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来，今天我的题目是《文化与戏剧》。主要讲的是东方和西方文化对于戏剧的影响。今天为了方便所以我还是来讲讲历史上的东西方戏剧。所谓“东”今天我以中国为主，所以我也可以说是中西方戏剧，比如日本吧，其实在中国角度来看的话，它属于我们大亚洲范畴之内。实际上它的发展跟我们中国的发展很不一样，后面我在戏剧发展史上进一步谈这个问题。
首先戏剧为什么而产生的。戏剧产生其实中西方是非常之一样的，我先不从它的最早的宗教去谈。从人的欲望来谈，我谈的是人心。戏剧呢首先就是模仿欲，人类的模仿欲，这一点非常简单的。如果在座的还能回忆年轻的时候，想起过家家，这就是戏剧的起源。另外一个呢是宣泄欲。人有一种表现欲，他要表现自己，要说明一个问题，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形式来说明一个问题。所以“鬼节”现在在中国慢慢地也开始盛行起来了。这实际上是人的一个戏剧愿望。他希望呢，在某一天他可以不是自己，可以尽情地闹，而且不但不受惩罚，还有糖吃。所以这个是戏剧的又一个起源。
另外一个就是偷窥欲。就是人他有一个偷窥的欲望，法文叫voyerisme。这个偷窥欲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开车，开车你如果看到两个车撞了以后，你会开慢一点。如果那么多的车撞的话呢，你就开得更慢。如果你怕一个chain accident，就是很多车十几辆二十辆车挤在一起的话。你在另外一个线上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会降低速度。而且我看起码是90％的人回去会要传述这件事情，来分享你所偷窥到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逃避主义，看戏多数并不是说我从戏剧上了解现实，他是从戏剧上逃脱现实。这就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非常发达。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好，所以他们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头取得一个暂时的思想的放松。
最后一个呢就是英雄崇拜。所以大家呢，都愿意看一些梁山好汉的东西，而且这个好汉所做的事情绝对是你生活中做不到的。西方比如超人，超人实际上是人对于自己的力量发展的欲望。希望他到某一个时期，或者在某一个思想的片断，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一般人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人他总是有一个逃脱地球吸引力的欲望，所以他就造出了飞机。所以很多比如教堂，它有一个尖顶式，这是对上苍的向往，也是对飞翔的向往。所以雪莱有个诗《云雀颂》，有的诗是可以翻译的，有的诗是不可以翻译的。像《云雀颂》它是意念化的。中国的诗都是不可翻译的，它这个意念化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你边飞边唱，边唱边飞”，就是这样，讲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讲的不是云雀，他讲的他自己对云雀的向往。
戏剧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当时是从古希腊开始的。现在可以说大家都认为古希腊是最早的，前五世纪就开始了。印度也比较早，世界上有很多元典时期。元典时期，就是各个文化哲学的基础、思想的基础，都是那时候发生的。希伯莱文化、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还有中国文化，这个时候你戏剧出来就出来，出不来就出不来了。所以中国那个时候戏剧没有出来，印度和古希腊的出来了，古希腊就成为西方的经典，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希腊的文化当时是非常之自由的，虽然它是奴隶制社会，但是它是一个雅典城。它中间有很多民主的东西，它后来发展出来，从文化从戏剧上都给后世的西方产生了极大的、极深刻的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常常举行酒神节，这个酒神呢是宙斯和另外一个女神叫丝米丽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来被残害了，他的肢体又复生。其实你可以想这个残害实际上和大自然相联系的。是一个个葡萄，最后酿成了酒。所以当时那个酒神的狂欢它有极大的人欲，欲望，大量的喝酒。当然还有很多性的暗示，这个对西方的后世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当时中国的梨园几乎是非常冷落，我想主要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中国的学者也探讨了，我讲一个其中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诗。这个太厉害了，诗呢，大家对于诗的这种崇拜影响了对于戏剧的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对技术的崇拜，中国的技术比如杂技它强调太多的技术了，所以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那个时候起大概已经比人家晚了一千七八百年了。
我们现在讲电影，领导组织去看。其实这件事希腊人早就办了，前五世纪欧迪帕斯那个时候，就有戏剧津贴。在他们戏剧节的时候，他们一年要举行好几次，当然最后主要是三月份和四月份。在他们举行的时候，就发津贴，请奴隶主去看戏，而且那个时候奴隶都可以放假去看戏。当时有的人说就是主要是奴隶主去看戏，奴隶不能休息，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主很少，它的戏就没有观众，所以当时奴隶和奴隶主一起在那个情况下享受片刻的自由。中国的戏剧然后就开始萌芽，比如最早从春秋时期开始了，“优孟衣冠” 还有秦朝的“俳优”和汉朝简短的戏。有些学者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就说那时候就算有戏剧了，说我们那时侯有《东海黄公》，实际上那时候太简单了。戏剧有戏剧的条件，有最基本的几个因素，它必须要有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要是按这个标准来比的话，我们就说那时候还不够，现在初定戏剧的成熟时间的话，如果按王国维的讲，他认为是元代。其实还可以稍微早一点，像金院本，金朝的院本，还有南宋的南戏。其实那些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戏剧故事都已经出来了。王国维他主要的一个论据呢，就是代言体，就是说不是在用第三者的身份来说这个戏的，他是这个人就是演这个戏，这是王国维非常重要的戏剧理论。
东西方戏剧的发展有时候特别奇怪的，他们开始没有戏剧了，就是宗教。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有很长时间没有戏剧，六世纪到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剧场基本都是没有，他们就有几个很简单的杂耍，还有宗教宣传性的那种戏剧。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戏剧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戏剧史如果我们真是两根藤的话，那么它藤上结的瓜其实并不是都完全可以对应的。如果你按年代硬性地比较的话，那种比较戏剧非常之生硬。然后呢，就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先起来的，意大利由于他们的美术太好了，所以他们的美术压了戏剧。最后稍微有一点戏剧，但是在戏剧史上来说，它还是提不起来的。当时比较厉害的是英国和西班牙了，英国当时出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认为，因为英国刚刚从中世纪黑暗中出来，它们前面也没有几个戏。就是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男孩儿，演一些戏。稍微可以跟他比的马罗，马罗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家，跟莎士比亚比差了非常大的一块。
法国主义浪漫时期的时候正是我们鸦片战争的时候，结果人家那边又起来了，古典戏剧在法国17世纪出来了，然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廖可兑先生，我是非常敬仰廖可兑先生的。虽然他在研究学术的时候，并不没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但是他写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西欧戏剧史》。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浪漫派就是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满现实而通向各自的理想世界的产物。浪漫派不太一样的，浪漫派有各式各样的浪漫派。法国浪漫派非常之厉害，但是它产生的果实，实际上并不都是苹果，桃、梨什么都有。可是在他们浪漫派滥觞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覆巢之下怎么会有完卵呢？中国的戏剧在那个时候被压了一下。可是呢，在那个之前，京剧出来了，乾隆时期，京剧一下就起来了。其实它早就蕴藏了很多东西，就像元杂剧的产生一样，在这之前中国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包括它的语言上的准备，像绝句，律诗什么的，不太适合戏剧语言，所以它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顶峰。关汉卿这些人，就是这么一个顶峰。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程式化的东西出来以后，外国人一打“我们的竹幕关了那么久，一打开了以后，哎呀，不行了，我们得向外国学习。”我们现在有话剧，“春柳社” 1907年第一次在东京搬演了《茶花女》。后来又有易卜生那样的戏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从程式化的表演，向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发展的时候。西方恰恰它又向程式化这边发展，它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头了。从易卜生社会问题戏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程式化。到斯特林堡的时候，已经很强的表现主义出来了。当然斯特林堡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天才了，他有他的生活中不愉快的东西，穷而后工。不愉快常常使人思索。所以常常使人能够做出很美的作品，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受苦才能出美丽的作品。但是受苦确实对人的思索是有利的。一个戏剧好与不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你思索不思索，你使你的观众思索不思索。有好戏。用这个方法可以评价我们现在的电视剧，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我常常从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从西方学习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基督教。中国的戏剧对基督教的学习，这点呢，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应该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对于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比如我们第一个以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戏剧的王国维，他强调了很多东西。他其中一个就是“欲”。他认为“生活”“欲”“痛苦”本身就是一回事，当然他是接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悲观论”了。当然这个“欲”是指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然后后来呢，我们最早的几个戏，像《黑奴吁天录》就是那个Uncle’s Tom’s Cabin，就是《汤姆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中间的基督教思想是非常之重的。写这个人 Elizabeth Store伊丽莎白·斯托夫人，我印象她是一个quake。earth quake，quake的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振动，这个戏充满了基督教悲天悯人的东西。有时候是直接受基督教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从戏剧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当然《茶花女》是最早演的戏，《茶花女》如果你细究的话，它没有演整个《茶花女》。它只是演了《茶花女》中间的一幕，可是《黑奴吁天录》可以算作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这是曾孝谷改编的。曾孝谷把从头到尾的七幕戏全都演下来了，它们不是美国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我插一笔就是讲两个东西对戏剧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是美术，一个是诗。
我们最早的戏剧实际上是美术家写的，曾孝谷是李叔同的同学，他们一起跑到日本去，东京美术学校去。东京美术学校当时非常之难考，他们大概是考上的惟一的两个中国学生。当然后来越来越多，东京美术学校当时大概有一百三十几名中国学生，都跑那儿去学画。《茶花女》第一次演出，李叔同参加了演出，然后田汉翻译了《莎乐美》。《莎乐美》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故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译得比较全的戏，《莎乐美》实际上是来自《圣经故事》。然后 1934年茅盾翻译了《耶稣与淫妇》，淫荡的妇人，这个故事也是圣经故事。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有一个妇人，她是犯了通奸罪，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谁没有心里这么想的，你们谁心里是圣洁的话，你们就可以向她扔石头，谁也不敢扔。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原罪”。然后就是讲诗和中国戏剧的关系。有人说月亮是哪国的圆，说月亮是哪国的圆，我倒不知道，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写过像中国人这么多的关于月亮的诗。因为中国人不论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你看到月亮的话，就自然想起了家。普林斯顿出了一本书叫做Poetry and Poetes，《诗和诗论》。中间有一段关于中国诗的阐述，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诗在中国国民的生活中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起码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作诗，大家走路分别的时候要作诗，看景色好要作诗。皇上赏赐下边的臣民的话，也常常以诗的方式，那是最大的奖励。臣民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是用诗来表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是没有的。尽管所有的国家的戏剧的开始都是从诗开始的，所有的文化开始也是从诗开始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里的都是诗，中国的《诗经》里的也是诗。可是中国的诗叫《诗经》，外国人翻成The book of songs。因为《诗经》过去是唱的，叫唱本，外过人翻。可是中国人叫“经”。有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有佛教的楞伽经，当然还有圣经，他们就是宗教为经，所以说中国人以诗为经。
就此而言诗也是中国的一种宗教，既然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它就会对中国的一切文化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有着奠基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玩诗就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了。诗最后已经不是诗了，诗的一个小砖头，诗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这个小砖头就是字。纽约一个诗人他给自己筑了一个房子，叫做“煮字斋”，煮这个字，“两句三年得”，两句才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写了两年我写出这么两句，你要是不喜欢，我就颠儿了，我就当隐士去了。农民造反也写诗，《温州台树旗歌》，不知道你们背得怎么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起义，哪国起义要写诗的，咱们中国人起义要写诗。端盘的《呈寇公》，有那么一个小女孩端盘，结果寇准请一个人来唱堂会，唱完了给她一卷丝绸，她嫌给得少，端盘的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俾女也可以写诗的“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绫织得成”。一个普通的端盘的，同样一比的话，那么他们的《茶花女》或者《卡门》这些戏剧的话，他绝对不会以诗作为它戏剧的一部分。中国就不得不以诗作为戏剧的一部分，当然诗这么重要的话，国家浸淫诗浸淫得太久了，有时候也会出麻烦。到了后来谁想当官，诗写得好，但是我讲的诗不光是一般的诗了，文字写得好也是诗，铿锵悦耳。《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帅三军，北定中原。”这就是诗，所谓的诗它不光是诗本身，格律，它是诗意在里头。就是启功先生讲的，所有文化艺术的东西，它到了一个高的层次，内心的自然的抒发层次它都是诗。所以恩格斯说人类的发展是最大的诗。中国人就说史诗，什么东西很好，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诗，所以中国戏剧的诗化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话，中国戏剧它不得不为诗做出牺牲，在元杂剧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迹象了，密西根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写的戏曲，实际上常常是为诗做借口的。匆匆忙忙跑到一个境界一停，抒发，诗，两个人唱来唱去，唱来唱去。崔莺莺送张生大概唱了四十几段，外国诗剧也有，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唱的。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间那段楼台会，也挺漂亮，The more I give,The more I have,because both are infinite.我给的越多，我就得的越多，因为双方的爱都是无限的。它有诗意，它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演员在台上唱四十几段，过去叫听戏。中国的诗中间它这种空，诗这种空灵，它这种写意性的话，它必然会在戏剧中得到它的反映，所以中国的戏中间大写意非常之多。诗里头它有跳跃感，我就讲地球吸引力，诗就是飞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可以台上转一圈，三千里就过去了。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几乎不需要理解，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他可能是一个文盲，但是他懂诗。因为当时在元杂剧产生的时代，就像在莎士比亚产生的时代一样，它是诗的时代，sonnet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代。伦敦当时居民80％都是文盲，可是呢，莎士比亚的诗琅琅上口，好多诗老妪能懂，老太太能懂。老太太不见得会写字，也许呢，这个不认识字，反而是理解诗的一个有利条件。 walter Ong有一个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的大学者，他讲了这么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当人类的交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经过从耳朵到口，这个阶段的时候，诗对于人类心脏的撞击力是无比巨大的。因为你全心全意，你不需要经过文字再翻译一遍到大脑，一个人在想。现在我们看《诗经》屋里头焚香夜读，读出一点一点味来，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像当时那样天高地广，男男女女采着茶叶在那儿合唱，那种感觉绝对没有了。所以这也是诗剧之所以必然要走向低潮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没有了，当时那种算时间的方式没有了。西方它为什么很早它就没有这个诗剧了？没有以韵文为对话的剧了？因为它很早地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算时间比如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本，或者电脑，一个本。它算时间，它是以小时甚至以分钟算的，过去算时间是以天来算的。其实要是真正演《西厢记》的话，我算了算大概得演四天，谁有工夫坐在那儿。这是时间不对了，而且它的欣赏方式不对了，它是个双向的，过去是双向交流，舞台上舞台下，你说得不好，一会儿喝点茶，一会儿嗑点瓜子。可是这些人都是专家，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他熟悉了唱段以后，他也不嗑瓜子了，也不干什么了，扔过来的茶巾也不摆了甚至可以跟着唱。现在呢，到了工业社会，到了电影院里头，灯一暗好像你说话就不对了，你要跟着唱的话，那就更麻烦了，说不定要把你轰出去，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文化和工业文化实际上是敌对的，工业文化既是对诗文化的进步，也是对于诗文化的摧残。它不是压过了这个历史时期以后我就不管你了，不是的。我压过了你，你就不能再到我这个时期来。所以我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也就必然的，开始放弃诗、放弃诗剧，我不是说完全放弃了。
中国的戏剧的发展也是受思想的影响，直接的影响中国戏剧的发展，写得比较好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它主情不主理，实际上，它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汤显祖对程朱理学他不高兴，他还要写发自于内心的那种真情。实际上这个他受到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他跟李贽两个人，一个是属于戏剧和理论上的哼哈二将。这样呢，当然就有人反对他了，吴江派就说了，说你这个不好，太率真了什么的。吴江派沈大先生就说了，你这个纵使词出“绣肠”，你美丽的肠子，不是一般的肠子，“绣肠”绣花肠，“歌称绕梁”，“绕梁”三日不绝，“尚不谐律吕”，就是那几个调，“亦难褒奖”。虽然你《牡丹亭》不错，可是你音律什么不对，我还是不喜欢。直至如今，几年前我曾经沈华中老师学昆曲，沈华中他还是这个思想。汤显祖其实已经是昆曲高峰了。他还说写得不好，词不工。到现在也有这种老派，当然迂也迂得可爱了，这种老派。像老派中间有些可爱的人，他有迂腐的一面，但他有他的非常率真的一面。比如金圣叹，这个人也是一个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死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他说了，“鼠肝虫臂久萧疏”，我是老鼠的肝，虫子的臂。“只惜胸前几本书”，舍不得书，还有几本书我还没看呢？“所喜唐诗略分解”，唐诗我倒是读了，“庄、骚、马、杜待何如”你马上就要杀我了，《庄子》我也没看，《离骚》我没有看，《史记》我也没有看，杜甫我还学得不好，你就杀我。这多可爱，掉了头我这个书还没念完呢，后来诗写完以后，他说砍头是非常疼，我得到了，这好像是我的一个幸运。这种呆气东西太多，可爱的呆气。
这些人中间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思想理论。金圣叹对佛教比较信仰，他谈戏剧是一切皆从因出。因就是佛教的因缘，因果关系，这个和西方的分析理论就是大相径庭了。比如西方的评论的时候我管它叫做分析式的戏剧理论，某种程度上叫做化学分析式，它把你切成一块一块地来分析，比如非常有名的，这个人主要不是个戏剧家，Auden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写歌曲的人。他讲，他说戏剧就是基于错误。不是什么花间美人，他说戏剧基于错误，所有的戏剧，所有好的戏剧就有两大部分。第一就是制造错误。第二就是发现了所制造的是一个错误。这个稍微有点以偏盖全，但他这种分析方式，是另外一种分析方式。他就是从抽象出来的这种分析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人是个教授，他说我们看戏的一个快感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更高的理解，我们看了剧中的角色犯错误，我们知道他在犯错误，所以我们感到愉快。并不是他诗写得好怎么样，对于戏剧的理解，看上去快感是怎么来的。这个实际上从他们当时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发展中延伸的。当时像狄德罗、黑格尔，包括马克思，他们后来那些革命的戏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呀，还有荣格的心理学呀，福柯的性史研究，给戏剧提供了很多理论的基础。所以他们 Conceptual（概念），就是那种概念性的东西特别多。后来西方所出现新的现代戏剧，常常是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做他们的后盾。西方有一个戏剧家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现代派。现代戏剧和现代派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现代戏剧是现代有的戏剧，现代派实际上是超出现代一些。现代派虽然是杂乱无章，反情节、反人物形象等等，它实际上它都有一个思想基础。它都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一个理念，在它那种荒诞不经的表皮之下，它有这种思想，而且他们这种对于戏的好坏从理论上进行争论相当得多，这样有助于推动戏剧发展。中国人是从诗的好坏，他们是从诗的结构的好坏来进行争论，不光是探讨，有时候搞得非常激烈。比如路易十三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写过一个叫《熙德》。法兰西学院整个不干了，跟他干，这干，双方的理论的交锋的话，它必然要推动戏剧发展。如果你很平淡，大家都去谈诗的话，戏剧就不容易往前推动了。所以我们的戏剧中间有一个停滞的理由，就是不动的理由，就是这样的争论不多，结构方面的争论、性格方面的争论、角色方面的争论就不像他们那么多。
中国的戏剧它的特点是怎么回事呢？它有它自己的程式，程式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就是把它称作“画窗现象”。“画窗现象”是我自己造的词，因为不好翻译,episodic，就是分节现象，中国画窗现象非常明显。“画窗”是怎么来的呢？是我有一次到阳朔去玩儿，你们大概有人也去过那儿，那儿有一个亭子，六面。一面一个窗，那个叫画窗，它把一个非常漂亮的漓江和后面那些山分成了六部分，一个窗子就是一幅竖轴的画。其实不光是画，中国的画都得分段看，所以你讲比例，山的比例，它是不管你的，因为它是把一个长轴画可以分三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看，我不用远着看了。中国是分段式的，你像那个轴画也是，一边展着一边看，一看看一部分，诗是一段一段的。小说也是章回小说，它一个章回中间，它有一个小故事。外国人后来也注意到，有几个有识的外国人他也注意到，中国戏剧的发展它常常是这样的，小波澜。不是那么一个像外国的一开始exposition，先讲明戏剧的情况，然后就发展，高峰，最后劫后的互相的感觉，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张生跟崔莺莺见了好几次面，每次就抒发一段诗，不是一段诗，一段这都是诗，一段就是一个小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诗的一大目的它是抒情，它是讲这个人，情节不是很重要，唱四天，三天半以上都是讲这个人。就像鲁迅先生讲的，中国的画人没有阴影，为什么没有阴影呢？他说中国画人是转着看的，谈不上阴影不阴影。鲁迅也画过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
中国文化中它用线表现的非常多，所以诗书画能够成为一体。中国的美术是从线出来的，不像西方的美术是从雕塑出来的，它是个圆的，你看古希腊的那些雕塑多么好看，很早它就是人体，它有画，更主要的是雕塑。它这一个小的画窗现象，几乎是大千世界都容纳到里面了，小小的东西。而且诗画不可分，没听说哪个人在西方的风景画上题个字，题个诗的，顶多下面一个签名。中国诗它没有办法分的，很简单的。这是一个泥坛子，上面插一个梅花，旁边一句诗，“山村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加了诗，它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它的诗和画。戏剧舞台上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的所有的表演就像一幅画一样，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你分不开的。我的表演离不开诗，但你诗定了以后，你的表演就不可能地按常规的戏剧大情节发展。我必须在这个画里头把它做出来，这样的画例子太多了。我记得老舍给齐白石出了一个题目，“蛙声十里出山泉”，画画怎么能把声音画出来呢？齐白石也行，画了一个泉水，几个蝌蚪，这样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字一拿开的话，就叫“小蝌蚪游泳”。可是你把这个诗放在里头一下就扩展了，不是说中国的画都要靠诗。宋朝时有句图，这一个句子可以画图有这样的，有些意境它可以用图画来表示。但有些东西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常常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例子呢太多了，京剧中能信手拈来，当然它把整个的诗和动作，它都融在一起，它是一个小图。所以中国就是有折子戏，折子戏《拷红》本来一个小女孩，其实她不重要的，她可以独立出来的，因为它是画窗现象使然。其实我们很早时候，谈到过分段现象，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个画窗问题。后来布莱希特看到中国的画窗，他就跟中国学，也用中国的段落式的东西。正是由于中国的诗太强了，所以它对于戏剧的分类，它是以诗来分类的，或诗所传颂的道德来分类的。悲喜剧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元朝分戏从来没说悲剧戏剧的，它只有十几种。所以每一个戏的上场、下场都要来那么一首诗。标题，诗的标题，这样的话，中国的悲剧英雄，因为诗要追求完美了，所以中国的悲剧英雄没有缺点。有的话呢，那就是使人喜欢的缺点。比如李逵的鲁莽，这种缺点，它没有。西方所说的这种叫做悲剧缺陷，tragic flaw，悲剧缺陷是怎么回事呢？悲剧缺陷是从希腊的概念中来的，它叫hamutia（缺陷）。中国现在把它翻译成缺陷，实际上它是射箭，射错了靶子，没射中。它的悲剧人物之所以最后到达了悲剧的结尾呢，它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命运，第二是他的缺点。比如俄狄浦斯，他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就杀了他的爸爸，娶了他的妈妈，这个是命运问题。比如像莎士比亚他肯定是继承他那个传统的。奥赛罗的妒忌，李尔王的傲慢，他是他内心缺点来造成的。中国是诗化的人物，像窦娥，你说她是个悲剧吗？她不是悲剧，因为从诗的传统过来，性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成，婆婆对她那么不好，她毫无怨言，该死就死了。《赵氏孤儿》一死死一大片，全都死了。有时候我完成任务了，这时候我也该死了，我跟前面的人走了，这个死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概念里，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宗教也允许自杀，它不是像西方似的，中国管这个叫玉碎，对不对。
中国的悲剧人物死亡以后，他都一个大团圆，必须这样。窦娥托梦告诉她的父亲，过来把这个坏蛋惩罚掉。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没有办法了，干脆咱们俩变成蝴蝶吧，还是在一起。中国人不喜欢就是最后悲剧人物死亡到那儿就截止了，是个圆。中国文化中的圆是非常多的，从道家太极，它必须要完成圆满，过去要把这个圆满了才行。你不能圆不满缺一个，不对了。天上的月亮大家为什么喜欢？一看到月亮圆了，就想起了自己的家里人。想到圆就想到它所缺的那一部分。但是并不见得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时候有些人是超前的，比如金圣叹。金圣叹改编《西厢记》，到“惊梦”就为止了，最后那一段大团圆没有。有些也不完全是死，比如《桃花扇》，《红楼梦》《桃花扇》，王国维认为是中国惟一的两个悲剧。文学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在戏剧上是非常认同的。中国真正可以称为那个方式的悲剧，我没有说孰优孰劣，称得为那种悲剧，《红楼梦》、《桃花扇》确实是中国惟一的悲剧，而且还不是死人。但是你看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剧人物全都死了，一个不落。所以拜伦这个人，这个人反正有点玩世不恭了。拜伦说“喜剧的结尾就是英雄死掉，悲剧的结尾就是英雄结了婚。”不一定完全对。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首先戏剧为什么而产生的。戏剧产生其实中西方是非常之一样的，我先不从它的最早的宗教去谈。从人的欲望来谈，我谈的是人心。戏剧呢首先就是模仿欲，人类的模仿欲，这一点非常简单的。如果在座的还能回忆年轻的时候，想起过家家，这就是戏剧的起源。另外一个呢是宣泄欲。人有一种表现欲，他要表现自己，要说明一个问题，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形式来说明一个问题。所以“鬼节”现在在中国慢慢地也开始盛行起来了。这实际上是人的一个戏剧愿望。他希望呢，在某一天他可以不是自己，可以尽情地闹，而且不但不受惩罚，还有糖吃。所以这个是戏剧的又一个起源。
另外一个就是偷窥欲。就是人他有一个偷窥的欲望，法文叫voyerisme。这个偷窥欲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开车，开车你如果看到两个车撞了以后，你会开慢一点。如果那么多的车撞的话呢，你就开得更慢。如果你怕一个chain accident，就是很多车十几辆二十辆车挤在一起的话。你在另外一个线上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会降低速度。而且我看起码是90％的人回去会要传述这件事情，来分享你所偷窥到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逃避主义，看戏多数并不是说我从戏剧上了解现实，他是从戏剧上逃脱现实。这就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非常发达。因为他们的经济不好，所以他们在一个黑黑的屋子里头取得一个暂时的思想的放松。
最后一个呢就是英雄崇拜。所以大家呢，都愿意看一些梁山好汉的东西，而且这个好汉所做的事情绝对是你生活中做不到的。西方比如超人，超人实际上是人对于自己的力量发展的欲望。希望他到某一个时期，或者在某一个思想的片断，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一般人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人他总是有一个逃脱地球吸引力的欲望，所以他就造出了飞机。所以很多比如教堂，它有一个尖顶式，这是对上苍的向往，也是对飞翔的向往。所以雪莱有个诗《云雀颂》，有的诗是可以翻译的，有的诗是不可以翻译的。像《云雀颂》它是意念化的。中国的诗都是不可翻译的，它这个意念化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你边飞边唱，边唱边飞”，就是这样，讲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讲的不是云雀，他讲的他自己对云雀的向往。
戏剧刚开始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当时是从古希腊开始的。现在可以说大家都认为古希腊是最早的，前五世纪就开始了。印度也比较早，世界上有很多元典时期。元典时期，就是各个文化哲学的基础、思想的基础，都是那时候发生的。希伯莱文化、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还有中国文化，这个时候你戏剧出来就出来，出不来就出不来了。所以中国那个时候戏剧没有出来，印度和古希腊的出来了，古希腊就成为西方的经典，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希腊的文化当时是非常之自由的，虽然它是奴隶制社会，但是它是一个雅典城。它中间有很多民主的东西，它后来发展出来，从文化从戏剧上都给后世的西方产生了极大的、极深刻的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常常举行酒神节，这个酒神呢是宙斯和另外一个女神叫丝米丽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来被残害了，他的肢体又复生。其实你可以想这个残害实际上和大自然相联系的。是一个个葡萄，最后酿成了酒。所以当时那个酒神的狂欢它有极大的人欲，欲望，大量的喝酒。当然还有很多性的暗示，这个对西方的后世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当时中国的梨园几乎是非常冷落，我想主要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中国的学者也探讨了，我讲一个其中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诗。这个太厉害了，诗呢，大家对于诗的这种崇拜影响了对于戏剧的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中国对技术的崇拜，中国的技术比如杂技它强调太多的技术了，所以一直持续到元朝，元朝那个时候起大概已经比人家晚了一千七八百年了。
我们现在讲电影，领导组织去看。其实这件事希腊人早就办了，前五世纪欧迪帕斯那个时候，就有戏剧津贴。在他们戏剧节的时候，他们一年要举行好几次，当然最后主要是三月份和四月份。在他们举行的时候，就发津贴，请奴隶主去看戏，而且那个时候奴隶都可以放假去看戏。当时有的人说就是主要是奴隶主去看戏，奴隶不能休息，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主很少，它的戏就没有观众，所以当时奴隶和奴隶主一起在那个情况下享受片刻的自由。中国的戏剧然后就开始萌芽，比如最早从春秋时期开始了，“优孟衣冠” 还有秦朝的“俳优”和汉朝简短的戏。有些学者为了弘扬中国文化，就说那时候就算有戏剧了，说我们那时侯有《东海黄公》，实际上那时候太简单了。戏剧有戏剧的条件，有最基本的几个因素，它必须要有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要是按这个标准来比的话，我们就说那时候还不够，现在初定戏剧的成熟时间的话，如果按王国维的讲，他认为是元代。其实还可以稍微早一点，像金院本，金朝的院本，还有南宋的南戏。其实那些都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戏剧故事都已经出来了。王国维他主要的一个论据呢，就是代言体，就是说不是在用第三者的身份来说这个戏的，他是这个人就是演这个戏，这是王国维非常重要的戏剧理论。
东西方戏剧的发展有时候特别奇怪的，他们开始没有戏剧了，就是宗教。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有很长时间没有戏剧，六世纪到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剧场基本都是没有，他们就有几个很简单的杂耍，还有宗教宣传性的那种戏剧。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戏剧就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个戏剧史如果我们真是两根藤的话，那么它藤上结的瓜其实并不是都完全可以对应的。如果你按年代硬性地比较的话，那种比较戏剧非常之生硬。然后呢，就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了，意大利先起来的，意大利由于他们的美术太好了，所以他们的美术压了戏剧。最后稍微有一点戏剧，但是在戏剧史上来说，它还是提不起来的。当时比较厉害的是英国和西班牙了，英国当时出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认为，因为英国刚刚从中世纪黑暗中出来，它们前面也没有几个戏。就是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男孩儿，演一些戏。稍微可以跟他比的马罗，马罗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家，跟莎士比亚比差了非常大的一块。
法国主义浪漫时期的时候正是我们鸦片战争的时候，结果人家那边又起来了，古典戏剧在法国17世纪出来了，然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廖可兑先生，我是非常敬仰廖可兑先生的。虽然他在研究学术的时候，并不没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但是他写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西欧戏剧史》。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浪漫派就是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满现实而通向各自的理想世界的产物。浪漫派不太一样的，浪漫派有各式各样的浪漫派。法国浪漫派非常之厉害，但是它产生的果实，实际上并不都是苹果，桃、梨什么都有。可是在他们浪漫派滥觞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覆巢之下怎么会有完卵呢？中国的戏剧在那个时候被压了一下。可是呢，在那个之前，京剧出来了，乾隆时期，京剧一下就起来了。其实它早就蕴藏了很多东西，就像元杂剧的产生一样，在这之前中国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包括它的语言上的准备，像绝句，律诗什么的，不太适合戏剧语言，所以它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顶峰。关汉卿这些人，就是这么一个顶峰。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程式化的东西出来以后，外国人一打“我们的竹幕关了那么久，一打开了以后，哎呀，不行了，我们得向外国学习。”我们现在有话剧，“春柳社” 1907年第一次在东京搬演了《茶花女》。后来又有易卜生那样的戏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从程式化的表演，向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发展的时候。西方恰恰它又向程式化这边发展，它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头了。从易卜生社会问题戏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程式化。到斯特林堡的时候，已经很强的表现主义出来了。当然斯特林堡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天才了，他有他的生活中不愉快的东西，穷而后工。不愉快常常使人思索。所以常常使人能够做出很美的作品，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受苦才能出美丽的作品。但是受苦确实对人的思索是有利的。一个戏剧好与不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你思索不思索，你使你的观众思索不思索。有好戏。用这个方法可以评价我们现在的电视剧，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我常常从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从西方学习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基督教。中国的戏剧对基督教的学习，这点呢，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应该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对于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比如我们第一个以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戏剧的王国维，他强调了很多东西。他其中一个就是“欲”。他认为“生活”“欲”“痛苦”本身就是一回事，当然他是接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悲观论”了。当然这个“欲”是指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然后后来呢，我们最早的几个戏，像《黑奴吁天录》就是那个Uncle’s Tom’s Cabin，就是《汤姆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中间的基督教思想是非常之重的。写这个人 Elizabeth Store伊丽莎白·斯托夫人，我印象她是一个quake。earth quake，quake的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振动，这个戏充满了基督教悲天悯人的东西。有时候是直接受基督教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从戏剧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当然《茶花女》是最早演的戏，《茶花女》如果你细究的话，它没有演整个《茶花女》。它只是演了《茶花女》中间的一幕，可是《黑奴吁天录》可以算作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这是曾孝谷改编的。曾孝谷把从头到尾的七幕戏全都演下来了，它们不是美国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我插一笔就是讲两个东西对戏剧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是美术，一个是诗。
我们最早的戏剧实际上是美术家写的，曾孝谷是李叔同的同学，他们一起跑到日本去，东京美术学校去。东京美术学校当时非常之难考，他们大概是考上的惟一的两个中国学生。当然后来越来越多，东京美术学校当时大概有一百三十几名中国学生，都跑那儿去学画。《茶花女》第一次演出，李叔同参加了演出，然后田汉翻译了《莎乐美》。《莎乐美》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故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译得比较全的戏，《莎乐美》实际上是来自《圣经故事》。然后 1934年茅盾翻译了《耶稣与淫妇》，淫荡的妇人，这个故事也是圣经故事。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有一个妇人，她是犯了通奸罪，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谁没有心里这么想的，你们谁心里是圣洁的话，你们就可以向她扔石头，谁也不敢扔。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原罪”。然后就是讲诗和中国戏剧的关系。有人说月亮是哪国的圆，说月亮是哪国的圆，我倒不知道，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写过像中国人这么多的关于月亮的诗。因为中国人不论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你看到月亮的话，就自然想起了家。普林斯顿出了一本书叫做Poetry and Poetes，《诗和诗论》。中间有一段关于中国诗的阐述，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诗在中国国民的生活中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起码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作诗，大家走路分别的时候要作诗，看景色好要作诗。皇上赏赐下边的臣民的话，也常常以诗的方式，那是最大的奖励。臣民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是用诗来表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是没有的。尽管所有的国家的戏剧的开始都是从诗开始的，所有的文化开始也是从诗开始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里的都是诗，中国的《诗经》里的也是诗。可是中国的诗叫《诗经》，外国人翻成The book of songs。因为《诗经》过去是唱的，叫唱本，外过人翻。可是中国人叫“经”。有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有佛教的楞伽经，当然还有圣经，他们就是宗教为经，所以说中国人以诗为经。
就此而言诗也是中国的一种宗教，既然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它就会对中国的一切文化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有着奠基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玩诗就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了。诗最后已经不是诗了，诗的一个小砖头，诗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这个小砖头就是字。纽约一个诗人他给自己筑了一个房子，叫做“煮字斋”，煮这个字，“两句三年得”，两句才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写了两年我写出这么两句，你要是不喜欢，我就颠儿了，我就当隐士去了。农民造反也写诗，《温州台树旗歌》，不知道你们背得怎么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起义，哪国起义要写诗的，咱们中国人起义要写诗。端盘的《呈寇公》，有那么一个小女孩端盘，结果寇准请一个人来唱堂会，唱完了给她一卷丝绸，她嫌给得少，端盘的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俾女也可以写诗的“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绫织得成”。一个普通的端盘的，同样一比的话，那么他们的《茶花女》或者《卡门》这些戏剧的话，他绝对不会以诗作为它戏剧的一部分。中国就不得不以诗作为戏剧的一部分，当然诗这么重要的话，国家浸淫诗浸淫得太久了，有时候也会出麻烦。到了后来谁想当官，诗写得好，但是我讲的诗不光是一般的诗了，文字写得好也是诗，铿锵悦耳。《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帅三军，北定中原。”这就是诗，所谓的诗它不光是诗本身，格律，它是诗意在里头。就是启功先生讲的，所有文化艺术的东西，它到了一个高的层次，内心的自然的抒发层次它都是诗。所以恩格斯说人类的发展是最大的诗。中国人就说史诗，什么东西很好，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诗，所以中国戏剧的诗化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话，中国戏剧它不得不为诗做出牺牲，在元杂剧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迹象了，密西根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写的戏曲，实际上常常是为诗做借口的。匆匆忙忙跑到一个境界一停，抒发，诗，两个人唱来唱去，唱来唱去。崔莺莺送张生大概唱了四十几段，外国诗剧也有，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唱的。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间那段楼台会，也挺漂亮，The more I give,The more I have,because both are infinite.我给的越多，我就得的越多，因为双方的爱都是无限的。它有诗意，它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演员在台上唱四十几段，过去叫听戏。中国的诗中间它这种空，诗这种空灵，它这种写意性的话，它必然会在戏剧中得到它的反映，所以中国的戏中间大写意非常之多。诗里头它有跳跃感，我就讲地球吸引力，诗就是飞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可以台上转一圈，三千里就过去了。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几乎不需要理解，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他可能是一个文盲，但是他懂诗。因为当时在元杂剧产生的时代，就像在莎士比亚产生的时代一样，它是诗的时代，sonnet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代。伦敦当时居民80％都是文盲，可是呢，莎士比亚的诗琅琅上口，好多诗老妪能懂，老太太能懂。老太太不见得会写字，也许呢，这个不认识字，反而是理解诗的一个有利条件。 walter Ong有一个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的大学者，他讲了这么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当人类的交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经过从耳朵到口，这个阶段的时候，诗对于人类心脏的撞击力是无比巨大的。因为你全心全意，你不需要经过文字再翻译一遍到大脑，一个人在想。现在我们看《诗经》屋里头焚香夜读，读出一点一点味来，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像当时那样天高地广，男男女女采着茶叶在那儿合唱，那种感觉绝对没有了。所以这也是诗剧之所以必然要走向低潮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没有了，当时那种算时间的方式没有了。西方它为什么很早它就没有这个诗剧了？没有以韵文为对话的剧了？因为它很早地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算时间比如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本，或者电脑，一个本。它算时间，它是以小时甚至以分钟算的，过去算时间是以天来算的。其实要是真正演《西厢记》的话，我算了算大概得演四天，谁有工夫坐在那儿。这是时间不对了，而且它的欣赏方式不对了，它是个双向的，过去是双向交流，舞台上舞台下，你说得不好，一会儿喝点茶，一会儿嗑点瓜子。可是这些人都是专家，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他熟悉了唱段以后，他也不嗑瓜子了，也不干什么了，扔过来的茶巾也不摆了甚至可以跟着唱。现在呢，到了工业社会，到了电影院里头，灯一暗好像你说话就不对了，你要跟着唱的话，那就更麻烦了，说不定要把你轰出去，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文化和工业文化实际上是敌对的，工业文化既是对诗文化的进步，也是对于诗文化的摧残。它不是压过了这个历史时期以后我就不管你了，不是的。我压过了你，你就不能再到我这个时期来。所以我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也就必然的，开始放弃诗、放弃诗剧，我不是说完全放弃了。
中国的戏剧的发展也是受思想的影响，直接的影响中国戏剧的发展，写得比较好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它主情不主理，实际上，它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汤显祖对程朱理学他不高兴，他还要写发自于内心的那种真情。实际上这个他受到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他跟李贽两个人，一个是属于戏剧和理论上的哼哈二将。这样呢，当然就有人反对他了，吴江派就说了，说你这个不好，太率真了什么的。吴江派沈大先生就说了，你这个纵使词出“绣肠”，你美丽的肠子，不是一般的肠子，“绣肠”绣花肠，“歌称绕梁”，“绕梁”三日不绝，“尚不谐律吕”，就是那几个调，“亦难褒奖”。虽然你《牡丹亭》不错，可是你音律什么不对，我还是不喜欢。直至如今，几年前我曾经沈华中老师学昆曲，沈华中他还是这个思想。汤显祖其实已经是昆曲高峰了。他还说写得不好，词不工。到现在也有这种老派，当然迂也迂得可爱了，这种老派。像老派中间有些可爱的人，他有迂腐的一面，但他有他的非常率真的一面。比如金圣叹，这个人也是一个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死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他说了，“鼠肝虫臂久萧疏”，我是老鼠的肝，虫子的臂。“只惜胸前几本书”，舍不得书，还有几本书我还没看呢？“所喜唐诗略分解”，唐诗我倒是读了，“庄、骚、马、杜待何如”你马上就要杀我了，《庄子》我也没看，《离骚》我没有看，《史记》我也没有看，杜甫我还学得不好，你就杀我。这多可爱，掉了头我这个书还没念完呢，后来诗写完以后，他说砍头是非常疼，我得到了，这好像是我的一个幸运。这种呆气东西太多，可爱的呆气。
这些人中间呢，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思想理论。金圣叹对佛教比较信仰，他谈戏剧是一切皆从因出。因就是佛教的因缘，因果关系，这个和西方的分析理论就是大相径庭了。比如西方的评论的时候我管它叫做分析式的戏剧理论，某种程度上叫做化学分析式，它把你切成一块一块地来分析，比如非常有名的，这个人主要不是个戏剧家，Auden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写歌曲的人。他讲，他说戏剧就是基于错误。不是什么花间美人，他说戏剧基于错误，所有的戏剧，所有好的戏剧就有两大部分。第一就是制造错误。第二就是发现了所制造的是一个错误。这个稍微有点以偏盖全，但他这种分析方式，是另外一种分析方式。他就是从抽象出来的这种分析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人是个教授，他说我们看戏的一个快感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更高的理解，我们看了剧中的角色犯错误，我们知道他在犯错误，所以我们感到愉快。并不是他诗写得好怎么样，对于戏剧的理解，看上去快感是怎么来的。这个实际上从他们当时的科学发展和理论发展中延伸的。当时像狄德罗、黑格尔，包括马克思，他们后来那些革命的戏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呀，还有荣格的心理学呀，福柯的性史研究，给戏剧提供了很多理论的基础。所以他们 Conceptual（概念），就是那种概念性的东西特别多。后来西方所出现新的现代戏剧，常常是有很多很多的概念做他们的后盾。西方有一个戏剧家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虽然现代派。现代戏剧和现代派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现代戏剧是现代有的戏剧，现代派实际上是超出现代一些。现代派虽然是杂乱无章，反情节、反人物形象等等，它实际上它都有一个思想基础。它都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一个理念，在它那种荒诞不经的表皮之下，它有这种思想，而且他们这种对于戏的好坏从理论上进行争论相当得多，这样有助于推动戏剧发展。中国人是从诗的好坏，他们是从诗的结构的好坏来进行争论，不光是探讨，有时候搞得非常激烈。比如路易十三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剧作家高乃依，写过一个叫《熙德》。法兰西学院整个不干了，跟他干，这干，双方的理论的交锋的话，它必然要推动戏剧发展。如果你很平淡，大家都去谈诗的话，戏剧就不容易往前推动了。所以我们的戏剧中间有一个停滞的理由，就是不动的理由，就是这样的争论不多，结构方面的争论、性格方面的争论、角色方面的争论就不像他们那么多。
中国的戏剧它的特点是怎么回事呢？它有它自己的程式，程式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就是把它称作“画窗现象”。“画窗现象”是我自己造的词，因为不好翻译,episodic，就是分节现象，中国画窗现象非常明显。“画窗”是怎么来的呢？是我有一次到阳朔去玩儿，你们大概有人也去过那儿，那儿有一个亭子，六面。一面一个窗，那个叫画窗，它把一个非常漂亮的漓江和后面那些山分成了六部分，一个窗子就是一幅竖轴的画。其实不光是画，中国的画都得分段看，所以你讲比例，山的比例，它是不管你的，因为它是把一个长轴画可以分三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看，我不用远着看了。中国是分段式的，你像那个轴画也是，一边展着一边看，一看看一部分，诗是一段一段的。小说也是章回小说，它一个章回中间，它有一个小故事。外国人后来也注意到，有几个有识的外国人他也注意到，中国戏剧的发展它常常是这样的，小波澜。不是那么一个像外国的一开始exposition，先讲明戏剧的情况，然后就发展，高峰，最后劫后的互相的感觉，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张生跟崔莺莺见了好几次面，每次就抒发一段诗，不是一段诗，一段这都是诗，一段就是一个小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诗的一大目的它是抒情，它是讲这个人，情节不是很重要，唱四天，三天半以上都是讲这个人。就像鲁迅先生讲的，中国的画人没有阴影，为什么没有阴影呢？他说中国画人是转着看的，谈不上阴影不阴影。鲁迅也画过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
中国文化中它用线表现的非常多，所以诗书画能够成为一体。中国的美术是从线出来的，不像西方的美术是从雕塑出来的，它是个圆的，你看古希腊的那些雕塑多么好看，很早它就是人体，它有画，更主要的是雕塑。它这一个小的画窗现象，几乎是大千世界都容纳到里面了，小小的东西。而且诗画不可分，没听说哪个人在西方的风景画上题个字，题个诗的，顶多下面一个签名。中国诗它没有办法分的，很简单的。这是一个泥坛子，上面插一个梅花，旁边一句诗，“山村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加了诗，它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它的诗和画。戏剧舞台上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的所有的表演就像一幅画一样，它是结合在一起的，你分不开的。我的表演离不开诗，但你诗定了以后，你的表演就不可能地按常规的戏剧大情节发展。我必须在这个画里头把它做出来，这样的画例子太多了。我记得老舍给齐白石出了一个题目，“蛙声十里出山泉”，画画怎么能把声音画出来呢？齐白石也行，画了一个泉水，几个蝌蚪，这样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字一拿开的话，就叫“小蝌蚪游泳”。可是你把这个诗放在里头一下就扩展了，不是说中国的画都要靠诗。宋朝时有句图，这一个句子可以画图有这样的，有些意境它可以用图画来表示。但有些东西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常常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例子呢太多了，京剧中能信手拈来，当然它把整个的诗和动作，它都融在一起，它是一个小图。所以中国就是有折子戏，折子戏《拷红》本来一个小女孩，其实她不重要的，她可以独立出来的，因为它是画窗现象使然。其实我们很早时候，谈到过分段现象，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个画窗问题。后来布莱希特看到中国的画窗，他就跟中国学，也用中国的段落式的东西。正是由于中国的诗太强了，所以它对于戏剧的分类，它是以诗来分类的，或诗所传颂的道德来分类的。悲喜剧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元朝分戏从来没说悲剧戏剧的，它只有十几种。所以每一个戏的上场、下场都要来那么一首诗。标题，诗的标题，这样的话，中国的悲剧英雄，因为诗要追求完美了，所以中国的悲剧英雄没有缺点。有的话呢，那就是使人喜欢的缺点。比如李逵的鲁莽，这种缺点，它没有。西方所说的这种叫做悲剧缺陷，tragic flaw，悲剧缺陷是怎么回事呢？悲剧缺陷是从希腊的概念中来的，它叫hamutia（缺陷）。中国现在把它翻译成缺陷，实际上它是射箭，射错了靶子，没射中。它的悲剧人物之所以最后到达了悲剧的结尾呢，它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命运，第二是他的缺点。比如俄狄浦斯，他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他就杀了他的爸爸，娶了他的妈妈，这个是命运问题。比如像莎士比亚他肯定是继承他那个传统的。奥赛罗的妒忌，李尔王的傲慢，他是他内心缺点来造成的。中国是诗化的人物，像窦娥，你说她是个悲剧吗？她不是悲剧，因为从诗的传统过来，性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成，婆婆对她那么不好，她毫无怨言，该死就死了。《赵氏孤儿》一死死一大片，全都死了。有时候我完成任务了，这时候我也该死了，我跟前面的人走了，这个死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概念里，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宗教也允许自杀，它不是像西方似的，中国管这个叫玉碎，对不对。
中国的悲剧人物死亡以后，他都一个大团圆，必须这样。窦娥托梦告诉她的父亲，过来把这个坏蛋惩罚掉。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没有办法了，干脆咱们俩变成蝴蝶吧，还是在一起。中国人不喜欢就是最后悲剧人物死亡到那儿就截止了，是个圆。中国文化中的圆是非常多的，从道家太极，它必须要完成圆满，过去要把这个圆满了才行。你不能圆不满缺一个，不对了。天上的月亮大家为什么喜欢？一看到月亮圆了，就想起了自己的家里人。想到圆就想到它所缺的那一部分。但是并不见得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时候有些人是超前的，比如金圣叹。金圣叹改编《西厢记》，到“惊梦”就为止了，最后那一段大团圆没有。有些也不完全是死，比如《桃花扇》，《红楼梦》《桃花扇》，王国维认为是中国惟一的两个悲剧。文学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在戏剧上是非常认同的。中国真正可以称为那个方式的悲剧，我没有说孰优孰劣，称得为那种悲剧，《红楼梦》、《桃花扇》确实是中国惟一的悲剧，而且还不是死人。但是你看莎士比亚所有的悲剧人物全都死了，一个不落。所以拜伦这个人，这个人反正有点玩世不恭了。拜伦说“喜剧的结尾就是英雄死掉，悲剧的结尾就是英雄结了婚。”不一定完全对。我想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