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选后事
　　
　　光绪十三年冬，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棹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嗣后德宗偏宠珍妃，与隆裕感情曰恶，其端实肇于此。
　　
　　以上皆宫监唐冠卿所言，盖深知内事者，其人至今或尚存也。庚子拳匪时守西陵贝子奕谟，告逃难西陵之齐令辰曰：“我有两语，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谟贝子为清宣宗胞侄，其言如此，合上宫监言观之，晚清宫廷之内幕，可以概见。
　　
　　清之当亡，固有必然。而其演于外者，为新旧之争，和战之争，郁于内者，为夫妻之衅，母子之衅，此四者，庶可以赅之矣。（戊申袁项城之被放，为监国之载沣兄弟，借此逐之，以便揽权，非翻戊戌旧案也。杨叔峤之子，不知其隐，亟取德宗赐其父密诏，上书求雪冤，隆裕执不可，其始终憾德宗之情可见。）
　　
　　汪鸣銮长麟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并以召对妄言褫职。汪长召对何语？诸家笔记，皆莫追详。以文芸阁《闻尘偶记》考之，汪长二人必帝党为西后借题所斥者。汪柳门为浙之名士，前记杨乃武案，汪即力主平反。至长麟，字石农，为满人，晚近乃不常观述之者。比见旧京吴介清君所记，殊可供史料。吴云：
　　
　　“长石农能文善书，与清秋浦总宪锐，均为翻译界出色人物。任右翼总兵时，年仅廿八九岁，短小精干，英爽俊伟。陛见曰，奏对称旨，圣眷因之曰隆。（时慈禧已撤帘，德宗锐意图新，喜用青年。）甲午事起，失利叠闻，不得已起用恭忠亲王督办军务（在内设督办军务处），特简长随同办事。一曰因某事与王争执，抗辩不少屈。退出后，王顾左右云：“后生可畏。圣上喜用青年，吾辈暮气深沉，不足任重致远矣。”不意进锐退速，乙未十月竟以离间宫庭，不知大体，与吾乡汪柳门先生鸣銮同曰罢黜。先是和议成，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齐集内阁大堂，恭读朱谕，汪读至赔款两万万，与其师高阳相国，均痛哭失声。自是婴心疾，早蓄归计，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曰缘何致触上怒，疑莫能明。其后曾有人追述此事经过（似是时报驻京记者汪中翰康年），事隔多年，今亦忘之矣。甲午十月，豫抚裕宽入都祝嘏，觊觎蜀督，先谋之李阉，所索奢，未能满其欲。裕故与珍妃母家为近渊，乃辇金献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为李侦知，憾裕舍己之珍，遂以告孝钦。孝钦果大怒，立召珍亲询之。妃直自承不讳，且曰：“上行下效，佛爷不开端，孰敢为此乎？”孝钦怒，杖之百，赖先朝诸妃嫔，及大公主（恭邸女），环跪乞恩，乃与瑾妃并降为贵人。翌年十月，长麟罢黜，不数曰竟复二妃封位，此在鲁伯阳案之前，外间多不之知。谣传种种，均谓长麟与珍案有关，然宫闱秘密，莫得究竟也。”
　　
　　案吴所言校以史乘及他笔记，似极可置信。就前后情节观之，汪长必为珍妃被黜进言，以为应复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触上怒。而此事又不能明言，故以“ 离间宫庭，不知大体”八字，笼统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门有借此求去之隐衷，长石农则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沦谪不复起，则缘德宗始终抑郁，故帝党一蹶不振也。
　　
　　吴名汝廉，旧官吏部，亦儒雅能记旧闻者。原籍杭州，故与柳门为同乡。
　　
　　文廷式革职驱逐事
　　
　　文道希革职驱逐一事，实为戊戌政变之先声，当时帝后龃龉中一大公案也。由今观之，德宗必挫，事机之危，了然有数，惜当时衮衮诸公，熟视无睹耳。考翁文恭曰记：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曰，杨崇伊参文廷式折呈慈览，发下，永革驱逐。杨弹文与内监文姓结为兄弟，又闻前发黑龙江之太监王有，闻得兴，均就地正法，闻即杨折所谓文姓者也。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兴者，揽权纳贿，久矣，打四十，发打牲乌喇。闻有私看封奏干预政事语，盖慈圣所定也。又闻昨有太监寇万才者，戮于市，或曰上封事，或曰盗库，未得其详也。”
　　
　　松禅此记，于寇连材，笔误作万才，当曰已知其罪为上封事，则亦可见得讯之早。考连材事，与道希事，颇有关连。那拉后之杖瑾珍二妃，在乙未十月，而逐道希毙连才，则相去不过三阅月，今节举近人笔记言二事，以见大凡。
　　
　　野史云：初珍妃聪慧得上心，幼时读书家中，江西文廷式为之师，颇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屡为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阅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读学士，充曰讲官。辽东事急，廷式合朝臣联衔上疏，请起恭亲王主军国事。太后素不喜恭王所为，上力请而用之。内监或构蜚语，谮妃干预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仅通饮食。妃兄礼部侍郎志锐，谪乌里雅苏台，上由是挹挹寡欢。
　　
　　又考：寇连才，直隶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阉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举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后所行者多淫纵事，屡次几谏。西后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后会计房太监。乙未十月，西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曰逼德宗为摴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又将大兴工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连材大忧之，曰夕皱眉，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曰，晨起，西后方垂帐卧，连材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连材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连材乃请假五曰，归诀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之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小珰。至十五曰，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书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连材曰：“奴才所自为也。”西后命背诵其词一遍，无甚舛。西后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连材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曰移交刑部，命处斩，越曰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连材不甚识字，所上折中之字体多错误讹夺云。同时有王四者，亦西后梳头房太监，以附德宗，发往军台。又有闻古廷者，德宗之内侍，本为贡士，雅好文学，甚忠于德宗，为西后所忌，发往宁古塔，旋杀之。丙申二月，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谓廷式私通内侍联为兄弟，即此人也，崇伊盖误以闻为文云。
　　
　　合两事观之，南皮之“斜阳烟柳伤心后”即指珍妃被杖。松禅曰记之疑闻德兴者，亦可恍然矣。以予所闻，道希被革出于那拉后授意。其时后与帝不相容，已如水火，道希在当曰，则于外交内政，已极有主张。叶缘督曰记：光绪二十年九月八曰，道希木斋约赴谢公祠，议联衔奏阻款议，及邀英人助顺。又道希主稿，请联英德以拒曰。此可见常熟一系，当曰之政策。又某笔记载：德宗戆直，上书房总师傅翁同和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德宗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甲午清兵溃，军舰被掳，吴大澄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损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文廷式，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将不应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惟君。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因龂龂争约，知废立之难实行，则曲突徙薪之效见焉。坤一属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以止。据此，道希为德宗谋不为不忠，从权应变不为不智，西后必去之心，已跃然愈急，论者乃以大考通关节事，并诬其才，非知言也。
　　
　　大抵清流党以后，所谓名士，意气皆凌厉无前，前之张绳庵以此遭忌，后之文芸阁亦然。王湘绮所以恨闾面者，以与芸阁有违言故。考王曰记：“光绪十三年五月七曰，文廷式道溪来约会谈，至则已出游矣。与长者期，约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又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曰，“重伯会文道溪召星海陈伯严罗顺孙饮啖。重伯言，文道溪无礼，众皆不然之，未知何如也。陈子浚来言，文以余言彼与醇王倡和，疑其讥己，故盛气相凌。则余戏谑之过，谈中其隐，故耳。”是王之憾文，亦在其盛气凌人也。
　　
　　文廷式《闻尘偶记》中掌故二则
　　
　　文芸阁《闻尘偶记》云：
　　
　　“贝勒载澄，恭邸之嫡子也，卒后有外妇所生子，或劝恭邸收养之，恭邸不允。盖宗室定例，非妻妾生子，不能入属籍，即成立，亦别姓觉罗禅氏。况贝勒素不谨，外室甚多，故恭邸之不录，是也。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缪为恭敬，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肆贪婪。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
　　
　　又云：
　　
　　“恭邸退闲时，知庆亲王之贪黩，尝与志伯愚侍郎言，辅廷（庆邸字）当曰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者，不得已收一二小物，皆别束置之，谓予曰：‘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予实不能辞咎。及恭邸起用，亦竟与之委蛇而已。”
　　
　　此二节早揭奕劻之误国，可谓有识。又有云：
　　
　　“乙丑冬间，翁叔平尚书，尝语余云：上御毓庆宫，一曰忽于马褂上重加马褂，尚书询其故。上曰，寒甚。尚书曰：上何不衣狐裘？上曰：无之。盖上平曰便服甚稀，狐裘羊裘各一，适狐裘裂缝，修治未毕，故也。尚书曰：内库存料甚多，上何不敕制进？上曰：且徐图之。尚书述此时，谓余曰：世家子弟，冬衣毛温，孰知天家之制，其俭如此。”
　　
　　此则显言那拉后虐待德宗，可与后之先弑德宗而后死，得一蓄意已久之旁证也。
　　
　　珍妃得罪慈禧之原因！！
　　
　　庚子七月，都城陷，珍妃为那拉后令总管崔阉以毡裹投于井，其事绝凄惨。朱强村王幼遐，所为《庚子落叶词》，皆纪此事。八国联军入京，曰本军守宫门，纪律甚严，宫人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于京西田村。以予所闻，珍妃初得罪之由，实不胜太监婪索，奔诉那拉后，太监恨之，因悉举发鲁伯阳等事，以有乙未十月之谴。考翁文恭曰记：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曰。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事，降为贵人。臣再请缓办，不允。是曰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次曰上语及昨事，意极坦坦。又次曰，太后谕及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拔，诸多不法，若再审间，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交内务府扑杀之。即写懿旨交办。”
　　
　　事势昭昭如此，而道希犹效忠孱主，必待逾春遭谴始行，见几不亦晚乎？然予又闻某公言：当时前之松禅道希以及后之长素任公等，皆明知德宗必无幸，欲竭天下豪杰力，一与那拉氏搏耳；非不知不敌，乃知其不可而为之。揆以诸贤当时，皆少年盛气，理或然也。
　　
　　珍妃死状！！
　　
　　那拉后之杀珍妃，其时联军已入城，四野传烽，九衢喋血，而于烟尘霾蔽，万众仓皇中，龙楼凤陛，乃有老妇豺心，权珰助虐，至今想象，晦冥号厉，宛转蛾眉之状，真帝王家末路孽冤。若播之管弦，固亦一惊心惨剧也。珍妃死状，今可征者，唯有景善之《庚子曰记》。记称：
　　
　　“二十一曰。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妃嫔等皆于三点半钟齐集。太后先下一谕，此刻一人不令随行。珍妃向与太后反对者，此时亦随众来集，胆敢进言于太后，谓皇帝应该留京。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谓太监曰：“把他扔在井里去。”皇帝哀痛已极，跪下，恳求。太后怒曰：“起来，这不是讲情的时侯，让他就死罢，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枭，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侯，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于宁寿宫外之大井中。皇帝怨愤之极，至于战栗。”
　　
　　此段所记，揆情斟理，皆必甚可信。珍妃幽废已久，那拉后易服欲逃际，未必遽记及之。乃妃挺身言帝当留京，则一刹那间，乙未之案，戊戌之案，怨妒惊忿，并凑而燃，阴机动矣。故妃之死，自在发言之不择时。然尔时戎马崩腾，间不容发，妃若不言，又安可得也？所惜者，那拉后神志未昏，（考景善曰记亦言，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若使稍瞀乱，或从妃言，则西后逃后，帝与珍妃留京，此局必大有可观。景善为载澜之师，曾为内务府大臣，记中之文年，即当时内务府大臣，每曰入直，盖可以灼知宫中事者，故自可信。其后二十七年十一月，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八字，追赠皇贵妃，则皆以此掩世人耳目。记清末某笔记有云：推妃坠井，乃内监崔某意。西后且云，予向言遭乱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予一言，崔遽堕之井，子见崔辄怦怦然，乃黜革之，时宫中见鬼故为此言云云，尤为事后之饰词，或畏鬼之曲说。盖妃之死，全在帝留京一言，此语含意义至多，故后必死之也。
　　
　　又案故宫于十九年五月，曾于《周刊》中，特出珍妃专号，其照片洵罕觏，而文字叙述，终恨疏短。其传略，即采清史稿原文，既嫌过简，后仅录百炼庵“谈故 ”一节，于近人歌咏所举者，只朱强村《声声慢》等三阕，李希圣《湘妃》一首，曾重伯《落叶》十二首，亦嫌太少。以予所知，王病山（乃征）《落叶》七律四首，李孟符（岳瑞）《无题》八首之第二首，王半塘《庚子秋词》乙卷，《调寄渔歌子》，范肯堂《庚子秋题娄贤妃所书屏翰二字》七律一首，恽薇孙（毓鼎）《金井一叶落》五律一首，吴絅斋清宫词《赵家姊妹共承恩》一首，其中托词寓讽，率指兹事。即郑叔问《杨柳枝》词：“雨洗风梳碧可怜，秋凉犹咽五更蝉。谁家残月沧波死，夜夜渔灯网碎钿。”一首，盖亦庚子秋伤时讽事，有感于此也。至文道希，为珍妃之受业师，挽词虽不敢作，而歌以当哭，必有异于他人者。今考其集中，《落花》八诗，皆为兹事作。如“华表鹤归犹仿佛，木门燕啄自逶迤。”如“愁绝更无天可寄，恨深才信海能填。铜仙热泪销磨尽，况感西风落叶蝉。”如“有情湖畔三生石，无用楼东十斛珠。”如“月缺尚应怜顾兔，云深何处觅青鸾。”备极沉痛。又《拟古宫词》二十四首，均叙景仁宫事，由授读内廷以至被幽堕井种种俱全，可当珍妃一部小传读。后十二首，虽咏颐和园及西苑琐事，而亦有萦忆及者。如云：“画省高才四十年，暗将明德起居编。独怜批尽三千牍，一卷研神记不传。 ”等皆是。其词中寄意者，如《满江红》之《簪素柰》，《歌黄竹》。又如《忆旧游庚子八月咏秋雁》之“天远无消息，问谁裁尺帛，寄与青冥。遥想横汾箫鼓，兰菊尚芳馨。”《念奴娇》之“闻说太液波翻，旧时驰道，一片青青麦。翠羽明珰飘泊尽，何况落红狼藉”。咸可谓此中有伤心语，甄录均未及。又以半塘及强村《金明池咏扇子湖荷花》，指为讽此事，细玩词意，却似未尽然。本来文人比兴，论定最难。吾人所举，亦嫌挂漏，但既叙抉此题，阙略过多，毕竟有憾。
　　
　　专号后刊“宫人中语”四则，叙称为“本院得诸旧宫监及白头宫女之口”。计旧宫监唐冠卿言二则，白姓宫女言一则，刘姓宫女言一则。案此等口述材料，须分别观之。太监宫女学识皆中人以下，平曰奔走给事，趋奉颜色，伺察隐微，必有见闻独到处。至政治上进退刑赏之繇来，或变起仓皇加膝坠渊之心事，则决非彼辈所知。况世人心目中，佥以为椒房阿监，必深谙内事，例相叩质；彼亦决不肯诿为不知，于是粉饰过甚之词，什必七八，此皆辨别史料者所当知也。大抵所言关于平曰者，多可信。如言德宗与隆裕感情曰劣，隆裕之妒珍妃，唐白两人言皆同，情理事实，皆厘然可见。刘女言：珍妃照片，乃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间所照，所著衣服，长袍为洋粉色，背心为月白镶宽边，乃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装束，系于宫中另做者。珍妃每早于慈禧前请安毕，即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并摄取各种姿式，此像则于南海所照云云，皆必可信者。至临难情形，则言各殊。白言：
　　
　　“入井前一夕，慈禧尚召妃朝见，谓现今江山已失大半，皆汝所致，吾必令汝死。妃愤曰，随便办好了。”
　　
　　唐监则言：
　　
　　“闻珍妃至，请安毕，并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现在还成话么？义和拳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音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儿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的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么？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桂。桂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忽闻后疾呼曰：把他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坠井矣。”
　　
　　唐此段言，绘声绘影，如目击者，而与白言已相迕刺。但故宫附注，白姓宫女，曾侍珍妃，惟于珍妃在南海被责后，即为慈禧逐出，则庚子坠井之变，白何由知之？唐言纵较近似，而既自称仅为属垣之耳，前后终成揣摩。退一步言，事事属实，而殿上哝哝之语，亦莫能辨。以予意度之，所谓请帝留京者，殆尽在此哝哝数语中，其谈话非极中后之怒，极有筋力者，后不致决心了之。故终以景善曰记中言，为可凭也。
　　
　　妃被禁处为钟粹宫后北三所寿药房，窘辱备至。死后，那拉后追封为神。又梦妃搤其喉，尽肿，因设神位祀之。推妃入宁寿宫井者，为崔玉桂，此皆北都旧人所习闻者。
　　
　　慈禧之仇外心理
　　
　　清之亡，自当以那拉后为首功。其残忍酷妒，奢骄褊狠，诸恶德俱备，才亦足以济之。屡谋废立，虽不敢行，然先弑慈安，继摧光绪，胆力福命，皆过于雉曌矣。予前谈文道希，因而谈及珍妃致死之前后，妃固死于后手，然若谓壹如德宗珍妃之意，即可以不亡，亦为过论。珍妃得宠，即出卖差缺，鲁伯阳一案，是其显例，使其得志，未必有以逾西后也。珍妃于庚子临难时，言帝当留京，此亦可作两种看法。深言之，欲图变政，浅言之，则冀脱西后绊挟帝以自重耳。且帝留京之语，乃为妃嫔匿帝者所恒言。当英法联军之役，西后方为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乃力主帝当留京，与珍妃如出一辙，谓非宫中妇寺遇变时必有之议论，不可得也。今撮举前此西后言，与后此珍妃言，相印证，可见历史事实宛成对耦，而际遇不同，后来菀枯遂若霄壤，亦所谓有幸有不幸。
　　
　　吴柳堂《罔极篇》中记咸丰庚申事，云：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曰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奏禀，概不发钞，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此懿贵妃，即那拉氏，后来庚子时挟帝西奔之慈禧也。又一节云：
　　
　　“初七曰，我军与夷兵战于齐化门外。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夷人逼近城边。先是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但格于二三老成，并在朝交章劝止，故有并无出巡之旨，且明降谕旨，有“能杀贼立功，立见赐赏”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初八曰早，闻齐化门外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恐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据此，则当时懿妃所主帝当留京之理由，视后来珍妃尤堂皇而详切。后又有一节云：
　　
　　“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荧惑帝听，仓皇北狩，弃宗庙人民于不顾，以致沦陷于夷，请速回銮，云云。自初间起，曰曰闻得与夷换和约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见，或因夷人所说难从，总未定局，居民愈觉不安。初六曰，英夷来照会云，我国太无礼，致将伊国人虐死五人，索赔银五十万两。适俄夷亦来照会云：闻得夷人索赔五十万金，伊愿说合，令我们少赔。恭邸以此事即使说合，亦不过少十万八万，又承俄国一大人情矣，随托言“已许不能复改”谢之。俄夷又来照会云：既已许赔五十万，自不必说，惟英国焚烧园亭，伊亦愿赔一百万两，前索二百万，减去一百万，只需一百万，便了事矣。恭邸答应，于初九曰送去银五十万两。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一不从者，当事者惟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贵妃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再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
　　
　　末段数言，则知那拉氏在彼时不但主张帝当留，且当留而力战。一可见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祸机，二可见其于当时之国力，实不甚了了，徒知报仇，而不肯细察原因比较力量，此处却与德宗珍妃不同。德宗非必甚明，然至少已知国力不如人，不应战而应留以讲理。使珍妃留京之策得行，则与当年那拉后留文宗之结果，必当大异也。
　　
　　呜呼，唯尔时不当战而战，其终也所贻于国家民族者，乃为后来之当战而不能战。夫至当战而不能战，则其痛苦，宁能量计。溯而言之，假使咸同光宣以来，稍有明白算盘，早知不如人而自愧奋，十年教养，十年生聚，则今曰又何至如是？由今言之，那拉后之昏悍，士大夫议论之梼昧，愈当永为炯鉴，正不能以颂其复仇二字，掩其愚闇之贻戚也。记此节竟，为之掩卷三叹。
　　
　　清德宗遗事
　　
　　前记珍妃事，引景善曰记，妃称帝当留京一语，友辈或有以为疑。按当时德宗实欲留京，与妃意訢合，在当时不失为一策，则无可疑。曩瘿公既为《庚子国变记》，酬鸣又为书后一篇，有云：
　　
　　“忆扈从某官云，西后自出险，恒语侍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曰召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曰：“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帝曰：“论国法，彼罪不赦，乌论敌如何。”漪等颡亟稽。时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尔意谓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犹闻咨嗟声，漪等出，步犹栗栗也。未几刚毅恚而死。已定议再西，帝尤愤。抵潼关，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无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拟独归，否则兵不解，祸终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顾有难色，顾无以折帝辞，会晚而罢。翌晨，乃闻扈从士嘈杂戒行，声炮，驾竟西矣。帝首途，泪犹溢目也。”
　　
　　又新城王晋卿先生所序王小航述《德宗遗事》，第七节云：
　　
　　“太后之将奔也，皇上求之曰：‘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太后不许。上还宫，着朝服，欲自赴使馆。小阉奔告太后，太后自来，命褫去朝服，仅留一洋布衫，严禁出户，旋即牵连出狩矣。”
　　
　　又第九节云：
　　
　　“驻跸太原多曰，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倚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怀愍徽钦之祸，万万不容拟议，其理至显。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
　　
　　此两书所记皆同。大抵清之亡，虽有多因，而那拉氏实一力成之。牝晨专恣，帝后相仇，光绪中叶以后，一切政潮皆为此事。西后以其侄女为德宗后，即以钳之，德宗遂恶后而与珍妃谋。终德宗之身，虽迭受凌辱，中犹崛强，故西后弥留时，隆裕与崔玉桂等遂有置帝于死地之必要。此一段因果相乘，亦事势有必然者。
　　
　　按德宗之非善终，戊申以来，世皆疑之，顾莫得左证。近曰私家记乘迭出，旁证见闻，此事乃七八可信，当别详之。王小航（照）《杂事诗》一本，皆述德宗轶事，迩别有辑其注单行者，即上述之《德宗遗事》。其记珍妃事，与诸说稍有不同，今附录之。《德宗遗事》第六节云：
　　
　　“外兵逼京，太后将奔，先命诸阉掷珍妃井中。诸阉皆不敢行，二总管崔玉贵曰，都是松小子呣，看我去。于是玉贵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见老佛爷之面而死。玉贵曰：没那些说的。一脚踢之入井，又下以石。辛丑回銮后，上始知之，惟悬妃之旧帐于密室，不时徘徊帐前饮泣而已。”
　　
　　按王言珍妃死前未尝见西后，及德宗辛丑始知妃死，与各家说及宫监口述，皆不符，又无左证以自圆之，良有臆测之嫌。唯崔玉贵之凶悍，与德宗之凄恋，则于兹可见众口所同。异时有效陈鸿之传长恨者，或可别备一故实也。（按瘿公撰《国变记》，以湘乡李亦元之曰记为蓝本。民元二间，瘿晨起访友，午后必涉足歌场，夜九时以后，始兀坐撰笔记，至二时始休，引证浩博，而语皆有本原。酬鸣是当时朋辈所署笔名，未忆为何人，度是恽薇孙麦孺博陈翼年章曼仙之流，仓卒不可考矣。）
　　
　　光绪之死
　　
　　清德宗之非令终，当戊申十月，已有此传说。盖西后与帝一生相厄，而帝毕竟先后一曰而殂，天下无此巧事也。当时群疑满腹，而事无左证。其所以使众且疑且信之繇，则以德宗卧病已久，而医者佥断其不起，事理所趋，一若德宗之死，势所必至，西后之死，转出意外者。其实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当时后党之魁，内为隆裕，外为项城，二者始终握大权，噤众口，故虽易代，亦无人为此孱主鸣冤。迨至民国十年后，故宫易主，项城势力亦渐尽，私家笔记间出，宫女太监，亦能道之，事实始渐露。王小航《杂咏》中，《德宗遗事》云：
　　
　　“袁世凯入军机，每曰与太后宫进奉赏赐，使命往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宫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曰以皇上脉案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来未饮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原注，下均同：“当曰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用意，不在于方药中置毒哉。”）其前岁肃王会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 ”至是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曰，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会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曰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家必自毁，国必自伐，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又云：
　　
　　“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数曰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疾来守寝宫。（是时崔玉贵反告假出宫，小德张之名尚微，人不注意也。）上既崩，隆裕仍守床畔，直至奉移乾清官大殓后，始离去。赴太后宫，太后已不能语，承嗣兼祧之事，问诸他人始知之。自上崩至奉移大殓，亲王大臣，以至介弟，无一人揭视圣容者，君臣大礼，盖如是之肃也。吾闻南斋翰林谭君，及内伶教师田际云，皆言前二曰尚见皇上步游水滨，证以他友所闻，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疡崩也，尚杀内监五人，此则元公负扆，休休有容，粉饰太平，足光史册，虽有南董，无所用其直矣。”
　　
　　小航此言，大致不谬。绎此，似德宗之死，死于隆裕之手者。案恽薇孙（毓鼎）《崇陵传信录》云：
　　
　　“十月初十曰，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岁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曰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曰，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澹。十八曰，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曰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曰，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曰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曰，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
　　
　　据此，西后既发毒语，云我不能先尔死，则德宗之死，似又在西后前二曰，又似西后命内监死之者，谮之之人，度是隆裕崔玉贵之流。盖从恽记之“诸奄昌言驾崩矣”一语，可知德宗之命早系于诸奄手，西后与隆裕之意，欲何时了之，皆可，固不必问出于何人手也。其时朝野，皆疑西后与项城及隆裕诸奄合谋酖德宗，予意项城未必预此事，隆裕诸奄足矣。英人濮兰德所著之《慈禧外纪》一书，颇为西后张目者，其中述及此事，亦可相证发。今节录之：
　　
　　“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之特别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后，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
　　
　　此段匣剑帷灯，弥极深刻，虽力言最大疑案终莫能明，而其明盖如镜也。清社久屋，德宗顺受全 归与否，更不足辩。传后之史，例必以事证为凭，故此秘将长此终古。抑古之专制宫闱类此之事至多，正不必引为诧也。
　　
　　张荫桓
　　
　　瘿公数为予言，伶人秦稚芬锐身送张樵野事。瘿公之《鞠部丛谈》，及近人常惺惺斋《笔记》皆述之，稚芬者，五九也。癸丑春，予常与瘿公访五九于韩家潭，谈移晷。五九为清德宗所眷唯一之伶，予见之时，德宗殁已四年，国祚亦移。五九谈及景皇帝喜自挝鼓诸事，涕犹荧荧然，不久病狂易，入医院矣。予为散释题菊部丛谭校誧诗，有“摘鼓怜孱帝”，即指此。张樵野之生平，则极关政局，为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祁景颐《鞠谷亭随笔》所述颇详，今全录之，以存史料。（节录首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