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源于一种不满——对现有的中外银幕上的东方女性形象不认同，对当下时尚文化中对女性、对审美标准的不认同。
　　女人永远和审美联系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标准女性”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期盼的形象。大街小巷，电影电视，时尚报刊都充斥着一种从美国文化带来的审美导向：青春即美丽。超市货架上越来越多的妙龄少女投向我们千篇一律的妩媚，银幕上的东方女性也随着世界潮流越来越年轻化、弱小、细嫩、简单外加几分神秘东方色彩……连说话的腔调都变得港台化了。
　　看看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女人，尤其是那些成熟的中国女人，她们身上凝聚了几代人的历史和经验，经过了面对封建势力的反抗，男女平等的革命，时间上甚至超前西方的女权运动。忽然间，“半边天”的后代们已经完全自觉地投降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审美标准，不知不觉中，我们又回到小心翼翼地追求男性心目中的女性美，否则就是丑的。
　　跟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女性相比，中西方银幕上营造的“东方神秘女性”显得那么苍白，那么令人失望，几乎让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引导着大众文化的审美。
　　丑与美的区别难道那么轻易地被确定了？谁有权利界定我们的丑与美？
　　我希望通过电影写出我更认同的一种女性。写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乐与苦，她们的友谊与背叛，她们的现在与过去……透过表象去写她们内心深处那无穷动的情感欲望。
　　用全新的审美意识去展现中国一代成熟女人独特的个性魅力。通过镜头见证她们的故事，她们的言谈举止和她们的性感……
　　美可以是丑，丑也可以是美。混淆美与丑的界限。动摇流行文化的审美观念。在时尚的潺潺溪流中扔进一块坚硬的石头。
　　宁瀛 2005-4-18

　　跟索拉、洪晃一认识就有点儿相见恨晚，只要有时间我们仨就聊到深更半夜，经常是在我家里，有时在索拉家里。
　　索拉从纽约想搬回来住，在白广路一个套间里做了装修，装修完就请我跟洪晃过去玩。敲了半天门也没动静，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索拉才从里面把门开开。原来装修队按照她的要求做了隔音效果，室内还有个录音棚，她可以在里面随便做音乐唱蓝调大喊大叫，楼上楼下绝对听不见。索拉说：我们现在总算有个可以开心聊天的地方了。第二天邻居就来敲门了。
　　“以前有个大名人刘索拉住这儿，虽然人家写小说又做音乐，但人家可文明了。哪儿像你们昨天晚上有说有笑到半夜两点，激动了还带跺脚的？！”
　　“我就是刘索拉，对不住了。”
　　后来索拉发现她家装修的隔音效果是，只有她在里面听不见外面，但是所有楼上楼下的人都可以听得见她的动静。现代装修版的“掩耳盗铃”。
　　索拉大家都知道是谁，她邻居概括总结得不错。她本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国第一个搞爵士的音乐家，自己还能上台演唱。她忙里偷闲写小说，饭后茶余写专栏。她的专栏让人看不够，因为字数够了准打住。小说更是驰名中外，富有现代感。最近文坛流行美女作家，我想索拉心里一定不服气。她八十年代就写出中国黑色幽默的获奖小说，又是知识界有名的大美人。发明“美女作家”这词的人早干嘛来着？！
　　现在回过头说洪晃。
　　关于洪晃我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一直不认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反复提过她，说要介绍认识。几年前去王府饭店理发，闭着眼睛洗头的时候，听见一个广播员一样的宏亮嗓音，操着一口标准的纽约口音，从进门就没有片刻停顿哇哇地跟英国理发师聊天。而且聊天的时候主要是听她聊，别人的声音当伴奏都显得多余。她肯定是刚刚shopping完，身边放了一堆大包小包的胜利品。我立即想到，这个人肯定就是洪晃。跟着我脑子里就冒出了一堆的名人：爷爷是著名学者章士钊、母亲是著名外交家章含之、养父是七十年代如雷贯耳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丈夫是著名导演陈凯歌……最后我没有主动上前搭讪。
　　我认识洪晃的时候，她已经是时尚杂志的出版人了。那天在索拉家里，她跟男朋友杨晓平一起过来玩。索拉刚给我们介绍完毕，我脑子里闪了一下“她就是陈凯歌的前妻”这样的庸俗想法，还没等我开口，她就主动给我讲起以前跟陈凯歌的一些故事。还是嗓音宏亮哇哇地讲。她的敏感让我很吃惊，好像她能立即读懂别人脑子里的想法。
　　第一次见到洪晃，就被她强烈的表演欲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