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常自稱“疏狂”。柳永在詞中自稱疏狂凡六次，如《鳳棲梧》（伫倚危樓）“擬把疏狂圖一醉”；晏幾道《鷓鴣天》（醉拍春衫）“天將離恨惱疏狂”；蘇軾《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懶惰便樗散，疏狂托聖明”；《滿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異趣”；《滿庭芳》（蝸角虛名）“且趁身閑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秦觀《何滿子》（天際江流）“諳盡悲歡多少味，酒杯付與疏狂”；張元幹《蘭陵王》（捲珠箔）“尋思舊京洛，正年少疏狂，歌酒迷着”；《減字木蘭花》（客亭小會）“昏然獨坐，舉世疏狂誰似我”；範成大《菩薩蠻》（雪林一夜“綺叢香霧隔，猶記疏狂客”；陸遊《風入鬆》（十年裘馬）“倚疏狂、驅使青春”。
何謂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試探討之。
一、狂與疏
漢語所謂狂，通常當有四種含義：一是病態的狂，本指狗的瘋狂狀態（參《說文》），引申於人，則指人喪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狀態。二是自然現象的失常狀態，如暴風驟雨之可謂狂。三是正常人無知狀態的躁動和妄想，即通常所謂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級的精神形態的狂，主體恃纔傲物，自信又自負，放縱性情，執着追求。本文所謂文人之狂即取此義。
文化史上最早稱正常人為狂是貶義的，而且狂的貶義在後世一直被使用（論證略）。從孔子開始，狂獲得了積極的高級精神形態的含義。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何晏集解引包鹹語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邢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朱熹《集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孔子又說：“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國認為孔子主張“狂者進取宜直也”。可見孔子及後儒都認為狂是一種志嚮高於實際、執着進取、正直無悔的高級精神形態。孔子在陳國，有一次感慨地說“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註：“簡，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註、疏均認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學生們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我當歸以裁之耳。孟子對這些“小子”的狂簡有一番解釋：“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說志大言大，總是嚮往並欲效仿古代的聖賢，但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志與言。今人楊伯峻認為“狂簡、斐然成章”是指“志嚮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觀”。可知孔子所說的“狂簡”是指志大才高、勇於進取但疏於裁製（規範）。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負、積極進取乃至於知其不可而為之，富於生命激情而且正直無悔。他以其偉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為垂範後世的聖賢，按《尚書》對狂和聖的區別，後人一般都不說他是狂者。但人類歷史上哪一位偉人可能沒有狂氣呢？狂其實是偉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國歷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發源於孔子的。
孟子對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負而又多了些恃纔傲物之氣，在積極進取中總顯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儘管他的仁政主張和盛世理想與現實距離太遠，但他卻執着於此而不願妥協。他又為自己確立了一個聖賢人格理想，矢志不移、無懼無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級的、積極的人類精神。中國傳統文人之狂的積極含義還不止於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熱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樹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癡迷，是絶不遜於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詩意的、幻想的迷狂。當然，他的恃纔傲物又多了些“獨清”、“獨醒”的苦悶，他的救世情懷中還有許多厭世疾俗的激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國多狂人，那位“披發佯狂不仕”的接輿，其警示孔子的“鳳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這又使我們不能不提起另一種類型的大狂人莊周。按孔子的定義，莊子是位“狷者”，但事實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熱而是狂狷。他的恃纔傲物、自信自負不亞於孔、孟，對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過於屈子，衹是他所執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為人類所心儀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雲富貴、糞土王候、非詆聖賢、達觀生死，為後世文人開闢了廣阔誘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真是一個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動狂熱的時代！不止是孔、孟、莊、屈，還有縱橫狂人蘇秦、張儀，倜儻狂俠魯仲連，智謀狂客馮諼，義勇狂士荊軻等等，不勝枚舉。但是到此為止，傳統文人之狂還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銓釋。
對於魏晉文人來說，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傷害了他們忠君報國的情懷和淑世救民的志願，魏晉司馬氏政權政治的殘酷和名教的虛偽又引起了他們對權勢的恐懼和厭惡。他們有恃纔傲物的自負卻無法擁有孔、孟那樣進取的自信；有憤世疾俗的情懷和人格獨立的意願卻不敢像屈原那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也不能像莊子那樣自由恣縱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們精深地把握了莊子生命哲學的兩大要義──自然和自由（逍遙）。於是，他們發明了佯狂以避禍、放誕以求真、清談玄虛以存智慧，潛心藝術以適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們的生活準則，而狂醉則是他們普遍采用的韜晦手段。阮籍、嵇康、劉伶堪為代表。他們被迫或自願地放棄了進取救世之狂想，而又變態地發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說他們憑着優秀的天賦和藝術修養而使這種狂放保持了較高的審美品味，那麽其後衆多的“效顰”者則使這種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體放蕩的泥潭。《世說新語·德行篇》第23條王、鬍事下註引王隱《晉書》曰：
魏末阮籍嗜灑荒放，露頂散發，裸襢箕踞，其後貴遊子弟……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更有甚者，則當衆戲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結夥入人傢室，調戲婦女。甚至”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對弄婢妾。
不僅了無羞恥之意，反而自詡為通達。後世文人在聲、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蕩，但不至於如此荒誕無恥。
李唐王朝相對開明的政治和開放的文化，大大助長了文人才子們恃纔傲物的自信、進取的狂想和詩意的享樂激情。他們無須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頽廢自毀。進則有指點江山、緻君堯舜、揶揄聖主、傲視公卿的狂想，退則可以在山水或聲色中流連、癡迷。不論進退，他們都喜歡詩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從中享受審美的愉悅。他們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沒有魏晉人的韜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審美的激情。李白《將進酒》、杜甫《飲中八仙歌》、都是對狂醉者的禮贊。韓愈《芍藥歌》雲“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劉禹錫《贈樂天》雲：“痛飲連宵醉，狂吟滿座聽”。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來逢酒便高歌，醉舞詩狂漸欲魔”。令人陶醉的不僅是酒，更是詩情和自由。即便是縱情聲色，他們也不至於像晉人那樣頽廢粗俗。無論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兒歌棹”，還是杜牧的“十年一覺楊州夢”，都帶有濃郁的詩意的審美享受的格調。
據日本學者宇野直人統計，唐代詩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詩中27次，杜甫1450首詩中26次，韓愈387首詩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詩中97次。他認為，杜甫之“狂”對柳永、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均有明顯影響。李白用“狂”字描寫自然現象，藉以象徵“主人公極端化心理狀態”的表現方法，也為柳永所繼承。柳永“用‘狂’字來表現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縱情懷，這正是從杜甫開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態與獨立人格意識、自由人生觀念、審美生活情趣密切相關。
至此，發源於儒、道又密切關係着俗世享樂的中國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徵──無論從行為還是心理意義上說──是對常規的超出，是對通常情況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獨者，並且常常顯得有點不合時宜。這種超出在實踐意義上分解為兩種指嚮：可稱之為進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謂進取之狂，是對事業功名而言，是爭取實現個人對社會事業的價值，即“為君、為國、為民”；“立功、立言、立德”。進取者力圖在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自己的意志。為此而執着地、狂熱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謂進取之狂，本文暫且不論。
所謂疏放之狂，偏重於個人的審美自由。較多地表現為對個人審美趣尚、享樂欲望的追求。這是個人化的生活意嚮，雖然也帶有積極行動的性質，但人們習慣上不稱之為進取，以便與社會進取有所區別。宋人自“狂”，多指這種個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為。
那麽“疏”是何意？《說文》“疏，通也。”“通，達也。”《廣韻》第九“魚”部：“疏，通也，除也，分也，遠也，也”。蓋疏字本義為疏通、開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許多意思，茲舉與本文相關者：
疏遠、淡漠：《論語·裏仁》“朋友數，斯遠矣”。邢疏雲：“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朋友數，斯見疏薄矣”。《荀子·修身》“諂諛者親，諫爭者疏”。《離騷》“吾將遠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風月闊，山心人事疏”。李嶠“琴酒塵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生疏、迂闊：《漢書》48賈誼傳“天下初定，制度疏闊”。陶淵明《詠荊軻》“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王維“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白居易“老更為官拙，慵多嚮事疏”。皮日休“暫聽鬆風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傢人厭，病久還甘吏道疏”。《爾雅正義》邢序雲：“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
疏放瀟灑不拘泥：謝靈運《過白岸亭》“未若長疏散，萬事恆抱樸”。《南史》49“孔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鬥”。《南史》15“劉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疏”。王績“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杜甫“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疏”。《新唐書》127張嘉貞傳“嘉貞性疏簡，與人不疑，內曠如也”。
宋人所謂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義，一指疏遠政事、吏道、俗務應酬；二指疏曠通達，淡漠功名富貴、世故人情、禮法名教、儒學舉業；三指疏放不羈，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於詩、酒、山水或聲色娛樂之事。杜甫詩“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詩“疏狂屬年少，閑散為官卑”，或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處。尤其是白居易“中隱”於洛陽時期，在很多詩篇中稱自己是“閑居”的“狂夫”、“狂翁”、“狂賓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詩狂”、“狂歌”、“老狂詞”、“狂吟”、“狂言”、“狂取樂”等一係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狀態。這對宋人自言其狂影響頗大。日本近年有些學者對宋代文人自稱“狂”的現象予以關註，均註意到其與唐代文人之“狂”的聯繫。如同白居易一樣，宋人說自己疏狂時，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謙，說自己懶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實際上帶有以高雅、通達、瀟灑自賞之意。
宋人的疏狂與孔子所說的“狷者有所不為”，在疏於仕事這一點上近似；與莊子鄙棄功名富貴、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與楚狂接輿之鳳歌傲世、屈原之露纔揚己、宋玉、司馬相如之文採風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視禮教、陶靖節之東籬醉酒等等歷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內在的聯繫，而在表現形式上並不像魏晉名士那樣自毀形骸，也絶不會再像屈原那樣癡迷悲憤得以身殉國；在精神形態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輿和阮籍那樣佯狂避世。他們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們風流倜儻、瀟灑任性、率真自得的審美生存精神，盡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尋求、創造和享受生活的詩意與自由，用審美的追求與獲得來彌補功利的追求與失意。他們比前還多了幾分曠達。宋人的疏狂，或與其仕途之窮達密切相關；或與朝野風尚、城市經濟、文化氛圍、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關；或與個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藝術修養相關。
近年有學者著筆於中國傳統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莊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鄭板橋、龔自珍等為審視對象，於宋人則留意無多。大概是覺得宋人之狂不夠“典型”吧。這或可說明宋人之狂較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檢討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檢討可知，宋人所謂疏狂帶有疏離仕途規範和儒傢名教、放縱生命本真形態的自由傾嚮。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儘管入仕的文人常會有點“狂者進取”精神，但一般都衹限於直言忠諫，而且不能不講分寸。即使這樣，也還是常常因此而被貶黜。宋代皇帝的納諫作風總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貶黜官員的事也是屢見不鮮。宋太宗因鬍旦獻《太平頌》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衛將軍允言坐狂率，責授太子左衛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歐陽修等屢因“小臣之狂言”、“越職言事”而遭貶謫。哲宗紹聖元年八月“壬辰，應製科趙天啓以纍上書狂妄黜”。
兩宋朝堂黨爭不斷，從表面看，北宋黨爭關係於“新”與“舊”，南宋黨爭圍繞着戰與和。由此釀出無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姦邪、得意與失意。激烈的政治鬥爭把許多進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遷謫的旅程。
按孔子的說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們不論因何緣故疏遠或離開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縱。仕途與自由、中行與狂狷總是此消彼長的，其間存在着價值抵償關係。
宋人所謂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詩、自然山水、聲色美女等方面放縱性情，疏於約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與疏狂
酒是麻醉劑，又是興奮劑。它可以幫人暫時消解煩憂，助長人們遊玩娛樂的興致，刺激創作激情和靈感等等。劉伶縱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潛把酒賞菊、李白“鬥酒詩百篇”……文人與酒的緣分總是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離仕途之際，也免不了常常狂飲狂醉，又藉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縱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約束感、壓抑感、裝飾感需要藉助“杜康”來消解，狂飲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藉助“濁醪”來補償，狂飲以求充實；人生的各種煩惱、苦悶、或憂傷都可以藉助醉意來超越或解脫，狂飲以求輕鬆；而生活中的許多歡欣也常常要藉助酒意來品嚐，狂飲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悅。
比如柳永失意時與“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流連”；“未更闌，已盡狂醉”。晏小山熱戀中“曳雪牽雲留醉客，且伴春狂”。
蘇舜欽從政不慎，“放歌狂飲不知曉”，結果授政敵以柄，落職閑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覺懷抱抒”，在滄浪亭裏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風知”。
蘇軾謫黃，“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以至“夜飲東坡醒復醉”。出於對仕宦風波的厭倦，他希望“且趁身閑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南宋文人多因主戰不遂而疏離仕途，則胸中磊塊更需杯酒澆之。張元幹常常酒後言狂：“念小山叢桂，今宵狂客，不勝杯勺”。“春撩狂興，香迷痛飲，中聖中賢”。“醉後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獨坐，舉世疏狂誰似我”。
負天下之志的陸遊衹能在“尊前消盡少年狂”。
大英雄辛棄疾空懷一腔報國之志，卻被朝廷長期棄置山林，於是終日醉飲狂歌，自稱“酒聖詩豪”，藉酒澆愁、泄憤、自慰、取樂、交友、打發時光。
文人之嗜酒，總是比一般衹圖口腹之快者多幾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陳師道，雖然性情極其孤傲、不長於交際，但也深愛杯中之物，深得飲中三昧。他自謂“嚮來狂殺今尚狂”，其《次韻蘇公獨酌》詩，頗言醉飲縱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雲月酒下明，風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君顧謂客：老子興不薄。飲以全吾真，醉則忘所樂。未解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駡坐失酬酢。終然厭多事，超然趨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歲華晚，意與天宇闊。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鳧鶴。
以上所舉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舉一位史稱“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的名臣司馬光，或許更有助於說明文人之狂與酒的關係。
司馬光生前身後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譽。且不說他在朝時如何“有法”、“有禮”，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他的賢達知己邵雍對其“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稱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較嚴格，尤其不贊成狂人。熙寧三年《與王介甫書》批評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雖皆纔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就是這樣一位嚴於規範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歲月裏（52－66歲），也不乏“樽前狂氣出雲霄”的自由樂趣。
以酒銷愁、樂以忘憂常有之：
執酒勸君君盡之，今朝取醉不當疑。好風好景心無事，閑利閑名何足知。
──《執酒》（《全宋詩》P6073頁，下引同書衹註P次）
厚於太古暖於春，耳目無營見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當年不作獨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擲置，放歌瀋飲且醺醺。
──《送張太博肅知嶽州》P6111
賓主俱歡醉，高樓迥倚空。形忘羈檢外，酒散笑談中。
──《宜甫東樓晚飲》P6135
朋友聚飲行樂常有之（當時洛陽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為“耆英會”、“真率會”等，蔚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崗……吾儕幸免簪裾纍，痛飲閑吟樂未央。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會詩》P6205
白頭難入少年場，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P6220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鬥雞非我事，紵衣絲發且相輝。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傢。切莫辭斟十分酒，盡從他笑滿頭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會……用安之前韻》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會之雅集。司馬光此時陶醉於洛中衣冠盛會，頗有不讓前賢、樂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華地，冠蓋優遊萃五方。比戶清風人種竹，滿川濃淥土宜桑。
鑿竜山斷開天闕，導洛波回載羽觴。況有耆英詩酒樂，問君何處不如唐。
──《和子駿洛中書事》P6208
對文化人來說，醉飲之真諦在於自由。據他自己說，酒中真味是於居洛時纔悟得的：
覺後追思氣味長，歡情愁緒兩俱忘。近來方得醉中趣，熟寢沉沉是醉鄉。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題趙捨人庵》P6225
醉飲之樂既多，自然令人傾心：
餘生信多幸，狂醉亦無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後乘，尋花載酒願年年。
──《和子華……賞牡丹》P6214
他甚至有點嗜酒如狂了：
頭白惜春情更深，花間獨醉競分陰。
──《次前韻二首》P6213
盛時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和秉國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朝廷的召喚又使其離開了這片令他開心愜意的樂土。告別自由的感受的確是復雜的，他最想說一說的還是這杯中“知己”：
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
──《留別東郡諸僚友》其五P6089
這似乎有點悲涼，然而恰可說明：醉裏狂歡最是疏離仕事者的一大樂趣。
（二）“狂吟無所忌”──歌詩與疏狂
古代文人講究詩酒風流，酒狂常為詩狂而設。如果衹有酒而沒有詩，文人就不成其為文人了，因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馬光就曾說過蘇舜欽因詩而留名：“潦倒黃冠無足論，白頭嗜酒住荒村。狂名偶為留詩著，陳跡仍因好事”。陳與義雲“風流到樽酒，猶足助詩狂”。陳亮自稱“酒聖詩狂”。酒狂和詩狂是成就文士風流的兩大相關要素。
對於文人，酒衹是自由生命的“藥劑”，狂飲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縱，詩使自由生命的價值得以實現並且永恆。李白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其實是預設了一個不爭的前提──詩。陳王是詩人，否則說他幹什麽呢？李白之“鬥酒”所以成為美談，也是因為有“詩百篇”這個前提或者說結果。
有了詩，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會和歷史的審美確認，文人的價值才能超越時空中的一切短暫而獲得永恆。
文人之疏狂總是藴涵着豐富的詩意。林逋《讀王黃州詩集》雲：
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嶺題無數，三入承明興未休。
說的是王禹稱這位開宋詩革新之先聲的詩人，在左遷商州的兩度寒暑中，創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稱道的一批詩篇。徐規先生說：
禹稱在商山二年，為一生中作詩數量最多、質量最佳之時期，曾有“新文自負山中集”（捲十《幕次閑吟五首》）之句。
文學史上素有憂患出詩人之論。幾乎很難舉出哪位文學家的創作高峰出現於仕宦通達之際；而絶大多數堪稱優秀的文學家，其創作豐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離仕事之時。比如蘇軾、辛棄疾的創作高峰期都出現在謫居歲月中。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時間寬裕，三因心境相對疏放。儒傢於個人出處之道，素有“兼濟”、“獨善”的進退原則。疏於仕事而將心力傾註於文學，這是文人獨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稱30歲舉進士，38歲謫商州。謫商前夕曾有詩云：
奉親冀豐足，委身任蹉跎。終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隨後便謫居商州，真的開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後的《對雪示嘉佑》詩中回憶道：
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憂？抱瓶自瀉不待勸，乘興一飲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業，加之商州團練副使這個實為監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簽署公事的，因而王禹稱更把詩歌看作謫居歲月裏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長沙，賴有詩情遣歲華。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詩》（下同），P732）
遷謫獨熙熙，襟懷自坦夷……消息還依道，生涯衹在詩……琴酒圖三樂，詩章效《四隨》……吾道寧窮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憤瀉黃陂。
──《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P709－712
眼前有酒長須醉，身外除詩盡是空。──《寄海州副使田捨人》P731
未有一業立，空驚雙鬢衰。唯憐文集裏，添得謫官詩。
──《滁上謫居四首》其二P754
鼕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謫宦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P755
鹹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讜論倡於朝”的王禹稱再謫黃州。這時他47歲，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結束了，他的財富還是衹有詩：
悲歌一麯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襖天使》P787－788
他一生為官清廉，不治産業。離商州時就衹是將“詩章收拾取”，“留與子孫吟”，此番謫黃，他“即着手編次平生所為文……成三十捲，名曰《小畜集》”。這位48歲就辭別了坎坷人生的詩人，似乎真的對自己的生命早有預感，他竟然如此從容地親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給了後人。當然，後人也永遠銘記了他的“忠義之氣”，《宋史》忠義傳序例舉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棄疾是典型的狂飲狂歌之士，他自稱“酒聖詩豪”。在醉意中作詞是他罷官數十年閑居歲月裏的主要事業。他把這種生活稱之為“一觴一詠”、“醉舞狂歌”、“樽俎風流”。他是宋代詞人中傳世詞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詞派的最優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詞中，“狂”字凡十三見，多為其狂飲狂歌心態之寫照，茲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增訂本索引於下（衹註P次和詞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減字木蘭花》
說劍論詩餘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
──P117《水調歌頭》
老眼狂花空處起，銀鈎未見心先醉
──P127《蝶戀花》
折花去，那邊誰傢女，太狂顛
──P144《唐河傳》
昨夜酒兵壓愁城，太狂生，轉關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
──P240《賀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聲，倚歌和之
──P292《沁園春》
風狂雨橫，是邀勒園林，幾多桃李
──P302《念奴嬌》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P317《水調歌頭》
綸巾羽扇顛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調歌頭》
醉兀籃輿，夜來豪飲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擊碎村醪，欲舞還憐衫袖短
──P469《玉樓春》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P515《賀新郎》
辛棄疾的生命價值在仕途和戰場上無法充分實現，卻在“狂歌”事業中實現並獲得了永恆。
（三）“付與狂兒取次遊”──自然與疏狂
疏離了官場，就接近了自然。所謂疏離，有些人可能是暫時或長期離官，有些人可能衹是疏離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衹是公事之餘或者忙裏偷閑地走近自然。不論哪種情況，其生存時空和心理時空都與自然貼近了。山水林泉田園茅捨是文人們自由生活的樂土，是獨立、自由精神的傢園，是文學藝術的搖籃，是生命哲學的時間和空間。在這裏，誰都不妨疏狂放縱一番。山林隱士自不必說，就連端方嚴謹如曾鞏、司馬光這樣的名臣大儒，面對大好山水也不免狂興難禁：“每看香草牽狂思，曾嚮幽蘭費苦吟”；“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
宋代文學中許多得之於山水田園的佳作都記錄了疏於仕事的作者們曠放疏散、縱情於山水、沉醉於杯酒、遣興怡情、消解煩憂的情景。
王禹稱貶官黃州，特建小竹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
歐陽修謫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號醉翁，施政從簡，放縱於詩酒山水之樂，留下了許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記》是此期間之代表作，人所熟知，茲不引述。他於嘉佑元年所作雜文《醉翁吟》，追憶當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溪，咿嚶啁哲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裊裊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歐陽修頽放於滁山之時，蘇舜欽也因同樣的政治緣由罷官閑居在蘇州滄浪亭。這兩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離仕事之際，也以同樣的心態狂遊縱飲。其《滄浪亭記》雲：
……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嚮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難的道友體會的是同一種人生況味，故爾雖處異地，仍以詩文交流心得。歐陽修因“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而答以《滄浪亭》詩，有“豈如扁舟任飄兀，紅渠緑浪搖醉眠”等互勉之語。
大自然的真實和寬容對於米元章尤其適宜。這位顛狂的大書法傢也是山水狂客。他之愛奇石、愛山水，都體現着他真率自由的個性。今存其四捲數百首詩，除寫書畫之事以外，多為山水景物之作。嶽珂《寶晉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間有凌雲之氣”。“出風煙之上”、“有凌雲之氣”，固然與其性格、氣質、才情、修養有關，而其取於仕途者少，得於自然者多亦當是重要原因。其《壯觀賦》雲：“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顧，慨然而嘆曰：壯哉江山之觀也！”
這位不曾丟過官職的藝術傢也從未丟掉過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詩吟景物，垂虹秋色滿江南。──《垂虹亭》
我欲臨風取清曠，寄聲魚鳥莫相猜。──《書淮岸艤舟館秀野亭》
野伯終朝愛清景，不辜閑祿太平身。──《高郵即事》
魚鳥難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山林。
──《太常二絶》（上引均見《寶晉英光集》捲四）
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無拘無束，有時顯得過於顛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發潤州》（捲五）
不過他自己覺得既愜意又和諧：
醉餘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淮長，舉首宗英醒更狂。
──《減字木蘭花》，（捲五）
讀其《寶晉英光集》，很少見他有什麽憂愁煩惱怨氣牢騷。或許他纔真正稱得起徹裏徹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銘》頗見宋代文人隨緣適性的自由主義人生哲學：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捲六）
山水狂遊對於自稱“我自疏狂異趣”的蘇軾來說，除消解煩憂、怡情悅意之外，還有另一番深意。這位文化偉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對生命哲學的探究，對歷史和社會的叩問，多是在大自然賜給他的自由時空中臻於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異趣”，常常帶有豐富的“理趣”。“理趣”歷來是“蘇學”中備受關註的話題，本文無須詳論。這裏衹是指出：
“疏狂”是人類生命過程中的一種自由形態，而在人類生存的一切環境中，自然是最適合這種生命形態良性發育的環境。對“疏狂”的士人，當其疏於仕宦之際，如果說狂於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對生命之本真的確認，對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縱，對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麽他們縱身心於山水林泉之間，所得到的則主要是對宇宙、人生、歷史和社會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對自然和人生的詩意的審美愉悅。
（四）“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聲色與疏狂
宋人自稱疏狂，多數都關乎男女風流韻事。柳永《鶴衝天》詞所言在風月場上“偎紅倚翠”、“恣遊狂蕩”，實為文人士大夫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倒是王安石、司馬光、二程、朱子這樣凜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數。
文人的風流韻事是各種筆記、小說、詩話、詞話等雜史中的熱門話題。作為一代文學之代表的宋詞，更是宋世風流的藝術寫照。
疏狂之於女色，或表現為群聚宴飲以妓樂歌舞相佐，或表現為煙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於仕事者，宋代皇帝、達官顯貴、京城和地方各級軍政官吏、太學生、舉子、罪臣謫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類“疏狂”行為。其疏者，主要是儒傢名教規範；其狂者，主要是聲、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縱和滿足。在宋代，這是完全可用“普遍”稱之的世風和士風。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詞人，其詞中“狂”字凡24見，多是指放縱於男女之事。茲據《全宋詞》索引如下（衹註P次和詞牌）：
恣狂蹤跡，兩兩相呼，終朝吟風舞。──P13《黃鶯兒》
對滿目亂花狂絮。──P15《晝夜樂》
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P15《晝夜樂》
好夢狂隨飛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遊，狂殺雲蹤並雨跡。──P20《玉樓春》
金蕉葉泛金波齊，未更闌，已盡狂醉。──P20《金蕉葉》
恨少年枉費疏狂，不早與伊相識。──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蹤舊跡，長衹恁，愁悶朝夕。──P22《徵部樂》
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齊閉。──P23《巫山一段雲》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P25《鳳棲梧》
至更闌疏狂轉甚，更相將鳳幃鴛寢。──P29《宣清》
認得這疏狂意下，嚮人誚譬如閑。──P29《錦堂春》
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P31《鳳歸雲》
小樓深巷狂遊遍，羅綺成叢。──P31《集賢賓》
似恁疏狂，費人拘管，爭似不風流。──P33《少年遊》
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流連。──P35《戚氏》
花紅滯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係。──P35《長壽樂》
帝裏疏散，數載酒縈花係，九陌狂遊。──P40《如魚水》
秋聲敗葉狂飄，心搖。──P43《臨江仙》
坐中醉客風流慣，尊前見，特地驚狂眼。──P47《河傳》
昔觀光得意，狂遊風景。──P47《透碧霄》
狂風亂掃。──P51《傾杯》
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跡。──P51《傾杯》
未遂風雲便，爭不恣遊狂蕩。──P51《鶴衝天》
一夜狂風雨。──P53《歸去來》
柳永所謂“疏狂”或“狂”，較為典型地體現了宋代“自負風流才調”（柳詞《傳花枝》）的文人縱情聲色之際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樂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償心理等。
略晚於柳永的晏幾道，其性情、身世雖與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於仕事，沉醉於聲色情愛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鮮明的個性色彩，可稱之為狷世之癡狂，亦為宋人疏狂心態之重要類型。
晏幾道是個情癡。今存《小山詞》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緣於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編詞集所作序稱自己的詞為“昔之狂篇醉句”，“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遊者意中事……篇中所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見於《鷓鴣天》詞：“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這是自寫相思之詞。詞中那位被離愁別恨所睏擾的疏狂者，藉酒澆愁，終難排遣對“舊香”的迷戀。可知其“疏”，當指疏於繩檢（規範），疏於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縱於宴飲、聲色、情愛等自由享樂的生活。在仕途和愛情之間、規範和自由之間、真誠和偽飾之間、現實和理想之間，他一律疏於前者而狂於後者。首先，疏於仕事，狂於聲色宴享之樂。
晏幾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兒子。晏殊自30歲即為顯官，居要職二十餘年，位至宰輔，薦拔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一代名臣皆曾執掌朝政。晏殊死後33年（元佑三年），時為翰林學士的蘇軾欲求見小晏，小晏辭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傢舊客，亦未暇見也”。小晏說出了兩個事實：一是朝廷當政者中有許多晏傢的親朋故舊；二是小晏與他們來往很少。這足以說明他對仕途的冷漠。他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父蔭和自身的“有餘之才”，但偏偏不求仕進。黃庭堅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詞序》言其“癡”曰：
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傢，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
可知他一不習舉業，二不憑父蔭幹謁求進。黃庭堅說他”磊隗權奇，疏於顧忌“，首先即指這種狷介的個性。他四十多歲時因鄭俠事牽連下獄，或亦與其”不能一傍貴人之門“的狷介性情有關。他作潁昌府許田鎮的小小監官時，大約已經五十多歲。此後更無仕宦顯達之事。
於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遠，卻沉迷於聲色歌舞、宴飲享樂之事。《小山詞自序》雲：
始時，瀋十二廉叔、陳十君竜傢，有蓮、鴻、蘋、雲，品（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為一笑樂而已。而君竜疾廢臥傢，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傢歌兒酒使具流轉於人間”。
這顯然是個很長的時期。對瀋、陳二人來說，當是後半生；小晏則可能是青壯年。他的詞足可證明這種生活的時間跨度。這是一種如夢如幻、如醉如癡、年復一年的狂歡歲月，“疏於顧忌”的風流男女們在一起宴飲、詩詞歌舞、冶遊調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腸，人會娥妝，藕絲衫袖鬱金香。曳雪牽雲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麯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鷓鴣天》
從黃《序》“費資千百萬，傢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來看，小晏為這種放縱的生活幾乎傾傢蕩産，而且無愧無悔。“孺子之色”，此當指兒童般無憂無慮的神色。黃《序》又云：
至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餘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予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聞見後錄》捲十九雲：
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甚為豪。可知小晏對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僅至老亦無悔愧，而且頗自得意，不唯自賞，還嚮人炫耀，並不怎麽“顧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連傢人怎麽想也不太考慮，所以纔會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於規範，狂於情愛。
如此疏於仕事又疏於道德倫理規範的晏公子，後人卻不可以酒色之徒、敗傢之子視之，因為他的疏狂中深涵着對情愛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達者精神，但小晏是個例外。他是絶對的情癡，他的生命似乎衹為情而存在，他為歷史留下的“意義”，也可以說衹是一個愛──詩意的、感傷的、真誠無偽的、執着癡狂的男女情愛。
小晏對仕途功名等許多世事都能超然處之，唯對男女之情愛不能解脫。他喜歡在男女情愛世界裏建構一種具有濃郁藝術情調的審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裏面而且不求消解。他總是帶着一種極端化的傾嚮去體驗自由化的男女之愛。
極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鐘，當年拼卻醉顔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極端地真誠：
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
──黃庭堅《小山詞序》
極端地迷狂：
狂花頃刻香，晚蝶纏綿意。──《生查子》
極端地感傷：
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瀋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
──《阮郎歸》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對“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無顧忌地追求極端：歡──悲、合──離、熱戀──相思、獲得──失落。他願意在極端的激情狀態中體驗情愛的歡愉和感傷，而無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園”。
然而這“園”中牽扯着小晏情愛之心的女子並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兒舞女──傢妓。雖然宋王朝允許達官貴人“多蓄歌兒舞女”，但她們畢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藝謀生“準妓女”。
一般說來，狎妓與愛是悖逆的。在文明社會的兩性關係中，宿娼狎妓是極端化的低級形態，愛是極端化的高級形態，二者本屬無愛與愛的兩極，不道德與道德的兩極，醜與美、卑下與高尚的兩極，自由生存形態和規範生存形態的兩極。但任何文明都衹是歷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時空中的普遍規範而言的。具體到中國的唐宋時期，文人士子與妓女産生情愛甚至愛情的情況亦並不十分罕見。再具體到小晏，他雖然所愛既不專一也難長久，但卻極端地真誠而且熱烈。他要用自己極端的真誠和癡情在悖逆的兩極之間搭起一座美的橋梁，連通自己與歌兒的情感，從而否定低級追求高級，否定無愛追求愛，否定醜追求美。第三、疏於現實狂於幻想
心造的“伊甸園”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現實的。現實中的小晏有饑寒的傢人，他應該求仕祿以養傢，不應該“費資千百萬”而長期在歌舞聲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應對別人傢的歌兒們過分癡情；他是相門之子，應該更註意道德名聲。在這些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面前，儘管他天性“疏於顧忌”，卻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壓力，因而一面在行為方面須有所檢點，一面在心理上須忍受一定的壓抑和苦悶。這是他常常在夢幻和沉醉狀態中進行超現實的文學想象活動的原因之一。
此外，還有他更加無法超越的兩大現實問題：千金易盡；年華必老。
養歌兒需要有財富，而養得起歌兒的瀋、陳終於死的死、病的病。歌兒們因此“流轉於人間”。他與歌兒們的“境緣”“如幻如電”般逝而不返了。這位難忘舊情的“癡”人，衹好又沉湎於幻想和回憶之中。
其實那些往昔的“境緣”，在當時就帶有很多詩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狀態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這種被他真心地詩化、美化了的“境緣”，又成了他在充滿醉意和夢想的回憶中繼續美化和謳歌的對象。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臨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愛夢幻甚於愛現實，愛瀋醉甚於愛清醒，愛迷狂甚於愛冷靜。人在現實條件下總有許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對許多直接面對的審美對象感到不盡如意，但在醉意或夢幻式的文學創作中卻可以進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縱、情感意緒的渲瀉與升華、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慰藉，或對想象、回憶中的審美對象進行修補完善。在他的筆下，他所眷戀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守得蓮開結伴遊，約開萍葉上蘭舟，來時浦口雲隨棹，采罷江邊月滿樓。
──《鷓鴣天》
這裏是“蓮”、“蘋”、“雲”，還少一隻“鴻”：
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
──《虞美人》
現在我們已經難以確知他除了蓮、鴻、蘋、雲外，到底還愛戀過誰？也不太清楚女性對他愛戀到什麽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確非常投入地喜歡過好幾個歌兒舞女，他的自我感覺起碼很美，上引詞皆可證明，又如：
緑徑穿花，紅樓壓水，尋芳誤到蓬萊地。玉顔人是蕊珠仙，相逢展盡雙蛾翠。
夢草閑眠，流觴淺醉，一春總見瀛州事。別來雙燕又西飛，無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這是夢幻般的仙境，其中沒有世事的煩擾，衹有男歡女悅的美和自由。毫無疑問，一切都帶有相當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學者指出小晏的夢是“綺夢”，美麗宜人，但又是“破碎的夢”，有無限的凄涼感傷。對這種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虛無之處，所以他也常在詞中表達夢後酒醒之際的感傷：
舊香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
衾鳳冷，枕鴛孤，愁腸待酒舒。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阮郎歸》
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雲鴻相約處，煙霧九州城。
──《臨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劇。文學偏愛悲劇，人類從悲劇中體驗美。這是小晏留與後人的審美價值。
小結
人類永遠生活在規範和自由的關係中。規範長存長新，人們需時時遵守；而自由也便長新，時時點綴着人們的理想，豐富着人們的生活。古人的疏狂心態正係於後者。自由既為人類常青之理想，則疏狂精神對於健全和美化人類生活就有積極意義。本文對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態的研究，或可明乎此義。
何謂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試探討之。
一、狂與疏
漢語所謂狂，通常當有四種含義：一是病態的狂，本指狗的瘋狂狀態（參《說文》），引申於人，則指人喪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狀態。二是自然現象的失常狀態，如暴風驟雨之可謂狂。三是正常人無知狀態的躁動和妄想，即通常所謂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級的精神形態的狂，主體恃纔傲物，自信又自負，放縱性情，執着追求。本文所謂文人之狂即取此義。
文化史上最早稱正常人為狂是貶義的，而且狂的貶義在後世一直被使用（論證略）。從孔子開始，狂獲得了積極的高級精神形態的含義。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何晏集解引包鹹語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邢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朱熹《集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孔子又說：“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國認為孔子主張“狂者進取宜直也”。可見孔子及後儒都認為狂是一種志嚮高於實際、執着進取、正直無悔的高級精神形態。孔子在陳國，有一次感慨地說“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註：“簡，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註、疏均認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學生們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我當歸以裁之耳。孟子對這些“小子”的狂簡有一番解釋：“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說志大言大，總是嚮往並欲效仿古代的聖賢，但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志與言。今人楊伯峻認為“狂簡、斐然成章”是指“志嚮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觀”。可知孔子所說的“狂簡”是指志大才高、勇於進取但疏於裁製（規範）。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負、積極進取乃至於知其不可而為之，富於生命激情而且正直無悔。他以其偉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為垂範後世的聖賢，按《尚書》對狂和聖的區別，後人一般都不說他是狂者。但人類歷史上哪一位偉人可能沒有狂氣呢？狂其實是偉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國歷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發源於孔子的。
孟子對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負而又多了些恃纔傲物之氣，在積極進取中總顯得咄咄逼人、鋒芒畢露。儘管他的仁政主張和盛世理想與現實距離太遠，但他卻執着於此而不願妥協。他又為自己確立了一個聖賢人格理想，矢志不移、無懼無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級的、積極的人類精神。中國傳統文人之狂的積極含義還不止於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熱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樹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癡迷，是絶不遜於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詩意的、幻想的迷狂。當然，他的恃纔傲物又多了些“獨清”、“獨醒”的苦悶，他的救世情懷中還有許多厭世疾俗的激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國多狂人，那位“披發佯狂不仕”的接輿，其警示孔子的“鳳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這又使我們不能不提起另一種類型的大狂人莊周。按孔子的定義，莊子是位“狷者”，但事實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熱而是狂狷。他的恃纔傲物、自信自負不亞於孔、孟，對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過於屈子，衹是他所執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為人類所心儀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雲富貴、糞土王候、非詆聖賢、達觀生死，為後世文人開闢了廣阔誘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真是一個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動狂熱的時代！不止是孔、孟、莊、屈，還有縱橫狂人蘇秦、張儀，倜儻狂俠魯仲連，智謀狂客馮諼，義勇狂士荊軻等等，不勝枚舉。但是到此為止，傳統文人之狂還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銓釋。
對於魏晉文人來說，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傷害了他們忠君報國的情懷和淑世救民的志願，魏晉司馬氏政權政治的殘酷和名教的虛偽又引起了他們對權勢的恐懼和厭惡。他們有恃纔傲物的自負卻無法擁有孔、孟那樣進取的自信；有憤世疾俗的情懷和人格獨立的意願卻不敢像屈原那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也不能像莊子那樣自由恣縱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們精深地把握了莊子生命哲學的兩大要義──自然和自由（逍遙）。於是，他們發明了佯狂以避禍、放誕以求真、清談玄虛以存智慧，潛心藝術以適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們的生活準則，而狂醉則是他們普遍采用的韜晦手段。阮籍、嵇康、劉伶堪為代表。他們被迫或自願地放棄了進取救世之狂想，而又變態地發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說他們憑着優秀的天賦和藝術修養而使這種狂放保持了較高的審美品味，那麽其後衆多的“效顰”者則使這種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體放蕩的泥潭。《世說新語·德行篇》第23條王、鬍事下註引王隱《晉書》曰：
魏末阮籍嗜灑荒放，露頂散發，裸襢箕踞，其後貴遊子弟……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更有甚者，則當衆戲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結夥入人傢室，調戲婦女。甚至”相與為散發裸身之飲，對弄婢妾。
不僅了無羞恥之意，反而自詡為通達。後世文人在聲、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蕩，但不至於如此荒誕無恥。
李唐王朝相對開明的政治和開放的文化，大大助長了文人才子們恃纔傲物的自信、進取的狂想和詩意的享樂激情。他們無須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頽廢自毀。進則有指點江山、緻君堯舜、揶揄聖主、傲視公卿的狂想，退則可以在山水或聲色中流連、癡迷。不論進退，他們都喜歡詩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從中享受審美的愉悅。他們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沒有魏晉人的韜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審美的激情。李白《將進酒》、杜甫《飲中八仙歌》、都是對狂醉者的禮贊。韓愈《芍藥歌》雲“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劉禹錫《贈樂天》雲：“痛飲連宵醉，狂吟滿座聽”。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來逢酒便高歌，醉舞詩狂漸欲魔”。令人陶醉的不僅是酒，更是詩情和自由。即便是縱情聲色，他們也不至於像晉人那樣頽廢粗俗。無論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兒歌棹”，還是杜牧的“十年一覺楊州夢”，都帶有濃郁的詩意的審美享受的格調。
據日本學者宇野直人統計，唐代詩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詩中27次，杜甫1450首詩中26次，韓愈387首詩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詩中97次。他認為，杜甫之“狂”對柳永、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均有明顯影響。李白用“狂”字描寫自然現象，藉以象徵“主人公極端化心理狀態”的表現方法，也為柳永所繼承。柳永“用‘狂’字來表現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縱情懷，這正是從杜甫開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態與獨立人格意識、自由人生觀念、審美生活情趣密切相關。
至此，發源於儒、道又密切關係着俗世享樂的中國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徵──無論從行為還是心理意義上說──是對常規的超出，是對通常情況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獨者，並且常常顯得有點不合時宜。這種超出在實踐意義上分解為兩種指嚮：可稱之為進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謂進取之狂，是對事業功名而言，是爭取實現個人對社會事業的價值，即“為君、為國、為民”；“立功、立言、立德”。進取者力圖在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自己的意志。為此而執着地、狂熱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謂進取之狂，本文暫且不論。
所謂疏放之狂，偏重於個人的審美自由。較多地表現為對個人審美趣尚、享樂欲望的追求。這是個人化的生活意嚮，雖然也帶有積極行動的性質，但人們習慣上不稱之為進取，以便與社會進取有所區別。宋人自“狂”，多指這種個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為。
那麽“疏”是何意？《說文》“疏，通也。”“通，達也。”《廣韻》第九“魚”部：“疏，通也，除也，分也，遠也，也”。蓋疏字本義為疏通、開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許多意思，茲舉與本文相關者：
疏遠、淡漠：《論語·裏仁》“朋友數，斯遠矣”。邢疏雲：“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朋友數，斯見疏薄矣”。《荀子·修身》“諂諛者親，諫爭者疏”。《離騷》“吾將遠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風月闊，山心人事疏”。李嶠“琴酒塵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
生疏、迂闊：《漢書》48賈誼傳“天下初定，制度疏闊”。陶淵明《詠荊軻》“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王維“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疏”。白居易“老更為官拙，慵多嚮事疏”。皮日休“暫聽鬆風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傢人厭，病久還甘吏道疏”。《爾雅正義》邢序雲：“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
疏放瀟灑不拘泥：謝靈運《過白岸亭》“未若長疏散，萬事恆抱樸”。《南史》49“孔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鬥”。《南史》15“劉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疏”。王績“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杜甫“謝安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疏”。《新唐書》127張嘉貞傳“嘉貞性疏簡，與人不疑，內曠如也”。
宋人所謂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義，一指疏遠政事、吏道、俗務應酬；二指疏曠通達，淡漠功名富貴、世故人情、禮法名教、儒學舉業；三指疏放不羈，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於詩、酒、山水或聲色娛樂之事。杜甫詩“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詩“疏狂屬年少，閑散為官卑”，或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處。尤其是白居易“中隱”於洛陽時期，在很多詩篇中稱自己是“閑居”的“狂夫”、“狂翁”、“狂賓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詩狂”、“狂歌”、“老狂詞”、“狂吟”、“狂言”、“狂取樂”等一係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狀態。這對宋人自言其狂影響頗大。日本近年有些學者對宋代文人自稱“狂”的現象予以關註，均註意到其與唐代文人之“狂”的聯繫。如同白居易一樣，宋人說自己疏狂時，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謙，說自己懶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實際上帶有以高雅、通達、瀟灑自賞之意。
宋人的疏狂與孔子所說的“狷者有所不為”，在疏於仕事這一點上近似；與莊子鄙棄功名富貴、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與楚狂接輿之鳳歌傲世、屈原之露纔揚己、宋玉、司馬相如之文採風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視禮教、陶靖節之東籬醉酒等等歷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內在的聯繫，而在表現形式上並不像魏晉名士那樣自毀形骸，也絶不會再像屈原那樣癡迷悲憤得以身殉國；在精神形態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輿和阮籍那樣佯狂避世。他們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們風流倜儻、瀟灑任性、率真自得的審美生存精神，盡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尋求、創造和享受生活的詩意與自由，用審美的追求與獲得來彌補功利的追求與失意。他們比前還多了幾分曠達。宋人的疏狂，或與其仕途之窮達密切相關；或與朝野風尚、城市經濟、文化氛圍、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關；或與個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藝術修養相關。
近年有學者著筆於中國傳統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莊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鄭板橋、龔自珍等為審視對象，於宋人則留意無多。大概是覺得宋人之狂不夠“典型”吧。這或可說明宋人之狂較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檢討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檢討可知，宋人所謂疏狂帶有疏離仕途規範和儒傢名教、放縱生命本真形態的自由傾嚮。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儘管入仕的文人常會有點“狂者進取”精神，但一般都衹限於直言忠諫，而且不能不講分寸。即使這樣，也還是常常因此而被貶黜。宋代皇帝的納諫作風總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貶黜官員的事也是屢見不鮮。宋太宗因鬍旦獻《太平頌》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衛將軍允言坐狂率，責授太子左衛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歐陽修等屢因“小臣之狂言”、“越職言事”而遭貶謫。哲宗紹聖元年八月“壬辰，應製科趙天啓以纍上書狂妄黜”。
兩宋朝堂黨爭不斷，從表面看，北宋黨爭關係於“新”與“舊”，南宋黨爭圍繞着戰與和。由此釀出無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姦邪、得意與失意。激烈的政治鬥爭把許多進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遷謫的旅程。
按孔子的說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們不論因何緣故疏遠或離開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縱。仕途與自由、中行與狂狷總是此消彼長的，其間存在着價值抵償關係。
宋人所謂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詩、自然山水、聲色美女等方面放縱性情，疏於約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與疏狂
酒是麻醉劑，又是興奮劑。它可以幫人暫時消解煩憂，助長人們遊玩娛樂的興致，刺激創作激情和靈感等等。劉伶縱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潛把酒賞菊、李白“鬥酒詩百篇”……文人與酒的緣分總是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離仕途之際，也免不了常常狂飲狂醉，又藉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縱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約束感、壓抑感、裝飾感需要藉助“杜康”來消解，狂飲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藉助“濁醪”來補償，狂飲以求充實；人生的各種煩惱、苦悶、或憂傷都可以藉助醉意來超越或解脫，狂飲以求輕鬆；而生活中的許多歡欣也常常要藉助酒意來品嚐，狂飲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悅。
比如柳永失意時與“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流連”；“未更闌，已盡狂醉”。晏小山熱戀中“曳雪牽雲留醉客，且伴春狂”。
蘇舜欽從政不慎，“放歌狂飲不知曉”，結果授政敵以柄，落職閑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覺懷抱抒”，在滄浪亭裏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風知”。
蘇軾謫黃，“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以至“夜飲東坡醒復醉”。出於對仕宦風波的厭倦，他希望“且趁身閑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南宋文人多因主戰不遂而疏離仕途，則胸中磊塊更需杯酒澆之。張元幹常常酒後言狂：“念小山叢桂，今宵狂客，不勝杯勺”。“春撩狂興，香迷痛飲，中聖中賢”。“醉後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獨坐，舉世疏狂誰似我”。
負天下之志的陸遊衹能在“尊前消盡少年狂”。
大英雄辛棄疾空懷一腔報國之志，卻被朝廷長期棄置山林，於是終日醉飲狂歌，自稱“酒聖詩豪”，藉酒澆愁、泄憤、自慰、取樂、交友、打發時光。
文人之嗜酒，總是比一般衹圖口腹之快者多幾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陳師道，雖然性情極其孤傲、不長於交際，但也深愛杯中之物，深得飲中三昧。他自謂“嚮來狂殺今尚狂”，其《次韻蘇公獨酌》詩，頗言醉飲縱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雲月酒下明，風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獨酌。使君顧謂客：老子興不薄。飲以全吾真，醉則忘所樂。未解飲中趣，中之如狂藥。起舞屢跳踉，駡坐失酬酢。終然厭多事，超然趨淡薄。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身將歲華晚，意與天宇闊。醒醉各有適，短長聽鳧鶴。
以上所舉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舉一位史稱“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的名臣司馬光，或許更有助於說明文人之狂與酒的關係。
司馬光生前身後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譽。且不說他在朝時如何“有法”、“有禮”，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他的賢達知己邵雍對其“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稱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較嚴格，尤其不贊成狂人。熙寧三年《與王介甫書》批評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雖皆纔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就是這樣一位嚴於規範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歲月裏（52－66歲），也不乏“樽前狂氣出雲霄”的自由樂趣。
以酒銷愁、樂以忘憂常有之：
執酒勸君君盡之，今朝取醉不當疑。好風好景心無事，閑利閑名何足知。
──《執酒》（《全宋詩》P6073頁，下引同書衹註P次）
厚於太古暖於春，耳目無營見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當年不作獨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擲置，放歌瀋飲且醺醺。
──《送張太博肅知嶽州》P6111
賓主俱歡醉，高樓迥倚空。形忘羈檢外，酒散笑談中。
──《宜甫東樓晚飲》P6135
朋友聚飲行樂常有之（當時洛陽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為“耆英會”、“真率會”等，蔚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崗……吾儕幸免簪裾纍，痛飲閑吟樂未央。
──《再和堯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會詩》P6205
白頭難入少年場，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園真率會見贈》P6220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鬥雞非我事，紵衣絲發且相輝。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傢。切莫辭斟十分酒，盡從他笑滿頭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會……用安之前韻》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會之雅集。司馬光此時陶醉於洛中衣冠盛會，頗有不讓前賢、樂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華地，冠蓋優遊萃五方。比戶清風人種竹，滿川濃淥土宜桑。
鑿竜山斷開天闕，導洛波回載羽觴。況有耆英詩酒樂，問君何處不如唐。
──《和子駿洛中書事》P6208
對文化人來說，醉飲之真諦在於自由。據他自己說，酒中真味是於居洛時纔悟得的：
覺後追思氣味長，歡情愁緒兩俱忘。近來方得醉中趣，熟寢沉沉是醉鄉。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題趙捨人庵》P6225
醉飲之樂既多，自然令人傾心：
餘生信多幸，狂醉亦無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後乘，尋花載酒願年年。
──《和子華……賞牡丹》P6214
他甚至有點嗜酒如狂了：
頭白惜春情更深，花間獨醉競分陰。
──《次前韻二首》P6213
盛時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和秉國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朝廷的召喚又使其離開了這片令他開心愜意的樂土。告別自由的感受的確是復雜的，他最想說一說的還是這杯中“知己”：
不辭爛醉樽前倒，明日此歡重得無。
──《留別東郡諸僚友》其五P6089
這似乎有點悲涼，然而恰可說明：醉裏狂歡最是疏離仕事者的一大樂趣。
（二）“狂吟無所忌”──歌詩與疏狂
古代文人講究詩酒風流，酒狂常為詩狂而設。如果衹有酒而沒有詩，文人就不成其為文人了，因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馬光就曾說過蘇舜欽因詩而留名：“潦倒黃冠無足論，白頭嗜酒住荒村。狂名偶為留詩著，陳跡仍因好事”。陳與義雲“風流到樽酒，猶足助詩狂”。陳亮自稱“酒聖詩狂”。酒狂和詩狂是成就文士風流的兩大相關要素。
對於文人，酒衹是自由生命的“藥劑”，狂飲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縱，詩使自由生命的價值得以實現並且永恆。李白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其實是預設了一個不爭的前提──詩。陳王是詩人，否則說他幹什麽呢？李白之“鬥酒”所以成為美談，也是因為有“詩百篇”這個前提或者說結果。
有了詩，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會和歷史的審美確認，文人的價值才能超越時空中的一切短暫而獲得永恆。
文人之疏狂總是藴涵着豐富的詩意。林逋《讀王黃州詩集》雲：
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左遷商嶺題無數，三入承明興未休。
說的是王禹稱這位開宋詩革新之先聲的詩人，在左遷商州的兩度寒暑中，創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稱道的一批詩篇。徐規先生說：
禹稱在商山二年，為一生中作詩數量最多、質量最佳之時期，曾有“新文自負山中集”（捲十《幕次閑吟五首》）之句。
文學史上素有憂患出詩人之論。幾乎很難舉出哪位文學家的創作高峰出現於仕宦通達之際；而絶大多數堪稱優秀的文學家，其創作豐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離仕事之時。比如蘇軾、辛棄疾的創作高峰期都出現在謫居歲月中。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時間寬裕，三因心境相對疏放。儒傢於個人出處之道，素有“兼濟”、“獨善”的進退原則。疏於仕事而將心力傾註於文學，這是文人獨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稱30歲舉進士，38歲謫商州。謫商前夕曾有詩云：
奉親冀豐足，委身任蹉跎。終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隨後便謫居商州，真的開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後的《對雪示嘉佑》詩中回憶道：
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憂？抱瓶自瀉不待勸，乘興一飲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業，加之商州團練副使這個實為監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簽署公事的，因而王禹稱更把詩歌看作謫居歲月裏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長沙，賴有詩情遣歲華。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詩》（下同），P732）
遷謫獨熙熙，襟懷自坦夷……消息還依道，生涯衹在詩……琴酒圖三樂，詩章效《四隨》……吾道寧窮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憤瀉黃陂。
──《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P709－712
眼前有酒長須醉，身外除詩盡是空。──《寄海州副使田捨人》P731
未有一業立，空驚雙鬢衰。唯憐文集裏，添得謫官詩。
──《滁上謫居四首》其二P754
鼕來滁上興何長，唯把吟情入醉鄉……謫宦老郎無一物，清貧猶且放懷狂。
──《雪中看梅花因書詩酒之興》P755
鹹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讜論倡於朝”的王禹稱再謫黃州。這時他47歲，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結束了，他的財富還是衹有詩：
悲歌一麯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襖天使》P787－788
他一生為官清廉，不治産業。離商州時就衹是將“詩章收拾取”，“留與子孫吟”，此番謫黃，他“即着手編次平生所為文……成三十捲，名曰《小畜集》”。這位48歲就辭別了坎坷人生的詩人，似乎真的對自己的生命早有預感，他竟然如此從容地親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給了後人。當然，後人也永遠銘記了他的“忠義之氣”，《宋史》忠義傳序例舉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棄疾是典型的狂飲狂歌之士，他自稱“酒聖詩豪”。在醉意中作詞是他罷官數十年閑居歲月裏的主要事業。他把這種生活稱之為“一觴一詠”、“醉舞狂歌”、“樽俎風流”。他是宋代詞人中傳世詞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詞派的最優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詞中，“狂”字凡十三見，多為其狂飲狂歌心態之寫照，茲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增訂本索引於下（衹註P次和詞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減字木蘭花》
說劍論詩餘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頗堪哀
──P117《水調歌頭》
老眼狂花空處起，銀鈎未見心先醉
──P127《蝶戀花》
折花去，那邊誰傢女，太狂顛
──P144《唐河傳》
昨夜酒兵壓愁城，太狂生，轉關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
──P240《賀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聲，倚歌和之
──P292《沁園春》
風狂雨橫，是邀勒園林，幾多桃李
──P302《念奴嬌》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P317《水調歌頭》
綸巾羽扇顛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調歌頭》
醉兀籃輿，夜來豪飲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擊碎村醪，欲舞還憐衫袖短
──P469《玉樓春》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P515《賀新郎》
辛棄疾的生命價值在仕途和戰場上無法充分實現，卻在“狂歌”事業中實現並獲得了永恆。
（三）“付與狂兒取次遊”──自然與疏狂
疏離了官場，就接近了自然。所謂疏離，有些人可能是暫時或長期離官，有些人可能衹是疏離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衹是公事之餘或者忙裏偷閑地走近自然。不論哪種情況，其生存時空和心理時空都與自然貼近了。山水林泉田園茅捨是文人們自由生活的樂土，是獨立、自由精神的傢園，是文學藝術的搖籃，是生命哲學的時間和空間。在這裏，誰都不妨疏狂放縱一番。山林隱士自不必說，就連端方嚴謹如曾鞏、司馬光這樣的名臣大儒，面對大好山水也不免狂興難禁：“每看香草牽狂思，曾嚮幽蘭費苦吟”；“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
宋代文學中許多得之於山水田園的佳作都記錄了疏於仕事的作者們曠放疏散、縱情於山水、沉醉於杯酒、遣興怡情、消解煩憂的情景。
王禹稱貶官黃州，特建小竹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
歐陽修謫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號醉翁，施政從簡，放縱於詩酒山水之樂，留下了許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記》是此期間之代表作，人所熟知，茲不引述。他於嘉佑元年所作雜文《醉翁吟》，追憶當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溪，咿嚶啁哲於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裊裊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歐陽修頽放於滁山之時，蘇舜欽也因同樣的政治緣由罷官閑居在蘇州滄浪亭。這兩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離仕事之際，也以同樣的心態狂遊縱飲。其《滄浪亭記》雲：
……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嚮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難的道友體會的是同一種人生況味，故爾雖處異地，仍以詩文交流心得。歐陽修因“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而答以《滄浪亭》詩，有“豈如扁舟任飄兀，紅渠緑浪搖醉眠”等互勉之語。
大自然的真實和寬容對於米元章尤其適宜。這位顛狂的大書法傢也是山水狂客。他之愛奇石、愛山水，都體現着他真率自由的個性。今存其四捲數百首詩，除寫書畫之事以外，多為山水景物之作。嶽珂《寶晉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間有凌雲之氣”。“出風煙之上”、“有凌雲之氣”，固然與其性格、氣質、才情、修養有關，而其取於仕途者少，得於自然者多亦當是重要原因。其《壯觀賦》雲：“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顧，慨然而嘆曰：壯哉江山之觀也！”
這位不曾丟過官職的藝術傢也從未丟掉過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詩吟景物，垂虹秋色滿江南。──《垂虹亭》
我欲臨風取清曠，寄聲魚鳥莫相猜。──《書淮岸艤舟館秀野亭》
野伯終朝愛清景，不辜閑祿太平身。──《高郵即事》
魚鳥難馴湖海志，岸沙汀竹憶山林。
──《太常二絶》（上引均見《寶晉英光集》捲四）
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無拘無束，有時顯得過於顛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發潤州》（捲五）
不過他自己覺得既愜意又和諧：
醉餘清夜，羽扇綸巾人入畫，江遠淮長，舉首宗英醒更狂。
──《減字木蘭花》，（捲五）
讀其《寶晉英光集》，很少見他有什麽憂愁煩惱怨氣牢騷。或許他纔真正稱得起徹裏徹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銘》頗見宋代文人隨緣適性的自由主義人生哲學：
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捲六）
山水狂遊對於自稱“我自疏狂異趣”的蘇軾來說，除消解煩憂、怡情悅意之外，還有另一番深意。這位文化偉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對生命哲學的探究，對歷史和社會的叩問，多是在大自然賜給他的自由時空中臻於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異趣”，常常帶有豐富的“理趣”。“理趣”歷來是“蘇學”中備受關註的話題，本文無須詳論。這裏衹是指出：
“疏狂”是人類生命過程中的一種自由形態，而在人類生存的一切環境中，自然是最適合這種生命形態良性發育的環境。對“疏狂”的士人，當其疏於仕宦之際，如果說狂於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對生命之本真的確認，對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縱，對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麽他們縱身心於山水林泉之間，所得到的則主要是對宇宙、人生、歷史和社會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對自然和人生的詩意的審美愉悅。
（四）“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聲色與疏狂
宋人自稱疏狂，多數都關乎男女風流韻事。柳永《鶴衝天》詞所言在風月場上“偎紅倚翠”、“恣遊狂蕩”，實為文人士大夫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倒是王安石、司馬光、二程、朱子這樣凜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數。
文人的風流韻事是各種筆記、小說、詩話、詞話等雜史中的熱門話題。作為一代文學之代表的宋詞，更是宋世風流的藝術寫照。
疏狂之於女色，或表現為群聚宴飲以妓樂歌舞相佐，或表現為煙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於仕事者，宋代皇帝、達官顯貴、京城和地方各級軍政官吏、太學生、舉子、罪臣謫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類“疏狂”行為。其疏者，主要是儒傢名教規範；其狂者，主要是聲、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縱和滿足。在宋代，這是完全可用“普遍”稱之的世風和士風。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詞人，其詞中“狂”字凡24見，多是指放縱於男女之事。茲據《全宋詞》索引如下（衹註P次和詞牌）：
恣狂蹤跡，兩兩相呼，終朝吟風舞。──P13《黃鶯兒》
對滿目亂花狂絮。──P15《晝夜樂》
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P15《晝夜樂》
好夢狂隨飛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遊，狂殺雲蹤並雨跡。──P20《玉樓春》
金蕉葉泛金波齊，未更闌，已盡狂醉。──P20《金蕉葉》
恨少年枉費疏狂，不早與伊相識。──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蹤舊跡，長衹恁，愁悶朝夕。──P22《徵部樂》
貪看海蟾狂戲，不道九關齊閉。──P23《巫山一段雲》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P25《鳳棲梧》
至更闌疏狂轉甚，更相將鳳幃鴛寢。──P29《宣清》
認得這疏狂意下，嚮人誚譬如閑。──P29《錦堂春》
平康巷陌，觸處繁華，連日疏狂。──P31《鳳歸雲》
小樓深巷狂遊遍，羅綺成叢。──P31《集賢賓》
似恁疏狂，費人拘管，爭似不風流。──P33《少年遊》
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流連。──P35《戚氏》
花紅滯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係。──P35《長壽樂》
帝裏疏散，數載酒縈花係，九陌狂遊。──P40《如魚水》
秋聲敗葉狂飄，心搖。──P43《臨江仙》
坐中醉客風流慣，尊前見，特地驚狂眼。──P47《河傳》
昔觀光得意，狂遊風景。──P47《透碧霄》
狂風亂掃。──P51《傾杯》
楚峽雲歸，高陽人散，寂寞狂蹤跡。──P51《傾杯》
未遂風雲便，爭不恣遊狂蕩。──P51《鶴衝天》
一夜狂風雨。──P53《歸去來》
柳永所謂“疏狂”或“狂”，較為典型地體現了宋代“自負風流才調”（柳詞《傳花枝》）的文人縱情聲色之際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樂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償心理等。
略晚於柳永的晏幾道，其性情、身世雖與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於仕事，沉醉於聲色情愛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鮮明的個性色彩，可稱之為狷世之癡狂，亦為宋人疏狂心態之重要類型。
晏幾道是個情癡。今存《小山詞》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緣於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編詞集所作序稱自己的詞為“昔之狂篇醉句”，“不獨敘其所懷，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所同遊者意中事……篇中所記悲歡離合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見於《鷓鴣天》詞：“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這是自寫相思之詞。詞中那位被離愁別恨所睏擾的疏狂者，藉酒澆愁，終難排遣對“舊香”的迷戀。可知其“疏”，當指疏於繩檢（規範），疏於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縱於宴飲、聲色、情愛等自由享樂的生活。在仕途和愛情之間、規範和自由之間、真誠和偽飾之間、現實和理想之間，他一律疏於前者而狂於後者。首先，疏於仕事，狂於聲色宴享之樂。
晏幾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兒子。晏殊自30歲即為顯官，居要職二十餘年，位至宰輔，薦拔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一代名臣皆曾執掌朝政。晏殊死後33年（元佑三年），時為翰林學士的蘇軾欲求見小晏，小晏辭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傢舊客，亦未暇見也”。小晏說出了兩個事實：一是朝廷當政者中有許多晏傢的親朋故舊；二是小晏與他們來往很少。這足以說明他對仕途的冷漠。他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父蔭和自身的“有餘之才”，但偏偏不求仕進。黃庭堅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詞序》言其“癡”曰：
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傢，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
可知他一不習舉業，二不憑父蔭幹謁求進。黃庭堅說他”磊隗權奇，疏於顧忌“，首先即指這種狷介的個性。他四十多歲時因鄭俠事牽連下獄，或亦與其”不能一傍貴人之門“的狷介性情有關。他作潁昌府許田鎮的小小監官時，大約已經五十多歲。此後更無仕宦顯達之事。
於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遠，卻沉迷於聲色歌舞、宴飲享樂之事。《小山詞自序》雲：
始時，瀋十二廉叔、陳十君竜傢，有蓮、鴻、蘋、雲，品（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為一笑樂而已。而君竜疾廢臥傢，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傢歌兒酒使具流轉於人間”。
這顯然是個很長的時期。對瀋、陳二人來說，當是後半生；小晏則可能是青壯年。他的詞足可證明這種生活的時間跨度。這是一種如夢如幻、如醉如癡、年復一年的狂歡歲月，“疏於顧忌”的風流男女們在一起宴飲、詩詞歌舞、冶遊調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腸，人會娥妝，藕絲衫袖鬱金香。曳雪牽雲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麯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
──《鷓鴣天》
從黃《序》“費資千百萬，傢人饑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來看，小晏為這種放縱的生活幾乎傾傢蕩産，而且無愧無悔。“孺子之色”，此當指兒童般無憂無慮的神色。黃《序》又云：
至其樂府，可謂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餘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予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聞見後錄》捲十九雲：
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甚為豪。可知小晏對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僅至老亦無悔愧，而且頗自得意，不唯自賞，還嚮人炫耀，並不怎麽“顧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連傢人怎麽想也不太考慮，所以纔會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於規範，狂於情愛。
如此疏於仕事又疏於道德倫理規範的晏公子，後人卻不可以酒色之徒、敗傢之子視之，因為他的疏狂中深涵着對情愛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達者精神，但小晏是個例外。他是絶對的情癡，他的生命似乎衹為情而存在，他為歷史留下的“意義”，也可以說衹是一個愛──詩意的、感傷的、真誠無偽的、執着癡狂的男女情愛。
小晏對仕途功名等許多世事都能超然處之，唯對男女之情愛不能解脫。他喜歡在男女情愛世界裏建構一種具有濃郁藝術情調的審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裏面而且不求消解。他總是帶着一種極端化的傾嚮去體驗自由化的男女之愛。
極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鐘，當年拼卻醉顔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極端地真誠：
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
──黃庭堅《小山詞序》
極端地迷狂：
狂花頃刻香，晚蝶纏綿意。──《生查子》
極端地感傷：
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瀋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
──《阮郎歸》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對“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無顧忌地追求極端：歡──悲、合──離、熱戀──相思、獲得──失落。他願意在極端的激情狀態中體驗情愛的歡愉和感傷，而無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園”。
然而這“園”中牽扯着小晏情愛之心的女子並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兒舞女──傢妓。雖然宋王朝允許達官貴人“多蓄歌兒舞女”，但她們畢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藝謀生“準妓女”。
一般說來，狎妓與愛是悖逆的。在文明社會的兩性關係中，宿娼狎妓是極端化的低級形態，愛是極端化的高級形態，二者本屬無愛與愛的兩極，不道德與道德的兩極，醜與美、卑下與高尚的兩極，自由生存形態和規範生存形態的兩極。但任何文明都衹是歷史性的概念，是就一定時空中的普遍規範而言的。具體到中國的唐宋時期，文人士子與妓女産生情愛甚至愛情的情況亦並不十分罕見。再具體到小晏，他雖然所愛既不專一也難長久，但卻極端地真誠而且熱烈。他要用自己極端的真誠和癡情在悖逆的兩極之間搭起一座美的橋梁，連通自己與歌兒的情感，從而否定低級追求高級，否定無愛追求愛，否定醜追求美。第三、疏於現實狂於幻想
心造的“伊甸園”在很大程度上是脫離現實的。現實中的小晏有饑寒的傢人，他應該求仕祿以養傢，不應該“費資千百萬”而長期在歌舞聲色中消磨；他有妻室，不應對別人傢的歌兒們過分癡情；他是相門之子，應該更註意道德名聲。在這些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面前，儘管他天性“疏於顧忌”，卻也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壓力，因而一面在行為方面須有所檢點，一面在心理上須忍受一定的壓抑和苦悶。這是他常常在夢幻和沉醉狀態中進行超現實的文學想象活動的原因之一。
此外，還有他更加無法超越的兩大現實問題：千金易盡；年華必老。
養歌兒需要有財富，而養得起歌兒的瀋、陳終於死的死、病的病。歌兒們因此“流轉於人間”。他與歌兒們的“境緣”“如幻如電”般逝而不返了。這位難忘舊情的“癡”人，衹好又沉湎於幻想和回憶之中。
其實那些往昔的“境緣”，在當時就帶有很多詩意的幻想成分，是在迷狂狀態中被大大美化了的。然而正是這種被他真心地詩化、美化了的“境緣”，又成了他在充滿醉意和夢想的回憶中繼續美化和謳歌的對象。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臨江仙》
小晏在其情感生活中，一直是愛夢幻甚於愛現實，愛瀋醉甚於愛清醒，愛迷狂甚於愛冷靜。人在現實條件下總有許多事想做而不能做，或對許多直接面對的審美對象感到不盡如意，但在醉意或夢幻式的文學創作中卻可以進行一番自由天性的放縱、情感意緒的渲瀉與升華、精神世界的填充和慰藉，或對想象、回憶中的審美對象進行修補完善。在他的筆下，他所眷戀的女性都是完美的，情事都是迷人的：
守得蓮開結伴遊，約開萍葉上蘭舟，來時浦口雲隨棹，采罷江邊月滿樓。
──《鷓鴣天》
這裏是“蓮”、“蘋”、“雲”，還少一隻“鴻”：
問誰同是憶花人？賺得小鴻眉黛、也低顰。
──《虞美人》
現在我們已經難以確知他除了蓮、鴻、蘋、雲外，到底還愛戀過誰？也不太清楚女性對他愛戀到什麽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小晏的確非常投入地喜歡過好幾個歌兒舞女，他的自我感覺起碼很美，上引詞皆可證明，又如：
緑徑穿花，紅樓壓水，尋芳誤到蓬萊地。玉顔人是蕊珠仙，相逢展盡雙蛾翠。
夢草閑眠，流觴淺醉，一春總見瀛州事。別來雙燕又西飛，無端不寄相思字。
──《踏莎行》
這是夢幻般的仙境，其中沒有世事的煩擾，衹有男歡女悅的美和自由。毫無疑問，一切都帶有相當多的幻想成分。
曾有學者指出小晏的夢是“綺夢”，美麗宜人，但又是“破碎的夢”，有無限的凄涼感傷。對這種幻想的美，小晏自然也很清楚其虛無之處，所以他也常在詞中表達夢後酒醒之際的感傷：
舊香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
衾鳳冷，枕鴛孤，愁腸待酒舒。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阮郎歸》
客情今古道，秋夢短長亭……雲鴻相約處，煙霧九州城。
──《臨江仙》
美破碎了，便是悲劇。文學偏愛悲劇，人類從悲劇中體驗美。這是小晏留與後人的審美價值。
小結
人類永遠生活在規範和自由的關係中。規範長存長新，人們需時時遵守；而自由也便長新，時時點綴着人們的理想，豐富着人們的生活。古人的疏狂心態正係於後者。自由既為人類常青之理想，則疏狂精神對於健全和美化人類生活就有積極意義。本文對宋代文人之疏狂心態的研究，或可明乎此義。
漢語中“狂”字多有貶義，但從孔子開始，狂便獲得了積極的高級精神形態的含義。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何晏集解引包鹹語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邢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朱熹《集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孔子說的“狂”與“狷”這兩種精神形態，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衹探討宋代“狂者進取於善道”的情形。這種“狂者”，富於淑世情懷，執着追求修身治國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奪不悔。這是一種智慧心態，是一種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從讀書、為政、治學三方面述論之。一、進取的狂想和讀書的狂熱
宋王朝重視文化，重用文人治國。宋太祖立國之初就註意興學、尊儒。他主張“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他的這些倡導被其後代君王奉為祖宗傢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趙宋皇室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唐代科舉雖已頗具規模，但選拔官吏除科舉以外，軍功、門蔭也很重要。宋代則以科舉選官為主，而且“取士不問傢世”，軍功和門蔭等其它渠道較為次要了。據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二至五統計，唐代289年間科舉取士總計約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從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間科舉取士約49300餘名，年均約176人。這樣的科舉規模為王朝選官提供了較充足的人才基礎，保證了選官途徑的純一化──“用讀書人”，從而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這樣的時代大大激發了文人士子進取功名富貴的狂熱理想。蘇轍在《上皇帝書》中說：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傢，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舉取士雖然是唐代的六倍，但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天下讀書人的期望。以《文獻通考》〈選舉三〉所載太宗淳化三年為例，諸道發解到京的舉人凡17000多名，而錄取進士、諸科共1127名，錄取比例僅為1／15。這一數字說明當時讀書應舉之風尚。
與科舉取士相應，中央和地方大力擴辦官學，民辦書院、私塾也大為興盛，“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質彬彬矣”。教育規模的擴大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學讀書的機會。而當時印刷出版技術的長足進步又為讀書人提供了書籍的便利。這些都激發了讀書的狂熱。太祖朝首任宰相範質作《戒子孫》詩，第一條講孝悌，第二條勸讀書：“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柳永《勸學文》曰：“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李之彥《東𠔌所見》：“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
在宋學形成之初起過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鬍瑗、孫復、石介，都是嗜書如狂的人。鬍瑗“傢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傢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其心也”。孫復“篤學不捨晝夜”。石介“學篤而志大”。“三先生”是當時影響很大的教育傢，歐陽修《鬍先生墓表》雲“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
曾經舉薦過“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讀之士。歐陽修《范公神道碑》記其少年讀書事曰：“入學捨，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宋史》本傳載：“去之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鼕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據《範文正公年譜》26歲下：他在應天府讀書時，有一天真宗“駕次南京（即商丘）”。人們都出去觀看，惟獨他不去，讀書不輟。有人問他，他說：“異日見之未晚”。有位同學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給他帶來好飯菜，他不吃，他認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啖此粥乎”。這是有意識地按孟子所說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礪自己。
歷覽兩宋文化精英的事跡，不論文學大師、理學諸子還是名臣賢相，其篤志進取、嗜書如狂的事跡實難盡數。這使他們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化修養最為淵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學人所言宋代文學、史學、哲學、科技之發達，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極，宋代歷史之諸多成就，其實都離不開這種狂熱進取的精神和篤志苦學的努力。
二、狂熱的淑世理想與狂直的進諫風尚
宋代文人入仕後的“狂者”心態，與皇帝的鼓勵直接相關。據說太祖立國三年曾刻誓碑，上書三條誓言立於太廟以密誡其子孫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句話包含厚待文人和保護進言者兩條重大國策，體現了趙宋皇室的文化胸懷和政治遠見。清王夫之雲：“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闢”。這種大大有別於漢、唐、明、清等朝的相對開明的政治，宋太祖實開其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1載：
太祖常彈雀於後苑，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見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於懷。上駡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
如此鼓勵直言，遂代有諍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錫，“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己任”。“好言時務”，“直言時政得失”。真宗稱他“得爭臣之體”，數予擢拔。及其病卒，猶“遺表勸上”。真宗“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嘆久之，特贈工部侍郎”。
仁宗時，受寵的張貴妃（後來晉封為溫成皇后）為其表叔張堯佐請官，仁宗命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對，遂止。後來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將禦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傢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顔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殿丞嚮前說話，直唾我面。汝衹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願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待郎章諄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諄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禦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內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瀎作相也”。
以上事例說明朝臣與皇帝議政時勇於直諫的情形和對皇室的監督。宋代皇帝允許中書、樞密、尚書三省長官對聖旨提出非議。中書省官員在起草皇帝命令時的首要責任就是權衡詔命當否，若“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也就是退回詔命，請重新考慮。這在君權時代並不常見。蘇軾熙寧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書》雲：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官，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納言，必然激發士人狂熱的淑世情懷和直言勇諫的人文正氣。范仲淹是振起此風的代表人物。這位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中進士後初任職事就表現出不顧個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靈鳥賦》禮贊靈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謂夫子自道。天聖七年（1029），他41歲，任秘閣校理。當時仁宗已成年，而章獻太後仍垂簾聽政，且最忌“還政”的話題。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獨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兩次上疏直言還政，因遭貶黜。
宋人因直諫而得罪皇帝或權臣，雖被貶謫，卻無死罪，因此還能獲得剛正不阿、忠直敢諫的美譽，一有機會就可能重獲升遷。宋代許多名臣都有這種經歷。范仲淹被貶四年後，章獻太後去世，仁宗親政，範即被召回除右司諫。後來仁宗欲廢郭皇后，不許大臣勸諫。範卻率臺諫十臣伏闕叩門大呼不可，於是立即被貶。此事“駭動中外”。富弼上疏說“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批評仁宗“逐忠臣”。兩年後（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範。呂夷簡畏其直言，命他知開封府，欲以繁務睏之，使他無暇他顧。他還是奮不顧身地幹預朝政。宦官閆文應恃寵弄權，他“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傢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景祐三年，他嚮仁宗上“百官圖”，抨擊宰相呂夷簡用人惟私。呂反斥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此事激起朝臣義憤，紛紛上疏為範鳴不平，甚至請求從坐。歐陽修寫信指責高若訥身為諫官而不敢為正義申辯，“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次與範一同被貶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為此寫了《四賢一不肖》詩，稱範、餘、尹、歐為“四賢”，高為“一不肖”。此詩引起都人爭相傳抄，“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範出京時，天章閣待製李紘、集賢校理王質不顧風險為他餞行。有大臣批評王質：“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可見當時朝野人心對狂直之士的推重。像這些敢於堅持正義的狂直之士雖然動輒被貶，但卻能贏得人心和美譽。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環境中，往往還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樂於啓用這類“直臣”、“諫臣”。這就是蘇軾所說“縱有薄責，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請皇帝“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為參知政事，入朝執政。雖然他領導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敗了，他從此離開朝廷，輾轉地方任職，但他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和“有犯無隱”、狂直敢諫的作風，對兩宋士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宋史》本傳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義傳序》雲：“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進取”精神與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開明政治相互激勵，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於淑世理想、勇於直言進諫的“狂者”群體。上舉范仲淹發動十位臺諫官叩門伏闕進諫，就是群體行為。緊步其後的歐陽修知諫院時期，又形成了以歐陽為中心的狂諫群體。
史稱歐陽修“為人質直宏廓，見義敢為。機阱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睏蹇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韓琦為他作《祭文》稱：“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顔有必犯，闕無不縫。”又韓作《墓志銘》言其早年知諫院時，“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歐陽修歷仕41年，數因言事被貶。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賢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後果而為之的。那時他29歲，衹是小小的館閣校勘，人微位卑，本與範、呂之爭無涉，卻情願自投羅網。慶歷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為貶官外任，仍冒死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為因“新政”被貶的范仲淹等人辨護，批評皇帝遠賢臣，用姦邪，並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說為忠”。“自歐陽子”之說有所不確，但歐陽修開風振氣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軟弱，卻亦不乏忠義狂直之臣。國難當前，士大夫進取之心盡傾於抗敵復國之理想，以忠義之心而狂直忠諫者，前赴後繼。如戰亂中砥柱中流的李綱、宗澤、趙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張栻，“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發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孝宗嘗言伏節死主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言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前後奏對忤上旨雖多，而上每念之未嘗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將相，立朝剛直敢言。孝宗曾對他說：“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光宗朝中書捨人樓鑰“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捨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鬍銓、陳亮。鬍銓是高宗朝進士。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樞密院編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檜與金議和，遂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檜、孫近、王倫，言其可斬之罪。奏疏最後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秦檜立即以“狂妄兇悖”的罪名把他遠謫嶺南，此後又一貶再貶。凡為他申辯或表示同情者亦難幸免。二十多年後，孝宗即位，他纔重新入朝為官，仍然直言好諫。
陳亮是思想傢、文學家。他恃纔傲物，以平民身份執着地進言幹政。25歲時應禮部試落第，次年上《中興五論》，抨擊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復國，批評皇帝用人不當，導致士風不振，苟且成風。九年後，他再至臨安，改變名字，連上三書，情辭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五千餘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力陳復國之策。孝宗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將擢用之。”由於朝臣阻撓，他不得回音，便憤然連上二書，毫不掩飾忠憤之情，直責皇帝“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縱論朝政，力陳抗金復國之策，並執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們不想采納他的意見，但繼續不理睬又不體面，就想給他個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險些惹禍。又十年後，46歲的陳亮第三次到臨安上書，被朝臣目為“狂怪”。不屈不撓的陳亮天真地以為如果有個官職，或許可以實現抗金復國的理想。於是在51歲（1193）參加了禮部考試，被光宗擢為狀元，半年後就病逝了。
兩宋史籍對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贊美，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趙宋王朝右文納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為美的普遍心態。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國學術史上，漢、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晉、兩宋是最輝煌的時代。陳寅恪認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鄧廣銘也說宋代最高統治者“對於儒釋道三傢無所輕重於其間，對於思想、學術、文學、藝術領域的各個流派，也一概采取寬鬆態度”。宋代文人享受並利用這種自由和寬鬆，他們博覽群書，通經達古而不盲從，蓄多積厚而不拘泥，敢於懷疑經典，標新立異，在思想和學術方面也表現出一種進取和創新精神，並且卓有建樹。
柳開（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對駢文，倡導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學，而在於振興儒傢道統。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學術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號“東郊野”、“補亡先生”，是韓愈以下三百年來“當仁不讓”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馬遷、班固“二傢之良者”。後來索性認為孟、荀、揚、韓衹不過是“聖人之徒”，倒不如幹脆“取六經為式”，直接以先師為法，從而“正百傢之失，廓堯舜之正途，張周孔之至、管晏之儔、霸者之佐”。瀋括《夢溪筆談》9載：“柳開好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簾下，凡千軸，載以獨輪車……欲以此駭衆取名”。這位狂者雖然在思想上建樹不多，但他充滿自信的傳道精神卻頗可說明宋代學人的狂傲氣概。
宋學有疑傳派、疑經派。范仲淹是疑傳派的發軔者。他在天聖五年執掌南京應天府學並兼管應天書院時“四方從學者輻輳”。他在講解六經時，“病註說之亂六經”，著《易義》、《易兼三材賦》等若幹文章探討《易》學，表現出不盲從古人的自立精神。這是宋人疑傳的開始。他的門人孫復師承其學，也“不惑傳註，不為麯說以亂經”，成為宋學疑傳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學術思想影響的人不止孫復。據《宋元學案》3《高平學案》所列，范氏周圍有一個幾乎囊括當時名儒的學術群：富弼、張方平、張載、石介、李覯、劉牧、呂希哲及范氏純仁、純祐、純禮、純粹四兄弟是高平門人；鬍瑗、孫復、周敦頤是高平講友；韓琦、歐陽修是高平同調。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進程中的第一個學術群體。
歐陽修是疑經派的開風氣者。他認為“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他對《詩經》的毛傳鄭箋曾有懷疑：“先儒註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為《詩本義》，所更正百餘篇”。清代學者對此感到驚訝：“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歐”。
歐陽修因疑傳進而疑經，認為自秦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偽說之亂經也”。他作《易童子問》，斷定《易經》中有後人偽作。
清人對歐陽修疑經决不贊成，陳澧《跋歐陽文忠公集》即批評歐陽修之多疑：“如歐陽子之說，六經真可焚矣”。
宋代經學疑古之風在歐陽修這裏全面形成了。其後如王安石、蘇軾、程頤等人疑《尚書》，至南宋朱熹乃斷《古文尚書》為偽書。南宋永嘉學派葉適作《習學記言》，對傳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許多疑問。疑古之風波及科場，有“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可見兩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經學多從《易》始，蓋因《易》本筮書，其意晦澀不定，具有廣泛的可解釋性，這很適合宋人喜歡自由發揮的作風。現存宋人《易》學著述60人69種。《四庫全書》所收歷代《易》類著作158種，附錄8種，其中宋人56種。此數字略可說明宋人治《易》的熱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傳註。不論象數派、義理派，都從《易》中發掘可為己用的思想資料，用以建構自己的理論體係。或者通過解《易》來發揮自己的思想。周敦頤、邵雍是象數派的代表，他們開創了以圖表解《易》的門徑，從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表達自己對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這是頗有膽識、信心和勇氣的創舉。義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頤則專講義理而不講象數。他所謂理，包括精神本體、事物規律、道德標準等含義。他也是通過解《易》來闡述自己的哲學體係。這當然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思想活動。又如司馬光之《易說》“大都不襲先儒舊說”，也是闡釋義理以切實用的。蘇軾《東坡易傳》“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麯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唯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
從宋人治《易》約略可見其在思想、學術上狂傲自信、勇於創新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被張載表述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後期和南宋前半學術思想的兩度繁榮。北宋自範、鬍、孫、歐、李興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學風行一時，濂（周敦頤）、洛（邵雍、二程）、關（張載）、蜀（三蘇）諸派烽起而程氏理學蔚成大觀。南宋前期半個世紀左右文化再度繁榮，學術上有閩學學派（朱熹）、湖湘學派（張軾）、金華學派（呂祖謙）、象山學派（陸九淵）、永嘉學派（葉適）、永康學派（陳亮）等，或對立，或互補，各有建樹。
與此相關，希聖希賢也是宋代思想傢普遍的志嚮。王安石《憶昨詩示諸外弟》雲：“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欲與稷契遐相希”，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經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會歐陽修時，歐《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語。他在《奉酬永叔見贈》詩中說“他日若能窺孟子，此身何敢望韓公”。曾有人據此譏諷他狂妄，認為他不以韓愈為然，一心比孟。這或許不無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確主要不在文學，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頒行“三經新義”倡導新學，“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說》，以意解字。這些都被當時和後世許多人視為狂妄。張載的弟弟張戩有一次當面說他：“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傳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語，雖出處不明，但與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負基本一致。蘇軾奉詔所撰《王安石贈太傅製》，曾“網羅六藝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傢之陳跡，作斯新人”之語評論其治學精神。
宋代理學家中許多人都懷有立言傳世，成聖成賢的理想。在他們心目中，孔、孟之後已無聖人。“孔、孟之後，其心不傳”。他們要“為去聖繼絶學”，就是要把孔孟之後斷絶了的聖賢之學說、事業接續下去，成就一番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確提出聖人可學而至的觀點。二程十四、五歲便學做聖人。程頤為程顥作墓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其實這也是程頤的自信和自負。張載也有“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的心志。朱熹認為自己就是聖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朱熹一生以聖人自期，他說：“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那麽程子之後呢？“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他以天下國傢為己任，不論在不在朝堂都要“謀其政”，一生上書進言十幾次，不怕惹怒皇帝，執着地布道。但對官職又常“有所不為”。他很贊成人要有點狂狷之氣：“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願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陸九淵的學說曾被當代某位學者稱為“虛誕的自我誇大狂的哲學”。這固然是“唯心”──“唯物”兩極對立時代的說法，不過陸學中確有狂傲之氣。陸九淵認為聖人與平常人之心是一樣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載聖賢之心……亦衹如此”。基於此，他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六經皆我註腳”、之論。在兩宋學術思想史上“六經註我”正是一種頗為普遍的精神現象。
孔子說的“狂”與“狷”這兩種精神形態，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衹探討宋代“狂者進取於善道”的情形。這種“狂者”，富於淑世情懷，執着追求修身治國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奪不悔。這是一種智慧心態，是一種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從讀書、為政、治學三方面述論之。一、進取的狂想和讀書的狂熱
宋王朝重視文化，重用文人治國。宋太祖立國之初就註意興學、尊儒。他主張“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他的這些倡導被其後代君王奉為祖宗傢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趙宋皇室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唐代科舉雖已頗具規模，但選拔官吏除科舉以外，軍功、門蔭也很重要。宋代則以科舉選官為主，而且“取士不問傢世”，軍功和門蔭等其它渠道較為次要了。據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二至五統計，唐代289年間科舉取士總計約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從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間科舉取士約49300餘名，年均約176人。這樣的科舉規模為王朝選官提供了較充足的人才基礎，保證了選官途徑的純一化──“用讀書人”，從而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這樣的時代大大激發了文人士子進取功名富貴的狂熱理想。蘇轍在《上皇帝書》中說：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傢，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舉取士雖然是唐代的六倍，但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天下讀書人的期望。以《文獻通考》〈選舉三〉所載太宗淳化三年為例，諸道發解到京的舉人凡17000多名，而錄取進士、諸科共1127名，錄取比例僅為1／15。這一數字說明當時讀書應舉之風尚。
與科舉取士相應，中央和地方大力擴辦官學，民辦書院、私塾也大為興盛，“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質彬彬矣”。教育規模的擴大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學讀書的機會。而當時印刷出版技術的長足進步又為讀書人提供了書籍的便利。這些都激發了讀書的狂熱。太祖朝首任宰相範質作《戒子孫》詩，第一條講孝悌，第二條勸讀書：“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柳永《勸學文》曰：“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李之彥《東𠔌所見》：“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
在宋學形成之初起過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鬍瑗、孫復、石介，都是嗜書如狂的人。鬍瑗“傢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傢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其心也”。孫復“篤學不捨晝夜”。石介“學篤而志大”。“三先生”是當時影響很大的教育傢，歐陽修《鬍先生墓表》雲“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
曾經舉薦過“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讀之士。歐陽修《范公神道碑》記其少年讀書事曰：“入學捨，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宋史》本傳載：“去之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鼕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據《範文正公年譜》26歲下：他在應天府讀書時，有一天真宗“駕次南京（即商丘）”。人們都出去觀看，惟獨他不去，讀書不輟。有人問他，他說：“異日見之未晚”。有位同學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給他帶來好飯菜，他不吃，他認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啖此粥乎”。這是有意識地按孟子所說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礪自己。
歷覽兩宋文化精英的事跡，不論文學大師、理學諸子還是名臣賢相，其篤志進取、嗜書如狂的事跡實難盡數。這使他們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化修養最為淵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學人所言宋代文學、史學、哲學、科技之發達，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極，宋代歷史之諸多成就，其實都離不開這種狂熱進取的精神和篤志苦學的努力。
二、狂熱的淑世理想與狂直的進諫風尚
宋代文人入仕後的“狂者”心態，與皇帝的鼓勵直接相關。據說太祖立國三年曾刻誓碑，上書三條誓言立於太廟以密誡其子孫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句話包含厚待文人和保護進言者兩條重大國策，體現了趙宋皇室的文化胸懷和政治遠見。清王夫之雲：“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闢”。這種大大有別於漢、唐、明、清等朝的相對開明的政治，宋太祖實開其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1載：
太祖常彈雀於後苑，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見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於懷。上駡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
如此鼓勵直言，遂代有諍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錫，“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己任”。“好言時務”，“直言時政得失”。真宗稱他“得爭臣之體”，數予擢拔。及其病卒，猶“遺表勸上”。真宗“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嘆久之，特贈工部侍郎”。
仁宗時，受寵的張貴妃（後來晉封為溫成皇后）為其表叔張堯佐請官，仁宗命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對，遂止。後來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將禦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傢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顔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殿丞嚮前說話，直唾我面。汝衹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願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待郎章諄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諄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禦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內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瀎作相也”。
以上事例說明朝臣與皇帝議政時勇於直諫的情形和對皇室的監督。宋代皇帝允許中書、樞密、尚書三省長官對聖旨提出非議。中書省官員在起草皇帝命令時的首要責任就是權衡詔命當否，若“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也就是退回詔命，請重新考慮。這在君權時代並不常見。蘇軾熙寧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書》雲：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官，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納言，必然激發士人狂熱的淑世情懷和直言勇諫的人文正氣。范仲淹是振起此風的代表人物。這位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中進士後初任職事就表現出不顧個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靈鳥賦》禮贊靈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謂夫子自道。天聖七年（1029），他41歲，任秘閣校理。當時仁宗已成年，而章獻太後仍垂簾聽政，且最忌“還政”的話題。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獨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兩次上疏直言還政，因遭貶黜。
宋人因直諫而得罪皇帝或權臣，雖被貶謫，卻無死罪，因此還能獲得剛正不阿、忠直敢諫的美譽，一有機會就可能重獲升遷。宋代許多名臣都有這種經歷。范仲淹被貶四年後，章獻太後去世，仁宗親政，範即被召回除右司諫。後來仁宗欲廢郭皇后，不許大臣勸諫。範卻率臺諫十臣伏闕叩門大呼不可，於是立即被貶。此事“駭動中外”。富弼上疏說“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批評仁宗“逐忠臣”。兩年後（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範。呂夷簡畏其直言，命他知開封府，欲以繁務睏之，使他無暇他顧。他還是奮不顧身地幹預朝政。宦官閆文應恃寵弄權，他“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傢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景祐三年，他嚮仁宗上“百官圖”，抨擊宰相呂夷簡用人惟私。呂反斥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此事激起朝臣義憤，紛紛上疏為範鳴不平，甚至請求從坐。歐陽修寫信指責高若訥身為諫官而不敢為正義申辯，“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次與範一同被貶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為此寫了《四賢一不肖》詩，稱範、餘、尹、歐為“四賢”，高為“一不肖”。此詩引起都人爭相傳抄，“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範出京時，天章閣待製李紘、集賢校理王質不顧風險為他餞行。有大臣批評王質：“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可見當時朝野人心對狂直之士的推重。像這些敢於堅持正義的狂直之士雖然動輒被貶，但卻能贏得人心和美譽。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環境中，往往還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樂於啓用這類“直臣”、“諫臣”。這就是蘇軾所說“縱有薄責，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請皇帝“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為參知政事，入朝執政。雖然他領導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敗了，他從此離開朝廷，輾轉地方任職，但他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和“有犯無隱”、狂直敢諫的作風，對兩宋士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宋史》本傳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義傳序》雲：“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進取”精神與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開明政治相互激勵，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於淑世理想、勇於直言進諫的“狂者”群體。上舉范仲淹發動十位臺諫官叩門伏闕進諫，就是群體行為。緊步其後的歐陽修知諫院時期，又形成了以歐陽為中心的狂諫群體。
史稱歐陽修“為人質直宏廓，見義敢為。機阱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睏蹇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韓琦為他作《祭文》稱：“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顔有必犯，闕無不縫。”又韓作《墓志銘》言其早年知諫院時，“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歐陽修歷仕41年，數因言事被貶。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賢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後果而為之的。那時他29歲，衹是小小的館閣校勘，人微位卑，本與範、呂之爭無涉，卻情願自投羅網。慶歷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為貶官外任，仍冒死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為因“新政”被貶的范仲淹等人辨護，批評皇帝遠賢臣，用姦邪，並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說為忠”。“自歐陽子”之說有所不確，但歐陽修開風振氣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軟弱，卻亦不乏忠義狂直之臣。國難當前，士大夫進取之心盡傾於抗敵復國之理想，以忠義之心而狂直忠諫者，前赴後繼。如戰亂中砥柱中流的李綱、宗澤、趙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張栻，“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發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孝宗嘗言伏節死主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言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前後奏對忤上旨雖多，而上每念之未嘗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將相，立朝剛直敢言。孝宗曾對他說：“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光宗朝中書捨人樓鑰“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捨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鬍銓、陳亮。鬍銓是高宗朝進士。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樞密院編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檜與金議和，遂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檜、孫近、王倫，言其可斬之罪。奏疏最後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秦檜立即以“狂妄兇悖”的罪名把他遠謫嶺南，此後又一貶再貶。凡為他申辯或表示同情者亦難幸免。二十多年後，孝宗即位，他纔重新入朝為官，仍然直言好諫。
陳亮是思想傢、文學家。他恃纔傲物，以平民身份執着地進言幹政。25歲時應禮部試落第，次年上《中興五論》，抨擊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復國，批評皇帝用人不當，導致士風不振，苟且成風。九年後，他再至臨安，改變名字，連上三書，情辭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五千餘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力陳復國之策。孝宗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將擢用之。”由於朝臣阻撓，他不得回音，便憤然連上二書，毫不掩飾忠憤之情，直責皇帝“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縱論朝政，力陳抗金復國之策，並執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們不想采納他的意見，但繼續不理睬又不體面，就想給他個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險些惹禍。又十年後，46歲的陳亮第三次到臨安上書，被朝臣目為“狂怪”。不屈不撓的陳亮天真地以為如果有個官職，或許可以實現抗金復國的理想。於是在51歲（1193）參加了禮部考試，被光宗擢為狀元，半年後就病逝了。
兩宋史籍對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贊美，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趙宋王朝右文納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為美的普遍心態。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國學術史上，漢、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晉、兩宋是最輝煌的時代。陳寅恪認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鄧廣銘也說宋代最高統治者“對於儒釋道三傢無所輕重於其間，對於思想、學術、文學、藝術領域的各個流派，也一概采取寬鬆態度”。宋代文人享受並利用這種自由和寬鬆，他們博覽群書，通經達古而不盲從，蓄多積厚而不拘泥，敢於懷疑經典，標新立異，在思想和學術方面也表現出一種進取和創新精神，並且卓有建樹。
柳開（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對駢文，倡導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學，而在於振興儒傢道統。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學術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號“東郊野”、“補亡先生”，是韓愈以下三百年來“當仁不讓”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馬遷、班固“二傢之良者”。後來索性認為孟、荀、揚、韓衹不過是“聖人之徒”，倒不如幹脆“取六經為式”，直接以先師為法，從而“正百傢之失，廓堯舜之正途，張周孔之至、管晏之儔、霸者之佐”。瀋括《夢溪筆談》9載：“柳開好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簾下，凡千軸，載以獨輪車……欲以此駭衆取名”。這位狂者雖然在思想上建樹不多，但他充滿自信的傳道精神卻頗可說明宋代學人的狂傲氣概。
宋學有疑傳派、疑經派。范仲淹是疑傳派的發軔者。他在天聖五年執掌南京應天府學並兼管應天書院時“四方從學者輻輳”。他在講解六經時，“病註說之亂六經”，著《易義》、《易兼三材賦》等若幹文章探討《易》學，表現出不盲從古人的自立精神。這是宋人疑傳的開始。他的門人孫復師承其學，也“不惑傳註，不為麯說以亂經”，成為宋學疑傳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學術思想影響的人不止孫復。據《宋元學案》3《高平學案》所列，范氏周圍有一個幾乎囊括當時名儒的學術群：富弼、張方平、張載、石介、李覯、劉牧、呂希哲及范氏純仁、純祐、純禮、純粹四兄弟是高平門人；鬍瑗、孫復、周敦頤是高平講友；韓琦、歐陽修是高平同調。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進程中的第一個學術群體。
歐陽修是疑經派的開風氣者。他認為“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他對《詩經》的毛傳鄭箋曾有懷疑：“先儒註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為《詩本義》，所更正百餘篇”。清代學者對此感到驚訝：“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歐”。
歐陽修因疑傳進而疑經，認為自秦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偽說之亂經也”。他作《易童子問》，斷定《易經》中有後人偽作。
清人對歐陽修疑經决不贊成，陳澧《跋歐陽文忠公集》即批評歐陽修之多疑：“如歐陽子之說，六經真可焚矣”。
宋代經學疑古之風在歐陽修這裏全面形成了。其後如王安石、蘇軾、程頤等人疑《尚書》，至南宋朱熹乃斷《古文尚書》為偽書。南宋永嘉學派葉適作《習學記言》，對傳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許多疑問。疑古之風波及科場，有“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可見兩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經學多從《易》始，蓋因《易》本筮書，其意晦澀不定，具有廣泛的可解釋性，這很適合宋人喜歡自由發揮的作風。現存宋人《易》學著述60人69種。《四庫全書》所收歷代《易》類著作158種，附錄8種，其中宋人56種。此數字略可說明宋人治《易》的熱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傳註。不論象數派、義理派，都從《易》中發掘可為己用的思想資料，用以建構自己的理論體係。或者通過解《易》來發揮自己的思想。周敦頤、邵雍是象數派的代表，他們開創了以圖表解《易》的門徑，從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表達自己對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這是頗有膽識、信心和勇氣的創舉。義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頤則專講義理而不講象數。他所謂理，包括精神本體、事物規律、道德標準等含義。他也是通過解《易》來闡述自己的哲學體係。這當然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思想活動。又如司馬光之《易說》“大都不襲先儒舊說”，也是闡釋義理以切實用的。蘇軾《東坡易傳》“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麯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唯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
從宋人治《易》約略可見其在思想、學術上狂傲自信、勇於創新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被張載表述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後期和南宋前半學術思想的兩度繁榮。北宋自範、鬍、孫、歐、李興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學風行一時，濂（周敦頤）、洛（邵雍、二程）、關（張載）、蜀（三蘇）諸派烽起而程氏理學蔚成大觀。南宋前期半個世紀左右文化再度繁榮，學術上有閩學學派（朱熹）、湖湘學派（張軾）、金華學派（呂祖謙）、象山學派（陸九淵）、永嘉學派（葉適）、永康學派（陳亮）等，或對立，或互補，各有建樹。
與此相關，希聖希賢也是宋代思想傢普遍的志嚮。王安石《憶昨詩示諸外弟》雲：“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欲與稷契遐相希”，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經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會歐陽修時，歐《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語。他在《奉酬永叔見贈》詩中說“他日若能窺孟子，此身何敢望韓公”。曾有人據此譏諷他狂妄，認為他不以韓愈為然，一心比孟。這或許不無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確主要不在文學，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頒行“三經新義”倡導新學，“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說》，以意解字。這些都被當時和後世許多人視為狂妄。張載的弟弟張戩有一次當面說他：“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傳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語，雖出處不明，但與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負基本一致。蘇軾奉詔所撰《王安石贈太傅製》，曾“網羅六藝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傢之陳跡，作斯新人”之語評論其治學精神。
宋代理學家中許多人都懷有立言傳世，成聖成賢的理想。在他們心目中，孔、孟之後已無聖人。“孔、孟之後，其心不傳”。他們要“為去聖繼絶學”，就是要把孔孟之後斷絶了的聖賢之學說、事業接續下去，成就一番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確提出聖人可學而至的觀點。二程十四、五歲便學做聖人。程頤為程顥作墓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其實這也是程頤的自信和自負。張載也有“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的心志。朱熹認為自己就是聖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朱熹一生以聖人自期，他說：“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那麽程子之後呢？“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他以天下國傢為己任，不論在不在朝堂都要“謀其政”，一生上書進言十幾次，不怕惹怒皇帝，執着地布道。但對官職又常“有所不為”。他很贊成人要有點狂狷之氣：“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願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陸九淵的學說曾被當代某位學者稱為“虛誕的自我誇大狂的哲學”。這固然是“唯心”──“唯物”兩極對立時代的說法，不過陸學中確有狂傲之氣。陸九淵認為聖人與平常人之心是一樣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載聖賢之心……亦衹如此”。基於此，他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六經皆我註腳”、之論。在兩宋學術思想史上“六經註我”正是一種頗為普遍的精神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