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 千年一嘆 》的續篇。
初一看，“續”得有點勉強。因為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兩組人間風景。你看，一邊是，又一場沙漠風景蒙住了壕塹後面的零亂槍口，槍口邊上是惶恐而又無望的眼神；另一邊是，濕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懶的咖啡香味，幾輩子的社會理想似乎都已經在這裏完滿了結。
除了這樣的強烈對比外，還有更刺激的對比。天眼有記：今日沙漠壕塹處，正是人類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濕漉漉的街道，當時還是茫茫荒原。
怎麽會這樣？最不符合邏輯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邏輯。
其實我原先並不打算把它們對比在一起的，而是衹想以數千年對比數千年，在沙漠壕塹中思考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這種對比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殊死歷險，卻使我對中華文化産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進，一路講述一路寫作，通過鳳凰衛視的轉播産生了巨大影響。但是我在路上並不知道這種影響，直到二十世紀最後幾天，亞洲一個國傢的媒體官員帶着翻譯趕到半路上堵截我，說我已被他們國傢選為“世界十大跨世紀”的“十人”之一，我纔大吃一驚。我問，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級的政要大亨，為什麽放進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訴了世界，人類最輝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義控製，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種古文明。”
我帶着這種文化自豪感穿過喜馬拉雅山回到國內，沒想到，每個城市的報刊亭上都懸挂着誹謗我的文章。一開始我以為是一股陡起陡滅的狂風惡浪，後來發現，那些一眼就能識破的謠言衹要有人製造出來，就立即在中國變成銅鑄鐵澆，十幾年都破除不了。這就給我企圖重新評價中華文化的熱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華文化中，誰想尋找一種機製來阻止謠言和誹謗嗎？沒門；誰想尋找某種程序來懲罰誣陷和毀損嗎？還是沒門。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來，至少從屈原、司馬遷、嵇康開始，兩千年間所有比較重要的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例外，全都掙紮在謠言和誹謗中無法脫身。他們衹要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說了一些別人沒有說過的話，獲得了別人沒有獲得過的成就和名聲，立即就成為群起圍啄的目標，而且無人救援。於是，整部中華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歷史。
感謝一切造謠者、誹謗者、起哄者，他們在中華文化中永遠不受譴責的洋洋得意，糾正了我對中華文化過於光明的讀解。於是，我决定尋找另一種對比坐標。
可以找美國，但它太年輕，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對話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體量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對話所需要的安靜。那麽，衹能是歐洲了。
我的這個想法，又一次與鳳凰衛視一拍即合。於是，重新出發。我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這是連歐洲學者也很難做到的事。與《 千年一嘆 》所記述的那次行程不同，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裝勢力的小小驚嚇，在德國受到“新納粹”的某種騷擾外，基本上都平安無虞。也沒再遇到什麽食宿睏難，可以比較從容地讀讀寫寫，這就是這本《 行者無疆 》的由來。
我說過，《 千年一嘆 》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懸一綫之際趕寫出來的，因此捨不得刪削和修改；那麽，相比之下，對《 行者無疆 》就不必那麽疼惜了。一路上寫了很多，刪改起來也就比較嚴苛。
在歐洲漫遊期間，驚訝不多，思考很多。驚訝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經花費多年的時間鑽研過歐洲從古希臘開始的歷史文化，幾乎已經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裏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聖長髯，那些黃銅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風所裹捲的詩情。但是，這一切在以前都是風幹了的記憶碎片，現在眼見它們衍伸成一種綜合生態彌漫在街市間的時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們為什麽是這樣？中國為什麽是那樣？
從美第奇傢族的府邸到巴黎現代的咖啡館，從一所所幾百年歷史的大學到北歐海盜的轉型地，我一直在比較着中華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識、心靈秩序、法製教育、創造思維，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種整體羞慚。但是，走得遠了，看得多了，我也發現了歐洲的憂慮。早年過於精緻的社會設計成了一種面對現代挑戰的體製性負擔，以往遠航萬裏的雄心壯志成了一種自以為是的心理狹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製約經濟發展的沉重滯力……總之，許多一直令我們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經敲起了越來越多的警鐘，有時鐘聲還有點凄厲。
當然，我也要把這種感受表述出來。於是，以中華文化為中介，《 千年一嘆 》和《 行者無疆 》也就連貫了起來。
《 行者無疆 》第一版的正版，已經銷售了一百多萬册。曾經有人告訴我，很多到歐洲旅行的中國人，身邊都會帶這一本書。有一次在歐洲的一輛載滿各地中國人的大型遊覽車上，一位導遊說，誰沒有帶《 行者無疆 》的請舉手，結果舉手的衹有兩位。這件事讓我亦喜亦憂，喜不必說，所憂者，是要讓大傢明白，此書作為導遊讀物很不合格。
這次修訂，刪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較大的改動，使之更加幹淨。
二○○一年九月成書，
二○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並重寫此序
初一看，“續”得有點勉強。因為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兩組人間風景。你看，一邊是，又一場沙漠風景蒙住了壕塹後面的零亂槍口，槍口邊上是惶恐而又無望的眼神；另一邊是，濕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懶的咖啡香味，幾輩子的社會理想似乎都已經在這裏完滿了結。
除了這樣的強烈對比外，還有更刺激的對比。天眼有記：今日沙漠壕塹處，正是人類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濕漉漉的街道，當時還是茫茫荒原。
怎麽會這樣？最不符合邏輯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邏輯。
其實我原先並不打算把它們對比在一起的，而是衹想以數千年對比數千年，在沙漠壕塹中思考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這種對比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殊死歷險，卻使我對中華文化産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進，一路講述一路寫作，通過鳳凰衛視的轉播産生了巨大影響。但是我在路上並不知道這種影響，直到二十世紀最後幾天，亞洲一個國傢的媒體官員帶着翻譯趕到半路上堵截我，說我已被他們國傢選為“世界十大跨世紀”的“十人”之一，我纔大吃一驚。我問，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級的政要大亨，為什麽放進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訴了世界，人類最輝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義控製，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種古文明。”
我帶着這種文化自豪感穿過喜馬拉雅山回到國內，沒想到，每個城市的報刊亭上都懸挂着誹謗我的文章。一開始我以為是一股陡起陡滅的狂風惡浪，後來發現，那些一眼就能識破的謠言衹要有人製造出來，就立即在中國變成銅鑄鐵澆，十幾年都破除不了。這就給我企圖重新評價中華文化的熱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華文化中，誰想尋找一種機製來阻止謠言和誹謗嗎？沒門；誰想尋找某種程序來懲罰誣陷和毀損嗎？還是沒門。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來，至少從屈原、司馬遷、嵇康開始，兩千年間所有比較重要的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例外，全都掙紮在謠言和誹謗中無法脫身。他們衹要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說了一些別人沒有說過的話，獲得了別人沒有獲得過的成就和名聲，立即就成為群起圍啄的目標，而且無人救援。於是，整部中華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歷史。
感謝一切造謠者、誹謗者、起哄者，他們在中華文化中永遠不受譴責的洋洋得意，糾正了我對中華文化過於光明的讀解。於是，我决定尋找另一種對比坐標。
可以找美國，但它太年輕，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對話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體量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對話所需要的安靜。那麽，衹能是歐洲了。
我的這個想法，又一次與鳳凰衛視一拍即合。於是，重新出發。我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這是連歐洲學者也很難做到的事。與《 千年一嘆 》所記述的那次行程不同，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裝勢力的小小驚嚇，在德國受到“新納粹”的某種騷擾外，基本上都平安無虞。也沒再遇到什麽食宿睏難，可以比較從容地讀讀寫寫，這就是這本《 行者無疆 》的由來。
我說過，《 千年一嘆 》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懸一綫之際趕寫出來的，因此捨不得刪削和修改；那麽，相比之下，對《 行者無疆 》就不必那麽疼惜了。一路上寫了很多，刪改起來也就比較嚴苛。
在歐洲漫遊期間，驚訝不多，思考很多。驚訝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經花費多年的時間鑽研過歐洲從古希臘開始的歷史文化，幾乎已經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裏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聖長髯，那些黃銅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風所裹捲的詩情。但是，這一切在以前都是風幹了的記憶碎片，現在眼見它們衍伸成一種綜合生態彌漫在街市間的時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們為什麽是這樣？中國為什麽是那樣？
從美第奇傢族的府邸到巴黎現代的咖啡館，從一所所幾百年歷史的大學到北歐海盜的轉型地，我一直在比較着中華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識、心靈秩序、法製教育、創造思維，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種整體羞慚。但是，走得遠了，看得多了，我也發現了歐洲的憂慮。早年過於精緻的社會設計成了一種面對現代挑戰的體製性負擔，以往遠航萬裏的雄心壯志成了一種自以為是的心理狹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製約經濟發展的沉重滯力……總之，許多一直令我們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經敲起了越來越多的警鐘，有時鐘聲還有點凄厲。
當然，我也要把這種感受表述出來。於是，以中華文化為中介，《 千年一嘆 》和《 行者無疆 》也就連貫了起來。
《 行者無疆 》第一版的正版，已經銷售了一百多萬册。曾經有人告訴我，很多到歐洲旅行的中國人，身邊都會帶這一本書。有一次在歐洲的一輛載滿各地中國人的大型遊覽車上，一位導遊說，誰沒有帶《 行者無疆 》的請舉手，結果舉手的衹有兩位。這件事讓我亦喜亦憂，喜不必說，所憂者，是要讓大傢明白，此書作為導遊讀物很不合格。
這次修訂，刪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較大的改動，使之更加幹淨。
二○○一年九月成書，
二○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並重寫此序
一
考察歐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對一場大災難。我知道，這個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為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從災難開始的宗教寓言。
所謂“終極思考”，其實有一半也就是“災難思考”。因此，災難的廢墟，是幫助我們擺脫日常平庸的課堂。
世上發生過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嘯和原子彈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對毀滅前後進行具體的對比。龐貝的毀滅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面包房裏的種種器皿、妓院裏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密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
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二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觀衆；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衆。這兩個劇場外面，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緑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衹以為劇場裏正在演戲，觀衆都進去了。
在歐洲戲劇史上，我對羅馬的戲劇評價不高，平時在課堂上總以羅馬戲劇來反襯希臘戲劇。但是站在龐貝的劇場，我就不忍心這樣想了。他們當時在這裏演的，有塞內加的悲劇，有米南德的喜劇，有很世俗的鬧劇、啞劇、歌舞劇，也有一些高雅詩人戴着面具朗誦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裏沒有演出。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裏見到可認定為觀衆的大批“人形模殼”。
什麽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紮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註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裏（ G．Fiorelli ）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衹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記得馬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裏見過一具挺立着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士兵，在城門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沒有見到這位士兵的人體模型，算起來馬剋·吐溫來的時候龐貝古城衹開挖了一小半，費奧萊裏為模殼註石膏漿的方法還沒有發明，因此他見到的應該是一具骨骼。
馬剋·吐溫除了感動之外也有生氣的時候。龐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車轍，他走路時把腳陷進去了，絆了一下。他由此發火，斷言這路在出事之前已經很久沒有整修了，責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門。這個推斷使他見到死亡者的遺骨也不悲傷了，因為任何一個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員。
考察歐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對一場大災難。我知道，這個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為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從災難開始的宗教寓言。
所謂“終極思考”，其實有一半也就是“災難思考”。因此，災難的廢墟，是幫助我們擺脫日常平庸的課堂。
世上發生過一些集體死亡、霎時毀滅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嘯和原子彈襲擊。這類情景，毀滅得過於徹底，使人難於對毀滅前後進行具體的對比。龐貝的毀滅是由於火山灰的堆積，連火山熔漿都未曾光臨，於是千餘年後發掘出來，竟然街道、店鋪、庭院、雕塑一應俱全。不僅如此，街石間的車轍水溝、面包房裏的種種器皿、妓院裏的淫蕩字畫、私宅中的詭異密室，全都表明人們剛剛離開，立即就要回來。
誰知回來的卻是我們，簡直是仙窟千載、黃粱一夢。
二
使我久久駐足的是那兩個劇場，一大一小。大劇場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觀衆；小劇場有頂蓋，可容千餘觀衆。這兩個劇場外面，有廣場和柱廊。廣場上的樹現在又長得很大，緑森森地讓人忘記毀滅曾經發生，衹以為劇場裏正在演戲，觀衆都進去了。
在歐洲戲劇史上，我對羅馬的戲劇評價不高，平時在課堂上總以羅馬戲劇來反襯希臘戲劇。但是站在龐貝的劇場，我就不忍心這樣想了。他們當時在這裏演的，有塞內加的悲劇，有米南德的喜劇，有很世俗的鬧劇、啞劇、歌舞劇，也有一些高雅詩人戴着面具朗誦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兩個劇場的環形座位上方分別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這裏沒有演出。
我們說那天出事的時候沒有演出，是因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結物時沒有在這裏見到可認定為觀衆的大批“人形模殼”。
什麽叫“人形模殼”呢？當時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們死亡前的掙紮形體，火山灰冷卻凝固時也就成了這些形體的鑄模硬殼。人體很快腐爛了，但鑄模硬殼還在，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一旦發現這種人形模殼，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漿緩緩註入，結果剝去模殼，人們就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連最細微的皮膚皺紋、血管脈絡都顯現得清清楚楚。這個辦法是當時龐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費奧萊裏（ G．Fiorelli ）發明的，使我們能夠看到一批生命與死神搏鬥的最後狀態。
在一個瓦罐製造工場，有一個工人的人體抱肩蹲地，顯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暈眩。他沒有倒地，衹想蹲一蹲，憩一會兒就起來。誰知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讓他驚訝的是，重見天日之時，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變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頭。
記得馬剋·吐溫在一篇文章中說，他在這裏見過一具挺立着的龐貝人遺體，非常感動。那是一個士兵，在城門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沒有見到這位士兵的人體模型，算起來馬剋·吐溫來的時候龐貝古城衹開挖了一小半，費奧萊裏為模殼註石膏漿的方法還沒有發明，因此他見到的應該是一具骨骼。
馬剋·吐溫除了感動之外也有生氣的時候。龐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車轍，他走路時把腳陷進去了，絆了一下。他由此發火，斷言這路在出事之前已經很久沒有整修了，責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門。這個推斷使他見到死亡者的遺骨也不悲傷了，因為任何一個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