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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滇述
  本书(一册五八面三四、八○○字)不分卷,云间顾山贞撰;记明末川、贵之乱,起崇祯元年流寇之始,至永历十二年清吴三桂进兵贵州止。卷首有小题曰「川、贵寇乱」(今略),所述重心未尝在滇,当为顺氏(仕履不详)客滇时所作;或「客滇述」乃为全书,「川、贵寇乱」祇是其一部分而已。所述以明朔纪年(祟祯十七年起附注清历),顾氏又为明之遗民无疑。书中对张献忠及遗类之流毒、清兵之横行以及地方武力曾英、王祥、李占春、杨展等之混战,均直述无讳。
  
  书后,今加不着撰人「蜀记」一卷,专记张献忠祸蜀事;记自甲申(崇祯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历元年)正月。所记种种,多为第二六九种「蜀碧」一部分之所本。
  
  
  明季蜀事置疑之一
  《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献辞:
  
  硬将此文塞给尊敬的余不乐、萧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长脚下,以报复其万恶地催促和无私地支持。
  
  
  目录
  
  1.计量分析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4.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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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客滇述》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客滇述》,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後。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後。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後,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後,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後,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後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後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後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後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後。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塗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塗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後作了重录。⑤
  
  ⑤ 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後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後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後,《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後,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後,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後的《书》的稿本,最後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後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後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闇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厠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检覈,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後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後。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後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後,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球溪河)
客滇述
  ●弁言
  
  本书「客滇述」及附录「蜀记」,主要均记张献忠在蜀事。四川离台湾远,似与本丛刊无关;但因本丛刊的内容早已推广而及南明,而此两文所「记」、「述」者,不独其本身甚为重要,且与今后之永历史事,关系密切。故特「刊而出之」。(宪文)
  
  ●客滇述
  
  云间顾山贞撰
  
  戊辰毅宗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保定县杜木川有耕夫闻空中声,仰视之,见火一簇从天而下,急避入岩中,火即坠前数十步,光焰蓬勃,尘土涌起十余丈。耕夫趋归,呼众往视,土皆焦灼,尚炽热不可近。明日,锄得一物,如舂石而黑色,错杂银屑,上有文若蝌蚪书。众共破石,分藏之。是年凶,民贫,揭竿为乱,乱首曰掌盘子,潘某为之,众最多,因号潘十万。潘众虽多,然无器械,仅夺粮救困而已。延安副将薛某讨破之,杀数万人,潘某亦死;其余众未散,各以党为小掌盘子。又有勋卫马某者,身长大,喜斗,人谓之马将军。与博徒游,输金钱多,久而不匮。搏徒异之,察探其所自来,盖为盗也。以弓矢劫商贾于路,北方所谓响马贼是矣。博徒遂多从之。一日,某监司被劫,捕盗甚急,有司知盗在博徒中,发兵捕之。博徒窘,遂与官兵斗,杀伤官兵。有司以叛闻,而众益不敢归。于是掠人为盗,盗日益众,其名有神一魁、王嘉胤、苗美、黄龙、紫金梁、不沾泥、点灯子、冲天一字王、大天王、独行狼、一根柴、秋圪台、可天飞、蝎子块、豺塌天、老回回、扫地王、八大王、八队、七队、闯将、过天星、混天星、满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尚以百数,如一座城、一顶盔、老元宝之辈,不可胜记。
  
  己巳二年,陕西兵备刘应选击贼,杀五百余人。其渠魁死者,亦甚众,余皆走四川。
  
  庚午三年三月,贼自龙安府至剑州江口,又走毛裕渡。官兵袭之,颇有杀伤。是年,设驻镇府于广元,以保宁府同知守之。
  
  辛未四年,贼陷开县。
  
  壬申五年,贼陷新宁。
  
  癸酉六年,贼陷大宁。时朝廷遣将征讨,数年以来互有胜负,诸贼中颇多饥民博徒思还乡井者,陕西总督某招降数千人。一月纵之采樵,去其弓刀,潜遣兵数千,伏山谷中,欲尽杀之;降者觉之,各举石击官兵,或拔木为仗,奋击官兵,官兵败走,贼自此遂绝无归附之心矣。
  
  诸贼为乱累年,或战死、或降、或自死,其众悉并于李自成、张献忠;即贼首有存者,亦属二贼部下。自成即闯将,献忠即八大王也。自成米脂县人,为县驿马夫,勇猛有胆略,尝醉卧于缙绅艾氏石坊下。艾氏恶之,嘱县令逐之,自成遂投反者马将军,为其门下役。寻领八队,号闯王。其后陷京师,僭帝号。未几,败死。献忠肤施县人,为延安捕快。性凶暴,尝以事受笞系狱。久之得出,穷无所归,乃从苗美、王嘉胤为乱。战辄先登,独领一队,号八大王,其后遂为川患云。
  
  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献忠尝降于川湖总督陈奇瑜,请屯房县;已而复叛,流入陕西。
  
  甲戌七年二月,献忠为官兵所败,自陕西平利县复犯四川。既见川中山水阻险,不可驰逐,恐官兵围而歼之,乃自达州仪陇县出白水江,仍奔陕西;而汉中之民为贼所掠者,遂留川川东、北山谷间为贼。其名掌盘子者,为黄龙、摇天动,故世谓之摇黄贼。贼每系人,逼令从己;年余心服,乃解其缚。又面颊上剌「大王」、「天王」等字,使不得归,归即为有司所获。久之,党遂众。掌盘子者十三人,曰尊天王袁韬、曰整齐王、曰震天王白蛟龙、曰黑虎混天星、曰必反王刘维明、曰二哨杨三、曰托天王、曰马超、曰邢十万、曰顺虎过天星、曰黄鹞子、曰九条龙、曰摇天动,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衍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初不攻城劫寨,亦不恣杀。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川中多石洞,可容数百人,百姓藏匿其中;贼围之,积火于外,烟入其中,人中烟气即死,贼于是入洞杀掠无遗。久之,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众,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
  
  初,流贼至滇中留数月,掠人甚众,有逃归者。关南道刘某斩数人,欲灭其来。于是被掠不敢归。其归者畏捕,仍走山谷间,此摇黄贼所自始也。抚川者初不以为意,既而贼势浩大,颇有惧色,使总统赵荣贵御之;互有胜负,竟不能灭。
  
  巡抚刘汉儒以贼入川,谪戍。
  
  丁丑十年十月,张献忠复入四川,分兵两路:一由剑阁犯潼、绵,一由龙安犯遂宁。剑阁无备,剑州生员聂明杲督乡勇守之;贼捕民为向导,从关后小路绕出。明杲战死,贼长驱而入;所过州县,多望风奔窜。独吏部文选司主事吕大器募兵守遂宁,贼亦不攻,竟犯成都。攻围二十余日,城上多方御之,不能陷,乃遁去。贼攻城时,援兵皆在数百里外,无一骑至城下。独副将张令自变量千人据汉州,当贼冲,拒贼数万,多有斩获。四川总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贼已退至金堂淮口,良柱追之,战于潼、绵间,兵败而死;副总兵刘干象到贵,亦死于阵,一军皆没。时巡抚王为章(一名维)驻保宁。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术,为章任之以为军前参谋,使别将一军,贼至不能击。御史柳寅东劾为章失机,为章逮系;廷益论死,毙成都狱中。
  
  总督洪承畴追贼入川,使曹变蛟驻剑州,左光先驻保宁。
  
  戊寅十一年正月,贼遁入汉中。
  
  以傅宗龙巡抚四川。宗龙云南人,初至成都,民间讹言巡抚于六月二十四日欲为火把会。火把会者,云南之俗,至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饮,令人相扑跌为乐,盖古角抵戏也。至秋,民心乃安。
  
  新繁县西郊外,佛寺石像自动。
  
  八月,四川总兵刘镇藩遣王朝阳至仪陇县击摇黄贼。饷少,兵遂叛去。九月,镇藩麾下杨展,抚叛兵于广元之百丈关,即以展为参将统之。
  
  己卯十二年,设立夔州府十三隘以御贼,一隘一将;十三隘,一大将统之。
  
  以傅宗龙为总督,加兵部尚书;命邵捷春巡抚四川。
  
  庚辰十三年正月,成都郭外北城街泥像自动。邵捷春祝之,若城保全,迎神入城。后贼果退,迎入城中夏莲池,祀焉。
  
  张献忠流入湖广,盘踞竹山、房县山中,督师杨嗣昌合兵围之。令大将左良玉驻襄阳,以伺贼走郧阳;令邵捷春守夔关,以伺贼走四川。若贼走夷陵,则嗣昌当之:谓之圆盘。捷春至夔州,以属县大昌、大宁与竹山、房县接壤,为隘二十二处。若两县之隘不守,当以失封疆得罪,遂不守夔关,而守诸隘。隘将覃思岱、杨茂选不协,思岱谮茂选,捷春信之,斩茂选,令思岱并将其兵。兵怒,散去。五月,贼即从此入,诸隘皆溃。贼乘夜犯夔关,直抵夔州城下。副将张令拒战于羊耳山,败没于阵。嗣昌使赞画主事万元吉援之,会石砫女帅秦良玉亦引兵至,元吉与之合;贼遂由新宁、开县奔达州,复入汉中。
  
  杨嗣昌奏邵捷春失机,有诏逮问。
  
  十月,献忠与罗汝才自汉中复犯四川,陷梓潼。副将郭某自他道至剑州,得贼谍;谍绐言贼已进绵州,而贼乃伏梓潼七曲山后。官兵至上亭铺,贼邀击,官兵败;郭某奔剑州会口,贼复入梓潼。总兵方国安自广元追贼至梓潼,贼出城,官兵追过南门;贼佯败,官兵入城;未及半,贼劫辎重而去。官兵梓潼,贺人龙、赵光远、铁某大军继至,贼遂走绵州,城守。贼渡河走泸州,官兵追至泸州,贼伪燃火顺流而下,官兵追之。贼复乘问走绵州,至浮桥,有牛遮道,贼击斩牛。绵州城内闭,贼走梓潼,官兵追及之,杀贼五、六百人,擒老弱数百人,杀罗汝才弟。献忠复犯官兵,至灵阳庙,夺老弱,走剑阁,自广元入汉中。贼所过州县,官民多窜伏。金堂知县程大典署汉州,独城守;新都知县黄翊圣,亦城守,民赖以安。
  
  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贡院中,百姓万余人往击之,校尉踰墙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后自间道诣阙,竟论死狱中。方乱民围校尉时,司道官谕之,不听。华阳知县某跪请解散,民诟詈不止。自是,下频轻其上矣。
  
  以廖大亨巡抚四川。
  
  彭县多逋赋,县令某以偿衙役工食令衙役自索之。除夕,索甚急,民皆怨苦。
  
  辛巳十四年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倡议除衙蠹,鸣锣集众,尽毁衙役家。各州县闻风而起,曰除五蠹。一曰卫蠹,谓州县吏胥皁快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豪奴恶仆也;五曰学蠹,谓生员包揽词讼生事害人者也。或捶击死者、或糜烂于鼎釜者、或活埋于土窖者,不可胜记。惟新都令黄翊圣、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变。若新繁、彭山等县,多蔓延不解。至发兵征讨,乃罢。成都亦揭竿拥众,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抚慰,不从;令都司引镇远营兵开门击之,众溃,乃就抚。
  
  廖大亨以民变谪戍,以提学副使陈士奇巡抚四川。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陷陕西。汉中总兵赵光远劫瑞王入四川,关南道陈纁从;至保宁,陈士奇与巡按刘之渤、上巡道葛奇祚等迎之,遣光远还汉中,而奉王驻重庆。奇祚居心宽厚,莅事精勤。每巡州县,为民兴利除害,恺恻动人。吏民有一善,必称扬之;有过则谕之使改,不遽责也。时百姓不肯迎瑞王,抑郁成病;及王入重庆,乃曰:『吾事毕矣』!竟死。囊无余物,士民敛钱殓之。
  
  十二月,张献忠由荆州复犯四川,陈士奇驻重庆以御之。先是,士奇以兵饷不足,屡撤夔州十三隘守兵。至是,贼众数十万水陆并进,鲜有抗之者。刘之渤疏劾陈士奇,诏以川北道龙文光代士奇之职。
  
  甲申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二月,贼陷夔门。参将曾英守巫山县皮市隘,战败,退守涪州,断贼水路。三月,贼陷万县。
  
  四月十六日,武举人朱彝之自京师奔还成都,始知李自成已陷京师,而讹传上幸通州。二十四日,众议奉蜀王监国,以杨锵、齐琼芳、杨台、刘道贞为相。刘之渤不可,遂不果。
  
  五月,张献忠进犯重庆(重庆铁壁金城,素称天险。左有合江、右有泸江,汇流而泻夔关;自瞿塘三峡以达荆州,所谓川江者是也)。所经之地,兵不留行。至酆都,恐土司秦寡妇扼险,先使人侦之。秦氏守境,不敢出,乃竟向忠州。副将赵荣贵拒战,不克,退守梁山,断贼陆路。献忠使孙可望(原名旺,讹作望,献忠养以为子,故又名张可旺)击之,战于白兔亭,荣贵复败。六月初七日,贼至涪州,曾英拒战,献忠又击破之。于是自涪州以上,如入无人之境,竟无与抗者矣。
  
  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执知府杜某,欲杀之;赂以万金,不允。杜某有孀媳,为涂副使女,有殊色;珂妻弟某知之,求纳为妇。涂氏闻之,即自缢。杜某妻急解之,且跪请曰:『勉自活以全我一家命』!即夕成婚,珂以杜某知广安州。原任词臣江鼎镇率先降贼,青衣行酒,进美人以悦之,得不死。其它乡绅官吏俱被刑,寻死者甚多。珂奉自成年号,摇黄不能与抗,亦不附从,仍奉大明年号,设险自守。至是,马珂闻献忠将至,即弃城遁去。
  
  新抚龙文光入顺庆时,献忠已将达重庆。重庆告急,文光檄援兵至顺庆听点,然后发行,则重庆已被围矣。十八日,贼据佛图关,陈士奇尚在重庆,援兵亦有至者。诸将请背城一战,士奇不许;曰:『若辈欲走耳』!悉令入城,使副将卞显爵驻转角楼,统兵固守。贼四面攻城,多穿地道,发城外冢,取棺板顶头上以御矢石。一人伤,即补一人以进,稍退转即斩。地道既通,灌以火药。火药发,城立溃。二十三日,贼焚转角楼,显爵战死,城遂陷。贼既入城,士民袖手就戮。间有遁出城者,遇贼即死,或挤入水中。献忠坐操场,拘集文武各官,时各官多鱼服求生。贼悬重赏购百姓认之,各官遂无得脱者。贼遣人至瑞王府索王,王妃刘氏投井死。王被执,求水不可得。又系重庆知府王行俭,至库取钱粮。寻召士奇等,谓曰:『朝廷皆由汝等败坏!十三隘如有守兵,我迟进数日,汝等亦可预备。今如此,不剐何待』!并行俭等俱发凌迟。巴县知县王锡六言曰:『我辈应死,毋枉杀百姓』!遂皆死。贼众引瑞王入,献忠下座,叹息曰:『我兵强于李自成。汝既畏自成而离汉中,亦宜知我兵至而去重庆。今安坐不动,受我显戮,岂非命乎』!亦发凌迟,令剌王喉速死,盛以棺。百姓俱斫右手,无一免者;黠者欲以左手相欺,并左手亦不免。各州县畏其暴,惟恐加兵,皆望风送款。贼即择其魁杰者,授以知县之职,发兵送之,仍行杀掠;官民之降者,仍不能免。知广安州杜某,亦杀死。
  
  定远县有米三千石,例解昭化。时昭化已为贼薮,定远令高作霖度不能达,请于龙文光,以未解顺庆可通融销算;如以昭化远而顺庆近,则脚价当如数扣还。文光援旧例不许,其米竟赍盗粮。
  
  献忠遣人招江津乡官刁化龙,不至。
  
  七月初四日,献忠使刘廷举守重庆,自引兵犯成都,尽焚其舟于泸州,分三路进。龙文光自顺庆援成都,调总兵刘镇藩并威茂道兵、董、卜、韩、胡土兵,守城。
  
  顺庆叛降献忠,献忠使张都督殷承祚守之。
  
  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贼四面攻城,较重庆更力。文光、之渤等悉发库藏,募死士缒城下杀贼。贼攻围不辍,凡三日。贼兵内应,钟鼓楼火发,守兵惊走,贼登城,文光、镇藩皆战死,蜀王及妃嫔皆赴井死。蜀世子平某、内江王奉鑘、巡按刘之渤、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沉云祚,皆被执。贼封平某为太平公,既而杀之。之渤等皆不屈,贼再三慰谕。以之渤为巡抚,之渤不可,但为百姓请命,遂皆死。十一日,献忠尽驱成都军民于中园,将屠之。其党汪兆龄进曰:『成都是本根基业,不宜纵杀』!乃止。十五日,献忠自称秦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即以蜀王府为宫殿,设立五府、六部等衙门,以汪兆龄为东阁大学士、原任通州知州严锡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养子张可望为平南监军、张文秀为平南先锋、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能奇为平南将军,分兵四出掠地,全川骚动。
  
  九月,马珂尚在绵州,张能奇击之,不克。献忠自将击之,珂败走汉中,献忠还成都。
  
  十月,张定国陷保宁。
  
  张可望陷龙安,使王运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总兵朱化龙、管粮通判万文相击走之,遂复茂州。化龙又与龙安署印同知詹天颜共复龙安,斩王运行。
  
  张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国臣与上南兵巡道胡恒有隙。会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恒带两道印,从邛州过雅州,将入建昌城,边兵送之。闻献忠已陷成都,兵噪,夺饷散去。国臣乃拘恒,劫其三印,遣使降献忠;又下卫指挥使阮士奇、生员洪其惠于狱。雅州生员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说正招讨高跻泰,令出兵击国臣;跻泰许之,使高君锡、姜奇峰攻雅州,国臣遁入成都。君锡等迎恒及士奇、其惠入始阳。始阳跻泰地也。献忠以国臣为茶马御史,与张能奇犯雅州,陷之。进攻跻泰,至飞仙关;跻泰惧,即以胡恒、士奇及朱奉■〈金伊〉(奉■〈金伊〉、胡恒时已为僧)与贼,贼引去。三人至成都,皆被害。时建昌行营将周双桥李俸、海棠堡守备丁如龙、越隽卫指挥使王自明得胡恒檄,各以兵出迎;而恒已为贼所获,遂驻大渡河所,与掌印千户沉云龙、黎川安抚使马京及蛮庄七姓谋击贼,无应之者。会四川总镇坐营参将曹勋自成都败归,众推为帅,共守荣经县。居数日,富顺镇国将军平奉■〈木鼎〉(蜀王母弟、富顺王之次子)间道至荣经,勋与诸将及原任南京户部员外范文光、举人刘道贞、程翔凤、生员傅元修、傅元览、张士麟、唐默、钟之绶、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木鼎〉为蜀王,号召义兵;勋为副总兵,统领诸将。
  
  赧帝既立,诏故相王应熊经略川湖云贵四省军务,专办蜀寇;应熊即以文光为监军道、道贞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翔凤为监纪推官。勋率诸将向雅州,大破贼于龙鹳山。贼退入雅州,诸将乘胜至城下,贼出战,勋败归荣经;贼复攻之,勋再败,退守大渡河所之大关山。贼攻之,不克。勋选骁骑击贼,斩首数百级,贼溃去。勋入荣经;贼复攻之,勋败,荣经陷。自是,惟守小关山。此二关,乃相公岭之险隘处也,范文光尝名为忠孝路焉。
  
  献忠遣使四出,趣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不来朝见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乃发兵围之,不论宗室细民皆杀之。其余降官,各授以职。降贼江鼎镇复降献忠,献忠以为礼部尚书、考试总裁,自以为荣。会迎春,贼问出何门?贼国号西,欲其言西门,鼎镇则言出东门。贼怫然,问出何典?曰:『出「大明会典」』!贼大怒曰:『汝尚知有大明乎』!责一百棍。有门生何某者请代,责五十。明日,飞骑提何某一家五十人与鼎镇一门,对面就刑死。严锡命受知于贼,条陈甚多。尝言:『陛下继嗣不广,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今有故相陈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贼即以陈氏为后,演子为翰林学士。一日下令云:『陈娘娘欲斋僧,大僧银十两、小僧银六两』。以黄封封银柜,舁入寺中,诸僧皆喜。更有小儿求僧曰:『我愿割发作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几万人入寺领银,贼闭寺门,每十僧贯以一绳,尽杀之。一日,迎状元,仪卫甚盛,各进士迎归,鼓乐喧阗,忽取一进士斩之。有一教谕,老年矣,加升侍郎,方扬扬得意,自谓开国元功。不数日,仍见杀。某县令朱某亦归顺,愿就教职,冀以免祸。及就职未期月,而全家被戮。乡绅朝见者,并拘其家属,使同行。至则尽杀之,不留种。又命各教官率生员来试,并命教官之妇率生员之妇同来点验;至亦尽杀之。其大家妇女皆发娼院,复尽杀之;并杀优人。贼将有先知此令者,尽召优娼,恣行欢乐;方淫媾流连,而身首已异处矣。献忠尝临操场阅兵,呼官兵为毛贼。有擒至者,即加捆缚,丢一人于沸水大镬中,仿古鼎烹法也;余皆凌迟。所获官吏,皆指为贪官,叱令剥皮;顷刻而全皮俱下,与肉不相黏,稍有黏者,谓不如法,即以剥皮之人令善剥者剥之。有乡绅为恶奴所讼,自言今日必死,当容一言。贼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乃按之于地,用钉钉其手足,以石滚轴滚之,顷刻遂成肉医。其暴戾如此!
  
  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
  
  献忠之陷重庆也,未尝留重兵守达州;守备马干攻拔之,贼将刘廷举走。
  
  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刘镇藩之兵得脱者有二千余人,营于新津县宝山渔鼓桥,无所统属,欲得刘镇藩之裨将而奉焉。裨将之最有名者,惟曹勋、杨展;时二人俱为贼所擒,至中园而幸免,勋由崇庆州走大渡河所,展由新津走嘉定。众得展,遂奉为将。展令众从他道至叙州,自至嘉定取妻子来会。展归而嘉定已降贼,惟罗徽堡千总廖佐与峨眉人杨世泰率堡兵及乡勇千人守峨眉县,展与其子璟新部署兵将进营于叙州南岸。十二月,贼犯叙州,至东关,展欲渡江与战,众惧而走,展不能禁。贼遂陷叙州,追展至芦卫;展谓诸将曰:『不战则贼追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箐以待之。贼亦见长山大谷,恐诱之,竟引去。展营于永宁卫而往谒王应熊于遵义,应熊仍以为参将。展于是居永宁,休养兵士。
  
  献忠既据成都,曾英自涪州趋江津,又与建昌道刘麟长至綦江,并将刁化神之兵号召诸少年,劫掠富绅大贾以充兵饷。穷兵投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难,军声普振。贼将殷承祚守顺庆,素有归顺意,英使人招之;为献忠所得,叱令剥皮。使者呼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贼赦之,断一手,去一耳、一目,割半鼻、半唇,给一令箭,遣还。其后顺庆竟归顺,英使熊应瑞、冯有庆守之。
  
  乙酉赧帝弘光元年(附鲁监国、清顺治二年;六月以后,唐王隆武元年)正月,英引兵至重庆,一时蜂起之众皆归之,众至数万,船千艘;难民相依,又数万人,泊于涂山一岸,重庆屹然成重镇。英取遂宁之盐以赡军,故粮足而兵盛。刘廷举之遁也,往见献忠,献忠遣兵三万犯重庆。二月,至合州,据多功城为垒。十八日,贼遣精甲出佛图关陆路、大军由合州水路,夹攻重庆。先是,英闻贼至,令老弱与难民下涪州,进小江口,留锐卒于重庆待贼。及见贼两路至,急遣余大海当水路、张天相当陆路,戒勿轻战。自以轻骑五百,间道击多功城,破之。即取贼旗帜,绕出贼后,大破之于重庆亭溪,贼溃去,英威名大着;王应熊以为副总兵,非其望也。英营伍日盛,凡诸营不与同心者,即并之;亦不复禀应熊号令。日与所亲议应熊长短,且多结乡绅,藉之以财通朝廷用事者,诋应熊而称己长。及唐王即位,遂骤封平寇侯,气益骄。
  
  三月初六日,杨展自永宁攻叙州,距城五十里营于干溪,令守备马应试引偏师夜渡雪滩头。平明,展军至南岸,贼拒应试于头坝,应试击破之,展渡河,断贼浮桥,贼惊走。应试追之,多溺死,生擒二千余人,遂复叙州,仍营于南岸。贼将冯双礼复陷叙州,其别将屯于东江外白塔山。二十八日,展渡江,击白塔山,而令川贵参将侯天锡引苏宝猓兵击双礼。展既渡,谓将士曰:『今日须以死战破贼』!乃尽焚其舟,使张滕、余朝宗攻山左贼,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贼,姚之桢、李朝贵攻山后贼,展自当其前。曹章先登,之桢败而复胜;贼不能支,遂大溃。时猓兵为双礼所败,展乘胜又破双礼,追三十里,又复叙州。
  
  四月,李自成部将一只虎陷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寻遁入湖广。十三日,张可望复犯叙州。时原任总兵甘良臣领毛裕镇兵数百,副总兵余奎亦引兵千余人、船千余艘自津江来,与杨展会。展遂引二千人至蔡坝,击可望,败绩。后五日,可望攻展,展复败,贼追至干溪。展兵多从余奎船下江津,展与牙将数百人奔永宁。可望追至永宁,陷乐英寨;寨,屠寅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怀县之土城,贼追至土城;展等退守小关,贼又陷小关。展等入山峡中,众饥,杀马而食。甘良臣与参将王祥谋从箐中走遵义,章与向成功、黄国美曰:『我舍大队而入遵义,若大队为人所有,则我进退无据,不如间道往江津』。于是,良臣、王祥入遵义,展与章窃出贼垒,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兔溪,遇贼军,不得进。王应熊命展入遵义,又命取永宁;会皮熊、侯天锡已取永宁,展遂驻鱼腹关。
  
  七月,唐王以马干巡抚四川西北、樊一衡巡抚四川东南。一衡衰老无能为,见诸将骄横、不奉法,惟仰屋长叹而已;干果于任事,多招勇壮御贼,然西北屡经残破,军食必取给于东南,竟莫有应者。
  
  献忠在成都日求人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户百户后,杀僧道工匠医生,皆令州县解至成都,杀而投其尸于南门外大桥下。各州县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献忠号令。时曾英屯重庆、朱化龙屯茂州、杨展屯永宁、曹勋屯大渡河所;时赵荣贵已降清,屯于龙安。其小者亦拥众,诛贼官吏,而清兵又将击之。贼益忿怒,于是尽屠州县百姓。十月,贼令保宁守将刘进孝屠保宁,引兵还潼川;后数日,张能奇复屠保宁,无一噍类。
  
  杨展大破贼将梁一训于纳溪县,溺死者无算。十一日,贼上南道郝孟旋来归。孟旋茂州举人,为贼所执,寻授以官。孟旋有才略,尝思立功,佯为贼用,而多募兵以自卫。曹勋、范文光守小关,孟旋欲通之,未有便;程翔凤与孟旋有旧,以书招之,孟旋大喜。雅州诸生已为献忠召人成都,未至,孟旋急使人招之,及诸生于邛州。诸生既还,孟旋遂杀贼之在雅州者,称明正朔,安慰军民;请翔凤与之盟,号其兵曰匡正营,而以雅州付文光与勋焉。行营兵久困于雅州,入城大掠,城中一空。孟旋以其众击邛州,不克;寻取花溪,为人所杀。
  
  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先是,贼以特科,使州县送人应试;自进士至生员,俱不得隐匿。既至,聚于玉局观,以兵卫之。有疑其变者,伪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点名,出则尽杀之,投尸江中,人谓之泣魂牌。时贼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将领劲兵屠各州县。兵到则扬言万岁爷即至,官民皆集操场奉迎;而别遣一队入城,杀妇女婴儿。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其杀乡居人,则谓塘拨,亦不使一人得脱。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
  
  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清使肃王击献忠。献忠闻之,自引兵至平阳关,遇清兵与战,大败而还。时川西、川北州县皆为贼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会献忠败还,益怀异志。献忠觉之,恐人图己,一昼夜,易其处十二、三,或潜伏寺院佛像后、或扮兵卒遍游酒肆妓院,听人私语。于是尽屠其民。一日,献忠独坐食馒头,忽空中下数万手来夺馒头。一日,独坐院中,忽闻琴瑟箫管之声。献忠怒,拔刀斩之;见无头女子数十人,各弄乐器。献忠大骇,昏扑于地。又成都城中,至黄昏后,辄闻人偶语。往视之,则皆空屋也。贼兵夜出,则鬼击之。献忠恶其不祥,遂出城,居东门外中园。中园者,蜀王之外囿也,中有梨花数千本:成都俗,尝以三月三日于此走马为乐。献忠既陷成都,尽伐梨树,作宫室驰道,练兵于此,号为御营;至是居焉。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献忠有子尚幼,乘醉扑杀之。谓养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终不令幼子为人擒;尔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之;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可望顿首受命。献忠遂以可望为平东将军、张文秀(本姓刘)为抚南将军、张定国(本姓李)为安西将军、张能奇(本姓艾)为定北将军(俱献忠养子),各统兵十余万,弃成都北走(一云,献忠末年,有道人谀之曰:『陛下本天人,今当遗弃一切,仍归天上』。献忠大悦,即尽杀其妻子,既又杀其大臣,可望四人大惧,各率兵二十三万自川南至云南降于永明王)。时四川总兵贾登联屯中江县,贼攻破之,全军皆没,登联仅以身免。
  
  九月,献忠犯顺庆,顺庆守将熊应瑞、冯有庆颇骁勇,每相谓曰:『贼将来,不足虑也』!及献忠亲至,二人有惧色,固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觐宸死之;官民五、六十万人皆为贼所屠。贼悬示城中,呼川人为蜀獠,谓『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杀之』。献忠既屠顺庆,屯于西充县全镇铺,大治舟楫,将走湖广。十一月。清兵至保宁,贼将刘进忠降之。十二月十一日,进忠为向导,引清将雅布兰觇贼。时献忠尚有兵六十万,旌旗塞野,而不知清兵巳至。谍者言之,辄怒曰:『摇黄贼耳』!即斩之。清兵近营,谍者又言,献忠又斩之。清兵巳在前,谍者又言,献忠乃衣飞龙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将出营觇敌,而清兵已及营门,仅隔一溪。进忠望见献忠,指曰:『此即八大王也』!献忠方引弓,雅布兰射之,中献忠胁下,遂坠马死。清人大呼曰:『献贼死矣』!发兵追杀。众抱贼尸,以锦褥埋地中。孙可望等四人代领其众,遁去。清兵既杀献忠,复发其尸于成都北门,枭其首。献忠埋尸处所生草,人足触之,辄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过其地,每从他道避行焉。其凶戾之气,死后尚如此。初献忠既弃成都,杨展、曹勋即引兵据其地,勋留守。展北追贼至保宁,已为清兵所据。展还成都,清使谭太追之。赵荣贵攻成都,展以成都毁坏,不可守,乃退守嘉定州;勋守雅州。
  
  孙可望等奔重庆,临江欲渡。平寇侯曾英屯南岸,渡江击之,反为所扼;营中火发,左右营皆溃,英仅以身免。贼遂夺船渡江,英舟战再败,急引船南下,而贼反率舟师围之。英连发数矢,杀贼数人,矢尽,溺于河;部将李占春、于大海(占春号鹞子、大海号老虎,为曾英左右翼骑将。占春骁勇尤甚,英以为子)率余众奔涪州。可望等既渡大江,休兵三日,堕重庆城;由遵义奔贵州,巡抚范爌降之。先是,唐王有诏:『献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而张定国、张能奇自以为贼不能成大事,尤欲归顺;及至遵义,能奇问汪兆龄曰:『今老万岁已死,我等计将安出』?兆龄不知其欲降也,应曰:『将军辈只照旧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万岁在成都,汝为宰相,不能辅之治国,惟劝之杀人,以至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俱名我辈为贼。今日皇皇无之,汝尚欲我辈复作贼耶』!即拔刀斩之,而四分献忠牙兵,同入贵州。
  
  初,摇黄十三家各设险自固。及献忠屠戮之后。无所掠食;有仍归陕西者,有奔入湖广者,有为清兵所杀者。尊天王袁韬降清,寻复投王应熊,应熊以为都督,使屯涪州。其在川南富顺等处地方者,亦皆来降于应熊云。
  
  丁亥永明王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正月,封王应熊长寿伯。
  
  以钱邦芑巡抚四川。
  
  四川大饥,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盖甲申以来,大乱三年,民皆逃窜,无人耕种,而宿粮弃废又尽,故饥荒至此。时米皆出土司雅州;尚有大渡河所越嶲卫接济,而斗米犹十数金。嘉定州则斗米三十金,成都、重庆俱五十金。保宁则清兵运陕之米接济,然犹每斗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采野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纔倒地,即为人割去,虽斩之不可止。良家妇女,望门而投,亦无应者。成都食人尤甚,强者聚众数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绵州大学士刘宇亮少子,亦为强盗所食。
  
  清将赵荣贵围朱化龙于茂州,化龙固守三日,食尽而陷。荣贵复叛清,与化龙盟而去,屯于龙安。方茂州围时,男子肉每斤七钱、女子肉每斤八钱,冢中枯骨皆掘出为屑以食焉。
  
  清兵将犯重庆,王应熊檄马干趋内江;左右曰:『清兵正在内江,何可当其锋』!干曰:『遇敌而死,吾分也』!遂趋内江。与清兵遇,力战而死,重庆遂陷。旧按臣瞿昶、守将贾登、侯天锡、邓九韶、王廷献等,皆降。天锡复遣使招应熊,应熊斩其使,遁入仁怀县土城,抑郁而死。
  
  时王祥屯遵义绥阳县,余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谭文屯万县,谭宏屯夔州,谭诣屯巫山县,副将胡云凤屯忠州。云凤以舟载妻子泊于夔州,谭诣部将邓希明劫之,云凤妾投水死。云凤怒,欲报仇。而摇黄之降王应熊者,屯夔州北岸,少粮三月矣;云凤与约,于万县小溪口过渡,摇黄从之,遂过南岸。谭文奔云阳。
  
  三月,清兵至遵义,王祥固守绥阳。清兵围之,不能克。
  
  诏阁臣吕大器督师四川。大器与丁魁楚不合,故出之。
  
  初,贺珍据汉中,清兵至,即引兵数百骑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不可。时有蜀府德阳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习达欲辅之,遂潜通珍,以小舟渡之,屯于夔州之南岸。五月,一只虎从巫山县渡江,谭诣水师溃。贺珍复过北岸,居下关城;未几,一只虎南陷建始县。
  
  六月,清兵至涪州,破袁韬于江口。韬弃辎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战败,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抚朱容藩(一作容藩,楚宗也)为清兵所迫,自施州卫至建始;一只虎降之,容藩即使屯建始。自至夔州,部署李占春、余大海兵马。时川东夔州一带与朝廷消息不通,又王应熊新丧,诸将无主,故多归容藩。清兵深入至遵义,王祥守绥阳,攻之,不克;使人招贵州总兵皮熊,又不至。降将侯天锡复归正,于是杀贾联登十余人,将还重庆。八月初九日,王祥整兵出战,清兵大败。清兵悉奔重庆,祥复遵义,军声大振。祥妻号上祖,警敏多权略;祥出攻遵义也,上祖率妇人数千皆男扮,别为一队,间道会祥。中道获敌人数十,内有平民被劫者,分别而遣之;既而曰:『姑系之,俟我与元帅会而后释焉。不然,彼或以虚实告敌,敌来追我矣』。及入遵义,乃尽纵之。祥尝营宫室,使上祖观之;上祖曰:『甚善!但少铁索数根,贼来,则当曳以行耳』!祥大惭。
  
  九月,清兵水陆俱下,攻于中州无风渡。朱容藩使占春、大海以舟师御之,往来如飞。清兵不习水战,又风雨大作、山岸泥滑,马不能逞,占春、大海以步兵蹙之,清兵大溃,焚舟千余,获辎重器械无算,遂自达州小路退入保宁。
  
  侯天锡、李正开击清兵于泸州,破之,复马湖。
  
  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海、三谭及摇黄呼景陈三家之兵将复重庆,会原任偏沅巡抚李干德亦与袁韬自涪州来,王祥又追清将柏永馥,俱至重庆。十五日,共击清兵,大破之,清兵悉奔保宁,遂复重庆。适冬至节拜龙亭,容藩自以室宗而功高,位在干德上;干德又自以国家旧臣而容藩后起,不为下。容藩赖占春之大破清兵,而威名始着,爱之。干德久居袁韬军中,与之呢。韬与占春复不协,勒兵相攻,占春不胜,怒回涪州,兵威大挫;而韬亦无粮,惟掠民间食以自给。
  
  初,杨展以乏粮大兴屯田。清兵犯嘉定,展坚守五日,清兵解去。时清兵饥疲,而展军亦无粮,不能追。至是,屯田成熟,上南军民足食,展即遣杨荣芳、李一进、陈应宗、黄国美恢复成都。会全胜、万燝亦破清兵于资阳、简州;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一训本贼将降清,清以为安绵道者也。
  
  王命臣、冯启击清兵于大西桥,破之,复顺庆。
  
  十二月,赵荣贵自龙安引兵会武大定于庆元,大破清兵,复保宁;清帅某遁去,全川皆复。
  
  以杨乔然为四川总制。
  
  武大定奉秦王四子入川,赵荣贵与之不合,秦王子以大定为靖虏将军。
  
  时兵、旱累年,百姓存者百不及一,或城内外多为虎狼所居。荣昌知县张懋赏主仆八人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
  
  戊子二年(清顺治五年)二月,朱容藩还夔州,李占春屯涪江,余大海屯云阳,谭诣屯巫山,谭宏、谭文屯万县天紫城,袁韬屯重庆寨山坪,杨展屯嘉定,曹勋屯雅州、荣经,赵荣贵屯龙安,朱化龙屯茂州,侯天锡屯永宁,马应试屯芦卫,王祥屯遵义,各守其地,残民少安。
  
  六月,容藩聚兵十万,欲据蜀称王,先自立为楚王世子,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忠州为大定府,号其城内为承运门。铸侯伯将军督抚印,遍送川中文武。关南道张京先降贼,贼败,逃匿大宁;与容藩有旧,首进称帝之说,容藩大悦。吕大器至涪江,与李占春力阻之,容藩不听;即于夔州设行营,先即楚王位,旋改吴王。有进士涂原者,拜且泣。或曰:『此吉事,何泣为』!原曰:『中原无主,今遇真主,早正位一日,则早慰天一日之望;吾心恳切,不觉泣耳』!人皆哂之。容藩以张京为吏部尚书,程正典(夔州知府,富于财;人利之,故以为户部)为户部尚书,太子宾客刘道开为军谘祭酒。有一宗室妇,极淫荡,流寓夔门,容藩留之于内,欲以为妃;张京力劝之,众不可,乃止。容藩性忌刻,宗室流寓夔州者,皆杀。时诸将自三谭外,无相从者。余大海在夔门,亦从众谒见。张京以为天子登极,诸侯不可无贡献,密谕大海率先进贡,即为开国元勋;大海进见,高唱曰:『靖海侯(容藩伪封)进宝』!鸿胪官问:『何宝』?大海:『奇货骆驼』!容藩面瘦背驼,素有骆驼之号,故以谑之。未几,杨乔然、钱邦芑等移檄诸将,共诛灭之。
  
  杨展屯嘉定,略有川西南州县,自什邡县以西、叙州府以南皆奉展号令。展所至得银,或于地窟、或于江中河口,不啻数百万。他人求之则无有,展甫至,则又得之。时值饥荒,展用以赈济,全活甚多。诏封华阳侯。袁韬饥,与李干德归展;武大定既与赵荣贵不合,亦归展。九月,展使大定屯眉州、韬屯犍为县,皆给以粮。初,王祥之胜于遵义也,兵至乐英寨,寨为展次子所据,祥掠以归;既而释之。展由是怨祥,未发也。会祥攻贵州,不克而还;贵州人约展共袭之。展亦与樊一衡谋立富顺王某,遂令长子璟新将诸将击祥;诸将皆悍,不受节制。璟新又年少不知兵,至芦卫,获马应试,杀之。至永宁,侯天锡坚守不下,攻之不克;王祥遣兵援之。一日,大雾,祥兵乘雾出战,璟新大败而还,展威名大损。展性骄矜,不假人以权。袁韬、大定、干德皆不悦,共欲图展。展觉之,然不以为意;三人竟杀展,分据其地(展被执,请入山为僧,袁韬欲释之;干德曰:『缚虎易,纵虎难』!遂杀之。其后干德战败,语人曰:『吾今日亲见杨展入舟中,冤孽相寻,夫复奚恨』!遂赴水死)。吕大器至遵义,王祥方以兵威迫胁土司,设三十六营,颇骄蹇不奉法;大器不能堪,仍还广西,郁郁殁于途。王祥以礼葬之,厚抚其孤。祥性骄奢,然亦矜名节;王应熊之丧,亦尝以礼葬之。即纵兵剽掠,每在敌境;其本方百姓,未尝以兵扰之。时永历帝远居广西,徒拥虚号;而祥独勤贡献,不敢失礼,其妻上祖亦进贡于后宫;搢绅欲赴行在者,必倾囊以赠之:朝廷封为忠国公。
  
  初,孙可望之奔贵州也,巡抚范爌既降,群县多望风送款,遂以定番为巢穴。休兵半年,进犯云南,二年间尽陷云南郡县。
  
  己丑三年(清顺治六年),孙可望自立为秦王,复引兵自贵州犯四川。时闯贼降将高必正等皆为朝廷效力,可望皆击杀之。
  
  初,容藩既败,张京投河督堵胤锡,胤锡尽削其官;乃投贺珍,伪为敕书印绶,煽惑文武。珍觉而逐之,遂投可望,称臣拜舞,首进王蜀之说;可望大喜,复其官。京又进豳风图曰:『豳风王业根本,愿殿下为天子,如周家有道之长』!可望左右,皆明室旧臣,皆深恶之。可望有亲信某,京时皁隶也,认为师生,藉其力以免祸。
  
  庚寅四年(清顺治七年),孙可望将犯遵义,先遣温总镇与王祥议和。温旧为川帅,祥曾在其麾下;今在可望营,最用事,而祥见之,倨甚,且呼可望为贼。温还,促可望进兵,祥败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终不可辱于贼』!遂自刭。其妻上祖被擒,亦不屈,可望赐之死。上祖沐浴盛装,望阙叩拜,又拜其夫死之处,乃就缢。未绝,以手招左右曰:『扣太紧,不可绝,可松其扣』!左右从之,遂死。可望又击匡国公裴熊于贵筑,破之;值艾能奇病死,可望又并其众,声势益张。
  
  辛卯五年(清顺治八年),可望挟永历帝入安龙所,诸将无不归命。号召川中诸将,李占春以可望杀其父(谓曾英),独不为下;可望使人招之,辄斩其使。有劝之降者,则骂曰:『彼杀我父、幽我主,而我降之,是为不忠不孝,禽兽等矣』!可望进兵击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战七日而溃;与余大海走湖广,欲降清。流民从者数万,中道绝食,流民俱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离至此,占春大惭;呼酒,对妻子痛饮,至夜半,单骑入华山为道士(后三年、清使人招之,不得已至武昌,终不受官。大海降清)。杨乔然与李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败,可望使人招乔然,乔然谒见,因请归里;可望许之。
  
  李干德、袁韬、武大定据川南州县,可望使白文选攻之;干德等大败,韬与大定皆降。干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缢死。干德至威茂,威茂人缚送文选,文选厚待之,欲引见可望。干德曰:『吾终不能向贼求生』!遂投河死;弟翼德亦同死。
  
  壬辰六年(清顺治九年),清使平西王吴三桂略四川,攻陷保宁;赵荣贵战败,为三桂所杀。三桂深入至叙州,孙可望使刘文秀拒之。文秀攻拔叙州,三桂退保保宁。文秀乘胜追之,三桂按兵不动。文秀渡河索战,依山为垒,其锋甚锐;三桂以轻骑挑之,诱使下山。文秀失势,遂大败,仅以身免。四川郡县,尽归清矣。
  
  癸巳七年(清顺治十年),可望自引兵至岔口,复败还,遂驻贵州。
  
  丙申十年(清顺治十三年),李定国与可望有隙,迎帝入云南府,刘文秀等皆附之。
  
  丁酉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八月,可望誓师普定,以冯双礼守贵阳,自引兵犯云南。九月,可望溃;还至普定,守将马进忠闭门不纳,令城上发炮击之。或曰:『此国主』!进忠曰:『国主誓师而出,计兵十六万,今止数十人。此必是贼』!可望大窘,急趋贵阳。冯双礼又扬言进兵,已迫促;可望护家口先行,己为断后。可望遂弃城,走至宝庆,乞降于清;清封为义王。
  
  十月,刘文秀等追可望至贵阳,冯双礼迎降,遂复贵州。
  
  戊戌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复使吴三桂与定西将军墨勒根虾由四川一路、靖寇大将军罗托由湖广一路、征南将军赵布太由广西一路,期于二月二十五日三路进师,共取贵州。既又遣信郡王多罗自都门趋贵州,仍分三路进取云南;罗托还驻荆州。时三桂屯汉中,由沔县、戴安、宁羌至朝天驿,顺流而下。三月四日,抵保宁,集舟舰、载军糈,以重庆水陆交冲,请增兵五千,以程廷俊为重夔总兵。七日,过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合州有江,自阳平合瞿河而下,江而宽阔,水势汹涌,清兵跨马渡河,重庆总兵杜子香望风奔溃,清兵遂由铜梁璧山进发。四月三日,陷重庆,使人招原任总制杨乔然,乔然服毒而死。
  
  时川、湖界中如房、竹、归化、大昌、大宁则有塔天保、郝摇旗、李来亨、袁忠第、党守素、贺珍,施州卫则有王光兴,长寿、万县则有刘体纯、谭诣、谭宏、谭文、向希尧,达东则有杨秉胤、徐邦定等,结连啸聚,俱未附清。清乃以严自明领重兵镇重庆,与程廷俊协同固守;大兵遂渡黄葛江,历东溪、安稳、松坎、新站、夜郎。其间如滴溜、三坡、红关、石壶关,上摩九天、下临重渊,一夫守险,千人不得过;李定国先遣刘正国据险拒之。二十五日,清兵抵三坡,正国自水西奔云南,于是自桐梓至四渡站,守将郭李爱、刘董才、王明池、朱守全、王刘仓、王友臣等皆降清。三十日,清兵陷遵义。五月三日,进至新站、乌江。十一日,袭破杨武大于开州倒流水。于是水西宣慰司安坤、酉阳宣慰司冉奇、镳蔺宣抚使奢保寿等皆降清。兴宁伯王兴亦降清,吴三挂赐以盔甲名马,逾于常格。
  
  七月二日,谭诣、谭宏、谭文攻重庆,不克。诣、宏与文有隙,共杀之,请降于清,清以诣为向化侯,宏为慕义侯(自是以后,凡川东据险自固者,多降清矣)。吴三桂终以重庆为虞,使川抚高民瞻驻重庆,又调建昌总兵王明德赴重庆协守;檄严自明俟明德到日,即领所部赴遵义。二十八日,墨勒根虾病死,赵布太与线国安陷独山州。
  
  多罗入贵州境,约三桂议事,三桂自遵义驰赴之。十月五日,会多罗于平越府之杨老堡,遂与经略洪承畴等共订师期。
  
  帝赐李定国黄钺,同冯双礼等扼盘江河、据鸡公背,经营贵州;又使白文选同镇将窦民望等守七星关,进抵生界,距遵义数十里,牵制清兵,以应定国。吴三桂闻之,兼程遵还义。十一月十日,统藩十四旗及援剿总兵沈应时、马宁等自遵义出师。十二日,文选自生界退守七星关。关极险峻,两山壁立,水汹涌,号天生桥;三桂前在遵义,细问土人,已得其详。十二月三日,营于水西苗猓,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桥小路抄乌撒军民府,扼七星关大路。文选大惊,弃关,走可渡桥;又焚桥,走沾益州。李定国见多罗自中路来,亦退守盘江河,连战于罗炎河、凉水井,皆败。又闻赵布太将至,遂率大军奔云南。
  
  吴三桂至乌撒,收降文选余众,设官安抚,贵州悉陷。
  
  冯双礼、狄三品等自金沙江奔四川建昌卫,三桂发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谕川南诸将归附。
  
  王化龙守茂州(即唐维州),独不降清;三桂发兵攻之,力屈被擒,竟见杀;同知唐天颜亦死之。化龙有所乘马,见化龙死,亦悲嘶跳跃而死:四川悉陷。
  
  野史氏曰:崇祯初,流贼自秦入蜀,摇黄继之,蜀已骚动。然十七年间,贼五出五入,未为大害也。迨献忠陷成都,一、二年间屠戮川民,靡有孑遗;虽石虎、符生之残,黄巢朱温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曾英、王祥之徒,集乌合之众倡义讨贼,至死不回,可谓义士!然战争之苦,未尝不为民累,况其间又有马珂之陷顺庆、容藩之帝夔州乎戮官、戮民,宗室献贼,余毒未尽,又有此以甚之;生民涂炭,于斯而极!献贼既败清兵,横行川中;王祥、李占春整兵再战,杨展、曹勋败而复胜,而马干德辈或战死疆场,或委蛇强将之间,冀其一效;于是清兵远遁,全蜀稍宁。未几,孙可望复犯四川,王祥、占春之属相继败死,蜀中空虚;清兵乘之,遂据其地。夫蜀素称天险,自武侯治蜀以来,废兴不一。然据之者必历数十年而后败,未有一年之中献贼、闯贼、□□、摇黄以及乱民、悍宗相继而起,此往彼来,如今日之甚者也。岂天未厌乱,则地利亦不足恃哉!明季两京陷没,各有沦亡;而生灵之祸,蜀为尤甚,是可悲矣!贵州僻在一隅,非必争之地;然共主在滇、而乱贼在蜀,窥祭器者必由之,亦遂与蜀俱亡。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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