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对《易经》的译解，以及对传世本《易经》及帛书《易经》经文的注解及考释。
在我之前，先贤从训诂方面对于传统《易经》已做过大量工作，但是，这种工作非常不够。直到今日，《易经》仍然是一本难以卒读之书。李学勤曾指出：“清儒崇尚考据的学风，披靡一时，对《周易》研究的影响却很有限。从胡渭开始，一些学者考订《易》图渊源，进而企图复兴汉《易》做出不少成绩。可是清人最擅长的小学训诂的方法，在《周易》方面的发挥并不很多。有清一代的《易》学作品，仍以义理、数术两派为主，没有开创新的局面。”
近世名儒高亨著《周易古经注》后曾说：“清儒尚朴，经学大明，惟于此书，仍多瞢瞢。”“易经有些辞句，真不易读通，我的注解，自问也非处处满意。”他认为，治易之途“应该考释经文，参阅旧说，探索它的原来意蕴。”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探索《易经》文辞的本来意蕴，使之成为一本可以通读之书。本书拟基本打通《易经》及帛书《易经》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帛书《易经》中含有可以勘解《易经》文字之谜的若干钥匙。传世本中由于字讹而失义，考之帛书则豁然贯通。例如传世本剥卦之“剥床”，旧说多从其表面字义，释作剥取（或敲打）睡床，这是根本讲不通的。（为什么要剥取或敲打睡床，而且为之卜卦？莫非作者有精神病乎？）而帛书“床”记作“臧”，通脏，动物之脏器也。则剥床本义乃为分解或剥取动物内脏，从而全卦豁然可解。
任何解《易》者都会遇到强为解人之事。如兑之上六，只两个字：“引兑。”旧注家有说为引导，“犹言引导大家和悦”（李镜池）。有说为“引兑者，言及于我而我乃说也。”“即有人引我言而我亦言也”（高亨），皆荒谬不经之谈。帛书本“引兑”二字做“景夺”。可知引乃景之通假。景，影也，阴也，隐也，与引音通。而夺，古字异体作“敚”，省体即从“兑”。以是知兑乃敚，即夺之假借。则景夺，即暗夺，阴夺。参之于上文有“和夺”，即和悦而不相争夺。有“章夺”，即强暴抢夺（强、章古义通诂），可知兑卦乃争夺之卦。而以兑训说，是以今义说古言，殊为不妥也。又如屯卦中之“利建侯”，旧说皆以封建诸侯为义，殊不知侯当为堠、堡之通假，即建城堡也。其他种种迂曲之说，不胜其引。多源于不通训诂，不明通假。
小畜、大畜二卦，一为农事之卦曰植，（帛书作“少蓺”），一为畜牧之卦曰殖，（故帛书作“泰蓄”）。畜者，财蓄、财富也。《礼记·王制》：“问周君之畜，数畜以对。”以农事为小财而畜牧为大财蓄，表明《易经》乃畜牧经济居于重要地位之时代产物。而畜之古音近“植”及“殖”，古音读止（此说见《周易程氏传》）。蓄者，值也，即生财与积财也。小畜、大畜，古有专官，即秦汉之小府、大府也。畜、府皆得训蓄，语源通。故大小畜二卦实即殖产之学，亦即中国远古经济思想之起源也。
本书对《易经》的解释，采用以帛书与传世本相参照的方式，力求为《易经》及帛书《易经》两个系统的经文提供一个信、达而平实的新解与新译。本书之译文务求忠实于原文，立新说务求以古训古音义为根据。本书吸纳了历代先儒及当代贤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书可为三千年来不可通读之《易经》，提供一个基本晓畅的训诂学通解。
此书之初撰，乃在十余年前。源于笔者读《易》之札记。近十年间易学骤热，竟成为一时市井之显学。余不得不收此稿于秘箧，不作董理而藏余说于深山。近两年来，易学热高潮渐退，恢复一种理性的研究似已可能。所以乃决定披露此书，以就教于方家并澄清某些迷雾耳。
本书仅是对《易经》本身的注释及解读。“鸳鸯绣取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本书未包括对《易经》经文的哲学诠释和研究。在以后出版的另一本书《上帝之车》中，我将对《易经》的起源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与研究。
岁月悠悠，人生渺渺。欲凿破混沌，发千古之覆，又谈何易焉？有一位治《易》者曾说：“读《易》必须廓清过去的迷雾。许多前人的说解，必须毫不犹豫地推翻，重新寻求正确的解释。”{1}这一说法我赞成。但任何创新，首先应当求明于本义。本书虽多立新说，却正本乎此一题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都交由读者诸君去评论吧。
何新
1996年10月3日记
2001年10月30日补订于沪上
{1}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汕头大学出版社。
在我之前，先贤从训诂方面对于传统《易经》已做过大量工作，但是，这种工作非常不够。直到今日，《易经》仍然是一本难以卒读之书。李学勤曾指出：“清儒崇尚考据的学风，披靡一时，对《周易》研究的影响却很有限。从胡渭开始，一些学者考订《易》图渊源，进而企图复兴汉《易》做出不少成绩。可是清人最擅长的小学训诂的方法，在《周易》方面的发挥并不很多。有清一代的《易》学作品，仍以义理、数术两派为主，没有开创新的局面。”
近世名儒高亨著《周易古经注》后曾说：“清儒尚朴，经学大明，惟于此书，仍多瞢瞢。”“易经有些辞句，真不易读通，我的注解，自问也非处处满意。”他认为，治易之途“应该考释经文，参阅旧说，探索它的原来意蕴。”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探索《易经》文辞的本来意蕴，使之成为一本可以通读之书。本书拟基本打通《易经》及帛书《易经》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帛书《易经》中含有可以勘解《易经》文字之谜的若干钥匙。传世本中由于字讹而失义，考之帛书则豁然贯通。例如传世本剥卦之“剥床”，旧说多从其表面字义，释作剥取（或敲打）睡床，这是根本讲不通的。（为什么要剥取或敲打睡床，而且为之卜卦？莫非作者有精神病乎？）而帛书“床”记作“臧”，通脏，动物之脏器也。则剥床本义乃为分解或剥取动物内脏，从而全卦豁然可解。
任何解《易》者都会遇到强为解人之事。如兑之上六，只两个字：“引兑。”旧注家有说为引导，“犹言引导大家和悦”（李镜池）。有说为“引兑者，言及于我而我乃说也。”“即有人引我言而我亦言也”（高亨），皆荒谬不经之谈。帛书本“引兑”二字做“景夺”。可知引乃景之通假。景，影也，阴也，隐也，与引音通。而夺，古字异体作“敚”，省体即从“兑”。以是知兑乃敚，即夺之假借。则景夺，即暗夺，阴夺。参之于上文有“和夺”，即和悦而不相争夺。有“章夺”，即强暴抢夺（强、章古义通诂），可知兑卦乃争夺之卦。而以兑训说，是以今义说古言，殊为不妥也。又如屯卦中之“利建侯”，旧说皆以封建诸侯为义，殊不知侯当为堠、堡之通假，即建城堡也。其他种种迂曲之说，不胜其引。多源于不通训诂，不明通假。
小畜、大畜二卦，一为农事之卦曰植，（帛书作“少蓺”），一为畜牧之卦曰殖，（故帛书作“泰蓄”）。畜者，财蓄、财富也。《礼记·王制》：“问周君之畜，数畜以对。”以农事为小财而畜牧为大财蓄，表明《易经》乃畜牧经济居于重要地位之时代产物。而畜之古音近“植”及“殖”，古音读止（此说见《周易程氏传》）。蓄者，值也，即生财与积财也。小畜、大畜，古有专官，即秦汉之小府、大府也。畜、府皆得训蓄，语源通。故大小畜二卦实即殖产之学，亦即中国远古经济思想之起源也。
本书对《易经》的解释，采用以帛书与传世本相参照的方式，力求为《易经》及帛书《易经》两个系统的经文提供一个信、达而平实的新解与新译。本书之译文务求忠实于原文，立新说务求以古训古音义为根据。本书吸纳了历代先儒及当代贤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书可为三千年来不可通读之《易经》，提供一个基本晓畅的训诂学通解。
此书之初撰，乃在十余年前。源于笔者读《易》之札记。近十年间易学骤热，竟成为一时市井之显学。余不得不收此稿于秘箧，不作董理而藏余说于深山。近两年来，易学热高潮渐退，恢复一种理性的研究似已可能。所以乃决定披露此书，以就教于方家并澄清某些迷雾耳。
本书仅是对《易经》本身的注释及解读。“鸳鸯绣取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本书未包括对《易经》经文的哲学诠释和研究。在以后出版的另一本书《上帝之车》中，我将对《易经》的起源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与研究。
岁月悠悠，人生渺渺。欲凿破混沌，发千古之覆，又谈何易焉？有一位治《易》者曾说：“读《易》必须廓清过去的迷雾。许多前人的说解，必须毫不犹豫地推翻，重新寻求正确的解释。”{1}这一说法我赞成。但任何创新，首先应当求明于本义。本书虽多立新说，却正本乎此一题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都交由读者诸君去评论吧。
何新
1996年10月3日记
2001年10月30日补订于沪上
{1}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汕头大学出版社。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五千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远涉八千至一万年文明的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说）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伏羲女娲是华夏文明的开拓者，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所从出的滥觞。夏、商、周三代已是华夏文明制度灿然大备的时代，而绝非榛榛狉狉、浑噩野蛮的半原始巫术时代。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云：“周因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行夏之时（历），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殷商的信仰和意识形态，是宗教，而不是巫术。此盖张光直辈所无见者也。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礼》经是中国制度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上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可以说就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后，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做完所拟构的工作之全部。那么，我会在适当时候出版我近二十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未能做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2003年7月24日于沪上再修订
五千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远涉八千至一万年文明的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说）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伏羲女娲是华夏文明的开拓者，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所从出的滥觞。夏、商、周三代已是华夏文明制度灿然大备的时代，而绝非榛榛狉狉、浑噩野蛮的半原始巫术时代。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云：“周因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行夏之时（历），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殷商的信仰和意识形态，是宗教，而不是巫术。此盖张光直辈所无见者也。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礼》经是中国制度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上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可以说就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后，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做完所拟构的工作之全部。那么，我会在适当时候出版我近二十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未能做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2003年7月24日于沪上再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