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我勸一位久已中斷寫作的朋友說，如果不訴諸筆墨，我們那些閱讀時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的了。或許這正是我自己終於下决心撰寫此書的原因。我最早接觸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初衹是一點興趣使然，後來着手校訂整理，於是讀了又讀。先後出版《周作人自編文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等，一總有七八百萬字，連帶着把相關資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時間我無心寫作，適有朋友提起《周作人傳》這個題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譯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材料一並重讀一遍。這樣花去一年時間，記了不少筆記。之後又用整整兩年寫成這本書。說到底還是“讀後感”，與我嚮來那些小文章相仿佛，衹是循着傳主一生的綫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來在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結，知我罪我，全在讀者；我自己今後大概要另外幹點別的事了。
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日記迄未完整印行，一也；書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檔案材料不曾公佈，三也；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匯編出版，四也；後來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五也。目下寫作一本像傑弗裏·邁耶斯著《奧威爾傳》和若斯亞娜·薩維諾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那樣翔實的傳記，實無可能。但是即便把這幾件事都給做了，材料是否就夠寫一本真正的傳記，仍然未必。
上述諸事，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盡用。前者非個人力所能及，衹能盡量少點兒遺漏；後者則不妨略予甄別。不少回憶之作，或主動，或被迫，攙雜不實之辭，乃至以訛傳訛。譬如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發生衝突，有雲：“……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傢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衹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錄》中有所訂正：“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麽‘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此外年代久遠，記憶難免失真，《知堂回想錄》亦偶有此病。凡此種種，我們均須多加小心。
本書的側重點與一般生平傳記亦有不同。在我看來，對於周作人這樣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來說，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表述過程遠比其一生經歷更其重要，筆墨因此較多用在這裏，而相關資料亦稍齊備。此所以坊間已有不止一種周氏傳記，我仍然要寫這本書。至於以傳記而言那些書寫得如何，姑置勿論。
我曾強調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傳記屬於非虛構作品，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這一底綫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這本書自不例外。如此，雖然難以寫得熱鬧，卻不至於信口鬍說。我衹打算陳述事實經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至於自傢看法，不管與他人相同或相異，均屬一己之見。在“周作人”這個充滿爭議的題目上，我既不是辯護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關想法，恐怕“卑之無甚高論”。我當然自具立場，然而我的立場不能橫亙在讀者與事實之間。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日記迄未完整印行，一也；書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檔案材料不曾公佈，三也；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匯編出版，四也；後來的回憶文章缺乏核實訂正，五也。目下寫作一本像傑弗裏·邁耶斯著《奧威爾傳》和若斯亞娜·薩維諾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那樣翔實的傳記，實無可能。但是即便把這幾件事都給做了，材料是否就夠寫一本真正的傳記，仍然未必。
上述諸事，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不敷使用，其一是不敢盡用。前者非個人力所能及，衹能盡量少點兒遺漏；後者則不妨略予甄別。不少回憶之作，或主動，或被迫，攙雜不實之辭，乃至以訛傳訛。譬如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一九二四年周氏兄弟發生衝突，有雲：“……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傢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衹好退了。”周作人即在《知堂回想錄》中有所訂正：“這裏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麽‘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此外年代久遠，記憶難免失真，《知堂回想錄》亦偶有此病。凡此種種，我們均須多加小心。
本書的側重點與一般生平傳記亦有不同。在我看來，對於周作人這樣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來說，思想的發展脈絡和表述過程遠比其一生經歷更其重要，筆墨因此較多用在這裏，而相關資料亦稍齊備。此所以坊間已有不止一種周氏傳記，我仍然要寫這本書。至於以傳記而言那些書寫得如何，姑置勿論。
我曾強調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傳記屬於非虛構作品，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這一底綫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這本書自不例外。如此，雖然難以寫得熱鬧，卻不至於信口鬍說。我衹打算陳述事實經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至於自傢看法，不管與他人相同或相異，均屬一己之見。在“周作人”這個充滿爭議的題目上，我既不是辯護者，也不是指控者。所以相關想法，恐怕“卑之無甚高論”。我當然自具立場，然而我的立場不能橫亙在讀者與事實之間。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一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傢收到兩封南京來信。一封是礦務鐵路學堂學生周樹人寫給弟弟周櫆壽的，通報在江南水師學堂任國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經同意他前去充當額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寫給兄弟倆的祖父的，講的也是此事，不過增添一點：他為櫆壽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後來周作人解釋說：“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傢譜上的本名來。”1此舉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壽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據《管子·權修》之“百年樹人”給改名“樹人”；這回則用的是《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個名字無足輕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上學，卻是這個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周作人一生的命運，似乎就係於幾次“走”或“不走”：可以與這次去鄉相提並論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紹興，一九一七年來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離開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說來無非尋常；但為人作文的特色，卻可從中找到不少端倪，而這總歸不離家庭、地域和時代等幾方面。他生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壽”的名字則係祖父所起，乃因得到報告孫兒誕生傢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來拜訪。在《知堂回想錄》中，作者記述了有關自己出生的一種傳說，即“是一個老和尚轉世的”2；所寫《所謂五十自壽詩》之“前世出傢今在傢，不將袍子換袈裟”，講的亦是此事。周氏傢族自明正德年間定居紹興，至他這輩已十四世。多年以後，周作人寫過一組《數典詩》，吟詠祖先事跡，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處、周敦頤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曾任內閣中書；父親周鳳儀，後改名文鬱、儀炳、用吉，字伯宜；母親魯瑞。他有一個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壽、樹人，比他年長四歲，後以筆名“魯迅”而為人所盡知；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弟鬆壽，後改名建人，比他小四歲，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與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轉，未滿周歲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壽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僅六歲。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現存他最早的文學作品《有感》、《讀華陀傳有感》兩首古風，即係感逝之作。
周氏本為殷實人傢，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來。“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纔，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跟班’將信送去。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麽不給回條。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鬍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並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並不算什麽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衹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醜（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後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紹興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傢收到兩封南京來信。一封是礦務鐵路學堂學生周樹人寫給弟弟周櫆壽的，通報在江南水師學堂任國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的叔祖周椒生已經同意他前去充當額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寫給兄弟倆的祖父的，講的也是此事，不過增添一點：他為櫆壽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後來周作人解釋說：“這位監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傢譜上的本名來。”1此舉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壽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據《管子·權修》之“百年樹人”給改名“樹人”；這回則用的是《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
改個名字無足輕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上學，卻是這個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周作人一生的命運，似乎就係於幾次“走”或“不走”：可以與這次去鄉相提並論的，是一九〇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回紹興，一九一七年來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離開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說來無非尋常；但為人作文的特色，卻可從中找到不少端倪，而這總歸不離家庭、地域和時代等幾方面。他生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壽”的名字則係祖父所起，乃因得到報告孫兒誕生傢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來拜訪。在《知堂回想錄》中，作者記述了有關自己出生的一種傳說，即“是一個老和尚轉世的”2；所寫《所謂五十自壽詩》之“前世出傢今在傢，不將袍子換袈裟”，講的亦是此事。周氏傢族自明正德年間定居紹興，至他這輩已十四世。多年以後，周作人寫過一組《數典詩》，吟詠祖先事跡，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處、周敦頤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曾任內閣中書；父親周鳳儀，後改名文鬱、儀炳、用吉，字伯宜；母親魯瑞。他有一個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壽、樹人，比他年長四歲，後以筆名“魯迅”而為人所盡知；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弟鬆壽，後改名建人，比他小四歲，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人物3。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與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轉，未滿周歲的妹妹夭亡。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壽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僅六歲。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現存他最早的文學作品《有感》、《讀華陀傳有感》兩首古風，即係感逝之作。
周氏本為殷實人傢，一八九三年出了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來。“那年正值浙江舉行鄉試，正副主考都已發表，已經出京前來，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識的。親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幾個有錢的秀纔，湊成一萬兩銀子，寫了錢莊的期票，請介孚公去送給主考，買通關節，取中舉人，對於經手人當然另有酬報。介孚公便到蘇州等候主考到來，見過一面，隨即差遣‘跟班’將信送去。那時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談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鄉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邊叫喊，說銀信為什麽不給回條。這事情便戳穿了，交給蘇州府去查辦，知府王仁堪想要含鬍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並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並不算什麽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衹好依法辦理，由浙江省主辦，呈報刑部，請旨處分。這所謂科場案在清朝是非常嚴重的，往往交通關節的人都處了死刑，有時殺戮幾十人之多。清朝末葉這種情形略有改變，官場多取敷衍政策，不願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也得比較從輕，定為‘斬監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獄內，前後經過了八個年頭，到辛醜（一九〇一）年由刑部尚書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亂中出獄的犯人，事定後前來投案，悉予免罪的例，也把他放免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