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盛情，要我讲一讲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已于2008年3月17―21日播出，又蒙中华书局将这次小小讲座转成书面形式，以便让未及听到、看到此节目的各界人士了解其梗概和建立相互间的交流，对此，我深表感谢。乘此机会，我还想讲讲我自己的几点感想，记在这里。
第一，荧屏播放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宝贵的。古语有云：“寸金难买寸光阴。”而在电视播放却是“千”金难买“分”光阴。再加上这次讲演的主题是如此之巨大和重要，必须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说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这真是太“紧张”了――这个“紧张”是指时间的限制，并非我在讲说时有什么紧张，我倒总是随随便便、信口道来，说得好听点儿，就算是有些“从容不迫”吧。话虽如此，我毕竟还是尽量把我想说的精简起来，因此在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许多细节或相关内容不能展开就都从略了。这也就是我写这个小序的原因，以补充若干应该说明的问题。
第二，“百家讲坛”的讲座不是一般的致辞、讲话、谈话、采访等体例，而是一种讲课的形式，用洋文说，前者是speech，后者是lecture，这是第一层分别。然而电视上的lecture又不尽同于学校里的课堂教学。在学校里，不管教室课堂多么宽敞，学生何等众多，他们的年龄、教育基础、知识文化水平等大致是均衡的，所以讲起来是比较有一定标准和集中点的。而电视讲座的对象则与学校里很不一样，是老少俱全，是妇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业，他们听起来和在校学生可就大不相同了。怎样让这么多不同层次水平的收视者完全听懂你的讲座，而且觉得这样讲法是合适的，这个事情可就太难了。
｜小引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我自己对于讲座的兴致和方法有一点儿经验和体会，讲座的目的不要摆在传达知识上――所谓“知识”是包括大家已然共知共识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和有关参考书上记载明确的，这些你都不要在讲座上重述。就拿讲小说来作比方，不要像说评书那样讲故事情节，那样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听众当作了纯属被动消极的接受者，我觉得这是不恰当、不应该的。我的主张是：讲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和你一起动脑筋、想问题，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没有做到这个地步，自觉惭愧。
第三，不妨让我说得更絮烦一些：在今天的课堂里，起码有一块黑板，必要时还有录音、录像等辅助设备。这样，你在课堂讲授时并非全部必用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那么在讲座现场上，情况又很不相同。这，还用我多说吗？还不止于此，我在现场至少还有我创造的各种手势、姿态、语调、表情等来辅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不太死板，甚至有时所言还认为活泼有趣，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但是等到你看到这次讲座由声音转变为文字的文本时，那些声音、语式、手势、姿态、表情都已不复存在了，甚至于我所喜欢的那种只说半截话，其余留与读者自行领会的办法，如果也照样变成文字后，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第一，荧屏播放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宝贵的。古语有云：“寸金难买寸光阴。”而在电视播放却是“千”金难买“分”光阴。再加上这次讲演的主题是如此之巨大和重要，必须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说明源流始末、方方面面，这真是太“紧张”了――这个“紧张”是指时间的限制，并非我在讲说时有什么紧张，我倒总是随随便便、信口道来，说得好听点儿，就算是有些“从容不迫”吧。话虽如此，我毕竟还是尽量把我想说的精简起来，因此在很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许多细节或相关内容不能展开就都从略了。这也就是我写这个小序的原因，以补充若干应该说明的问题。
第二，“百家讲坛”的讲座不是一般的致辞、讲话、谈话、采访等体例，而是一种讲课的形式，用洋文说，前者是speech，后者是lecture，这是第一层分别。然而电视上的lecture又不尽同于学校里的课堂教学。在学校里，不管教室课堂多么宽敞，学生何等众多，他们的年龄、教育基础、知识文化水平等大致是均衡的，所以讲起来是比较有一定标准和集中点的。而电视讲座的对象则与学校里很不一样，是老少俱全，是妇孺皆有，是三教九流，是百行百业，他们听起来和在校学生可就大不相同了。怎样让这么多不同层次水平的收视者完全听懂你的讲座，而且觉得这样讲法是合适的，这个事情可就太难了。
｜小引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我自己对于讲座的兴致和方法有一点儿经验和体会，讲座的目的不要摆在传达知识上――所谓“知识”是包括大家已然共知共识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和有关参考书上记载明确的，这些你都不要在讲座上重述。就拿讲小说来作比方，不要像说评书那样讲故事情节，那样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听众当作了纯属被动消极的接受者，我觉得这是不恰当、不应该的。我的主张是：讲座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和你一起动脑筋、想问题，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所惜者，我因能力所限，没有做到这个地步，自觉惭愧。
第三，不妨让我说得更絮烦一些：在今天的课堂里，起码有一块黑板，必要时还有录音、录像等辅助设备。这样，你在课堂讲授时并非全部必用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那么在讲座现场上，情况又很不相同。这，还用我多说吗？还不止于此，我在现场至少还有我创造的各种手势、姿态、语调、表情等来辅佐，可以使得我的教授不太死板，甚至有时所言还认为活泼有趣，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但是等到你看到这次讲座由声音转变为文字的文本时，那些声音、语式、手势、姿态、表情都已不复存在了，甚至于我所喜欢的那种只说半截话，其余留与读者自行领会的办法，如果也照样变成文字后，那就更莫名其妙了。
这些困难如何解决，解决得是否得当？这实在不是我个人所能办到的。我只是在这里交代一下，对读者来说，还是必要的吧！
上面说过，电视讲座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是lecture，其主题是小说，却又不是“说评书”；如今人们所共识共赏的四大小说这个命题和概念是怎么发生和流传下来的呢？原来，我们中国的长篇章回小说是由明代才盛行起来的，明代的小说数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却是所谓“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者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也。其所以成为“奇书”者，大约是因为其情节内容、文笔手法都与以往的故事小说大有不同。这种长篇章回小说的传统在清代又继续传承下来。清代的章回小说长长短短，不计其数（有的只是十几回，便成了一部书）。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书中，忽然出现了一部《石头记》，这部书比起明代的那些书来更是奇上加奇，真是异军突起、超迈等伦。这部奇书一经问世，回过头来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云泥之别。于是人们渐渐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头记》取而代之。草草说来，这条脉络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分明的。
顺便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浦安迪教授，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近年来他提出一个主张：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楚辞、汉赋、六朝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而明清小说是一个泛称，表达不出朝代、时代的个性特点，所以他建议把四大小说的这种叙事文体就取名为“奇书”文体。他的这种认识和建议是否完全精确，学术界是否已有认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引来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这一命题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学者所注意和承认。
我们要讲的四大奇书即长篇章回小说，总会要遇到一个问题，即文和史的异同分合的讨论，乃至争论。我本人因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研究《红楼梦》，强调这部小说表面上总说是荒唐无稽，而实质上是有其真人真事作为素材的。也许我当时强调得有点过分了吧，于是受到批评和批判，说我不懂得学术与历史的区分，把二者混淆起来，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了是历史“实录”。我想，这种批评对我是有教益的。但我对文与史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却并非那么简单肤浅。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粗浅认识。一、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二、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请您注意我们的两大圣人实际上都在那里思考和讨论文与史的关系问题。这话怎讲？试想“美言”者就是后世所谓的文学艺术语言，“信”者就是指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早有“信实”、“信史”等词语，这个“信”就是不虚不妄的意思。这么一来，事情就很明白，原来老子这位圣人、大哲学家，他主张的是只该有事实，而不赞成文学创作。他把“美”、“信”两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然后再看孔圣是如何教示我们的，他所说的“文”其实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说的“质”其实就是老子的“信”――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虽然粗略了一些，但离基本道理是不远的。那么我们又可明白一点：孔子与老子不同，他并不把“文”和“质”、“美”和“信”对立起来。相反，他以为二者是可以并存和融会的，只不过是两者的成分不可偏于一端，须要对等均衡。他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应该是：史以文传，文由史立。回过头来，再用同样的道理来表示“美”和“信”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信以美传，美由信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总认为，要讲“文”与“史”的关系问题，应从老、孔二位大圣人那里来领会真理。我们自己说话时，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缘由和用意会强调双方的某一方面，可以理解，但注意不要走向极端而引来无必要的纠缠。这样来理解和讨论我们中国特色十分浓厚的四大小说名著问题，就会顺理成章，豁然开朗。
我讲四大小说名著，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我是想先从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来看，所谓的四大小说名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它们四部书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文学名著概念，它们四者既然可以连在一起，那么其外在联系的脉络又是如何？所以我想说明它们各自有其独立性，而且又有文学发展史上的内在涵蕴；其二，我也想说一下在我们的民族文化、文学遗产上，这四部小说为什么特别地光辉、伟大而为全体人民所一致认同、引为骄傲。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
上面说过，电视讲座是lecture，而不是speech，既是lecture，其主题是小说，却又不是“说评书”；如今人们所共识共赏的四大小说这个命题和概念是怎么发生和流传下来的呢？原来，我们中国的长篇章回小说是由明代才盛行起来的，明代的小说数量很大，而最著名的却是所谓“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者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也。其所以成为“奇书”者，大约是因为其情节内容、文笔手法都与以往的故事小说大有不同。这种长篇章回小说的传统在清代又继续传承下来。清代的章回小说长长短短，不计其数（有的只是十几回，便成了一部书）。在百回或百回以上的大书中，忽然出现了一部《石头记》，这部书比起明代的那些书来更是奇上加奇，真是异军突起、超迈等伦。这部奇书一经问世，回过头来再看《金瓶梅》，那便令人感到真有天壤云泥之别。于是人们渐渐地把《金瓶梅》剔出榜外，而以《石头记》取而代之。草草说来，这条脉络的基本情况还是比较分明的。
顺便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浦安迪教授，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近年来他提出一个主张：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楚辞、汉赋、六朝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而明清小说是一个泛称，表达不出朝代、时代的个性特点，所以他建议把四大小说的这种叙事文体就取名为“奇书”文体。他的这种认识和建议是否完全精确，学术界是否已有认同，都不是我此刻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引来的用意是要表明中国的四大小说名著这一命题和概念已被西方的学者所注意和承认。
我们要讲的四大奇书即长篇章回小说，总会要遇到一个问题，即文和史的异同分合的讨论，乃至争论。我本人因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研究《红楼梦》，强调这部小说表面上总说是荒唐无稽，而实质上是有其真人真事作为素材的。也许我当时强调得有点过分了吧，于是受到批评和批判，说我不懂得学术与历史的区分，把二者混淆起来，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了是历史“实录”。我想，这种批评对我是有教益的。但我对文与史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却并非那么简单肤浅。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粗浅认识。一、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二、孔子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请您注意我们的两大圣人实际上都在那里思考和讨论文与史的关系问题。这话怎讲？试想“美言”者就是后世所谓的文学艺术语言，“信”者就是指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早有“信实”、“信史”等词语，这个“信”就是不虚不妄的意思。这么一来，事情就很明白，原来老子这位圣人、大哲学家，他主张的是只该有事实，而不赞成文学创作。他把“美”、“信”两者完全割裂对立起来。
然后再看孔圣是如何教示我们的，他所说的“文”其实就是老子的“美言”，他所说的“质”其实就是老子的“信”――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虽然粗略了一些，但离基本道理是不远的。那么我们又可明白一点：孔子与老子不同，他并不把“文”和“质”、“美”和“信”对立起来。相反，他以为二者是可以并存和融会的，只不过是两者的成分不可偏于一端，须要对等均衡。他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应该是：史以文传，文由史立。回过头来，再用同样的道理来表示“美”和“信”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信以美传，美由信立。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总认为，要讲“文”与“史”的关系问题，应从老、孔二位大圣人那里来领会真理。我们自己说话时，有时为了某种特殊缘由和用意会强调双方的某一方面，可以理解，但注意不要走向极端而引来无必要的纠缠。这样来理解和讨论我们中国特色十分浓厚的四大小说名著问题，就会顺理成章，豁然开朗。
我讲四大小说名著，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我是想先从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来看，所谓的四大小说名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它们四部书联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文学名著概念，它们四者既然可以连在一起，那么其外在联系的脉络又是如何？所以我想说明它们各自有其独立性，而且又有文学发展史上的内在涵蕴；其二，我也想说一下在我们的民族文化、文学遗产上，这四部小说为什么特别地光辉、伟大而为全体人民所一致认同、引为骄傲。
好了，我的小引就到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