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附中的一位老師上課已經一個月了。課程快要結束了，最後藉此機會嚮老師們做一個匯報。我今天想講的，是“我的教師夢”。
我這次來附中實際上是圓一個夢。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時候，有學生問我退休後幹什麽？我說我退休後第一件大事要回貴州去一趟，因為當年我在貴州教了十八年的書。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來。去年到今年總算幹完了這兩件大事情。回歸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師夢。前幾天我和中學同學聚會，一位女同學談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們畢業時，全校舉行過一次以“我的夢想”為題的演講比賽。我獲得了第一名，題目是“我的兒童文學家夢”，第二名就是這位女同學，講她的夢想是要當一名鄉村女教師。但夢的實現卻非常麯折：１９５６年做夢，一直到了文革之後，纔勉強圓了這個夢。也就是說，為了要做一名中學老師，竟然奮鬥了幾十年。我聽了自是感慨萬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過一個夢：回附中當老師。當時我在貴州一所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想調回南京，這自然是無法實現的夢想。而且就是在貴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絶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沒有資格當。文革中這就成了一條罪狀，說早就看穿了你要想爭奪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國想做一位老師，竟有這麽難！後來我想，不讓我當老師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說明教師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響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國傢民族的未來。這是一種權力，有的人就是不願意有自己的獨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師的權力，於是，我為了實現自己的教師夢，就不能不奮鬥幾十年。
說起來最早做這樣的夢，還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我是中央大學附小（今天的南師附小）的學生。學校出墻報，有一個醒目的標題：“ 長大了做什麽”。我還記得是教我們美術的楊宏毅老師畫了好多畫：飛行員，教師，科學家，工人，農民，等等。然後每個同學在相應的欄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當時填的就是教師。我第一次做教師也是在南師附小，學校受陶行知、陳鶴琴的影響很大，號召學生當“小先生”。解放初期還有好多兒童是流浪兒，我們就把他們聚集起來，辦小先生學校，由我當校長。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吳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對我說：錢理群，我們要辦一個小先生班，現在學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學校的校長。我當時都嚇壞了，連忙問：老師怎麽當啊？！吳先生看了我一眼說：你自己想吧。說完就走了。後來我纔懂得，這是真正的教育藝術：對你表示一種信任，你自會産生自信，自己想辦法剋服睏難，而這正是做一個教師最重要的品質。後來我就果真鼓起勇氣當了這個小先生學校的校長，而且幹得很不錯。我現在還記得，有個學生是賣冰棒的，畢業時還畫了一幅畫送給我，上面寫着“送給敬愛的錢老師”幾個字。也就是說，我還在小學六年級就被稱作“錢老師”了，一直到現在還是“錢老師”，並且頗以這樣的稱呼為豪。
我真正當老師，是在大學畢業分配到貴州安順地區衛生學校教書。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的一個巨大轉折。你想我從北京一直下到最邊遠的貴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饑餓的年代，而且在中等專業學校教語文，學生根本沒有心思學。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讓考。怎麽辦？我當時做了一個選擇，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可以叫自我設計，這個設計幾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兩個層面。首先是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衹要主觀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環境多惡劣，反正我是教師，我就做一個最受歡迎的語文老師。這是一個現實的目標。同時我定了第二個目標，就是現實條件不具備的，而且不知道什麽時候具備，需要等待的，要做準備的一個更大的理想。當時我的更大理想一個是到南師附中教書，第二個目標就是到北大教書，講“我的魯迅觀”。我先為實現現實的理想而努力，當時年輕，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學生宿舍，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不讓我當班主任，我就做一個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學生一來我就先看學生入學照片，把他們全都記熟了，主動上門和每一個學生聊天，瞭解他們的基本狀況，以後又編寫學生學習檔案，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後來文革中“對學生太熱情”也成了我的一條罪狀。我還和學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這樣我很快就成為這個學校最受歡迎的老師，但卻害了學生：文革開始時到處挖“ 三傢村”，我們學校以我為首就挖了四、五個“三傢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編墻報的，等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在和這些學生的共同生活當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我常常想，如果沒有這樣一些學生，我肯定很難在貴州堅持18年，更難度過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可以說我是和這些貴州的學生結下了患難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後來到了北大，我還和他們保持聯繫。我常常說我這個學者有兩個精神基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貴州，其聯繫紐帶就是青年學生。我去年去貴州講學，以前衛校的學生，在電視上看到我，就立刻到電視臺打聽我的地址，然後就聚集了好幾位同學，還有的從幾百裏外趕到貴陽來看我，他們說我們畢業以後不僅是衛生業務上的骨幹，同時我們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很受領導重視，這得感謝你當年對我們語文能力的訓練。這倒是真的：這批學生是調幹生，入學時衹有小學畢業水平，我從初一語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確實把他們帶出來了。但他們到現在還記得我，這一點仍然讓我感動。文革結束後，我考上了研究生，就離開了這批學生。——這就說到了我的第二個理想的夢：要到北大講魯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歲時，纔被允許考研究生，而且衹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但其實我已經準備了十八年：從２１歲到貴州教書那一天起，我就利用業餘時間，研讀魯迅作品，寫了上百萬字的筆記。正是靠這長期的積纍，我終於趕上了最後一班車。有人問我，如果你當年沒有考上，現在還是貴州安順的語文老師，你會怎麽樣？當然我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在學術研究上得到發揮，但我還是會安心地在那裏做一名稱職而出色的語文老師，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實際上我現在還是老師，衹不過是在大學任教而已。更準確地說，我現在有兩個身份，一是教師，二是學者；但對於我來說，教師始終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場合，都反復強調，希望人們把錢理群首先看作是一個教師。我這個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師情結，天生的就是當教師的料。我寫過一本書，題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歡做教師，好為人師。我見到年輕人就忍不住要和他們說話，有一種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邊都有一大群年輕人。對我來說，最快樂的事就是和年輕人聊天，有天大的煩惱，一和年輕人聊起來，就什麽都忘了。如果真要懲罰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殘酷的辦法就是將我與年輕人隔離開來。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喜歡和年輕人打交道到了什麽程度：僅僅在北大教書，到許多學校講學都滿足不了我的教師癮，我還通過通訊的方式和全國各地的讀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沒有見過面的學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來信。他表達的是對北大的一種嚮往，我就很熱情的寄了一本我編的北大的書給他。於是他又給我寫信，說：“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偽裝什麽，今天在我收到你寄來的書時我哭了。原來幸福時也可以流淚，而且這種感覺很美，很美。沒有想到你竟然也記得我們，因為我們之間近似於陌生人。你離我們是那樣的遙遠。但當我拿起這本書時，卻覺得你無比的熟悉而親切。也許你覺得你衹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們喜歡北大，而你就送我們一本關於北大的書，也許你把我們當成一群追夢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讓我們離夢更接近一點。但是，你難以想象，這本書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波瀾。在學校很少有老師喜歡我。三年中認識我的老師有也不過一、二人，而這一、二人也衹記得是某某人這個名字，而不是我這個人。在學校我幾乎不招呼老師，因為師德有問題的老師被我所鄙視。而在喜歡的老師面前我往往是手足無措。當他們快要經過我的身旁時，我很緊張，把頭埋得很低。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好學生，沒有資格叫他們，甚至怕褻瀆了‘老師好’這三個字。當他們走遠時我纔會擡起頭望他們的背影。我心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許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當時的心情决不是感動二字能概述的。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在自殺時僅僅因為想起美術老師對他的贊揚的幾句話，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决心重新生活。以前總懷疑它的真實性，我現在明白了，真的有時衹是對別人說一句話，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這個人的變化。就像你對我，你讓我知道應該怎樣的去面對我的學生。（看來這個人現在當老師。）做你的學生真好，他們時常會被感動。這樣他們心靈會永遠充滿愛心與感激。”我立刻給他回了一封信：“你的來信讓我感動，字裏行間充滿了愛，不衹是你我之間，我們應該用這樣的愛對待周圍所有的人。這裏有一種心靈的溝通。我們這個社會太需要這樣的溝通了。從信中看你現在是位老師。你說你知道應該怎樣去面對你的學生。這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來，教育的本質就是將學生內心深處的善良、智慧等等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加以培育和升華，以此來壓抑人的內在的惡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觀，人是善惡並存的。問題是我們要‘揚’什麽，‘棄’什麽。而善的激發，是需要一種愛心的。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話說是毫不經意的，而不是一種着意的表演。而當下社會裏，這樣的愛的表演實在是太多了。你的來信引發了我的思考。謝謝。”——這樣的通信，實際上是一種相互激勵，相互間愛心的傳遞。想想看，作為一個教師，如果我們每天都能和年輕人進行這樣的心靈的溝通，那是一件多麽幸福、多麽美好的事情！
這裏，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一位遼寧的女孩，她父親是一個工人，她的母親已經下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說：錢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學校裏遇見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學習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師因為我沒有關係，沒把我分到重點班。我受不瞭瞭，我想自殺。當我看到最後這幾句話，簡直嚇壞了，我想，這孩子真要自殺這怎麽辦？但是仔細一看，這封信是用了很美麗的信箋寫的，這孩子如此的愛美，大概還不會自殺。於是趕緊給她寫信，安慰她，鼓勵她，給她講道理。以後這孩子幾乎每星期給我寫一封信，傾訴她內心的一切。就這麽聯繫了很長時間，這裏保留了我寫給她的一封回信：“你寫給我的信都收到了。因為事情忙，前不久還外出開會，沒有及時給你寫信，請原諒。謝謝你對我的信任，隨時把你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講給我聽。我也願意這樣聽你講話。衹是有時不能立刻給你回應。不過請你相信，遠方有一位老人，總是在傾聽，並且理解你”。這件事引起了我長久的思考：她為什麽要這麽頻繁的來信？我由此聯想到現在的青少年，特別到了中學階段他的內心有一種傾訴欲望。可惜的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們，常常不願意傾聽他們講話，傾聽他們的心聲，這個時候就衹能到我這樣一個住在非常遙遠的地方的老人這裏傾訴。為什麽呢？第一我願意聽她的，第二我絶對尊重她，並且替她保密，我不會因為她和我說了什麽話，而去損害她，這樣她就有一種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這也不是一個辦法，因為有很多很多這樣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這樣給他們寫信。我就想到了我們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學校，有父母，有老師願意這樣傾聽，她就不必千裏迢迢的嚮我傾訴。這正是教師、傢長，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職責：傾聽我們的孩子的內心傾訴的職責。其實孩子把心裏話嚮你講，講完了，把鬱積在心、解不開的許多情緒發泄出來了，心裏舒坦了，該怎麽做，她自己就明白了，並不需要我們成年人去指點什麽，教師有的時候就是需要簡簡單單地扮演這樣一個傾聽者的角色。這說起來簡單，卻也不簡單：因為它需要一顆尊重學生、理解學生的愛心。這個遼寧的女孩，後來高中畢業了，沒有考取理想的大學，而是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我沒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她千裏迢迢的跑到北京來見我一面。她那個失業的母親也跟了來，但是高低不肯進來。我和這個孩子談了一個上午，然後送了一大批書給她。我想這個孩子要見我，也是圓她的最後一個夢。後來那個孩子再也沒和我通信。這樣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學後，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嚮我這個老人傾訴了。我衹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經給了我莫大的幸福：有這樣一些純潔的孩子，他們信任你，願意嚮你襢露內心，你能夠傾聽他們的聲音，和他們進行平等的交談，這本身就實現了一種價值，一種生命的價值，而且是教師所特有的。我與這個女孩子通信的價值絶不亞於我的學術寫作的價值。至少說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學術寫作追求的也就是這樣的心靈的交流。
這就說到了青年學生對於我的學術研究的意義。我的研究從來不能離開年輕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對年輕人說話。提筆寫作的時候我的面前始終閃爍着年輕人渴望的眼光。同時年輕人也參與我的寫作。我的學生都知道我有一種習慣，就是我很喜歡和學生聊天，我的研究課題不是我一個人苦思冥想出來的，常常是在客廳裏面，和學生聊天中産生一個想法，一種思路，然後去研究。在思考過程中，衹要有一個學生或年輕人到我傢，我就會滔滔不絶的和他講：我在研究什麽；在講的過程中學生或年輕人會做出反應，提出意見，也就會深化我的思考。以後，再來一個人，就再講，再討論，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復多次，談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寫出來了。所以說我的學生，年輕人是參與了我的寫作和研究過程的。在我的著作裏，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傢的觀點，而是大量引用學生的一些曾經啓發了我的思考的觀點，就是這個道理。在我看來，教育决不是單嚮的，絶不是老師單方面的輸送給學生，當然主導是老師，但同時學生的反饋，學生提出的問題，本身都會引發老師的思考。學術研究如此，上課也如此。我這次到附中來上課，上了一個多月，儘管我對魯迅作品已經非常熟悉，但備課時，都要重新看，因為心裏存有中學生這樣的對象，重讀的時候，對作品就有新的發現，産生新的解讀。這種解讀實際上有對象存在的潛在因素的影響。另外在和學生交談，在批改學生作業時，學生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對問題的思考，都會引發你對這些問題的新的思考。這是一個雙嚮的運動。所以有人說錢先生你太忙，我們找你談話是不是耽誤你的時間？我總是說：不，因為你和我談話，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這也是我為什麽特別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種理念，就是教學是本質是一種自我發現。教學的過程是學生發現自我的過程，同時也是教師發現自我的過程。這是雙嚮激發的生命運動：學生內心深處最美好的東西被教師激發出來，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自己心靈中最美好的東西也同時激發出來，這樣教與學雙方都達到了一種真實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課中，老師和學生之間有一種精神的交流；上完課雙方的精神都升華了。於是，每上一課，我都有一種期待，因此，上課前也總有一種新鮮感，興奮感，緊張感。我教了那麽多年的書，但每一年在9月1號上第一節課時都非常緊張。我非常重視上第一節課，包括這次到附中來，為了上好第一節課，我在北京就先準備了兩天，並且提前四天到附中來，就是為了要準備好這第一堂課。我為什麽這樣緊張，就是因為心裏沒有底。我在北大上課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學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學生，已經是我孫子輩了，他們能理解我嗎？能和我交流嗎？我和他們之間能有會心的微笑嗎？有還是沒有，關係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學生之間的這種心靈的交流。如果學生木呆呆的聽我講課，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就會覺得我的教育失敗了。為了避免這樣的失敗，就必須作充分的準備，把可能發生的一切，都要預先想好，作精心的設計。我的第一堂課的教案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閑話”。開頭要怎麽講，你要給學生一個什麽“第一印象”，你通過你的一句話，把一個什麽東西傳遞給學生：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課，開頭幾堂課上好了，在師生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感，創造了一種自由交流的氣氛，以後的課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顆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這次到附中上課，大概上到第三次課，當我高聲朗讀魯迅《阿長和〈山海經〉》裏最後一句話：“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他的魂靈！”我看見學生的眼睛發亮了，就知道他們的心靈和我發生共鳴了，就在這一瞬間，魯迅與學生，我與學生，也就是作者、教師與學生之間發生了心靈的相遇，不但這堂課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學生們終於“認可”我這個原來是陌生的多少有點敬畏的大學教授了。於是，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我纔對王棟生老師說：沒問題了。我教了幾十年的書，中學與大學都教過，不知道教了多少屆的學生，差不多每一屆都要經歷這樣一個由陌生、緊張的距離感到心靈溝通的過程。這樣我就始終保持着一種教育的新鮮感，每教一屆學生，甚至每上一堂課，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都面臨着新的挑戰。我自己非常珍惜這樣的新鮮感，我稱之為“黎明感覺”。我知道這很不容易，因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師的工作在內，一旦成為職業，就會産生職業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變成“機器”，變成“油子”，所謂“教書匠”就是這樣的“教書機器”、“老師油子”。坦白地說，我熱愛教師工作，卻恐懼於成為這樣的“教書匠”，因為這涉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一個人的生命存在形態，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覺”的背後，是一顆赤子之心，是一種“永遠年輕”的精神狀態。前幾天我碰到當年教我數學的唐世忠老師，她已經八十多歲了，一見到我就說，錢大頭（當年全校老師同學都這樣稱呼我），你怎麽還是那樣，還像當年南師附中高三丙班的錢理群。大概是這樣吧，雖然我的外貌變老了，頭髮白了，但還是當年那股精神頭兒，我也覺得我的心比較年輕。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於我這一輩子都在教書，都在與青年打交道。你面對的永遠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躍的生命，是渴求知識的年輕人，你從這些赤子身上不斷吸取精神養料，吸取生命的元氣，你就永遠年輕。所謂“教學相長”，這確實不是一句空話。教學就是這樣一個互相促進的過程，不僅教師影響學生的成長，學生也對教師的精神狀態、精神發展産生影響，教師與學生確確實實是共同成長的。“教學相長”是一個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們常說青春是美麗的，而教師這個職業是和青春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說教師也是美麗的。
當然，我們也不必回避：教師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師生涯中就有過這樣的慘烈的記憶。那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經說過，我和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發現學生都非常窮睏，於是就主動地給他們買衣服，買襪子，鞋，對於我來說，這是很自然的，當教師的就應該這麽做；沒想到文革一開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就成了我的一條罪名，有一天我睡覺醒來，看見房間裏面挂着我送給學生的衣服，旁邊寫着“錢理群，還給你的狗皮”幾個大字。當時我就覺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這是我心愛的學生捅的，我真是傷心透了。還有一個班的學生，全是貧下中農的子弟，我對他們的教育可以說是嘔心瀝血，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儘管我自己的處境已經極其糟糕，還是為他們說話。他們畢業的時候，工宣隊告訴他們錢理群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學就要和我劃清界綫，拍畢業照拒絶我參加。衹有一個同學站出來說話：錢老師冒着風險來支持我們，你們這樣對待他，太沒有良心了；並且宣佈：你們不要錢老師照相，我也拒絶照相。他的這一態度使我的流血的心靈多少感到一點欣慰，因此我永遠記着這個學生。但更多的學生卻使我失望，這心靈的創傷老實說至今也沒有完全愈合。因為我清醒地意識到，年輕人永遠是幼稚的，在某種條件下，他們還會做這樣的傷害老師的蠢事。教師這樣的職業，很難避免這樣的不公平的對待。我們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報，有的時候就會遇到這樣一種殘酷的回報。但是儘管這樣，我還要教書，我對學生還是這樣的熱情，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是宿命。不管怎樣，反正我要當老師，我要教書。明知這是一個夢，還要做。因為這是美麗的夢，沒有夢的人生是更加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有人說這是癡夢，癡迷於此，癡心不變，既無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師就是衹能“衹管耕耘，不顧收穫”。我常常想起曹禺劇本裏的一句話：“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這就是生活，教師的生活。我現在退休了，回顧自己一生的教師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讓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讓你笑，這就是生活的真實，教師生活的真實。我們正視它，又永遠擺脫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種纏繞，而生命的真實意義正實現在這種纏繞之中。
我要匯報的第二個題目：我的中學教育觀。大傢都是中學老師，但是大傢有沒有認真想過，中學是幹什麽的？中學的功能是什麽？中學和小學、大學的區別在哪裏？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做許多文章。我想中學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點外，由於它的教育對象是中學生，就又有了一些獨有的特點。這就需要進一步追問：中學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發展中處於什麽地位？是什麽階段，他有什麽特點？我們教育對象的特點，决定了我們教育的意義，性質和價值。這裏我想介紹深圳育纔中學的一位語文老師嚴凌君的一些觀點。他編了一套書《青春讀本》，我給他做了一個3萬字的長序。我為什麽花這麽大力氣給一位中學老師做序了？而且這是我主動做的，這是為什麽了，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師。他提了一些有價值的理念。我很贊同他的一些理念。我下面說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發揮。他是這樣一種概念。他說成長之美，成長的感覺和成長的權力。他說中學生正處在一個成長的時間，一個人的成長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所有動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長的動物。人的學習生存技能實踐最長。從出生到大學要幾十年的學習。所以成長什麽意思了？就是在學習期間他的任務就是學習成長。然後再為社會做貢獻。而成長本身就是成長的美和成長的感覺。成長的感覺在外人看來是一種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喜悅。但是在自己看來是蛹蟲化蝶的那種痛苦，和新鳥破殼的那種掙紮。所以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成長的幸福，同時有成長的痛苦和成長的掙紮。他強調，學生，青少年在成長中他有成長的權力。什麽成長的權力了，就是探索、發現和成長的權力。因為中學生他面對的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種赤字之心，一種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們的教育要保留這樣的好奇心。保留這樣一種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隨便的把他給抹殺掉，或者把這個權力給剝奪了。把學生好奇、探索、追求這樣一種權力給抹殺掉。所以他提出來要把屬於孩子的歡樂還給他。現在的孩子天空越來越小了，他們沒有仰望星空的權力，尤其是城裏的孩子？他整天被數不清楚的學習的壓力，數不清楚的書本壓着，他的眼睛裏就是書，沒有一個仰望天空的權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探索，一種追求。一種好奇。所以這裏面一種尊重孩子成長的權力，探索的權力，追求的權力。這是他提的一個概念。第二個概念他提出來，青春時代，他有獨立的價值。青春不僅是為成年做準備，不衹是一個過度的階段。其實他學習的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因為這時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夢想，最純的情感，最強的求知欲，我記得有一個說法，說孩子不成熟，青年時期幼稚，不成熟。我們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成熟起來。但是我門常常把孩子青年時期的東西給破壞掉了。包括他的夢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認為拋掉就是成熟。我們常說孩子你別做夢了，等哪天不做夢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國的一位作傢叫施懷德，他說青少年時期許多人都有過獅子般的雄心，但是當成熟後都像老鼠一樣活着。什麽原因了，說他們成熟了。所以他給成熟下了一個定義叫貧乏、屈從和遲鈍。本來年輕時他是豐富的，到了成熟時貧乏了，本來是反抗的，成熟時屈從了，本來是敏感的，我們把他變遲鈍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時的本身的價值。青春就是一種價值，教育變成把青春價值否定掉，消極掉，把他變成所謂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認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是永遠的價值。青春時期就是追求一種理想。我覺得概括的說叫青春精神，我覺得附中就有這種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麽了？是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喜愛事業的嚮往和想象；對人類自然宇宙的大關懷；對未知事業的好奇心；由此貫穿了銳意激情生命活力；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遠不滿足現狀的一種批判創造的精神，簡單說就是一種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時期中學生正好是這個時期，是他本能的這個時期。他本能的就有這種青春精神，而我們的教育要培育這種青春精神，使他成為終身發展的一個堅實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種方法去戕滅這些、傷害這些青春的基本東西。讓他們所謂的成熟起來。實際上聯繫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麽認識青春，我們的對象年輕人有青春時期的特點。他還提出來精神生活有兩種，一種平面的生活，一種立體的生活。什麽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體的時空限製，是偏於物質的，是我們每天過的生活。他受時間空間的限製；還有一種生活是超越時空的，不受時空界限的，是一種精神空間。具體到我們的中學生對象來說，因為中學時期受時空限製更大，孩子麽，主要就是學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腳狹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第二生活給他擴大起來。第二生活，可以讀書，通過讀書來打破時空界限，使他過一種精神的生活。這是中學時代的特點。相對來講他的第一生活比較簡單，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給他豐富起來。而中學的教育真是要訓導學生讀書，讀好書來打破時空的一個界限，來豐富他的精神生活。而為他一生的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所以這樣三個概念：尋找權力的概念，青春獨立價值的概念，以及人的兩種生活，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概念。這樣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學階段所擔負的作用。中學教育應當擔負起建造人的精神傢園的這樣一個功能。人是需要有精神傢園的，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在校期間，讀書期間，你給他打下兩個底子，一個是終身讀書學習的一個底子；學習是終身的，但是中學是打基礎的時候，給他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我常說，你的語文教育如果使學生喜歡讀書，你的語文教學就成功一大半，給他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教會他終身學習的方法。再一個就是為學生一生的發展打下個精神的底子。這是一個方面，再有一個方面是，人老了以後，他可以回到中學來，像我就回來了，因為人老了他越來越想尋根。又想回到精神傢園來，而最好的精神傢園常常是中學。中學給人留下一個最純潔的東西。象我們這些校友老在一起聚會，有的時候不僅僅談附中，有時候在一起玩，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特別是附中這樣一所名校，他影響了人的一生。這個別的老師很難做到，能影響人的一生，這個在我理解這是一個主要的功能。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把中學美化的什麽樣，中學老師有很多苦悶。雖然我是大學教授，可我多少還是能領會一點的。下面念幾封信吧，是青年教師和我的通訊。很多年前有一位剛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的年輕教師。在華東教書，他起先給我寫信說我一定會堅守崗位┅┅我說好，鼓勵他。過了幾年，他來信說：錢教授我無法忍受下去了。還有一位雲南的教師和我說：我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在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都不願意當中學老師，特別是中學老師。他說教中學語文會把人教“憨”的。他說當你還沒有“憨” （無主觀，無創造力）時還有兩份良知者在中學當語文老師，你會痛苦不堪的，矛盾至極。還有我的好多師範的老師，他說好的老師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的，最差的是兩者都沒有，中間的兩者取一，如果這樣是要有思想，我發現越有思想的老師並不適合在中學生存。後來我回信說，你不要走，中學本來有思想的老師不多，你走了，那孩子們怎麽辦了？後來他最後一封信是我終於要走了，我很慶幸，也很失落。我就這樣離開了我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離開了我的理想，離開了恰恰需要我的這樣的老師的學生。最後寫的是錢老師我衹想告訴你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能快樂的活着（他反過來安慰我）。因你是好人。我無力阻止別人對你的傷害，我衹能說我尊重你，我愛你。我給他回信說。你說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學生說我可愛一樣。都讓我開心，並且感到一種溫馨。我們都是普通人，遇到壓力時衹能默默承受，看到他人受難也衹能無言表示聲援。所以信中所說，“不知該說什麽。”這個“不知該說什麽”讓我深深感動。你終於走了，離開恰恰需要你這樣的老師的學生。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悵。但是相信你還是會關註中國的孩子，他們實在是太應該得到我們的關註了，相信這幾年的教師生涯對你今後的研究發生影響。職業可以變，心卻是可以不變。我還有一封也是剛從大學畢業到中學教書沒有多久的老師。這個老師非常有思想，我很羨慕這個老師。他給我寫了一封非常沉重，也讓我感到震撼的信。他說儘管我認真的教書，但是我沒有做對任何事情。如此學生暑假過了以後，他們畢業後，我甚至會成為他們嘲笑的對象。儘管他們現在對我仍然很尊重。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現實將不費摧毀之力將撕碎我苦心建立起來的一切。這是一個巨大的冷漠，無動於衷。因此我也想起了同為人師的你，他說我知道你的課很受歡迎，你的著作都是暢銷書，但你的演講和著作在你的聽衆和讀者心中所引起的並非是一種痛感的共鳴。不過是一種快感的消遣。因為他們在社會中不滿，所以想聽你發表不滿，於是他們得到點快樂。他們是看客的群體，你不過是示衆的材料。事有大有小，你是如此，我站在講臺上也是如此。我常常感覺到，我在講臺上，中學生在看我，我是看客示衆的材料。面對中學生我也不希望喚起他們太大的痛感。力圖培養他們一點純美的情趣。一點對國傢起碼的責任心，在小是小非上有一點獨立的判斷力。而我的處境如你在北大的尷尬一樣，在我們把他看着需要開化的觀衆的時候，他們把我們置於瘋子行列的前沿。本質上你的學生，你的讀者和我的學生都不乏心靈的善良。然而他們可能對我們産生喜愛和尊重，至少在理智上認可我們，但是他們不會有真正的行動。與這樣一個無動於衷的理智和行動相比，感情的親近又是一個多麽脆弱的事情。這個老師很敏感，他提出一個根本的東西，像我們這樣理想主義的老師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我這樣回答他，其實你所說的我並非不知道，我早就清醒的看到，在我們這個充滿看客遊戲的國度，一切嚴肅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都會變成哈哈一笑。因此每次上課、演說，在興奮之餘也會有種無聊感，但你的來信仍讓我震動。他再次讓我看清自己的真實處境。你剛上教學崗位，就有這樣的感悟，真讓我感到心酸。而中學生會成為看客，學生比老師，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懂世故，這個事實更加觸目驚心。學生比我們世故的多，我可以再舉一個事實，來證實此說的並非誇大其詞。一位廣東的中學語文老師把學生寫的優秀作文編成一本學生的雜志寄給我，我看了非常感興趣，就寫信給他表達了我敬意和支持。但他來信告訴我說，在學校大多數老師和同學眼裏，他是一個瘋子，有的人欣賞他，也衹是因為他天真的可笑。他辦這個雜志，就有有關部門還找他談話。這大概就是你、我、他一切有理想的有思考的教師的共同命運。你說在中學裏我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對此能夠理解，並深有同感。你說的對，我們讀者、聽衆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們現在成為看客，對我們的拒絶是社會教育的結果。而現實生活的邏輯，比我們在課堂上所講的思想文化的邏輯要有力的多，這幾乎是信奉教育至上的人的共同悲劇。因此當我們直面自己尷尬處境的時候，必須對自己的教育理想主義有充分的認識。中國所面臨的是整個社會的全面改造。離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單項的教育改革是很難奏效的。對這點我們必須有很清醒的認識。就一個有限的生命個體所發揮的就更加微弱。幾乎是不存在什麽希望的。你說一個很渺小的教師，我們都是普通人，你能發揮的作用很有限的。所以我們是衹顧耕耘，而無法預知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尋求某種價值和意義。當時給這個老師寫信的時候，我正在編《新語文讀本》，其中有一篇，有這麽一個情節：“童年生活結束了，其中一個孩子死了，在安葬的路上，其中的一個孩子，發表了演說。他說我們曾經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因此留下了一個世界上最崇高、最強烈、最艱苦的一個時代。以後我們將怎樣生活。生活很可能使我們當中許多人變成惡人，變成壞人。儘管這樣，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神聖的、美好的童年生活。那麽這個壞人可能在臨刑之前，他會感到心裏有點暖意。” 我們的老師的意義和價值就是成為孩子童年記憶中最美好的瞬間記憶價值。所以這有個概念，就是教師意義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就在於使自己成為學生記憶中神聖瞬間的那樣一個價值。我在北大上課有這樣一個過程。在80年代，學生認同我的觀點，我和學生之間能産生共鳴。到90年代，他對我的那種信念不是很認同。但是還是喜歡我的課程。在畢業的時候，學生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錢老師我們非常喜歡你的課，我們所有同學都喜歡你的課。你的課顯示一種生命存在方式。告訴我們人可以那樣生活。人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教學當作一種生命。一種充滿理想的，人可以那樣的生活。這個本身讓我們感動，這就是一種價值。以後我們不會像你那樣生活，但是你讓我們感到一種生命，一種價值。所以一個好的老師，一個好的教授他會對學生有一種精神上的輻射。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教師的價值。
2004年4月14日 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附中論壇”上的講話
我這次來附中實際上是圓一個夢。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時候，有學生問我退休後幹什麽？我說我退休後第一件大事要回貴州去一趟，因為當年我在貴州教了十八年的書。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來。去年到今年總算幹完了這兩件大事情。回歸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師夢。前幾天我和中學同學聚會，一位女同學談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們畢業時，全校舉行過一次以“我的夢想”為題的演講比賽。我獲得了第一名，題目是“我的兒童文學家夢”，第二名就是這位女同學，講她的夢想是要當一名鄉村女教師。但夢的實現卻非常麯折：１９５６年做夢，一直到了文革之後，纔勉強圓了這個夢。也就是說，為了要做一名中學老師，竟然奮鬥了幾十年。我聽了自是感慨萬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過一個夢：回附中當老師。當時我在貴州一所中等專業學校教書，想調回南京，這自然是無法實現的夢想。而且就是在貴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絶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沒有資格當。文革中這就成了一條罪狀，說早就看穿了你要想爭奪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國想做一位老師，竟有這麽難！後來我想，不讓我當老師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說明教師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響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國傢民族的未來。這是一種權力，有的人就是不願意有自己的獨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師的權力，於是，我為了實現自己的教師夢，就不能不奮鬥幾十年。
說起來最早做這樣的夢，還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我是中央大學附小（今天的南師附小）的學生。學校出墻報，有一個醒目的標題：“ 長大了做什麽”。我還記得是教我們美術的楊宏毅老師畫了好多畫：飛行員，教師，科學家，工人，農民，等等。然後每個同學在相應的欄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當時填的就是教師。我第一次做教師也是在南師附小，學校受陶行知、陳鶴琴的影響很大，號召學生當“小先生”。解放初期還有好多兒童是流浪兒，我們就把他們聚集起來，辦小先生學校，由我當校長。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吳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對我說：錢理群，我們要辦一個小先生班，現在學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學校的校長。我當時都嚇壞了，連忙問：老師怎麽當啊？！吳先生看了我一眼說：你自己想吧。說完就走了。後來我纔懂得，這是真正的教育藝術：對你表示一種信任，你自會産生自信，自己想辦法剋服睏難，而這正是做一個教師最重要的品質。後來我就果真鼓起勇氣當了這個小先生學校的校長，而且幹得很不錯。我現在還記得，有個學生是賣冰棒的，畢業時還畫了一幅畫送給我，上面寫着“送給敬愛的錢老師”幾個字。也就是說，我還在小學六年級就被稱作“錢老師”了，一直到現在還是“錢老師”，並且頗以這樣的稱呼為豪。
我真正當老師，是在大學畢業分配到貴州安順地區衛生學校教書。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的一個巨大轉折。你想我從北京一直下到最邊遠的貴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饑餓的年代，而且在中等專業學校教語文，學生根本沒有心思學。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讓考。怎麽辦？我當時做了一個選擇，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可以叫自我設計，這個設計幾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兩個層面。首先是客觀條件已經具備、衹要主觀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環境多惡劣，反正我是教師，我就做一個最受歡迎的語文老師。這是一個現實的目標。同時我定了第二個目標，就是現實條件不具備的，而且不知道什麽時候具備，需要等待的，要做準備的一個更大的理想。當時我的更大理想一個是到南師附中教書，第二個目標就是到北大教書，講“我的魯迅觀”。我先為實現現實的理想而努力，當時年輕，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學生宿舍，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不讓我當班主任，我就做一個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學生一來我就先看學生入學照片，把他們全都記熟了，主動上門和每一個學生聊天，瞭解他們的基本狀況，以後又編寫學生學習檔案，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後來文革中“對學生太熱情”也成了我的一條罪狀。我還和學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這樣我很快就成為這個學校最受歡迎的老師，但卻害了學生：文革開始時到處挖“ 三傢村”，我們學校以我為首就挖了四、五個“三傢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編墻報的，等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就是在和這些學生的共同生活當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我常常想，如果沒有這樣一些學生，我肯定很難在貴州堅持18年，更難度過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可以說我是和這些貴州的學生結下了患難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後來到了北大，我還和他們保持聯繫。我常常說我這個學者有兩個精神基地，一個是北大，一個是貴州，其聯繫紐帶就是青年學生。我去年去貴州講學，以前衛校的學生，在電視上看到我，就立刻到電視臺打聽我的地址，然後就聚集了好幾位同學，還有的從幾百裏外趕到貴陽來看我，他們說我們畢業以後不僅是衛生業務上的骨幹，同時我們的文章也寫得很好，很受領導重視，這得感謝你當年對我們語文能力的訓練。這倒是真的：這批學生是調幹生，入學時衹有小學畢業水平，我從初一語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確實把他們帶出來了。但他們到現在還記得我，這一點仍然讓我感動。文革結束後，我考上了研究生，就離開了這批學生。——這就說到了我的第二個理想的夢：要到北大講魯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歲時，纔被允許考研究生，而且衹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但其實我已經準備了十八年：從２１歲到貴州教書那一天起，我就利用業餘時間，研讀魯迅作品，寫了上百萬字的筆記。正是靠這長期的積纍，我終於趕上了最後一班車。有人問我，如果你當年沒有考上，現在還是貴州安順的語文老師，你會怎麽樣？當然我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在學術研究上得到發揮，但我還是會安心地在那裏做一名稱職而出色的語文老師，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價值。
實際上我現在還是老師，衹不過是在大學任教而已。更準確地說，我現在有兩個身份，一是教師，二是學者；但對於我來說，教師始終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場合，都反復強調，希望人們把錢理群首先看作是一個教師。我這個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師情結，天生的就是當教師的料。我寫過一本書，題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歡做教師，好為人師。我見到年輕人就忍不住要和他們說話，有一種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邊都有一大群年輕人。對我來說，最快樂的事就是和年輕人聊天，有天大的煩惱，一和年輕人聊起來，就什麽都忘了。如果真要懲罰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殘酷的辦法就是將我與年輕人隔離開來。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喜歡和年輕人打交道到了什麽程度：僅僅在北大教書，到許多學校講學都滿足不了我的教師癮，我還通過通訊的方式和全國各地的讀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沒有見過面的學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這裏不妨舉幾個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來信。他表達的是對北大的一種嚮往，我就很熱情的寄了一本我編的北大的書給他。於是他又給我寫信，說：“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偽裝什麽，今天在我收到你寄來的書時我哭了。原來幸福時也可以流淚，而且這種感覺很美，很美。沒有想到你竟然也記得我們，因為我們之間近似於陌生人。你離我們是那樣的遙遠。但當我拿起這本書時，卻覺得你無比的熟悉而親切。也許你覺得你衹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們喜歡北大，而你就送我們一本關於北大的書，也許你把我們當成一群追夢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讓我們離夢更接近一點。但是，你難以想象，這本書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波瀾。在學校很少有老師喜歡我。三年中認識我的老師有也不過一、二人，而這一、二人也衹記得是某某人這個名字，而不是我這個人。在學校我幾乎不招呼老師，因為師德有問題的老師被我所鄙視。而在喜歡的老師面前我往往是手足無措。當他們快要經過我的身旁時，我很緊張，把頭埋得很低。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好學生，沒有資格叫他們，甚至怕褻瀆了‘老師好’這三個字。當他們走遠時我纔會擡起頭望他們的背影。我心裏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許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當時的心情决不是感動二字能概述的。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人在自殺時僅僅因為想起美術老師對他的贊揚的幾句話，而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决心重新生活。以前總懷疑它的真實性，我現在明白了，真的有時衹是對別人說一句話，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這個人的變化。就像你對我，你讓我知道應該怎樣的去面對我的學生。（看來這個人現在當老師。）做你的學生真好，他們時常會被感動。這樣他們心靈會永遠充滿愛心與感激。”我立刻給他回了一封信：“你的來信讓我感動，字裏行間充滿了愛，不衹是你我之間，我們應該用這樣的愛對待周圍所有的人。這裏有一種心靈的溝通。我們這個社會太需要這樣的溝通了。從信中看你現在是位老師。你說你知道應該怎樣去面對你的學生。這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來，教育的本質就是將學生內心深處的善良、智慧等等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加以培育和升華，以此來壓抑人的內在的惡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觀，人是善惡並存的。問題是我們要‘揚’什麽，‘棄’什麽。而善的激發，是需要一種愛心的。這種愛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話說是毫不經意的，而不是一種着意的表演。而當下社會裏，這樣的愛的表演實在是太多了。你的來信引發了我的思考。謝謝。”——這樣的通信，實際上是一種相互激勵，相互間愛心的傳遞。想想看，作為一個教師，如果我們每天都能和年輕人進行這樣的心靈的溝通，那是一件多麽幸福、多麽美好的事情！
這裏，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一位遼寧的女孩，她父親是一個工人，她的母親已經下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說：錢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學校裏遇見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學習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師因為我沒有關係，沒把我分到重點班。我受不瞭瞭，我想自殺。當我看到最後這幾句話，簡直嚇壞了，我想，這孩子真要自殺這怎麽辦？但是仔細一看，這封信是用了很美麗的信箋寫的，這孩子如此的愛美，大概還不會自殺。於是趕緊給她寫信，安慰她，鼓勵她，給她講道理。以後這孩子幾乎每星期給我寫一封信，傾訴她內心的一切。就這麽聯繫了很長時間，這裏保留了我寫給她的一封回信：“你寫給我的信都收到了。因為事情忙，前不久還外出開會，沒有及時給你寫信，請原諒。謝謝你對我的信任，隨時把你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講給我聽。我也願意這樣聽你講話。衹是有時不能立刻給你回應。不過請你相信，遠方有一位老人，總是在傾聽，並且理解你”。這件事引起了我長久的思考：她為什麽要這麽頻繁的來信？我由此聯想到現在的青少年，特別到了中學階段他的內心有一種傾訴欲望。可惜的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們，常常不願意傾聽他們講話，傾聽他們的心聲，這個時候就衹能到我這樣一個住在非常遙遠的地方的老人這裏傾訴。為什麽呢？第一我願意聽她的，第二我絶對尊重她，並且替她保密，我不會因為她和我說了什麽話，而去損害她，這樣她就有一種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這也不是一個辦法，因為有很多很多這樣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這樣給他們寫信。我就想到了我們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學校，有父母，有老師願意這樣傾聽，她就不必千裏迢迢的嚮我傾訴。這正是教師、傢長，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的職責：傾聽我們的孩子的內心傾訴的職責。其實孩子把心裏話嚮你講，講完了，把鬱積在心、解不開的許多情緒發泄出來了，心裏舒坦了，該怎麽做，她自己就明白了，並不需要我們成年人去指點什麽，教師有的時候就是需要簡簡單單地扮演這樣一個傾聽者的角色。這說起來簡單，卻也不簡單：因為它需要一顆尊重學生、理解學生的愛心。這個遼寧的女孩，後來高中畢業了，沒有考取理想的大學，而是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我沒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她千裏迢迢的跑到北京來見我一面。她那個失業的母親也跟了來，但是高低不肯進來。我和這個孩子談了一個上午，然後送了一大批書給她。我想這個孩子要見我，也是圓她的最後一個夢。後來那個孩子再也沒和我通信。這樣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學後，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嚮我這個老人傾訴了。我衹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經給了我莫大的幸福：有這樣一些純潔的孩子，他們信任你，願意嚮你襢露內心，你能夠傾聽他們的聲音，和他們進行平等的交談，這本身就實現了一種價值，一種生命的價值，而且是教師所特有的。我與這個女孩子通信的價值絶不亞於我的學術寫作的價值。至少說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學術寫作追求的也就是這樣的心靈的交流。
這就說到了青年學生對於我的學術研究的意義。我的研究從來不能離開年輕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對年輕人說話。提筆寫作的時候我的面前始終閃爍着年輕人渴望的眼光。同時年輕人也參與我的寫作。我的學生都知道我有一種習慣，就是我很喜歡和學生聊天，我的研究課題不是我一個人苦思冥想出來的，常常是在客廳裏面，和學生聊天中産生一個想法，一種思路，然後去研究。在思考過程中，衹要有一個學生或年輕人到我傢，我就會滔滔不絶的和他講：我在研究什麽；在講的過程中學生或年輕人會做出反應，提出意見，也就會深化我的思考。以後，再來一個人，就再講，再討論，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復多次，談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寫出來了。所以說我的學生，年輕人是參與了我的寫作和研究過程的。在我的著作裏，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傢的觀點，而是大量引用學生的一些曾經啓發了我的思考的觀點，就是這個道理。在我看來，教育决不是單嚮的，絶不是老師單方面的輸送給學生，當然主導是老師，但同時學生的反饋，學生提出的問題，本身都會引發老師的思考。學術研究如此，上課也如此。我這次到附中來上課，上了一個多月，儘管我對魯迅作品已經非常熟悉，但備課時，都要重新看，因為心裏存有中學生這樣的對象，重讀的時候，對作品就有新的發現，産生新的解讀。這種解讀實際上有對象存在的潛在因素的影響。另外在和學生交談，在批改學生作業時，學生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對問題的思考，都會引發你對這些問題的新的思考。這是一個雙嚮的運動。所以有人說錢先生你太忙，我們找你談話是不是耽誤你的時間？我總是說：不，因為你和我談話，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這也是我為什麽特別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種理念，就是教學是本質是一種自我發現。教學的過程是學生發現自我的過程，同時也是教師發現自我的過程。這是雙嚮激發的生命運動：學生內心深處最美好的東西被教師激發出來，在這一過程中，教師自己心靈中最美好的東西也同時激發出來，這樣教與學雙方都達到了一種真實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課中，老師和學生之間有一種精神的交流；上完課雙方的精神都升華了。於是，每上一課，我都有一種期待，因此，上課前也總有一種新鮮感，興奮感，緊張感。我教了那麽多年的書，但每一年在9月1號上第一節課時都非常緊張。我非常重視上第一節課，包括這次到附中來，為了上好第一節課，我在北京就先準備了兩天，並且提前四天到附中來，就是為了要準備好這第一堂課。我為什麽這樣緊張，就是因為心裏沒有底。我在北大上課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學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學生，已經是我孫子輩了，他們能理解我嗎？能和我交流嗎？我和他們之間能有會心的微笑嗎？有還是沒有，關係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學生之間的這種心靈的交流。如果學生木呆呆的聽我講課，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就會覺得我的教育失敗了。為了避免這樣的失敗，就必須作充分的準備，把可能發生的一切，都要預先想好，作精心的設計。我的第一堂課的教案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閑話”。開頭要怎麽講，你要給學生一個什麽“第一印象”，你通過你的一句話，把一個什麽東西傳遞給學生：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課，開頭幾堂課上好了，在師生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感，創造了一種自由交流的氣氛，以後的課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顆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這次到附中上課，大概上到第三次課，當我高聲朗讀魯迅《阿長和〈山海經〉》裏最後一句話：“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他的魂靈！”我看見學生的眼睛發亮了，就知道他們的心靈和我發生共鳴了，就在這一瞬間，魯迅與學生，我與學生，也就是作者、教師與學生之間發生了心靈的相遇，不但這堂課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學生們終於“認可”我這個原來是陌生的多少有點敬畏的大學教授了。於是，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我纔對王棟生老師說：沒問題了。我教了幾十年的書，中學與大學都教過，不知道教了多少屆的學生，差不多每一屆都要經歷這樣一個由陌生、緊張的距離感到心靈溝通的過程。這樣我就始終保持着一種教育的新鮮感，每教一屆學生，甚至每上一堂課，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開始，都面臨着新的挑戰。我自己非常珍惜這樣的新鮮感，我稱之為“黎明感覺”。我知道這很不容易，因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師的工作在內，一旦成為職業，就會産生職業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變成“機器”，變成“油子”，所謂“教書匠”就是這樣的“教書機器”、“老師油子”。坦白地說，我熱愛教師工作，卻恐懼於成為這樣的“教書匠”，因為這涉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一個人的生命存在形態，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覺”的背後，是一顆赤子之心，是一種“永遠年輕”的精神狀態。前幾天我碰到當年教我數學的唐世忠老師，她已經八十多歲了，一見到我就說，錢大頭（當年全校老師同學都這樣稱呼我），你怎麽還是那樣，還像當年南師附中高三丙班的錢理群。大概是這樣吧，雖然我的外貌變老了，頭髮白了，但還是當年那股精神頭兒，我也覺得我的心比較年輕。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結於我這一輩子都在教書，都在與青年打交道。你面對的永遠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躍的生命，是渴求知識的年輕人，你從這些赤子身上不斷吸取精神養料，吸取生命的元氣，你就永遠年輕。所謂“教學相長”，這確實不是一句空話。教學就是這樣一個互相促進的過程，不僅教師影響學生的成長，學生也對教師的精神狀態、精神發展産生影響，教師與學生確確實實是共同成長的。“教學相長”是一個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們常說青春是美麗的，而教師這個職業是和青春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說教師也是美麗的。
當然，我們也不必回避：教師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師生涯中就有過這樣的慘烈的記憶。那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經說過，我和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發現學生都非常窮睏，於是就主動地給他們買衣服，買襪子，鞋，對於我來說，這是很自然的，當教師的就應該這麽做；沒想到文革一開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就成了我的一條罪名，有一天我睡覺醒來，看見房間裏面挂着我送給學生的衣服，旁邊寫着“錢理群，還給你的狗皮”幾個大字。當時我就覺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這是我心愛的學生捅的，我真是傷心透了。還有一個班的學生，全是貧下中農的子弟，我對他們的教育可以說是嘔心瀝血，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儘管我自己的處境已經極其糟糕，還是為他們說話。他們畢業的時候，工宣隊告訴他們錢理群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學就要和我劃清界綫，拍畢業照拒絶我參加。衹有一個同學站出來說話：錢老師冒着風險來支持我們，你們這樣對待他，太沒有良心了；並且宣佈：你們不要錢老師照相，我也拒絶照相。他的這一態度使我的流血的心靈多少感到一點欣慰，因此我永遠記着這個學生。但更多的學生卻使我失望，這心靈的創傷老實說至今也沒有完全愈合。因為我清醒地意識到，年輕人永遠是幼稚的，在某種條件下，他們還會做這樣的傷害老師的蠢事。教師這樣的職業，很難避免這樣的不公平的對待。我們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報，有的時候就會遇到這樣一種殘酷的回報。但是儘管這樣，我還要教書，我對學生還是這樣的熱情，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是宿命。不管怎樣，反正我要當老師，我要教書。明知這是一個夢，還要做。因為這是美麗的夢，沒有夢的人生是更加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有人說這是癡夢，癡迷於此，癡心不變，既無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師就是衹能“衹管耕耘，不顧收穫”。我常常想起曹禺劇本裏的一句話：“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這就是生活，教師的生活。我現在退休了，回顧自己一生的教師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讓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讓你笑，這就是生活的真實，教師生活的真實。我們正視它，又永遠擺脫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種纏繞，而生命的真實意義正實現在這種纏繞之中。
我要匯報的第二個題目：我的中學教育觀。大傢都是中學老師，但是大傢有沒有認真想過，中學是幹什麽的？中學的功能是什麽？中學和小學、大學的區別在哪裏？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做許多文章。我想中學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點外，由於它的教育對象是中學生，就又有了一些獨有的特點。這就需要進一步追問：中學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發展中處於什麽地位？是什麽階段，他有什麽特點？我們教育對象的特點，决定了我們教育的意義，性質和價值。這裏我想介紹深圳育纔中學的一位語文老師嚴凌君的一些觀點。他編了一套書《青春讀本》，我給他做了一個3萬字的長序。我為什麽花這麽大力氣給一位中學老師做序了？而且這是我主動做的，這是為什麽了，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師。他提了一些有價值的理念。我很贊同他的一些理念。我下面說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發揮。他是這樣一種概念。他說成長之美，成長的感覺和成長的權力。他說中學生正處在一個成長的時間，一個人的成長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所有動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長的動物。人的學習生存技能實踐最長。從出生到大學要幾十年的學習。所以成長什麽意思了？就是在學習期間他的任務就是學習成長。然後再為社會做貢獻。而成長本身就是成長的美和成長的感覺。成長的感覺在外人看來是一種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喜悅。但是在自己看來是蛹蟲化蝶的那種痛苦，和新鳥破殼的那種掙紮。所以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成長的幸福，同時有成長的痛苦和成長的掙紮。他強調，學生，青少年在成長中他有成長的權力。什麽成長的權力了，就是探索、發現和成長的權力。因為中學生他面對的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種赤字之心，一種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們的教育要保留這樣的好奇心。保留這樣一種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隨便的把他給抹殺掉，或者把這個權力給剝奪了。把學生好奇、探索、追求這樣一種權力給抹殺掉。所以他提出來要把屬於孩子的歡樂還給他。現在的孩子天空越來越小了，他們沒有仰望星空的權力，尤其是城裏的孩子？他整天被數不清楚的學習的壓力，數不清楚的書本壓着，他的眼睛裏就是書，沒有一個仰望天空的權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探索，一種追求。一種好奇。所以這裏面一種尊重孩子成長的權力，探索的權力，追求的權力。這是他提的一個概念。第二個概念他提出來，青春時代，他有獨立的價值。青春不僅是為成年做準備，不衹是一個過度的階段。其實他學習的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因為這時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夢想，最純的情感，最強的求知欲，我記得有一個說法，說孩子不成熟，青年時期幼稚，不成熟。我們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成熟起來。但是我門常常把孩子青年時期的東西給破壞掉了。包括他的夢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認為拋掉就是成熟。我們常說孩子你別做夢了，等哪天不做夢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國的一位作傢叫施懷德，他說青少年時期許多人都有過獅子般的雄心，但是當成熟後都像老鼠一樣活着。什麽原因了，說他們成熟了。所以他給成熟下了一個定義叫貧乏、屈從和遲鈍。本來年輕時他是豐富的，到了成熟時貧乏了，本來是反抗的，成熟時屈從了，本來是敏感的，我們把他變遲鈍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時的本身的價值。青春就是一種價值，教育變成把青春價值否定掉，消極掉，把他變成所謂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認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種價值，而這種價值是永遠的價值。青春時期就是追求一種理想。我覺得概括的說叫青春精神，我覺得附中就有這種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麽了？是對真善美的追求；對喜愛事業的嚮往和想象；對人類自然宇宙的大關懷；對未知事業的好奇心；由此貫穿了銳意激情生命活力；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遠不滿足現狀的一種批判創造的精神，簡單說就是一種獨立、自由、批判、創造，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時期中學生正好是這個時期，是他本能的這個時期。他本能的就有這種青春精神，而我們的教育要培育這種青春精神，使他成為終身發展的一個堅實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種方法去戕滅這些、傷害這些青春的基本東西。讓他們所謂的成熟起來。實際上聯繫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麽認識青春，我們的對象年輕人有青春時期的特點。他還提出來精神生活有兩種，一種平面的生活，一種立體的生活。什麽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體的時空限製，是偏於物質的，是我們每天過的生活。他受時間空間的限製；還有一種生活是超越時空的，不受時空界限的，是一種精神空間。具體到我們的中學生對象來說，因為中學時期受時空限製更大，孩子麽，主要就是學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腳狹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第二生活給他擴大起來。第二生活，可以讀書，通過讀書來打破時空界限，使他過一種精神的生活。這是中學時代的特點。相對來講他的第一生活比較簡單，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給他豐富起來。而中學的教育真是要訓導學生讀書，讀好書來打破時空的一個界限，來豐富他的精神生活。而為他一生的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所以這樣三個概念：尋找權力的概念，青春獨立價值的概念，以及人的兩種生活，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概念。這樣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學階段所擔負的作用。中學教育應當擔負起建造人的精神傢園的這樣一個功能。人是需要有精神傢園的，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在校期間，讀書期間，你給他打下兩個底子，一個是終身讀書學習的一個底子；學習是終身的，但是中學是打基礎的時候，給他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我常說，你的語文教育如果使學生喜歡讀書，你的語文教學就成功一大半，給他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教會他終身學習的方法。再一個就是為學生一生的發展打下個精神的底子。這是一個方面，再有一個方面是，人老了以後，他可以回到中學來，像我就回來了，因為人老了他越來越想尋根。又想回到精神傢園來，而最好的精神傢園常常是中學。中學給人留下一個最純潔的東西。象我們這些校友老在一起聚會，有的時候不僅僅談附中，有時候在一起玩，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特別是附中這樣一所名校，他影響了人的一生。這個別的老師很難做到，能影響人的一生，這個在我理解這是一個主要的功能。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把中學美化的什麽樣，中學老師有很多苦悶。雖然我是大學教授，可我多少還是能領會一點的。下面念幾封信吧，是青年教師和我的通訊。很多年前有一位剛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的年輕教師。在華東教書，他起先給我寫信說我一定會堅守崗位┅┅我說好，鼓勵他。過了幾年，他來信說：錢教授我無法忍受下去了。還有一位雲南的教師和我說：我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在中國，最優秀的人才都不願意當中學老師，特別是中學老師。他說教中學語文會把人教“憨”的。他說當你還沒有“憨” （無主觀，無創造力）時還有兩份良知者在中學當語文老師，你會痛苦不堪的，矛盾至極。還有我的好多師範的老師，他說好的老師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的，最差的是兩者都沒有，中間的兩者取一，如果這樣是要有思想，我發現越有思想的老師並不適合在中學生存。後來我回信說，你不要走，中學本來有思想的老師不多，你走了，那孩子們怎麽辦了？後來他最後一封信是我終於要走了，我很慶幸，也很失落。我就這樣離開了我所熱愛的教育事業。離開了我的理想，離開了恰恰需要我的這樣的老師的學生。最後寫的是錢老師我衹想告訴你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能快樂的活着（他反過來安慰我）。因你是好人。我無力阻止別人對你的傷害，我衹能說我尊重你，我愛你。我給他回信說。你說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學生說我可愛一樣。都讓我開心，並且感到一種溫馨。我們都是普通人，遇到壓力時衹能默默承受，看到他人受難也衹能無言表示聲援。所以信中所說，“不知該說什麽。”這個“不知該說什麽”讓我深深感動。你終於走了，離開恰恰需要你這樣的老師的學生。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悵。但是相信你還是會關註中國的孩子，他們實在是太應該得到我們的關註了，相信這幾年的教師生涯對你今後的研究發生影響。職業可以變，心卻是可以不變。我還有一封也是剛從大學畢業到中學教書沒有多久的老師。這個老師非常有思想，我很羨慕這個老師。他給我寫了一封非常沉重，也讓我感到震撼的信。他說儘管我認真的教書，但是我沒有做對任何事情。如此學生暑假過了以後，他們畢業後，我甚至會成為他們嘲笑的對象。儘管他們現在對我仍然很尊重。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現實將不費摧毀之力將撕碎我苦心建立起來的一切。這是一個巨大的冷漠，無動於衷。因此我也想起了同為人師的你，他說我知道你的課很受歡迎，你的著作都是暢銷書，但你的演講和著作在你的聽衆和讀者心中所引起的並非是一種痛感的共鳴。不過是一種快感的消遣。因為他們在社會中不滿，所以想聽你發表不滿，於是他們得到點快樂。他們是看客的群體，你不過是示衆的材料。事有大有小，你是如此，我站在講臺上也是如此。我常常感覺到，我在講臺上，中學生在看我，我是看客示衆的材料。面對中學生我也不希望喚起他們太大的痛感。力圖培養他們一點純美的情趣。一點對國傢起碼的責任心，在小是小非上有一點獨立的判斷力。而我的處境如你在北大的尷尬一樣，在我們把他看着需要開化的觀衆的時候，他們把我們置於瘋子行列的前沿。本質上你的學生，你的讀者和我的學生都不乏心靈的善良。然而他們可能對我們産生喜愛和尊重，至少在理智上認可我們，但是他們不會有真正的行動。與這樣一個無動於衷的理智和行動相比，感情的親近又是一個多麽脆弱的事情。這個老師很敏感，他提出一個根本的東西，像我們這樣理想主義的老師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我這樣回答他，其實你所說的我並非不知道，我早就清醒的看到，在我們這個充滿看客遊戲的國度，一切嚴肅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都會變成哈哈一笑。因此每次上課、演說，在興奮之餘也會有種無聊感，但你的來信仍讓我震動。他再次讓我看清自己的真實處境。你剛上教學崗位，就有這樣的感悟，真讓我感到心酸。而中學生會成為看客，學生比老師，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懂世故，這個事實更加觸目驚心。學生比我們世故的多，我可以再舉一個事實，來證實此說的並非誇大其詞。一位廣東的中學語文老師把學生寫的優秀作文編成一本學生的雜志寄給我，我看了非常感興趣，就寫信給他表達了我敬意和支持。但他來信告訴我說，在學校大多數老師和同學眼裏，他是一個瘋子，有的人欣賞他，也衹是因為他天真的可笑。他辦這個雜志，就有有關部門還找他談話。這大概就是你、我、他一切有理想的有思考的教師的共同命運。你說在中學裏我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對此能夠理解，並深有同感。你說的對，我們讀者、聽衆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們現在成為看客，對我們的拒絶是社會教育的結果。而現實生活的邏輯，比我們在課堂上所講的思想文化的邏輯要有力的多，這幾乎是信奉教育至上的人的共同悲劇。因此當我們直面自己尷尬處境的時候，必須對自己的教育理想主義有充分的認識。中國所面臨的是整個社會的全面改造。離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改革，單項的教育改革是很難奏效的。對這點我們必須有很清醒的認識。就一個有限的生命個體所發揮的就更加微弱。幾乎是不存在什麽希望的。你說一個很渺小的教師，我們都是普通人，你能發揮的作用很有限的。所以我們是衹顧耕耘，而無法預知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尋求某種價值和意義。當時給這個老師寫信的時候，我正在編《新語文讀本》，其中有一篇，有這麽一個情節：“童年生活結束了，其中一個孩子死了，在安葬的路上，其中的一個孩子，發表了演說。他說我們曾經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因此留下了一個世界上最崇高、最強烈、最艱苦的一個時代。以後我們將怎樣生活。生活很可能使我們當中許多人變成惡人，變成壞人。儘管這樣，但是我們仍然有一個神聖的、美好的童年生活。那麽這個壞人可能在臨刑之前，他會感到心裏有點暖意。” 我們的老師的意義和價值就是成為孩子童年記憶中最美好的瞬間記憶價值。所以這有個概念，就是教師意義的全部意義和價值就在於使自己成為學生記憶中神聖瞬間的那樣一個價值。我在北大上課有這樣一個過程。在80年代，學生認同我的觀點，我和學生之間能産生共鳴。到90年代，他對我的那種信念不是很認同。但是還是喜歡我的課程。在畢業的時候，學生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錢老師我們非常喜歡你的課，我們所有同學都喜歡你的課。你的課顯示一種生命存在方式。告訴我們人可以那樣生活。人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教學當作一種生命。一種充滿理想的，人可以那樣的生活。這個本身讓我們感動，這就是一種價值。以後我們不會像你那樣生活，但是你讓我們感到一種生命，一種價值。所以一個好的老師，一個好的教授他會對學生有一種精神上的輻射。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教師的價值。
2004年4月14日 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附中論壇”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