而在这些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却陷入了父爱的温柔之乡。这种反抗也不再是真正针对身体的压迫，而是针对一种早已给定的命运式的陷害。具体到这部小说中，那就是表哥和姚妈设计的圈套，那是对她的命运的加害，那是身为女人的命运。海男笔下的女性只为反抗这种命运而抗争，在所有具体的情爱关系中，她们可以与男人很好地和平共处，创造情爱的诗意空间。对于海男来说，仇恨都是外在的，只是一种表象或动机，它们并不能决定小说的具体情景。这些外在因素被真正的情爱抛到外面，而里面——就像那个温柔乡般的妓院一样——是安静、平和、温馨的爱欲与爱怜，是一个父亲般的男人与柔情似水的女子的爱情。
这部小说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之中，经历了全部的历史之后，才突然忏悔。这个“突然”被无限期地延迟，因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准确地说，这是身体的被压迫和报复的故事，这是女性身体的被压迫史。海男显然是想找到更纯粹和更绝对的女性历史，那就是身体。男人拥有整个世界和历史，而女人只有身体，因为女人只有以身体的形式存在时，才是女人，才对男人有意义。身体被抽取出来，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身体的历史运动，也就是身体的被压迫史，这可能具有更严格的女性主义意味。我们一直慨叹当代中国没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这次海男要动真格的，她要玩得彻底，要用女性的身体史来呈现性别的对立，呈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史，呈现女性——她，可以用身体颠覆男性的历史。
小说的主人公乌珍就是一个真正的身体英雄，小说完整地叙述了乌珍身体的被压迫/反抗史。小说从1929年的春天开始，写到1942年的秋天，然后，依靠“许多年以后……”，使这个故事获得一个完整的结局。18岁的乌珍渴望外面的世界，她选择了逃离家庭。不幸的是，她被表哥卖到妓院，这个女子中学的高才生，在18 岁的花季就被迫操起了皮肉生涯。她一直渴望逃离妓院，但她的逃离是无望的，她只有通过取悦于强大的男性，来寻求逃离之路。这条路是如此困难，在寻求这条路的同时，她也一步步失去了纯真的少女之心，变成了一个可以熟练运用献媚术来取悦男人的女人，她掌握了阴谋暗算，掌握了毒辣的招数。可以说，是男人的强暴造就了她坚硬的心。这种变化惊人而又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推进层次，这就可以看出海男驾驭故事的高超能力。女人的身体是在男人的压迫史中成长的，乌珍的身体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茶叶商人吴爷作为乌珍的第一个男人，反倒给乌珍一种亲近感，甚至一种亲人的感觉。吴爷强悍勇猛，对乌珍却不无爱怜，在他对乌珍的占有中，带着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古典浪漫。阴险凶残的白爷对女人也同样充满温情，他对乌珍的爱意并不比吴爷少。但对于乌珍来说，男人的爱意与她对自由和尊严的向往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逃离始终是她的第一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几乎耗尽了她的生存意义。海男的这部小说写出了身处困境的女人选择生存的那种绝对性，生存在这种选择中变了质，它改变了选择本身的意义。选择的未来意义被透支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宿命式的行动，这些行动使得生存变得荒谬且毫无意义。女性的命运逃脱不了宿命论的意旨，乌珍的反抗最终的结局就是变成一个土匪婆。这比当妓女能好到哪里去呢？她变得坚强了，自由了，但她的意义何在呢？她亲手杀死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白爷，这既显得不义，也不见得有多么勇敢，但这一步的迈出却是必要的。海男原本是想写出女人反抗的第一步显得多么困难和幼稚，但这第一步就是向着荒诞，向着异化和错位更深的挺进而已。乌珍从这里开始走向了反抗，她确实更坚强了，她杀死了白爷，成为一窝土匪的头领，她还抓到了坑害她的表哥，让他变成哑巴。她骗来桃花，借桃花对姚妈进行无情的报复，让女人身体的被压迫史不断重演。这个女人无止境地进行着逃离的行动，结果变成了无止境的报复，其后果则是生存重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这个生活史塞满了灾难、阴谋和杀戮。逃离之路在逃离中变了形，那是女人的宿命。就这个意义而言，海男倒是写出了一种历史，即被男人压迫的女人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无可解救的，女人想自我解救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历史从一开始就被男人蹂躏和践踏了。这个历史无法更改和修正，它是被扭曲和强暴的。乌珍所做的一切，就像西西弗斯推动那块石头，她越用力，石头往下滚动得越快。无望的反抗反倒像是对男权历史的更彻底的控诉。
作为一个曾经颇为固执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海男对男性历来不作概念化的全盘贬抑。相反，她笔下的男性都是孔武有力的，并且具有父亲般的温情。那些看起来凶狠强悍的男性，无一例外对女性都充满了爱怜。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吴爷与白爷，再加上那个国军军官黄家文对乌珍具有的爱怜——男人们为了争夺女性而展开血腥杀戮，但对乌珍却总是迷恋不已。作为一种性爱的对象，这些男性并没有对乌珍构成怎样的伤害，相反，他们都有着绿林好汉的豪气与侠肝义胆。对于乌珍来说，那都是些父亲般的男人：“我又看见了吴爷的手，当他的手伸进我胸部时，我眩晕了片刻，我感受到了迥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它让我想起了父亲。那是一种时光在倒流的状态，我仿佛又回到了岗寨的后花园……”吴爷成为父亲的替代，吴爷的手与父亲那只伸向女佣胸部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海男小说中的男性总是兼顾着父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这使得这种情爱具有乱伦般的堕落与颓废之意。在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从来没有对男人咬牙切齿的仇恨，相反，她们总是可以富有美感式地与男人分享美妙的情欲。与大多数女性作家把男人写得卑鄙龌龊不同，海男更乐于把男人写得温情脉脉，甚至连土匪强盗也对女人爱怜有加。乌珍第一次对吴爷流露出要逃离的意思时，“吴爷搂了她的腰肢一下，然后松开宽慰说：‘留在驿馆吧，就当这是我们的一个家，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好吗？’” 在乱世中，吴爷说得那么真实、诚恳而感伤，这与其说是一个嫖客对妓女说出的话，不如说是一个父亲（父亲般的男人）对女儿说出的关爱之语。这个吴爷既是一个茶叶商人，也是一个强盗般的马帮头目，那个年代的商人如果没有暴力，就无法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在海男的描写中，他们的情爱充满了忧伤的浪漫气息。就这点而言，海男的女性身体反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机，那是她先于当下存在的本质，她的存在就是要逃离，就是要获取自由，而在这些具体的情爱场景中，海男笔下的女性却陷入了父爱的温柔之乡。这种反抗也不再是真正针对身体的压迫，而是针对一种早已给定的命运式的陷害。具体到这部小说中，那就是表哥和姚妈设计的圈套，那是对她的命运的加害，那是身为女人的命运。海男笔下的女性只为反抗这种命运而抗争，在所有具体的情爱关系中，她们可以与男人很好地和平共处，创造情爱的诗意空间。对于海男来说，仇恨都是外在的，只是一种表象或动机，它们并不能决定小说的具体情景。这些外在因素被真正的情爱抛到外面，而里面——就像那个温柔乡般的妓院一样——是安静、平和、温馨的爱欲与爱怜，是一个父亲般的男人与柔情似水的女子的爱情。
这就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外在化了，只具有立场和誓言的效果，而她的小说则专注于讲述各种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尽管那里面也充满了对男人的仇恨、报复，甚至亲自手刃男人，但她笔下的女性（如乌珍），内心总是有着对父亲般的情人的依恋——1942年以后，乌珍还在吴爷的马帮队中；很多年以后，乌珍亲手埋葬了吴爷，就像埋葬亲人一样。乌珍最终逃离了做妓女的命运，但她并没有真正逃离男人，她没有对男人的普遍仇恨，她依然具有恋父般的情爱。在海男的小说叙事中，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的立场与她对男女情爱的浪漫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恋父的情爱，其实是海男过去一直隐藏的一种情感，从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没有人间消息》，直到后来颇有争议的长篇小说《男人传》，一直都包含着这种主题。显然，这部小说把这种情感处理得最为彻底，也最有深度。因为掺和进恋父的情感，女性依然没有摆脱男性的“阳具中心”，于是在这部小说中，海男的女性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古典传奇的情爱故事；而一个“父亲般的男人”，则是中国传统古典传奇小说惯有的主题。因为不能概念化地处置男性，这使海男的女性主义并不彻底，她笔下的男性似乎更适于古典传奇爱情，而这显然有悖于女性主义对男性的概念化咒语。
海男最终还是更偏向于传奇的爱情故事，对于她来说，那才更符合文学叙事的本性，也许也更符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她的世界观。作为少数族群的女性作者，在她本真的文学想像中，在她本真的体验中，也许开启了一种更有人性意味的女性世界。总之，没有真正的逃离，没有彻底的报复，也没有生硬的女性主义；但海男写出了令人惊异的异域身体传统，写出了海男特有的恋父般的情爱，写出了现代的另类的女性经验，写出了人性的深刻破裂、绝望和无法弥合的伤痛……对于小说来说，这就足够了。
2006年7月
（作者陈晓明系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海男最终还是更偏向于传奇的爱情故事，对于她来说，那才更符合文学叙事的本性，也许也更符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她的世界观。作为少数族群的女性作者，在她本真的文学想像中，在她本真的体验中，也许开启了一种更有人性意味的女性世界。总之，没有真正的逃离，没有彻底的报复，也没有生硬的女性主义；但海男写出了令人惊异的异域身体传统，写出了海男特有的恋父般的情爱，写出了现代的另类的女性经验，写出了人性的深刻破裂、绝望和无法弥合的伤痛……对于小说来说，这就足够了。
2006年7月
（作者陈晓明系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