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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
  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得到刘文典后人的大力支持。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为何会“狂”?又如何能“狂”起来?刘文典的“ 狂”是个人之“狂”,还是时代之“狂”?与陈丹青、张鸣、贺卫方等“狂人学者”相比,刘文典的“狂”有何特别之处?读完本书,自有答案。本书在聚焦刘文典生平的同时,亦辐射至同时代的学、政两界名人,如胡适、陈寅恪、章太炎、鲁迅、陈独秀、蒋介石等,以及当时云谲波诡的世事。读懂刘文典,能更接近那个已远去的时代。
第1节: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1)
  序 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
  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他为何如此之"狂"?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后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职。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直至终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等。
  寥寥数语,波澜不惊。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他生前服务过的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合出版过一套《刘文典全集》,还有他的儿子刘平章先生编印过一本薄薄的《刘文典传闻轶事》外,关于这位老人的所有故事与评价,似乎都只是零落不齐的"散珠",难窥全豹。
  从零落的故事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大师级人物"一生走过的辉煌: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痛骂过蒋介石。解放后,当过国家一级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似乎曾经风光过,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历史疏忽,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错谬百出。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
  卷牒之中,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是的,关于他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
第2节: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2)
  狂傲,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拿他"不称主席"的举动来说吧,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以"佩韦"作笔名,在上海"左联"旬刊《十字街头》上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撇开鲁迅借用这件事讥讽胡适的真实用意不说,事情发生三年之后,还能让他想起并引之为据,足见刘文典此举的影响深远。今天的"狂人学者",如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似乎就没有刘老先生这么好的运气。于是,名人博客成了"狂人日记"。
  "狂"其实是一种气节、一种人格。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文人而言,莫非"气节"二字,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可能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刘文典后来的一些选择,让人们在记忆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1943年春,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刘文典,因教员薪金常常不能支撑家中老小生活,于是接受滇南普洱地区盐商的邀请,远赴千里之外的磨黑,"为撰先人墓志",结果引发清华大学解聘风波。
  据说,当初力举辞退刘文典的闻一多,在听说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后,就不止一次地发牢骚:"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闻一多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与刘文典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还是因为他对刘文典此举"失节"实在鄙睨?近些年,随着一些书信和当事人回忆资料的逐渐浮现,关于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已经日趋明晰。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人们纷纷认为刘文典"气节"失守有一定的关联。
  当然,"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站在今天的立场去看,在当时的境况下,刘文典做出这种选择,实在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自己可以"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总不能老是让妻儿一道跟着忍冻挨饿吧!闻一多讥嘲刘文典应该 "度为磨黑盐井人",其实他本人当时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挂牌刻印卖钱,结果被儿子闻立鹤责问为"发国难财"。
  可以想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穷要穷得叮当响,每个人对于"气节"的坚守都是异常看重的。其实,刘文典本人又何尝不是?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与刘文典素有交情的胡适就曾谋划将他送往美国,并为之找好了"下家",办好了相关证件,但刘文典的"狂劲"又上来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历史与今天的距离,往往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记忆里,有一些东西是始终存在的,比如文人的骨气。因此,"狂人"闪亮登场,就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保留节目"。
  战国时期,屈大夫洁身自守,遭遇谗言陷害,两番被逐荒蛮之地。但他依然且行且歌,啸傲"天问",放言古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最终自沉汨罗。
  东晋衰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弃官印,"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他看来,归去也是一种归来,是名利的归去、灵魂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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