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谢谢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由于他的建议和他提出的问题，使这一本书得以完成。最初只准备出日文本，后来才想到为什么中文本不能同步发行！
此时重新回顾一生的写作，除去开头十年的小说创作，第二个十年，我致力于社会现象的剖析与批判，然后，在铁窗下我再专攻十年历史。之后，继来的十年，我全心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在这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对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和习性，有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所以，这本书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份自我检讨与期许。
我不相信生活在台湾这个衣食丰足宝岛上的国人，灵魂会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兴奋地出版这本书。
1995年5月20日台北
此时重新回顾一生的写作，除去开头十年的小说创作，第二个十年，我致力于社会现象的剖析与批判，然后，在铁窗下我再专攻十年历史。之后，继来的十年，我全心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在这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对国人根深柢固的观念和习性，有较深入的观察和体验的机会，所以，这本书也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份自我检讨与期许。
我不相信生活在台湾这个衣食丰足宝岛上的国人，灵魂会就此麻痹下去，所以，我很兴奋地出版这本书。
1995年5月20日台北
自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问世以后，天下激荡。有如竹竿触到蜂巢，搞得群蜂乱飞、乱叮。甚至有人谩骂柏杨先生诋毁同胞，扰乱民心，真是“贱骨头”。或对一般大众误导，造成思想见识的混淆，影响社会人群的认知与信心甚巨等等。这可以说是日本或欧美难得一见的社会怪现象。从《丑陋的中国人风波》、《都是丑陋中国人惹的祸》等书，可见一斑。不知是否有暴力威胁？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所产生的风风雨雨、前前后后，柏杨先生不知可否略述一下概况？感触如何？
说实在话，我遗憾威胁不够。我指的威胁不够，不是指暴力的威胁，而是指对我提出“丑陋的中国人”论点反驳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气。今天这个话题，在我提出后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最近还继续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发深入的追踪探讨，才有日文版这本书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后。我遗憾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我的国家，无论是台湾、香港，或大陆，除了情绪上的攻击，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论辩和探讨。
一个人身处的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前天，我读到台北《联合报》报头下一则广告：
道?歉?启?事
家母不幸别世，吾与妻小未尽孝道，又对外谣传吾姊争夺遗产，蒙二姊春霞体谅，不予计较，暨众姊妹同意无条件抛弃继承权，使吾顺利办理继承遗产。特此声明感谢并致歉。
道歉人：胡神贺陈淑真
新营市太子路153巷56弄3号
这则广告如同青天霹雳，使人看到台湾由传统社会的堕落、僵化、腐败、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严，新观念建立的过程中，最丑陋的一面。广告中这对夫妇，恬不知耻地剥夺众姊妹法定应有的权益，就是仗恃传统恶习的包庇，我们需要对这类左右我们生活的丑陋观念或行为，予以揭发和革新。同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当1960年代，如果有人推测会有一个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画的翻译，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不会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测，《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如果不在1980年代发行，而在1960年代发行，它的作者会处死，或至少也会监禁二十年，家破人亡。这项预言，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不过，我十分幸运，它发表在1980年代，当时台湾的独裁政治已进入尾声，有气无力，我个人虽然仍受禁制，不能到大学讲演，但政府对作者并没有采取行动。《丑陋的中国人》没有给我直接的威胁，这使我感到时代因素的重要，因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都会受到蹂躏。我庆幸我的寿命够长，直到七十岁，才走到一个企盼已久的相对民主时代，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虽然遍体鳞伤，但有更多的朋友，终生坎坷，死在独夫的罗网之下。
说实在话，我遗憾威胁不够。我指的威胁不够，不是指暴力的威胁，而是指对我提出“丑陋的中国人”论点反驳的薄弱，使我感到泄气。今天这个话题，在我提出后第十一年，仍然受到日本读者的重视，最近还继续推出第二十一版，又引发深入的追踪探讨，才有日文版这本书的完成在先，而中文版的出版同步在后。我遗憾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我的国家，无论是台湾、香港，或大陆，除了情绪上的攻击，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论辩和探讨。
一个人身处的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关系。前天，我读到台北《联合报》报头下一则广告：
道?歉?启?事
家母不幸别世，吾与妻小未尽孝道，又对外谣传吾姊争夺遗产，蒙二姊春霞体谅，不予计较，暨众姊妹同意无条件抛弃继承权，使吾顺利办理继承遗产。特此声明感谢并致歉。
道歉人：胡神贺陈淑真
新营市太子路153巷56弄3号
这则广告如同青天霹雳，使人看到台湾由传统社会的堕落、僵化、腐败、鄙陋，提升到平等、公道、理性、尊严，新观念建立的过程中，最丑陋的一面。广告中这对夫妇，恬不知耻地剥夺众姊妹法定应有的权益，就是仗恃传统恶习的包庇，我们需要对这类左右我们生活的丑陋观念或行为，予以揭发和革新。同一个问题，由于时代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当1960年代，如果有人推测会有一个文化人因“大力水手”一幅漫画的翻译，竟被苦刑拷打，坐牢十年，一定不会有人相信。可是如果有人推测，《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如果不在1980年代发行，而在1960年代发行，它的作者会处死，或至少也会监禁二十年，家破人亡。这项预言，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不过，我十分幸运，它发表在1980年代，当时台湾的独裁政治已进入尾声，有气无力，我个人虽然仍受禁制，不能到大学讲演，但政府对作者并没有采取行动。《丑陋的中国人》没有给我直接的威胁，这使我感到时代因素的重要，因为再睿智、再勇敢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都会受到蹂躏。我庆幸我的寿命够长，直到七十岁，才走到一个企盼已久的相对民主时代，得以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虽然遍体鳞伤，但有更多的朋友，终生坎坷，死在独夫的罗网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