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小说评论>> 周汝昌 Zhou Ruchang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18年四月14日2012年五月31日)
獻芹集
《獻芹集》序黃裳 / 作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開中學讀書。關於這學校,歷來就有不同的看法,這裏不想過細研究。我衹是想說,它留給我的印象是很不錯的,特別是那自由的學習空氣,至今想起來也還使人感到溫暖親切而不易忘記。完全沒有以投考名牌大學為唯一目標而進行的填鴨式教育;捨監的面孔雖然嚴肅,但其實也還是寬容的。正規教學之外,課外活動是多種多樣的。體育、演戲、編印校刊、假日旅行、聽演講、學做陶器、養花……真是花樣繁多,不過一切任聽學生自由參加,並不作硬性的規定。圖書館裏有着不算寒傖的藏書,學校附近有三傢書店,出售新刊的書報雜志。學生有很好的機會接觸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學校當局曾經沒收過北新書局出版的《結婚的愛》,因此受到《語絲》的批評,不過這是我入學以前發生的事了。對我的宿舍床頭小書架上排滿的新書,捨監查房時確曾多次有興趣地註意過,但並不沒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後,校園裏出現了幾張小小的徵訂廣告,通訊地址就在教員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這《水星》上,我第一次讀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詩。國文班上孟志孫先生給我們講古典文學和考證。這當然有些失之艱深,但他用天津腔曼聲長吟《桃花扇》“餘韻”的神情實在是引人入勝的。他指定的課本之一是戴東原的《屈原賦註》,這書我們就不知道到哪裏去買。可是第二天同學周杲良帶了一本宣紙印非常闊氣的木刻本來,卻使我真的開了眼界。這是他的父親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這應該說是我對版本學最早的啓蒙讀物。
  我在這裏提起這些瑣細的舊事,衹是想表示我對這種教育方法的感謝。老師並不給學生規定某些未來的學習目標,衹是象“抓周兒”似的在盤子裏安放許多好玩的事物,任憑孩子自己選取。選擇的機會倒是越廣越多越好。當然象賈寶玉那樣一下手就抓來了口紅也沒有引起緊張的必要,可能這正是一種最好的抉擇也說不定。後來我發現,許多同學的未來事業都是最初從這裏開始的。
  
  人們真的選擇了五花八門各自未來的勝業。
  
  因為同級同組的關係,汝昌和我住在一間寢室裏。他是天津鹹水沽人,比我大兩歲,平常總是緘默地不大開口。細長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說起話來也是細聲細氣的。他從高中一纔插班進來,一開始好象不大容易接近,看來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個成熟的青年了。他從不參加體育活動,衹是愛聽戲,京戲昆麯都喜歡。他還偶爾粉墨登場。記得後來他送給我一張《春秋配》裏李春發的戲裝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學讀書客串演出時拍的。這種共同的興趣使我們找到了第一個共同點。
  
  不久我又發現他喜歡並曾熟讀《紅樓夢》。這就在我們中間出現了新的、更有興趣的共同點了。這時我們的談話開始多起來,談論的主題也集中在《紅樓夢》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晚飯以後,走出校門,經過南樓、體育場、女中宿舍樓,到墻子河邊散步時,談論的就多半是這個。那真是興致盎然,雜以激辯,回到宿舍還往往不能停止。以我當時的年紀、水平,對《紅樓夢》的欣賞怕還停留在《菊花詩》和《螃蟹詠》上面。汝昌當然比我高明得多,好象已經在註意曹傢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說,這就是《紅樓夢新證》的最初的發軔。當時的談話內容今天幾乎一點都記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紅樓夢》早在五十年前即已開始,這一節我想是可以作證的。
  
  《紅樓夢》的研究達到了今天的規模與水平,不用說,在五十年前是夢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堅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證》之後又寫出了不少專著與散篇論文。多少年來我一直以一個普通讀者、“檻外人”的身份偶爾註意着他的工作。現在他的一本新的論文集將編成問世,來信希望我寫幾句話在前面,這是推辭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衹能簡單地說幾句空話。當然,在說着空話的時候,也不免要帶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來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說明了有些設想已經堅持了那麽久還沒有改變的事實麽?如果有誰指出這就是“僵化”,那也沒有什麽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經提出過的,《紅樓夢》研究應有內外學之分。看來這好象是一句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致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歷史學的角度着眼。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這兩支研究大軍是應該齊頭並進的。而前者的工作應以後者的成果為基礎。倒不是說,要等徹底弄清了康乾之際政治、社會經濟的情況之後再來進行《紅樓夢》的藝術探索,這是不切實際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實,後面的工作纔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穫。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過去的研究經驗充分證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論,捨此並無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許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詩,如《東京夢華錄》、《夢溪筆談》、《輟耕錄》,是都應該進行全面的整理、箋註、研究的。這工作作得好,我們就往往有了一部具體的斷代的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譜會箋》,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不也使我們對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點依稀的輪廓了麽?而在這一意義上,恐怕沒有另一部書能比得上《紅樓夢》,那簡直是無比的明清之際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極豐富的社會史。值得寫出百來篇重要論文,在這基礎上從而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社會風俗史來。文學評論如能建築在這樣的基石上,可以斷言開出來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紅樓夢新證》所表現的這一特色,汝昌曾經堅持了幾十年,我覺得應該更自覺地堅持下去。這中間可能出現過偏離,出現過枝節性的迷惑,但衹要大的趨嚮不錯就用不着逡巡。
  
  傳記要圍繞着傳主來寫,人們是不會有異議的。《紅樓夢》研究圍繞着曹雪芹來做,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人們說“紅學”已經變成了“曹學”,這批評是尖銳的,但也衹有在研究已經對著作與作者本身毫無意義時纔是如此。人們也曾對“曹雪芹卒年”這樣的討論表示不耐。其實對這麽一位偉大的作者連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並非什麽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確知他的生活時代,傢族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又怎能具體分析作品産生等種種微妙因素呢?
  
  繁瑣也是一種相對的觀念。在某些人從某一角度看來是“繁瑣”的,換一副眼光,采取更廣阔的視界,結論恐怕就兩樣。不能要求廣大讀者都具有如此深廣的興趣,但在文學批評傢,是應該知道這界限的。
  
  細瑣、隱麯的研究傾嚮是確實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較為高遠的眼光,又沒有嚮廣阔的歷史“荒原”進軍的勇氣,因而衹能陷於枝節的探索、追尋,浸漸形成一種泛濫無歸的狀態。這倒是值得註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這一歷史階段而論,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原”。遺存下來的實物、文獻資料,雖然歷經劫火,還是十分豐富的。現在僅就地志、文集、筆記……這一角落而論,恐怕就沒有人能報得出一筆總帳,更不用說泛覽一過了。我相信,這中間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間接與《紅樓夢》有關的資料的。《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這就要求我們以百科全書式的研究方法對待。說“紅學”是“曹學”,是目光過於褊淺了。大規模的開墾發掘,能帶來怎樣的收穫,是無法懸揣的。正如開採一座包含了多種稀有金屬的共生礦,經過篩選、分離,無一不是有用的資材。這種規模的研究工作,過去是無法想象的,這不是一二學人用“白首窮經”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衹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會懷疑,這樣一來,豈非更將泛濫而不可收拾?其實這是用不着擔心的,不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們得到的將是一部燦爛的文化史、社會史,它將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這衹能是唯一的途徑。
  
  有一件事,記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場的,那就是對高鶚為《紅樓夢》添加的狗尾的態度。而這立場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變。小說以一百二十回本傳世,是二百年來的既成事實。高鶚給了小說一個悲劇的結局,姑不論“蘭桂齊芳”那些混帳話,也應該說是難得的。不過這裏有一個科學態度與真實性的問題。假的總是假的,不論挂着羊頭的狗肉行銷了若幹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讀到某些論《紅樓夢》的洋洋灑灑的論文,一旦發現它引用了後四十回的文字作為分析論斷的依據,就廢書不觀了。因為首先在科學態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地位,這樣得出的結論,到底要由曹雪芹還是高鶚來承當?或按三與一之比計算份額?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還有《紅樓圓夢》、《續夢》……等不計其數的續作,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評論傢予以考慮的權利。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俞平伯先生寫定“八十回校本”,將高續四十回作為附錄放在後面的辦法是合適的,也是通情達理的。儘管許多人為高鶚提出過許多辯護的理由,但到底改變不了事物的本質。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偽的界限,終將無法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司馬遷說過,“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這可能是我國最早涉及生活與創作關係的有名見解,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韓非來,曹雪芹的生活經歷可是豐富復雜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輩們遲兩千年出世,社會已經大大地嚮前發展了。他看到的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封建末世,經歷的是變幻多采、寒溫異態的世相人情。這許多都不是他的前輩所能比擬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樣,也發出了他的無數“天問”,不過他沒有把回答寫成詩,而是一部《紅樓夢》。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是追尋曹雪芹作出了一係列怎樣的答案,和他為什麽要作出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應該是首先設法弄清在曹雪芹的頭腦裏到底存在着怎樣的問題。至於他怎樣將答案通過形象、故事表達出來,那是文學評論傢的事情了。
  
  以上所說,看來無非也還是一堆空話。五十年匆匆過去了。回想當年熱烈討論、爭辯的光景,還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經過了長期艱難的跋涉,卻已很跨出了幾步。自然不能說他是筆直地前進的,人間又哪能有這等事。但終於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沒有大錯。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雖然慚愧到底還是說出了這一堆空話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椽筆誰能寫雪芹
  曹雪芹(1724—1764年)平生事跡,久已湮沒不彰;身非顯宦名公,更無碑版史傳。“五四”以來,雪芹之名,始為人知重。考證、研究,稍稍盛行起來。雖然諸多疑難尚待解答,衆說意見復不一致,但比起後人對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瞭解來,我們對於曹雪芹的知識已算較多了。
  雪芹單名霑,取《詩經·小雅·信南山》寫雨雪兆豐的古句:“……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𠔌。”他的誕生,應與旱年喜雨相關。
  
  雪芹一生,堪稱知己莫逆之交的好友,是敦敏和敦誠兄弟二人。他們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幼子英親王阿濟格的五世孫。他傢在政治上疊遭事故,淪落廢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歲首,敦誠賦詩輓悼剛剛於上年除夕亡故的曹雪芹,作七言律詩二首,其中一聯說:“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鄴下才人”,是把雪芹暗比為三國魏時大詩賦傢曹植。
  
  在雪芹生時,野史稗官,閑書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高等”人士所齒的。郭誠最初賞愛雪芹,也不在此,他佩服器重的是雪芹這位詩傢。他說“鄴下才人”,既是巧用雪芹先世的典故,又以贊許他的詩才。至於說雪芹是一位全面、深刻地反映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偉大文學家,偉大的詩人、畫傢、小說傢,中華民族的驕傲,世界文壇的巨星,這是我們今天的人方纔認識得到的。
  
  如上所言,人們渴望瞭解雪芹,而苦無碑傳;多虧敦氏弟兄,纔留下了幾首重要的詩篇,給雪芹作了傳神寫照。其中一首寫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我以為此詩堪當碑傳,足以彌補我們的憾恨。其詩題曰《寄懷曹雪芹》,全篇雲: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
  
  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
  
  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
  
  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𠔌破籬樊;
  
  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
  
  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鬆亭樽。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敦誠此時衹有二十四歲(他小於雪芹約十齡),感時撫事,念別懷人,筆筆雄深,句句雅健,以大方而沉著的綫條,替雪芹鈎勒出一幅“畫傳”。試看:源流譜係,傢世生平,性格才情,胸襟氣度,艱辛寫作,濩落生涯——幾多重大事實,一片深至情腸,一一具現於紙上。數百年下展捲誦讀,也會為之感動。說是可當一篇碑傳,並非過言。
  
  詩句是從魏武子孫說起。雪芹傢原是魏式曹操之後。衹是在舊時,魏武遭腐儒笑駡,已歷千載,俗常亦多誤解。敦誠故用“無乃”二字,貌似疑詞,意在含婉,不過雪芹於此,是略無掩飾的。
  
  曹傢不但為魏武之後昆,也是濟陽的嫡派。豐潤曹氏有一副世世相傳的春聯門對,文詞固定是“漢拜相,宋封王,三千年皇猷黼黻;居江左,卜京右,億萬世國器珪璋。”漢拜相,是說曹參、曹操。宋封王,指的就是宋代開國名將曹彬、魯國公,封濟陽郡王者是。曹彬乃真定靈壽人氏,而祖墓又在寧晉:實為河北人。其第三子曹瑋的後人,一支在江西進賢,到明朝永樂之初一次大移民中,北遷回到河北,定居京東豐潤,又分出一支遷往關外,落戶鐵嶺。到清太祖天聰八年(1634年),雪芹的高祖曹振彥已在多爾袞(清代創業的第二代主要人物)的屬下作了旗鼓佐領(旗鼓籍,奴僕身份)。及至清人入關,“定鼎”北京,曹傢就成為皇室包衣(“傢奴”之義),錄屬內務府正白旗。當年大詩人杜甫詩贈畫傢曹將軍(霸),開頭就說:“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敦誠巧妙運用杜句,婉蓄地敘出了雪芹實亦魏武之裔,而又暗示出:到此時代,卻連“為庶為清門”(一般百姓,寒素之傢)都不能夠了,衹落得身隸奴籍,萬苦備嘗。
  
  雪芹是處在衆多功能“交叉點”上的一位奇特的歷史人物。在他身上,錯綜復雜地重疊着這些“交叉”:古、“今”,南、北,滿,漢,旗、民,興、亡,榮、落,貴、賤,窮、通,悲、歡,離、合,愛、恨,喜、怒,雅、“俗”,莊、諧、賢、“愚”,癡、黠……。以此之故,他閱歷豐富,感受非凡。他的哲思,混茫着世界、人生;他的才華,瀲灧着千匯萬狀。
  
  內府包衣,皇傢世僕,子子孫孫,都要為皇帝當差服役。雪芹的曾祖曹璽,娶妻孫氏。這位孫夫人被挑為順治帝第三子玄燁的保姆,自玄燁嬰抱時,撫育長大,居於宮城西側(遺址為福佑寺,至今猶存)。玄燁視孫氏情同慈母,與孫氏之子、雪芹之祖父曹寅,正所謂“明是君臣,暗如兄弟”。玄燁即位,是為康熙帝;自曹璽為始,歷曹寅、曹顒、曹頫,三代四人,皆欽差前往江南去做織造監督,承辦皇傢服用。曹寅又兼任了兩淮巡????御史,常駐揚州。江左繁華,竹西歌吹,“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的生活,他傢是不陌生的,前後共閱時至六七十年之久。曹寅工詩,尤擅詞、麯,一生愛纔好士,遍交當世作傢,對“通俗文學”小說、劇本這類為士大夫輕賤的作品,他卻非常愛賞,十分重視。他素喜讀書,因此也喜藏書、刊書,對東南半壁的文化活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這一切,對雪芹來說,已經是很久以前的舊事了。從曹寅下世到敦誠賦詩,相去四十五年,即自曹頫最後落職北返算起,至此也已是三十三年了,故而詩人有“揚州舊夢久已覺”(覺,一本作“絶”)之句。
  
  當時的雪芹,處境如何?他是環堵存身,蓬蒿沒徑。甚至有如漢代的司馬相如,在臨邛市上,淪為傭保,身著短褌,躬親滌器,賣酒當垆。
  
  雪芹一度藉此謀生,傳說中也適有其事。看來敦誠用典,是有實指的。
  
  敦誠愛重雪芹,首先是佩服他的詩才。“愛君詩筆有奇氣”,一語點出。另一處則又說雪芹是“詩膽如鐵”,堪與寶刀的凜凜寒光,交相輝映。這就道破了雪芹作詩,不是吟風弄月,實有重要內容。他並回憶起當年在虎門宗學(宗學是雍正時為宗室皇族所設的官學,址在北京西四牌樓石虎鬍同,今亦尚存),剪燭快談的樂事,雪芹那一種接□倒著(狂放不羈,倒著着衣帽)、雄辯高談的神情意度,給年少的敦誠留下了永難忘卻的印象。
  
  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翻覆,各種矛盾鬥爭,俱極激烈,曹、敦兩門,都受牽連,傢遭巨變。雪芹因此,坎坷艱辛,流離放浪,幾經播遷。這時已到郊外山村幽僻之地,野水臨門,薜蘿滿巷。無以為活,則賣畫貰酒,食粥餐霞。猶然時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依舊傲兀不馴,白眼閱世。但是雪芹並非“超人”,亦有妻孥。挈婦將雛,憂傷煎迫,不得已,做大僚幕賓,甚至投靠親友,寄食朱門。這些事,他都是經歷過的。敦誠滿懷關切,苦語叮嚀:“勸你不要再去叩富兒之門,受嗟來之食;也不必以違世抗俗之材再去浮沉於彈鋏長歌之列(即指為人做幕)。在我看來,你的最好的人生道路,是就此山間水畔,碧雲寺側,黃葉林間,堅持完成寫作的事業。”
  
  看來,雪芹為境所迫,思想上並不是全無矛盾的;及至决意棄幕遊之萍浮,賦北歸之鬆菊,敦敏驚喜意外,逾乎尋常,說他是“野鶴雞群”,不甘合污,胸中塊壘。傲骨嶙峋。同時又一再重複寫到他“秦淮風月憶繁華”,“秦淮舊夢人猶在”,“廢館頽樓夢舊傢”,點明了雪芹此次是從南京故地重遊而歸。
  
  有人揣想,雪芹所以願就南京幕席,也許與他寫作小說,訪求史事有關。此說也不為無理。
  
  回到北京之後,雪芹的高超纔藝,忽然引起皇傢如意館(專門在繪畫等技藝上給皇帝做事當差之處)的註意,欲加羅緻。雪芹峻拒。蓋幕聘猶是禮敬上賓,苑召實同役使奴僕,他不肯再為妝點宮廷、藻飾“盛德”去效勞了。他一意燕臺詩酒,歌哭人間。
  
  雪芹接受了好友的心意,從此在山村致力創作事業——這就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驚動當時,傾倒後世的《石頭記》。
  
  據清人記敘,雪芹少時,因“不肖”行徑(如身雜優伶,登場粉墨,即其一例),被父輩禁閉於空房之內,為時“三年”。這種滿洲式的嚴酷“管教”法,卻給他提供了寫小說以寄憤的良好條件。此後,他流落無依,僅有筆墨,無錢買紙,就把舊年的歷書拆散,在背面書寫。這種不成材的、自甘“下流”的生涯勾當,當世之人確實是“衆口嘲謗、萬目睚眥”。雪芹毅然不顧,就在那一片風雨連宵、楚歌四面的情勢下一力奮鬥。
  
  《石頭記》是一部空前奇麗、石破天驚的偉著絶構。在私下傳抄流佈時,立刻引動了人們的心目,聲聞日廣。一次,乾隆帝“臨幸”“某滿人”傢,忽然見到一本《石頭記》,大為註意,“急索全書”。其人無奈,衹得“連夜刪削進呈”。我個人以為,此即是乾隆第八子永璇之事,因為皇帝從無“臨幸”一般人傢之制度。永璇頗有“不肖”之病,使乾隆十分惱怒憂慮,以至遷怒於永璇的師傅之輩,故曾親至其府,意在察看。永璇為兩江總督、相國尹繼善之婿,故有機會與八旗滿洲的風流子弟接觸,得到了《石頭記》抄本。
  
  傳說中所述的這次“內廷急索”,以致“刪削不完”,極可矚目。依我看,這件事不但是《石頭記》八十回後書稿殘缺散佚的直接原因,也導致了雪芹的不幸早逝。他半生嘔盡心血、慘淡經營的這部奇書,由於帝王的淫威,爪牙的毒惡,誘逼兼施,姦謀百出,務欲毀壞他的這部心血結晶。雪芹忿恨填膺,鬱鬱成疾。他貧病交加,醫藥無告(敦誠輓詩即言“一病無醫竟負君!”),不久下世。卒時年華僅得四十(輓詩:“四十年華太瘦生”,“四十年華付杳冥”)。一代才人,千秋事業,結局如斯。無怪乎敦誠寫下“鄴下才人應有恨”的痛語。
  
  雪芹身後——愛子先殤,僅遺孀一人。敦誠說“淚迸荒天寡婦聲!”呼天搶地,情景至慘。又說“新婦飄零目豈瞑?”雪芹之死,百恨在心,死未瞑目,誠如詩人之言。
  
  封建社會“産生”了雪芹,卻不能容他活下去。蓋雪芹處於時代的轉折點,對封建社會的一切結構、關係,都有自己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是很令人震驚的。所以乾隆時正統人物已然看出《石頭記》中所表現的思想,是“邪說詖行之尤”,深惡而痛絶之。所以那個社會是難以容他的,此義既明,《石頭記》的偉大,就無待煩言了。
  
  曹雪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傢門顯赫,不是紈[衤誇]膏粱;文採風流,不是江南才子(“唐伯虎型”)。卻召辭榮,不是山林高隱;詩朋酒侶,不是措大窮酸。他異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於得志當時、誇弓耀馬的滿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計窮愁,但不是叫化兒。其為“類型”,頗稱奇特;欲加理解,實費揣摩。
  
  雪芹不幸四十即死。但“這樣的人,規矩是不死的”(雪芹書中語)。他的精氣長存,輝光不沒,照映着我們祖國的古今藝苑,人間的中外文林。他是我國近代史上當之無愧的啓蒙運動先驅者,偉大的思想傢。
  
  (原載《百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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