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由无为而有为，由无为向有为过渡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这件事情在由无为到有为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抗，遭到了很多人的制止。很多贵族不愿意由无为向有为过渡，很多贵族不愿意有为，为什么呀？因为原来汉朝朝廷采取的无为政治，无为的做法怎么样？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有很多贵族就是在这种无为的政治中，他的势力膨胀起来了，他的利益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你由无为到有为的话，会损害他的利益，会损伤他的利益。所以他不愿意由无为到有为，那么历史上著名的窦太后，窦太后她就愿意无为，史书记载窦太后愿意怎么样？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言，喜欢老子的东西，喜欢无为的东西，不喜欢儒家的东西。那么窦太后不喜欢有为，比如我说的汉景帝时期用的那个酷吏，那个郅都，那么用他实际上搞的就是法家那套。法家就是讲用实力严厉地镇压，严厉地对敌反对派，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绝不手软。
那么这是法家的有为，那么郅都由于他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然后地方上的这些大豪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来对郅都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再加上郅都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所以郅都这个人的很多做法传到窦太后那儿了，很多人对郅都的批评，对郅都的非议，也都传到窦太后那儿去，那么窦太后显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郅都的这些做法，这种严厉镇压的做法，实际上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为这些贵族呢，他们在长期无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希望自己怎么样，利益越来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范围之内。一有法制就对他们有约束了，他们就不自在了，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有为，不喜欢郅都这种有为，不喜欢这种法制的东西，所以这个窦太后就开始在汉景帝那儿说郅都的不是了。汉景帝呢，他是要保护郅都的，他觉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制，郅都没错。所以汉景帝对郅都呢，进行了保护。他把郅都派到雁门，当雁门太守，他是想保护郅都，但是这个窦太后还是饶不了郅都，最后呢，还是想方设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借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么弱点，因为人在工作当中不可能没有失误，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后把郅都还是给杀了。
所以郅都是从法家的角度来代表有为，而窦太后她喜欢无为，她喜欢的是什么呀，黄老之言。喜欢道家之言，无为的东西。那么窦太后还是想方设法还是把郅都给杀了，那么这件事反映出什么？这种有为政治它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实行的过程中还是受到挫折了，还是遭受无为政治的反抗，那么窦太后就是个典型，她实际上就是当时这种维护无为政治的一个代表，她希望无为，无为对她们这些贵族是有利的。
那么还有宁成，那又是一个酷吏，汉景帝时期重用的一个酷吏，他继续按照郅都的这种做法，来按照郅都的那种方法，来那么做。那么最后宁成的处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贵族到处说他的坏话，到处告他的状，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迫于上层贵族的这种压力，宁成也被抓起来了，虽然最后没有把他处死，但他也蹲了监狱了。所以宁成一个从法家的角度进行有为，那么有为你就要得罪别人，得罪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霉。
那么这是从法家的角度，像郅都和宁成他们的有为。还有人想从儒家的角度来进行有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那些主张无为，坚持无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贵族利益，他要无为，比如这个窦太后的侄子，窦婴。那么窦婴呢，他是好儒，他喜欢有为，他喜欢从儒的角度来进行有为。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当时在地方的藩国封为梁王，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梁王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哥俩的关系应该非常好，而窦太后也非常喜欢梁王，那么有一次梁王从地方到中央来，那么汉景帝呢，就设宴，哥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这哥俩可能好久没见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呢一高兴怎么样？大概当时也是喝酒喝昏了头，一高兴，说什么呀？说将来等我完之后，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后，皇位是你的。因为窦太后特别喜欢梁王，所以听了汉景帝的话，汉景帝我说了，喝酒喝昏了头了，说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礼仪的话，不符合制度的话，那窦太后特别高兴。但是窦婴当时也在旁边，窦婴他头脑比较清醒，他意识到，汉景帝这种说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汉朝皇位的继承制度。马上他就来提醒汉景帝，说什么呀？说陛下这话不对，咱们祖宗已经制定了皇位的继承制度，咱们要按照祖宗的制度来执行，不能凭一时高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马上提醒，就是汉朝皇位继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随便自己一高兴，就破坏这个制度。所以窦太后当时特别不高兴，后来就冷落了窦婴，虽然这是她们家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么窦婴的这种提醒就是一种有为，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去有为，不能放任，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任，不能凭着感觉走，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按制度来，要有一定的制度。那么当时不光是窦婴主张，好儒家讲儒家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些大臣也讲儒家的东西，希望按照儒家的那些思想，来治理国家。
当然一开始还不可能完全大规模地推行儒家，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张用一些儒家的东西，起码小规模、零星的来做一些事情，你比如当时有两个大臣，一个叫赵绾，一个叫王臧。这个王臧和赵绾呢，他们两人也是主张儒家，主张用儒家的东西来进行治理。那么这个王臧、赵绾按照儒家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些主张，什么主张呢？比如说当时在朝廷那儿有很多列侯，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贵族了。他们在中央这儿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这儿、中央这儿聚集了很多列侯，这些人在这儿整天无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赵绾提出让他们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国当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儿的？给你封在哪个地方？封在山东，你去山东。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该去哪儿都去哪儿，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这些列侯都不愿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结了婚，娶了公主。他不愿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离比较远，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这个王臧、赵绾的想法呢，都离开、都走，都别在这儿。这样朝廷清静一点，朝廷的矛盾会少一点，有利于朝廷推行自己各项治理政策。那么王臧、赵绾还提出了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今后大家穿的服装都要符合礼仪，实际上就是说他要想推行儒家的这些东西，推行儒家的礼仪。哪怕从服装方面，从一些使用的器物，从服装、从各个方面怎么样？要体现出君臣上下的等级，要有这种体现。大概当时有些贵族呢，他觉得他的关系跟皇室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跟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有时候就不太讲究礼仪了，人与人之间比较随便。那么儒家的想法，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儒家孔子说过这种话，“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那么汉代呢，开始无为政治，所以那些贵族可能开始一些礼仪的东西，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礼仪，有很多礼仪不够严格、不够规范。
所以王臧、赵绾主张进一步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他可能是要求先从服装做起，大家穿的衣服先得体现出这种礼仪，体现出一种秩序。那么总之呢，王臧、赵绾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儒家的东西，希望用儒家的东西来规范朝政，来规范朝廷。那么这些呢，也引起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这些保守贵族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无为来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权，所以这个窦太后最后呢，就开始对王臧、赵绾开始下手，她就胁迫汉武帝把这个王臧、赵绾给抓起来，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赵绾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实，找到一些漏洞，我说了，人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不可能一点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赵绾的什么把柄，胁迫汉武帝把王臧、赵绾抓起来，胁迫他们俩自杀了，最后这两个人被逼得自杀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有为并不是一帆风顺搞起来的，在有为的过程中，怎么样？它也遭到了无为的反抗，所以在汉代，这种无为到有为的过程中，它们双方是互有进退的，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有时候你稍微高一点，有时候我稍微高一点，这个双方当时呢，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会独尊儒术？出现了独尊儒术。我们还是从一件事情讲起，刘邦当初反抗秦朝的时候，当初怎么样？秦朝的官府通缉刘邦，到处抓刘邦，刘邦到处逃窜，流窜于哪儿，流窜邙、砀之间，邙山、砀山之间，官府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结果刘邦的夫人吕氏，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她就能找到刘邦，她随时就知道刘邦在哪儿，后来刘邦挺奇怪的，说官府到处找我，找不着，你怎么一下把我找到了？吕氏说什么呀，我看见天上有五彩之云，哪儿有五彩之云，我就到哪儿找你，到那儿准能找到你，五彩之云什么意思？谁天上有五彩之云谁将来要当天子，那可不得了，这都是他编造的神话，他编造这些神话是什么意思，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那么这是刘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识到精神的重要。
在这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很多儒家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如果能够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够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权威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就说汉武帝他也想，使社会成为这么一种和谐的社会，大家彼此都很和谐，他也想创造那种气氛。所以他也想从精神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谁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家肯定不行，法家也是有为，但是法家不行，而且法家这种做法越做这个气氛越紧张，我说了这个农民起义，你越镇压越不行，这些地方的豪强黑社会，你可以杀，把他们给杀怕了。但最后怎么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你杀了一批，新的又起来了，而且你用法家这套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你得动用很多军队。而且气氛更加紧张，气氛更加不和谐。
所以需要的是儒家，由儒家出面来解决问题。儒家主张伦理道德，儒家要在精神上树立君主的权威，儒家要解决什么呀？精神问题，所以最后呢，还是由儒家来出面。那么在这方面呢，汉代的思想家，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董仲舒呢，他在尊君这方面，解决精神问题，解决精神上尊君这方面解决得是比较好的，那么董仲舒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前头说了，秦朝、汉朝开始，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问题，也想在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过他们解决精神问题，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们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很多是神学迷信的东西。特别是汉高祖刘邦，他用神学迷信的东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些神学迷信都是些低层次的、巫术的、精灵鬼怪的迷信。比如说他是龙的儿子，比如说他是什么白帝的儿子，或者说赤帝的儿子，或者他是黑帝，刘邦还自称黑帝，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低层次的神灵。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学的东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层次的神，高层次的神学，这种神学是带有理性化的。最低层次的神灵是自然神，像我们说山神河神，树木之神，山洞之神，猪神、牛神、马神。这是最低层次的神，再高一层的神，是血缘群体神，那它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一些氏族部落的图腾，这是第二层次的神，那么第三层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业神，功能神，比如正义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这是些功能神。那么行业神呢？那么由于社会划分成不同的行业，所以人们在各个行业当中，把这个行业的一些创始人，在这个行业当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为神。比如我们说木匠、木工这个行当，那么他有谁呀？鲁班神。航海人们信谁？妈祖。纺织呢，人们信什么？黄道婆。武将，人们信谁呀？比如说信关公。这是行业神，那么自然神、血缘群体神、功能神和行业神，这些神都是多神，是无序列的，无政府状态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神，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神，各人有个人的神，这个神很多，然后再往上，开始有一个神灵，我们把它称为至上神。这个至上神呢，他并不排斥多神，而是让多神受他的领导，使多神服从一定的秩序，服从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刘邦神话自己，他用的神就属于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话自己时候，他用的神并不确定。他一会儿说自己是龙，一会儿说自己是黑帝，一会儿说他是赤帝的儿子，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这种神对他精神的地位树立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杂七杂八的多神，你可以创造，别人也可以创造，你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制造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精灵鬼怪的东西，来神话自己，来虚构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这时候，他也提出一个神，这个神不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无政府状态的、没有序列的神了。那么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它是一种至上神，它是统领百神的，叫什么神，“天”。天是最高的神，这个神是至上神，是众神的领导者，所以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这个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认你们信的这些神，你讲神，他讲神，你这个神，他那个神。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这些神，都要服从天，天是这个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万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说了，“不敬天，虽祀百神无益也”，你各个地方的人，各个行业的人，各种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从你的神，谁都可以遵从。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些神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这个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体的神，那也没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至上的神，提出了一个最高的神。这个最高的神，这个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还是有规则，还是有法则的，有了这个规则，有了这个法则，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了，就应该是有序列了、有规则了。那么他给这些杂七杂八的神，等于给他们套上了规则，由最高的神灵，给他们确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就是儒家的规则，董仲舒说了这种话，你不是尊天吗？天有天道，就像我们说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吗？尊神你就得讲究神道，那么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讲天道。就得讲天的法则，神的法则。
董仲舒说了这种话，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只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别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儿子嘛！“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那是什么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只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说这种至上的神，最高的神灵，谁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只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别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灵打交道。别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么办呢？必须通过天子这个中介，然后由天子来向他转达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那么所有的天子他来主宰天下，来治理条下，都是由天给他发布的命令，都禀承天的命令，所以这个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随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禀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过去人们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较简单，你不就打赢了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不就打赢了吗？你不就运气好吗？讲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历史事实是这样，我利用诡诈，我利用我的军事实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后把天下给夺取了，过去人们是这么理解的。什么人当皇帝，诡诈、有实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所以为什么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很多老战友们不服，那些异姓王都不服。他们觉得当初咱们一块儿打天下，你不就是凭诡诈、凭实力你打下来。我也去凭诡诈，我也去凭实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异姓的藩王就起来反叛，他也想当皇帝，都想当皇帝，都有这种想法。那么同样后来刘家的人，同姓王，他们也不老实，都是刘家的人，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他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只要我有智慧，我诡诈，只要我有实力，我这个兵强马壮，我就可以当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那么通过董仲舒的论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皇帝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你有实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还得有什么？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谁能当皇帝，谁不能当皇帝，谁能当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让他当的皇帝，是天让他来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没有天命的话，你即使有实力，你也不能当皇帝。他让人们树立起这个信念，这无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实际上就是让人们想到这一点，你虽然有实力，你有没有天命？没有天命，你是不能当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尧舜是古代的帝王，那么尧舜为什么能够当帝王呢，过去的解释呢，就是说一般说他们有道德，当然道德是一个方面，他们是有道德，但董仲舒这里还提出，不光是道德问题，是天给他的，天命。天给他的，没有这个天的话，他即使得了这个天下，统治了这个天下，他不合法。必须由天来认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给你的，由你来指挥天下。就是尧舜他来治理天下是禀承天的命令，这样就给尧舜这样的帝王治理天下，怎么样？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这种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迹。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当时来说，给汉朝的皇帝，给他们的统治，给他对于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么？神的印迹。就是说你汉武帝，或者汉朝的皇帝，你统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仅仅凭什么实力，不是凭我们人间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是神，神让你统治天下。你禀承神的命令，所以这样呢？让他有这么一种信念，所以对汉朝皇帝就更加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质实力，不是怕他的军队，不是怕他的财富，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我跟着你，不是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汉朝皇帝的精神权威树立起来了，那么这种做法，像董仲舒这种做法，那么实际是什么呀？实际上把汉朝的皇帝，把汉武帝给抬高到这种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你有全国的最高的实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质财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还有全国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直接跟神连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只有你可以跟神来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权威。
那么，董仲舒这种做法，就得到了汉朝皇帝的重视，汉朝皇帝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汉朝的统治才能够真正稳定。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这种在精神上树立汉朝皇帝权威这种做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是法家的有为，那么郅都由于他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然后地方上的这些大豪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来对郅都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再加上郅都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所以郅都这个人的很多做法传到窦太后那儿了，很多人对郅都的批评，对郅都的非议，也都传到窦太后那儿去，那么窦太后显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郅都的这些做法，这种严厉镇压的做法，实际上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为这些贵族呢，他们在长期无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希望自己怎么样，利益越来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范围之内。一有法制就对他们有约束了，他们就不自在了，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有为，不喜欢郅都这种有为，不喜欢这种法制的东西，所以这个窦太后就开始在汉景帝那儿说郅都的不是了。汉景帝呢，他是要保护郅都的，他觉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制，郅都没错。所以汉景帝对郅都呢，进行了保护。他把郅都派到雁门，当雁门太守，他是想保护郅都，但是这个窦太后还是饶不了郅都，最后呢，还是想方设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借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么弱点，因为人在工作当中不可能没有失误，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后把郅都还是给杀了。
所以郅都是从法家的角度来代表有为，而窦太后她喜欢无为，她喜欢的是什么呀，黄老之言。喜欢道家之言，无为的东西。那么窦太后还是想方设法还是把郅都给杀了，那么这件事反映出什么？这种有为政治它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实行的过程中还是受到挫折了，还是遭受无为政治的反抗，那么窦太后就是个典型，她实际上就是当时这种维护无为政治的一个代表，她希望无为，无为对她们这些贵族是有利的。
那么还有宁成，那又是一个酷吏，汉景帝时期重用的一个酷吏，他继续按照郅都的这种做法，来按照郅都的那种方法，来那么做。那么最后宁成的处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贵族到处说他的坏话，到处告他的状，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迫于上层贵族的这种压力，宁成也被抓起来了，虽然最后没有把他处死，但他也蹲了监狱了。所以宁成一个从法家的角度进行有为，那么有为你就要得罪别人，得罪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霉。
那么这是从法家的角度，像郅都和宁成他们的有为。还有人想从儒家的角度来进行有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那些主张无为，坚持无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贵族利益，他要无为，比如这个窦太后的侄子，窦婴。那么窦婴呢，他是好儒，他喜欢有为，他喜欢从儒的角度来进行有为。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当时在地方的藩国封为梁王，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梁王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哥俩的关系应该非常好，而窦太后也非常喜欢梁王，那么有一次梁王从地方到中央来，那么汉景帝呢，就设宴，哥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这哥俩可能好久没见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呢一高兴怎么样？大概当时也是喝酒喝昏了头，一高兴，说什么呀？说将来等我完之后，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后，皇位是你的。因为窦太后特别喜欢梁王，所以听了汉景帝的话，汉景帝我说了，喝酒喝昏了头了，说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礼仪的话，不符合制度的话，那窦太后特别高兴。但是窦婴当时也在旁边，窦婴他头脑比较清醒，他意识到，汉景帝这种说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汉朝皇位的继承制度。马上他就来提醒汉景帝，说什么呀？说陛下这话不对，咱们祖宗已经制定了皇位的继承制度，咱们要按照祖宗的制度来执行，不能凭一时高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马上提醒，就是汉朝皇位继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随便自己一高兴，就破坏这个制度。所以窦太后当时特别不高兴，后来就冷落了窦婴，虽然这是她们家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么窦婴的这种提醒就是一种有为，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去有为，不能放任，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任，不能凭着感觉走，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按制度来，要有一定的制度。那么当时不光是窦婴主张，好儒家讲儒家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些大臣也讲儒家的东西，希望按照儒家的那些思想，来治理国家。
当然一开始还不可能完全大规模地推行儒家，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张用一些儒家的东西，起码小规模、零星的来做一些事情，你比如当时有两个大臣，一个叫赵绾，一个叫王臧。这个王臧和赵绾呢，他们两人也是主张儒家，主张用儒家的东西来进行治理。那么这个王臧、赵绾按照儒家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些主张，什么主张呢？比如说当时在朝廷那儿有很多列侯，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贵族了。他们在中央这儿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这儿、中央这儿聚集了很多列侯，这些人在这儿整天无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赵绾提出让他们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国当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儿的？给你封在哪个地方？封在山东，你去山东。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该去哪儿都去哪儿，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这些列侯都不愿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结了婚，娶了公主。他不愿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离比较远，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这个王臧、赵绾的想法呢，都离开、都走，都别在这儿。这样朝廷清静一点，朝廷的矛盾会少一点，有利于朝廷推行自己各项治理政策。那么王臧、赵绾还提出了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今后大家穿的服装都要符合礼仪，实际上就是说他要想推行儒家的这些东西，推行儒家的礼仪。哪怕从服装方面，从一些使用的器物，从服装、从各个方面怎么样？要体现出君臣上下的等级，要有这种体现。大概当时有些贵族呢，他觉得他的关系跟皇室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跟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有时候就不太讲究礼仪了，人与人之间比较随便。那么儒家的想法，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儒家孔子说过这种话，“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那么汉代呢，开始无为政治，所以那些贵族可能开始一些礼仪的东西，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礼仪，有很多礼仪不够严格、不够规范。
所以王臧、赵绾主张进一步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他可能是要求先从服装做起，大家穿的衣服先得体现出这种礼仪，体现出一种秩序。那么总之呢，王臧、赵绾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儒家的东西，希望用儒家的东西来规范朝政，来规范朝廷。那么这些呢，也引起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这些保守贵族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无为来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权，所以这个窦太后最后呢，就开始对王臧、赵绾开始下手，她就胁迫汉武帝把这个王臧、赵绾给抓起来，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赵绾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实，找到一些漏洞，我说了，人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不可能一点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赵绾的什么把柄，胁迫汉武帝把王臧、赵绾抓起来，胁迫他们俩自杀了，最后这两个人被逼得自杀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有为并不是一帆风顺搞起来的，在有为的过程中，怎么样？它也遭到了无为的反抗，所以在汉代，这种无为到有为的过程中，它们双方是互有进退的，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有时候你稍微高一点，有时候我稍微高一点，这个双方当时呢，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会独尊儒术？出现了独尊儒术。我们还是从一件事情讲起，刘邦当初反抗秦朝的时候，当初怎么样？秦朝的官府通缉刘邦，到处抓刘邦，刘邦到处逃窜，流窜于哪儿，流窜邙、砀之间，邙山、砀山之间，官府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结果刘邦的夫人吕氏，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她就能找到刘邦，她随时就知道刘邦在哪儿，后来刘邦挺奇怪的，说官府到处找我，找不着，你怎么一下把我找到了？吕氏说什么呀，我看见天上有五彩之云，哪儿有五彩之云，我就到哪儿找你，到那儿准能找到你，五彩之云什么意思？谁天上有五彩之云谁将来要当天子，那可不得了，这都是他编造的神话，他编造这些神话是什么意思，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那么这是刘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识到精神的重要。
在这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很多儒家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如果能够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够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权威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就说汉武帝他也想，使社会成为这么一种和谐的社会，大家彼此都很和谐，他也想创造那种气氛。所以他也想从精神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谁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家肯定不行，法家也是有为，但是法家不行，而且法家这种做法越做这个气氛越紧张，我说了这个农民起义，你越镇压越不行，这些地方的豪强黑社会，你可以杀，把他们给杀怕了。但最后怎么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你杀了一批，新的又起来了，而且你用法家这套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你得动用很多军队。而且气氛更加紧张，气氛更加不和谐。
所以需要的是儒家，由儒家出面来解决问题。儒家主张伦理道德，儒家要在精神上树立君主的权威，儒家要解决什么呀？精神问题，所以最后呢，还是由儒家来出面。那么在这方面呢，汉代的思想家，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董仲舒呢，他在尊君这方面，解决精神问题，解决精神上尊君这方面解决得是比较好的，那么董仲舒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前头说了，秦朝、汉朝开始，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问题，也想在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过他们解决精神问题，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们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很多是神学迷信的东西。特别是汉高祖刘邦，他用神学迷信的东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些神学迷信都是些低层次的、巫术的、精灵鬼怪的迷信。比如说他是龙的儿子，比如说他是什么白帝的儿子，或者说赤帝的儿子，或者他是黑帝，刘邦还自称黑帝，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低层次的神灵。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学的东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层次的神，高层次的神学，这种神学是带有理性化的。最低层次的神灵是自然神，像我们说山神河神，树木之神，山洞之神，猪神、牛神、马神。这是最低层次的神，再高一层的神，是血缘群体神，那它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一些氏族部落的图腾，这是第二层次的神，那么第三层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业神，功能神，比如正义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这是些功能神。那么行业神呢？那么由于社会划分成不同的行业，所以人们在各个行业当中，把这个行业的一些创始人，在这个行业当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为神。比如我们说木匠、木工这个行当，那么他有谁呀？鲁班神。航海人们信谁？妈祖。纺织呢，人们信什么？黄道婆。武将，人们信谁呀？比如说信关公。这是行业神，那么自然神、血缘群体神、功能神和行业神，这些神都是多神，是无序列的，无政府状态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神，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神，各人有个人的神，这个神很多，然后再往上，开始有一个神灵，我们把它称为至上神。这个至上神呢，他并不排斥多神，而是让多神受他的领导，使多神服从一定的秩序，服从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刘邦神话自己，他用的神就属于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话自己时候，他用的神并不确定。他一会儿说自己是龙，一会儿说自己是黑帝，一会儿说他是赤帝的儿子，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这种神对他精神的地位树立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杂七杂八的多神，你可以创造，别人也可以创造，你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制造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精灵鬼怪的东西，来神话自己，来虚构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这时候，他也提出一个神，这个神不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无政府状态的、没有序列的神了。那么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它是一种至上神，它是统领百神的，叫什么神，“天”。天是最高的神，这个神是至上神，是众神的领导者，所以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这个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认你们信的这些神，你讲神，他讲神，你这个神，他那个神。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这些神，都要服从天，天是这个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万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说了，“不敬天，虽祀百神无益也”，你各个地方的人，各个行业的人，各种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从你的神，谁都可以遵从。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些神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这个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体的神，那也没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至上的神，提出了一个最高的神。这个最高的神，这个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还是有规则，还是有法则的，有了这个规则，有了这个法则，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了，就应该是有序列了、有规则了。那么他给这些杂七杂八的神，等于给他们套上了规则，由最高的神灵，给他们确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就是儒家的规则，董仲舒说了这种话，你不是尊天吗？天有天道，就像我们说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吗？尊神你就得讲究神道，那么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讲天道。就得讲天的法则，神的法则。
董仲舒说了这种话，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只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别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儿子嘛！“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那是什么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只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说这种至上的神，最高的神灵，谁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只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别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灵打交道。别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么办呢？必须通过天子这个中介，然后由天子来向他转达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那么所有的天子他来主宰天下，来治理条下，都是由天给他发布的命令，都禀承天的命令，所以这个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随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禀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过去人们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较简单，你不就打赢了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不就打赢了吗？你不就运气好吗？讲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历史事实是这样，我利用诡诈，我利用我的军事实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后把天下给夺取了，过去人们是这么理解的。什么人当皇帝，诡诈、有实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所以为什么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很多老战友们不服，那些异姓王都不服。他们觉得当初咱们一块儿打天下，你不就是凭诡诈、凭实力你打下来。我也去凭诡诈，我也去凭实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异姓的藩王就起来反叛，他也想当皇帝，都想当皇帝，都有这种想法。那么同样后来刘家的人，同姓王，他们也不老实，都是刘家的人，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他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只要我有智慧，我诡诈，只要我有实力，我这个兵强马壮，我就可以当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那么通过董仲舒的论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皇帝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你有实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还得有什么？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谁能当皇帝，谁不能当皇帝，谁能当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让他当的皇帝，是天让他来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没有天命的话，你即使有实力，你也不能当皇帝。他让人们树立起这个信念，这无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实际上就是让人们想到这一点，你虽然有实力，你有没有天命？没有天命，你是不能当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尧舜是古代的帝王，那么尧舜为什么能够当帝王呢，过去的解释呢，就是说一般说他们有道德，当然道德是一个方面，他们是有道德，但董仲舒这里还提出，不光是道德问题，是天给他的，天命。天给他的，没有这个天的话，他即使得了这个天下，统治了这个天下，他不合法。必须由天来认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给你的，由你来指挥天下。就是尧舜他来治理天下是禀承天的命令，这样就给尧舜这样的帝王治理天下，怎么样？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这种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迹。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当时来说，给汉朝的皇帝，给他们的统治，给他对于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么？神的印迹。就是说你汉武帝，或者汉朝的皇帝，你统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仅仅凭什么实力，不是凭我们人间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是神，神让你统治天下。你禀承神的命令，所以这样呢？让他有这么一种信念，所以对汉朝皇帝就更加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质实力，不是怕他的军队，不是怕他的财富，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我跟着你，不是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汉朝皇帝的精神权威树立起来了，那么这种做法，像董仲舒这种做法，那么实际是什么呀？实际上把汉朝的皇帝，把汉武帝给抬高到这种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你有全国的最高的实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质财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还有全国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直接跟神连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只有你可以跟神来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权威。
那么，董仲舒这种做法，就得到了汉朝皇帝的重视，汉朝皇帝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汉朝的统治才能够真正稳定。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这种在精神上树立汉朝皇帝权威这种做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央视国际 2005年05月30日 10：23
内容简介：汉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汉朝提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治国思想：独尊儒术。但是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理论和实际经常脱节，不易操作。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历代君主对儒家都有如此的看法。后来叔孙通帮助刘邦整顿朝纲，肃朝廷礼仪，这是儒学运用到实际中的一个开端，到汉武帝时代，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儒家思想能够在汉代中期被统治者接受成为治国良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在实际操作中，把儒学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最后才使汉朝的统治者扭转了对儒家的看法，最后尊儒，用儒。
（全文）
我们继续讲汉代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问题。那么儒家要成为官方思想，儒家要被统治者接受，儒家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仍然不能真正被统治者所接受，什么问题呢？就是儒家的操作问题。因为当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家的，为什么看不起儒家呢？他觉得儒家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空谈家，就会说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这个汉高祖动不动就骂竖儒，老是骂儒家。
那么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有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去投靠他，汉高祖对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买账，不太高兴。而且汉高祖留下了一个历史污点，他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头撒泡尿，然后又把帽子还给人家了，对儒生非常不尊重。那么后来有一个大臣叫叔孙通，叔孙通当年去投靠刘邦的时候，这个刘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装，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来了，所以叔孙通就回去了，换了一身衣服，换成短衣短袖，当时叫楚服，楚国的楚，刘邦看了以后就高兴了。有几次有儒生来投靠刘邦，那么刘邦往往先问问这些传达的人，这人什么样，服饰、打扮、神态什么样，这个传达人就说状儒，就是像儒的那个样子，刘邦就不见，刘邦对传话人，他就说，你回去跟他说，告诉这个来人，说我正在忙大事，现在没时间会见儒生，没时间跟儒打交道。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刘邦对儒是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儒（给）他的印象崇尚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操作能力不强，没有什么操作能力，他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其实不光刘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么对儒家的这种看法，大家一直就没有变，是一贯的，都认为儒家不切实用，儒家的操作有问题，它不能把它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实际操作。实际上儒家内部一些人，也承认这一点。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说过，“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家，我所提倡的道，所坚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样子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儒家思想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艺、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用。司马迁是这么说的“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儒这个东西，它讲的那些六艺，它讲那些古代的文献，讲这些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人们有时候学了几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马迁对儒家也有这样的批判。所以汉高祖刘邦当初不喜欢儒家，整个社会都对它有这种看法。包括后来窦太后，窦太后反对有为，她也反对儒家，她也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际。
但是后来儒家自身也开始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调整完的，是长期的这么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不好操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实际工作，讲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家发挥了一次作用，把儒家的一些想法，儒家的思想怎么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了一次，不过这种运用呢，只是一些初步的运用。什么事呢？就是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自己的精神地位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尊严并没有确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么样，缺调少教，大家过去本来就素质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所以夺取了天下以后呢，这些无赖过去的这些陋习，坏习惯还没有改变，特别缺调少教，缺少教养，所以刘邦非常烦恼。
这时候刘邦一个重要的大臣，叔孙通，他在旁边看到了，叔孙通他就是个儒家的学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儒家需要开始发挥作用了，儒家能够给他解决问题，前头咱们不是说吗？儒家不好操作，儒家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尽空谈道理，那么叔孙通这个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朝纲没有建立起来，礼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这种皇帝的尊严不能确立，不能树立这件事情，叔孙通觉得儒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点作用，可以帮他解决。所以叔孙通就对汉高祖刘邦说，这件事由我来解决，我来给你调教，来给你训练这些粗人，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实际上他要给他调教这些小流氓，调教他们。那刘邦当然就答应了，就说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给我解决，就答应了。叔孙通就把他过去读的那些书，记载古代的礼仪，礼仪规范、礼仪制度的那些书都给拿出来了，还找来了他的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共同干嘛？按照古代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来调教刘邦手下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这些粗人。那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样说话，平常应该怎么样尊君，在君主面前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你们彼此之间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让他们讲文明，讲礼貌，懂得一些文明的东西。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叔孙通跟刘邦说调教可以了，怎么样，现在给你来演练一次，你来看一看怎么样，据说在一天早上，开始正式让这些大臣按照叔孙通和他的学生的调教来演练他们已经学会的这些礼仪。那么到那天呢，刘邦上朝了，来看看底下这些大臣，开始来演习这些礼仪。那么这些大臣一下变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礼貌，非常文明，迈着四方步入朝，入进来之后，见着皇帝应该怎么样下跪，应该说哪些恭敬的话，文明的话，他们的服装，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一个个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当时整个上朝这个气氛非常庄严，非常肃穆，给人的感觉非常文明，气氛非常好，所以经过这么一次演练，刘邦当时给美坏了，乐坏了，刘邦当时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叔孙通怎么样，使得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小试牛刀，试了一把，使刘邦尝到了儒家的甜头，所以有的人在《汉书》里有这个记载，有的人说叔孙通是汉代儒家之宗。
这个宗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儒家之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儒家进入操作，为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实际地为统治者解决问题进行操作，他是一个开端，所以汉高祖刘邦特别高兴，从此知道儒家的优越性，知道儒家的优点，当时还重赏了叔孙通，那么叔孙通的学生也都受到了奖励，给官做，给了赏，所以这件事是儒家操作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死刑，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死刑，这个死刑，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淫荡，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内容简介：汉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汉朝提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治国思想：独尊儒术。但是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就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理论和实际经常脱节，不易操作。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所以历代君主对儒家都有如此的看法。后来叔孙通帮助刘邦整顿朝纲，肃朝廷礼仪，这是儒学运用到实际中的一个开端，到汉武帝时代，皇权的威严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儒家思想能够在汉代中期被统治者接受成为治国良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在实际操作中，把儒学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最后才使汉朝的统治者扭转了对儒家的看法，最后尊儒，用儒。
（全文）
我们继续讲汉代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问题。那么儒家要成为官方思想，儒家要被统治者接受，儒家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仍然不能真正被统治者所接受，什么问题呢？就是儒家的操作问题。因为当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家的，为什么看不起儒家呢？他觉得儒家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空谈家，就会说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这个汉高祖动不动就骂竖儒，老是骂儒家。
那么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有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去投靠他，汉高祖对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买账，不太高兴。而且汉高祖留下了一个历史污点，他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头撒泡尿，然后又把帽子还给人家了，对儒生非常不尊重。那么后来有一个大臣叫叔孙通，叔孙通当年去投靠刘邦的时候，这个刘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装，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来了，所以叔孙通就回去了，换了一身衣服，换成短衣短袖，当时叫楚服，楚国的楚，刘邦看了以后就高兴了。有几次有儒生来投靠刘邦，那么刘邦往往先问问这些传达的人，这人什么样，服饰、打扮、神态什么样，这个传达人就说状儒，就是像儒的那个样子，刘邦就不见，刘邦对传话人，他就说，你回去跟他说，告诉这个来人，说我正在忙大事，现在没时间会见儒生，没时间跟儒打交道。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刘邦对儒是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儒（给）他的印象崇尚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操作能力不强，没有什么操作能力，他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其实不光刘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么对儒家的这种看法，大家一直就没有变，是一贯的，都认为儒家不切实用，儒家的操作有问题，它不能把它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实际操作。实际上儒家内部一些人，也承认这一点。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说过，“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家，我所提倡的道，所坚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样子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儒家思想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艺、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用。司马迁是这么说的“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儒这个东西，它讲的那些六艺，它讲那些古代的文献，讲这些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人们有时候学了几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马迁对儒家也有这样的批判。所以汉高祖刘邦当初不喜欢儒家，整个社会都对它有这种看法。包括后来窦太后，窦太后反对有为，她也反对儒家，她也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际。
但是后来儒家自身也开始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调整完的，是长期的这么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不好操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实际工作，讲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家发挥了一次作用，把儒家的一些想法，儒家的思想怎么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了一次，不过这种运用呢，只是一些初步的运用。什么事呢？就是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自己的精神地位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尊严并没有确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么样，缺调少教，大家过去本来就素质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所以夺取了天下以后呢，这些无赖过去的这些陋习，坏习惯还没有改变，特别缺调少教，缺少教养，所以刘邦非常烦恼。
这时候刘邦一个重要的大臣，叔孙通，他在旁边看到了，叔孙通他就是个儒家的学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儒家需要开始发挥作用了，儒家能够给他解决问题，前头咱们不是说吗？儒家不好操作，儒家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尽空谈道理，那么叔孙通这个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朝纲没有建立起来，礼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这种皇帝的尊严不能确立，不能树立这件事情，叔孙通觉得儒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点作用，可以帮他解决。所以叔孙通就对汉高祖刘邦说，这件事由我来解决，我来给你调教，来给你训练这些粗人，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实际上他要给他调教这些小流氓，调教他们。那刘邦当然就答应了，就说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给我解决，就答应了。叔孙通就把他过去读的那些书，记载古代的礼仪，礼仪规范、礼仪制度的那些书都给拿出来了，还找来了他的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共同干嘛？按照古代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来调教刘邦手下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这些粗人。那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样说话，平常应该怎么样尊君，在君主面前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你们彼此之间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让他们讲文明，讲礼貌，懂得一些文明的东西。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叔孙通跟刘邦说调教可以了，怎么样，现在给你来演练一次，你来看一看怎么样，据说在一天早上，开始正式让这些大臣按照叔孙通和他的学生的调教来演练他们已经学会的这些礼仪。那么到那天呢，刘邦上朝了，来看看底下这些大臣，开始来演习这些礼仪。那么这些大臣一下变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礼貌，非常文明，迈着四方步入朝，入进来之后，见着皇帝应该怎么样下跪，应该说哪些恭敬的话，文明的话，他们的服装，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一个个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当时整个上朝这个气氛非常庄严，非常肃穆，给人的感觉非常文明，气氛非常好，所以经过这么一次演练，刘邦当时给美坏了，乐坏了，刘邦当时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叔孙通怎么样，使得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小试牛刀，试了一把，使刘邦尝到了儒家的甜头，所以有的人在《汉书》里有这个记载，有的人说叔孙通是汉代儒家之宗。
这个宗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儒家之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儒家进入操作，为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实际地为统治者解决问题进行操作，他是一个开端，所以汉高祖刘邦特别高兴，从此知道儒家的优越性，知道儒家的优点，当时还重赏了叔孙通，那么叔孙通的学生也都受到了奖励，给官做，给了赏，所以这件事是儒家操作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死刑，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死刑，这个死刑，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淫荡，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