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 千年一叹 》的续篇。
初一看，“续”得有点勉强。因为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两组人间风景。你看，一边是，又一场沙漠风景蒙住了壕堑后面的零乱枪口，枪口边上是惶恐而又无望的眼神；另一边是，湿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懒的咖啡香味，几辈子的社会理想似乎都已经在这里完满了结。
除了这样的强烈对比外，还有更刺激的对比。天眼有记：今日沙漠壕堑处，正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湿漉漉的街道，当时还是茫茫荒原。
怎么会这样？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逻辑。
其实我原先并不打算把它们对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数千年对比数千年，在沙漠壕堑中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对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历险，却使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进，一路讲述一路写作，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我在路上并不知道这种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天，亚洲一个国家的媒体官员带着翻译赶到半路上堵截我，说我已被他们国家选为“世界十大跨世纪”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惊。我问，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级的政要大亨，为什么放进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世界，人类最辉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义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古文明。”
我带着这种文化自豪感穿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国内，没想到，每个城市的报刊亭上都悬挂着诽谤我的文章。一开始我以为是一股陡起陡灭的狂风恶浪，后来发现，那些一眼就能识破的谣言只要有人制造出来，就立即在中国变成铜铸铁浇，十几年都破除不了。这就给我企图重新评价中华文化的热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
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
我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与凤凰卫视一拍即合。于是，重新出发。我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这是连欧洲学者也很难做到的事。与《 千年一叹 》所记述的那次行程不同，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装势力的小小惊吓，在德国受到“新纳粹”的某种骚扰外，基本上都平安无虞。也没再遇到什么食宿困难，可以比较从容地读读写写，这就是这本《 行者无疆 》的由来。
我说过，《 千年一叹 》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悬一线之际赶写出来的，因此舍不得删削和修改；那么，相比之下，对《 行者无疆 》就不必那么疼惜了。一路上写了很多，删改起来也就比较严苛。
在欧洲漫游期间，惊讶不多，思考很多。惊讶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经花费多年的时间钻研过欧洲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文化，几乎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里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圣长髯，那些黄铜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风所裹卷的诗情。但是，这一切在以前都是风干了的记忆碎片，现在眼见它们衍伸成一种综合生态弥漫在街市间的时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们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是那样？
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总之，许多一直令我们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经敲起了越来越多的警钟，有时钟声还有点凄厉。
当然，我也要把这种感受表述出来。于是，以中华文化为中介，《 千年一叹 》和《 行者无疆 》也就连贯了起来。
《 行者无疆 》第一版的正版，已经销售了一百多万册。曾经有人告诉我，很多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身边都会带这一本书。有一次在欧洲的一辆载满各地中国人的大型游览车上，一位导游说，谁没有带《 行者无疆 》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两位。这件事让我亦喜亦忧，喜不必说，所忧者，是要让大家明白，此书作为导游读物很不合格。
这次修订，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
二○○一年九月成书，
二○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并重写此序
初一看，“续”得有点勉强。因为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两组人间风景。你看，一边是，又一场沙漠风景蒙住了壕堑后面的零乱枪口，枪口边上是惶恐而又无望的眼神；另一边是，湿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懒的咖啡香味，几辈子的社会理想似乎都已经在这里完满了结。
除了这样的强烈对比外，还有更刺激的对比。天眼有记：今日沙漠壕堑处，正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湿漉漉的街道，当时还是茫茫荒原。
怎么会这样？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逻辑。
其实我原先并不打算把它们对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数千年对比数千年，在沙漠壕堑中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对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历险，却使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进，一路讲述一路写作，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我在路上并不知道这种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天，亚洲一个国家的媒体官员带着翻译赶到半路上堵截我，说我已被他们国家选为“世界十大跨世纪”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惊。我问，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级的政要大亨，为什么放进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世界，人类最辉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义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古文明。”
我带着这种文化自豪感穿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国内，没想到，每个城市的报刊亭上都悬挂着诽谤我的文章。一开始我以为是一股陡起陡灭的狂风恶浪，后来发现，那些一眼就能识破的谣言只要有人制造出来，就立即在中国变成铜铸铁浇，十几年都破除不了。这就给我企图重新评价中华文化的热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
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
我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与凤凰卫视一拍即合。于是，重新出发。我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这是连欧洲学者也很难做到的事。与《 千年一叹 》所记述的那次行程不同，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装势力的小小惊吓，在德国受到“新纳粹”的某种骚扰外，基本上都平安无虞。也没再遇到什么食宿困难，可以比较从容地读读写写，这就是这本《 行者无疆 》的由来。
我说过，《 千年一叹 》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悬一线之际赶写出来的，因此舍不得删削和修改；那么，相比之下，对《 行者无疆 》就不必那么疼惜了。一路上写了很多，删改起来也就比较严苛。
在欧洲漫游期间，惊讶不多，思考很多。惊讶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经花费多年的时间钻研过欧洲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文化，几乎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里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圣长髯，那些黄铜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风所裹卷的诗情。但是，这一切在以前都是风干了的记忆碎片，现在眼见它们衍伸成一种综合生态弥漫在街市间的时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们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是那样？
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总之，许多一直令我们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经敲起了越来越多的警钟，有时钟声还有点凄厉。
当然，我也要把这种感受表述出来。于是，以中华文化为中介，《 千年一叹 》和《 行者无疆 》也就连贯了起来。
《 行者无疆 》第一版的正版，已经销售了一百多万册。曾经有人告诉我，很多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身边都会带这一本书。有一次在欧洲的一辆载满各地中国人的大型游览车上，一位导游说，谁没有带《 行者无疆 》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两位。这件事让我亦喜亦忧，喜不必说，所忧者，是要让大家明白，此书作为导游读物很不合格。
这次修订，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
二○○一年九月成书，
二○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并重写此序
一
考察欧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对一场大灾难。我知道，这个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从灾难开始的宗教寓言。
所谓“终极思考”，其实有一半也就是“灾难思考”。因此，灾难的废墟，是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平庸的课堂。
世上发生过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啸和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对毁灭前后进行具体的对比。庞贝的毁灭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密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
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二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时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悲剧，有米南德的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
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 G．Fiorelli ）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在出事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考察欧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对一场大灾难。我知道，这个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从灾难开始的宗教寓言。
所谓“终极思考”，其实有一半也就是“灾难思考”。因此，灾难的废墟，是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平庸的课堂。
世上发生过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啸和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对毁灭前后进行具体的对比。庞贝的毁灭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密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
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二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时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悲剧，有米南德的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
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 G．Fiorelli ）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在出事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