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试图彻底追踪一件事情起源的做法，都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首先遇到的难题还不是如何做到真实可靠，而是很难确定从哪里开始。这就象考察事物的原因，每一个原因又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如此追溯下去，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历史带到哪里。
正如许多时候历史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面目全非一样，当我们今天打开电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通过互联网络获取各种信息的时候，也许很难相信，这个对人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给人类通信带来如此巨大革命，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加紧密的互联网，竟然是由美国的冷战机器哺育起来的。
冷战
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我们的世界被按照意识形态信仰的不同划分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而进行着军备竞赛。与真枪真炮的“热战”相比较，这种不见硝烟的“冷战”在激烈的程度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40年后，当人们庆幸预期中的世界大战的阴云终于烟消云散的时候，冷战的双方却发现各自都不得不面对自己造出的足以把人类（包括他们自己）毁灭多次的原子弹！
回顾冷战的初期，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代表在技术上并不占有多大的优势。
翻开美国人写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历史的书，或者从互联网上查找这方面的资料，都少不了提起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这颗卫星重约80公斤，差不多每天都要在美国人的头顶上飞过一次。
喜欢“恶作剧”的苏联人似乎觉得这一颗卫星还不过瘾，仅仅在一个月之内，1957年11月3日，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I”又上天了。这颗重达500公斤的卫星，甚至还带了一只活狗进入太空做实验。
再此期间，同样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他在一次会上曾经不无讥讽地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老大哥把人造地球卫星抛上了天，美国人哪怕抛个山药蛋上去给我看看。
敏感的美国人把苏联的卫星看作是对自己技术落后的严重警告，当然要急起直追。1958年1月31日，他们终于把“山药蛋”给抛了上去。
然而，与美国普通百姓听到的卫星上天的“喜讯”不同，技术专家们都非常清楚，这颗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的人造地球卫星“Explorer I”，的的确确只是一个“山药蛋”！比起苏联此前发射的卫星，美国的“Explorer I”实在是小得可怜。这颗卫星只有8公斤，其重量也许还不如苏联第二颗卫星中携带的狗！
美国军队的通信网络也令人担忧。尽管这些网络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高水平的，但是，这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只要摧毁这种网络的中心控制，就可以摧毁整个网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军队通信联络的网络化程度越高，受到破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更何况这种网络在原子弹面前是如此脆弱，很可能用一颗原子弹就可以切断整个美国军队的联系。
美国军队的威信和权威，甚至自信心，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就对“内行领导内行”怀有戒心。
他的国防秘书，52岁的NeiMcElroy就不是军人，而是个“卖肥皂的”──从一家一户推销肥皂，直到当上能够生产“一流好产品”的P&G公司的老板。
也许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与其重视军人，还不如重视学者。他是第一位在白宫的晚宴中邀请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佳宾的美国总统。而且，他还总是把这些人称作“我的科学家们”。用国家科学院院长D.W.Bronk的话说，总统“经常喜欢把自己当作是我们中的一员”。
在苏联的第一颗卫星上天后第10天，总统就召集他的科学顾问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1957年11月20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上天后仅半个月，那个“卖肥皂的”正式对国会说，再也不能无组织、无计划地行事了。他打算成立一个机构，总体负责对国防科学的研究。
1958年1月7日，在美国的“山药蛋”被抛上天之前不到1个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Agency，这个机构在开始的时候也经常被称为“ARPA”）。希望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确保不再发生毫无准备地看着苏联的卫星上天，这种让美国人尴尬的事。
两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强调：
“我今天并不打算对危险的军备竞赛做出判断。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不管他们现在怎样，美国打算让他们停住。”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
1958年初，52岁的Roy Johnson被任命为DARPA的第一位主任。仅仅5天之后，国会的资金就拨了来。520万美元的拨款，2亿美元的项目总预算！这是1958年初给DARPA开张的最好贺礼。当时的2亿美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几乎所有人都被惊着了。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大跃进”时代，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笔资金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美国要确立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他们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
我们很难看到一家机构，能够象DARPA那样对新科学技术如饥似渴到这种程度。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DARPA就在不断地为美国军队寻求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们对此丝毫不加掩饰，只要是新技术，只要有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即使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访问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网页（http://www.arpa.mil/），仍然能够看到这个部门公开强调其“首要职责是保持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防止潜在的对手不可预见的技术进步。”他们公开宣称，DARPA的任务就是：
“为美国国防部选择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发展计划，并对这些研究计划进行管理和指导。追踪那些危险性和回报率都很高的研究和技术，而这些技术的成功将使传统军队彻底改变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将近40年的成功努力并没有使美国人掉以轻心。时至今日，尽管冷战早已结束，尽管当时的“潜在对手”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彻底打跨，但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卓有成效地工作。
而美国的下一个‘潜在对手’是谁，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很清楚，DARPA的成功靠了3个基本法宝。首先是国家对军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投入了巨额资金，因此可以组织大型的、不一定立即取得成效的科学研究项目；
其次，对这些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公开进行的，大家都有权力和机会为美国的强大献计献策，这样就可以随时吸纳最新的思想和最新的技术；而DARPA的管理则是针对项目，而不是针对人来进行的，因此免去了人浮于事的弊病。
DARPA对军事科学研究的投资一直是大手笔。因为他们知道，在科学技术领域投资的潜在回报要比直接生产领域的资金回报要高得多。况且，这种投资还事关美国在国际军事力量对比中的地位。
即使是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DARPA也仍然保持着对军事科学与技术的巨额投入。1996年，仅仅作为美国国防部中的许多部门之一，DARPA的整个研究经费居然达到22亿6千9百多万美元，其中用于电脑系统和通信技术3亿6千1百多万美元，用于信息科学领域2千2百多万美元，如果再加上用于指令控制信息系统、导弹制导等领域的5亿8千多万美元，当年DARPA用于电子战和信息技术方面研究的经费占到其总投资的40%以上！由此也可以看出DARPA对这类敏感技术的重视程度。
步入1997年，DARPA的预算经费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总预算金额达到21亿4千万美元以上。仅DARPA下属的信息系统办公室ISO（Information System Office）就有17个研究项目，其中有的项目需要1-3年完成。即使这些项目都不会提前完成，按3年的时间平均分配款项，1997年DARPA信息系统办公室的研究经费至少也有1亿2千6百万美元。
凡是使用过互联网的人都知道，目前的网络已经非常拥挤。当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设法了解和掌握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有的国家甚至对互联网的内部技术知之不多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已经准备在1998年和1999年各投资4千万美元来研究和开发下一代互联网技术（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有了DARPA这样的部门，许多本来需要高额投资，而又不一定立即得到回报的项目，就有了开发的可能。并且，由于这种开发属于国家行为，在资金和技术设备上都可以有相当可靠的保证。同样，也正因为是国家行为，才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而不至于仅仅是一种短期行为。这一切，正是美国军队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的技术基础。
相比之下，就连英国的一些电脑专家也在感叹他们研究经费的不足。
本来，英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应该比目前的状况要好得多。互联网的理论基础是“包交换”（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既有美国的一批科学家，也有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的Donald Davies和RogerScantleburg。
就连“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这个词也是英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而现在，尽管英国在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方面比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要强得多，但是却远不如美国。BBC电视一台1997年2月曾采访曼彻斯特主持研制第一台电脑的人，并且问起英国互联网落后的原因。他当时不无感叹地说，英国每周有无数的人花掉数百万英镑买六合彩（一种彩票），可就是没有象美国那样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信息技术领域。这样下去，英国当然会落后。而他本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个喜欢怀旧、有着众多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国度里，再设法建立一个电脑博物馆，让人们记住英国往日的辉煌。
显然，思想是需要鼓励的。新的思想、新的技术的产生，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具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研究环境。
同时，DARPA的研究也一直保持着公开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联入DARPA的网页，察看其研究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详细的说明，其中包括用途、要求，以及项目的预算金额等等。
这些项目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既有真正用于军事目的的项目，也有基础科学的项目。其中不仅包括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有可能直接用于军事的项目，甚至还包括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
而且，DARPA的基本态度是：不管公司大小，只要对某个项目感兴趣就可以参加申请，只要你有新的想法，他们就想听。他们甚至还专门为中小公司设立了栏目，以便这些中小公司能够用自己的成果为美国军队服务。
DARPA的管理也具有特色。作为一个政府的研究机构，DARPA既没有正式的研究室，也没有实验室，更没有厂房，然而却吸引着大批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为DARPA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并且有着大量的科研成果，不断地为美国军队提供着最新的技术。
由此可以看出，DARPA实质上是一个研究管理部门，起着组织、管理军事科学研究的作用。这是一种“对事不对人”的管理，也就是说，DARPA管理的是科研项目，而不是管理人。虽然已经有了非常雄厚的资金保证，然而“好钢用在刀刃上”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花钱来雇人，得到的是一种可能性，也许能把研究的项目做好，也许却不能。而花钱来做事，就往往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而这种对科研的管理，只需要既有科学技术的洞见，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来牵头就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从后来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看出，DARPA确实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利克里德尔
1962年10月，成立刚4年的DARPA，请来了J.C.R.利克里德尔（Joseph CarlRobnett Licklider），领导对指令和控制技术的研究（CCR：Command and ControlResearch）。
不同寻常的是，作为一个指导电脑科学研究的部门，CCR办公室的第一位主任利克里德尔却根本不是电脑专业出身。
他1915年生于圣路易斯，是个受到溺爱的独生子。6英尺高，长了一头棕色的头发和一对蓝蓝的大眼睛。他从小喜欢模型飞机，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
然而，要当哪方面的科学家却拿不定主意。利克里德尔兴趣广泛，先是化学，然后是物理学，后来又对美术感兴趣。最后，才迷上了行为心理学。他的兴趣广泛是出了名的。后来，他甚至经常对年轻人提议，千万不要签署超过5年的合同--谁知道5年后兴趣又在什么地方。
1942年，利克里德尔在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获得行为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在斯沃思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担任助理研究人员，后来又到哈佛大学当上了心理声学实验室（Psycho-acoustic Laboratory）的研究人员。在那里，一直担任讲师的职务到1951年。随后，他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从事对“听”和“说”的研究。
他的办公室在林肯实验室的地下室。当时，这个地下室的所有房间都开着门，只有一间例外。一个年轻的电脑专家Wesley Clark，经过许多天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开门进去看看。结果，利克里德尔正在里面做心理测验的实验。Clark告诉利克里德尔，用他的TX-2电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
一下子，他们成了好朋友，利克里德尔的兴趣也转到了电脑上。这台TX-2电脑有64K的内存，相当于我们今天放在口袋里的小计算器。可是在当时，电脑操作人员只能穿行在它的“肚子”里-因为，这台电脑占了整整两个房间！即使对于象利克里德尔这样高智商的人来说，操作一台电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看来，利克里德尔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许多发达国家直到90年代初还一直围绕着模拟设备进行研究。而利克里德尔的兴趣，从1957年开始，就从模拟设备转向了数字化设备。在此期间，他加入了BBN公司（BoltBeranek and Newman,Inc.），正是这个公司后来为互联网设计和制造了最早用来联网的电脑。
连利克里德尔决定到DARPA就任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Katie Hafner和MatthewLyon在《留住魔迹（？）的地方-互联网的起源》（“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Simon &Schuster公司1996年版）一书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962年，DARPA的第三位主任，Jack Ruina，叫上了正在BBN工作的利克里德尔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正在林肯实验室工作的Fred Frick讨论在DARPA建立一个部门来研究“指令与控制”技术。
利克里德尔本来只是想去听一听的。可是很快就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在他看来，“指令与控制”的问题，也就是“人-机交互作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的问题。而这正是他感兴趣的问题。
然而，感兴趣是一回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利克里德尔还是Frick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工作，脱不开身。而“指令与控制研究”又那么重要，在Ruina的坚持下，两人只好靠扔硬币来决定谁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领导这个部门。
说起来，利克里德尔是“命该”去国防部。在由硬币“决定”了他的新工作之后，利克里德尔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只在DARPA工作两年，随后还要回BBN。第二，他需要能够全权处理这个部门的事，别人不得干涉。
后来的事实证明，DARPA找他挂帅这个关键部门可真是找对了人。
利克里德尔为人随和。所有初次见他的人都被告知不必叫他的全名，只要称他“利克”就行。许多人都对他容易相处的性格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国防部的一个官员，利克里德尔和军方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他可以从军事预算中为学术研究搞到大笔的资金；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又和学术界密不可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有可能给纪律森严的美国军队带来校园中学术自由的空气。正是利克里德尔的努力，直接推动了DARPA对信息技术领域持久而有效的大笔投资。正是由于他的影响，使一批精英能够聚集在DARPA的旗帜之下；也正是由于他的影响，DARPA才可能信任这批精英，并且不对他们规定具体的研究目标，使天才们有了自由发挥的可能。
当时的一位研究人员Alan Perlis后来回忆道：
“我想，我们都应该对ARPA很满意。因为，ARPA并没有专门要求我们做这做那──比如让我们做工作站。从来没有这样的订单：‘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工作站的计划’。天知道，要是他们真的那么要求的话，他们会收到一大堆关于工作站的计划。我想，一定是由于利克里德尔，才使ARPA明白了只要让一些出色的人在一起研究电脑，就会得出优异的成果。”所以，“我们都欠ARPA很多，因为他们并没有硬性规定我们的任务。我愿意相信，军队的目的就是支持ARPA，而ARPA的目的则是支持学术。”（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eh4_Arpa2Uesnet.html）
后来，利克里德尔本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ARPA让一些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比单纯聚集一批人来做某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这种组织本身就很重要，使大家有了竞争，也有了合作。而这种竞争与合作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就发挥了作用。”（同上）
1962年10月1日，当利克里德尔第一天到DARPA走马上任的时候，秘书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约会。原来，约见的是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不仅利克里德尔没有准备，就连那些官员们也没有准备。他们甚至不知道利克里德尔是第一天上班，当然没有什么好汇报的。
尽管如此，利克里德尔还是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而预算官员们则告诉他，可以按计划给他9百万美元，另外还有5百万美元的机动款！
后来利克里德尔回忆这次会见：
“我告诉他们我所激动的事情。看来这起到了作用，因为他们都对此感兴趣。
并且，当我们结束会谈的时候，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削减我的预算。”
宽松的环境，使得思想可以展开翅膀。有的时候，“外行领导内行”也确实可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利克里德尔本人的行为心理学的背景，使他有可能超越当时对“计算机”的狭隘理解，对电脑提出了全新的概念。
电脑不是计算机！
即使是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报刊、杂志、书籍仍然把“Computer”翻译成“计算机”，中国的大学中也不乏“计算机系”。然而，早在60年代，利克里德尔就强调，电脑（Computer）不是计算机（Calculator）。
作为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尔极为重视电脑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人类利用电脑的美好远景。他的理想就是要让电脑更好地帮助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
1960年，利克里德尔发表了题为“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电脑将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克里德尔的预言简直让人吃惊，他甚至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通过机器的交流将变得比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更加有效。（着重号是由引用者加上的）”要不是有当时的文章为证，谁能相信，早在1960年，就有人这样想？如果不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到了今天，他的这些预言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更象是天方夜谭。而利克里德尔则始终认为，通过电脑网络，人与人的交流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得多，当“心灵碰撞的时候，新的思想就产生了。”（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March 1960,第4-11页）
也正因为重视电脑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利克里德尔对于当时DARPA请他指导完成的“指令与控制研究”（CCR）计划并不满意，对于担任这项技术开发研究的系统发展公司（SDC：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极为不满。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感兴趣的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而系统发展公司的研究只是在改善我们已经做的事情。”
按照后来“结束DARPA的报告”（DARPA停止使用ARPANET时写的一个报告）中的说法，利克里德尔是要从事“在高技术领域中最基础的研究”（“DARPA原始资料”Ⅲ-7），而不仅仅是要改造旧的系统。为了转变他在DARPA所领导的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他甚至把该办公室也更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
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利克里德尔就把全美国最好的电脑专家们联系起来了。
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一批公司。大家都围绕在DARPA的周围。在当时，不仅没有互联网，就连建立ARPANET的想法也还没有出现。利克里德尔就已经给他的这批人马起了个“绰号”叫作：“银河间的网络”（Intergalactic Network）。
后来接替利克里德尔在IPTO的职务的Robert Taylor回忆道：
“利克里德尔是最早理解到用户在分时系统中可以建立起团体精神的人之一。……
他使大家很容易地想到了团体中的交互关联。”（“DARPA原始资料”，Ⅲ-21）
有的研究资料认为，利克里德尔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电脑对于人类交流的作用。
这显然言之无据。作为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尔从一开始就注重电脑对于人类交流的影响，强调通过电脑来建立人们的“团体精神”（spirit of community），他与一般的电脑专家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利克里德尔和Robert Taylor还专门写过一篇“电脑作为一种交流的设备”（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的文章，讨论电脑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对建立DARPA最初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与一般电脑研究部门的区别，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证明。1963年，“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刚成立的时候，DARPA的负责人曾经对这个部门的作用有过疑问。在他们看来，如果电脑工业部门能做，DARPA就没有必要去做了。“如果这件事值得做的话，电脑工业部门就会去做。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支持这样的事。”（DARPA原始资料，Ⅲ-23）
他们显然没有理解到，“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电脑工业部门想到要做的。因为，这个办公室不仅仅是研究电脑技术问题，而是要使电脑成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正如“结束ARPANET的报告”中写的那样：
“ARPA的目标是使电脑成为人们进行交流的中介，”而“电脑工业主要还是把电脑看成是运算的工具。这一成见甚至在他们最近设计的通信系统中也有所表现。”……“哪怕是在大学中，或者至少是在一部分大学中，很多人仍然坚持把电脑看作是运算工具的概念。”（DARPA原始资料，Ⅲ-24）
所谓“交流”当然不可能是一台电脑的交流。要想交流，就必须建立网络。
1964年9月，在弗吉尼亚召开了第二届信息系统科学大会。会议期间，Larry Roberts和利克里德尔、Fernando Corbato以及Alan Perlis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目前在计算机领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网络，这也就是指能够方便地、经济地从一台电脑连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实现资源共享。”（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ch.4_Arpa2Usenet.html）
实现这一理想的光荣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的肩上。在当时，为DARPA建立网络期间担任IPTO主任的有：利克里德尔（1962-1964年）、Ivan Sutherland（1964-1966年）、Robert Taylor（1966-1969年）和LawrenceRoberts（1969-1973）。在1974-1976年期间，利克里德尔又杀了个回马枪。而这次接替他的则是C.Russell（1976-1979年）。
1966年对于DARPA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Robert Taylor担任了IPTO的主任。
而DARPA的主任也换成了来自奥地利的物理学家Charles Herzfeld。这个Herzfeld是个出名大方的人。有笑话说，如果你对研究计划有好想法，只要去找Herzfeld，用不了30分钟就可以弄到钱！
《关住魔迹的地方-互联网的起源》一书介绍了DARPA建设网络的第一笔资金是怎么来的。1966年中的一天，Robert Taylor去找Herzfeld。问题很明显：与IPTO合作的人都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电脑。已经不可能花这么多钱了。况且，大家也需要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并且最好能互相合作。这就需要想办法把电脑连起来。
Herzfeld问：“这是不是很难？”
回答：“哦，倒并不难。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主意！接着往下做吧。现在已经为你的预算又增加了100万美元。赶紧去干吧！”
当Robert Taylor从Herzfeld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点遗憾，自言自语地说：“这才谈了不到20分钟啊！”
然而，仅仅有了钱还不够，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完全领会利克里德尔建立网络的思想，并且能够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的，优秀的、有远见的电脑工程师
三顾茅庐
尽管Taylor的心里早已盘算好，Larry Roberts就是为DARPA设计网络的最佳人选；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请Roberts来为DARPA工作，要比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还难。
Larry Roberts是耶鲁大学一位化学家的儿子。先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会了摆弄那里的电脑TX-0。后来，又去了林肯实验室，为当时最先进的电脑TX-2编了全套的操作系统程序。
在他时常害羞的表情后面，往往藏着深邃的思想。他不善交往，即使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几乎不知道他的个人生活。然而，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天才。
许多人努力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达到他28岁就达到的成就。
不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对Roberts解释自己多年来的工作，而Roberts只需要用几分钟就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了。然后，晃几下脑袋，把自己对这一工作的看法和建议讲出来。
他喜欢接受挑战。他的一个同事介绍说，尽管Roberts的阅读速度非常快，他还是参加了专业的快速阅读训练。经过训练，他的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3千个英文字。“他可以拾起一本精装书，10分钟就读完。这就是典型的Roberts风格。”
可是，当Taylor专程到位于波士顿的林肯实验室请Roberts的时候，Roberts的态度却不那么积极。条件是够优厚的了：Roberts可以有足够的钱来“自行其事”，并且有可能担任IPTO办公室未来的主任。但是，他的回答只是“让我再想一想。”
Taylor当然明白，这是婉言拒绝的意思。本来，可以再找其他的人选，可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再没有什么人比Roberts更合适的了。
几个星期后，Taylor再次请Roberts出山，而得到的回答却更加明确：林肯实验室的工作已经够令人满意了，没有必要去华盛顿。
Taylor找他们这个领域的精神领袖利克里德尔讨论除Roberts之外的最佳人选。
可是，想来想去，这个职位还是非Roberts莫属。
在此之后，Taylor几乎每两个月要给Roberts打一次电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为国家效力。
在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1966年底，Taylor又来到他的上司，Herzfeld的办公室。这次谈话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要人，并且，这次谈话的时间也超过了20分钟。看来，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工作，比找钱还要难得多。
幸好，求贤若渴的Herzfeld不仅出手大方，而且把人调过来工作的本事也很大。
Taylor问他的上司：“DARPA是不是每年把自己50%以上的资金都给了林肯实验室？”
Herzfeld感到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反问道：“是又怎样？”
Taylor把自己多次屈尊求Roberts出山的经历讲了一遍。Herzfeld是个明白人，当然一听就知道了。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林肯实验室主任的办公室。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让Roberts来国防部工作，既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林肯实验室的利益。
国家每年给林肯实验室那么多钱，当然是为了实验室的工作，如果Roberts真的不能来，那么……。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讹诈。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就顾不上许多了。两个星期以后，Roberts就坐在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桌前，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利克里德尔重视网络的思想指导下，Larry Roberts积极策划建立网络的工作。1967年10月，在ACM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上，刊印了L.Roberts写的第一份建立网络的计划。当时，为了建立这个网络，一共有16个小组在进行研究。
最初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建立这16个工作小组都能接受的电脑接口协议；另一个是设计一项新的通信技术，使当时16个网站上的35台电脑相互之间可以每天传输50万份信件。
1968年6月3日，“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向DARPA递交了“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s)研究计划。仅仅过了不到20天，在当月的21日，DARPA就正式批准了这个计划。预算金额达50万美元。该计划将使联入网络的电脑中心和军队都能获益。
当时他们有一批很好的电脑来进行实验和研究。如果说DARPA对整个研究项目还有一个总体计划、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话，这个计划的近期目标就是围绕“资源共享的研究计划”，让DARPA的电脑都能够互相联络起来。因此使大家可以相互分享研究成果。既然整个研究是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组织下进行的，那么，这个网就叫做“ARPANET”，也就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网”。而Larry Roberts后来也就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作是“ARPANET之父”。
阿帕网
就象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就象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就象婴孩被注入了生命，ARPANET一旦投入运营就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几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早的ARPANET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node）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就有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了进来。再过两年，也就是1973年，ARPANET上的节点又增加一倍，达到了40个。
1975年，ARPANET交由国防通信署（DCA：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
进行管理。
到了70年代末，负责DARPA关于ARPANET项目的是Vinton Cerf。他被一些人称为“互联网之父”。为了使大家更好地配合工作，Vinton Cerf意识到需要建立相关的组织来管理开发研究工作。于是，一系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首先是由加州大学的PeterKirstein负责的国际合作处（ICB：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oard），协调与欧洲一些合作伙伴关于卫星包交换（Packet Satellite）的研究；然后，又建立了互联网研究小组（Internet Research Group），研究总的信息交换环境；以及在Dave Clark领导下的互联网设置管理处（ICCB：Internet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帮助Vinton Cerf来管理互联网。
1983年，当Barry Leiner接替Vinton Cerf的工作之后，看到迅速增长的互联网需要更进一步加强管理。于是又建立了互联网活动处（IAB：Internet Activity Board），并且解散了互联网设置管理处（ICCB）,原来在ICCB任主席的Dave Clark，还继续在IAB任主席。
1985年又建立了Phill Gross领导下的互联网工程任务处（IETF：InternetEngineering Task Force）。这个处同时也隶属于互联网活动处。
1986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互联网开始了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通信帮手的历程。
如果说，在1986年以前，互联网还处于实验阶段，在慢慢地起步，发展速度还不够快的话，那么，1986年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而从1988年至今，互联网一直是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加其主机的数量！
1990年，是ARPANET的20岁的生日，也是东西方结束冷战的一年。ARPANET终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整个互联网上大约有30万台主机，900个网络联在了一起，共同分享着各自的成果。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ARPANET在历史上的作用实质上只是一个实验性的网络，真正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还是近几年的事。然而，正是由于在ARPANET上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实验，才会有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和今天我们所说的“互联网”。
而互联网的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网络功能也都是在ARPANET期间就已经完成的。
从1969年到1990年的二十年期间，美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任务。其中，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计划、管理和资金、技术的支持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下面的表格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ARPANET从1969年到1990年这20多年的大致发展过程：
时间主机数
1969.104
1971.113
1972.423
1973.135
1974.1049
1976.163
1981.8213
1982.5235
1983.8562
1984.101,024
1985.101,961
1986.105,000
1987.1025,000
1988.1056,000
1989.10159,000
1990.10313,000
（参见《关注网络-从ARPANET到INTERNET及其他》（“Casting The Net──From
ARPANET to INTETNET
and Beyond”，Peter H.Salus著，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18-219页）
被称做“互联网之父”的Vinton Cerf曾作诗描述当年创建ARPANET时的情况：
象远方的岛屿被海洋分开，
我们没想过能合到一起来。
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在一道，
哪知别人也在把我们找。
远方的ARPA把我们激励，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测试
新的电脑艺术思想和理论；
虽然这刚开始，还不是科学。
每当有人生产、销售新机器，
我们就把它加到购买清单里，
告诉给我们出钱的人：
电脑房里不能把它少。
可是，这些新家伙能否联到一起？
我们重建联系，把人和电脑共同修理。
我们的障碍不再是距离，
ARPANET将由我们制造、设计。
（英文原诗可参见
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ch.4_Arpa2Usenet.html。
全诗可参见《关注网络-从ARPANET到INTERNET及其他》，第213页）
正如许多时候历史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面目全非一样，当我们今天打开电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通过互联网络获取各种信息的时候，也许很难相信，这个对人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给人类通信带来如此巨大革命，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加紧密的互联网，竟然是由美国的冷战机器哺育起来的。
冷战
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我们的世界被按照意识形态信仰的不同划分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而进行着军备竞赛。与真枪真炮的“热战”相比较，这种不见硝烟的“冷战”在激烈的程度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40年后，当人们庆幸预期中的世界大战的阴云终于烟消云散的时候，冷战的双方却发现各自都不得不面对自己造出的足以把人类（包括他们自己）毁灭多次的原子弹！
回顾冷战的初期，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代表在技术上并不占有多大的优势。
翻开美国人写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历史的书，或者从互联网上查找这方面的资料，都少不了提起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这颗卫星重约80公斤，差不多每天都要在美国人的头顶上飞过一次。
喜欢“恶作剧”的苏联人似乎觉得这一颗卫星还不过瘾，仅仅在一个月之内，1957年11月3日，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I”又上天了。这颗重达500公斤的卫星，甚至还带了一只活狗进入太空做实验。
再此期间，同样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苏联。
他在一次会上曾经不无讥讽地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老大哥把人造地球卫星抛上了天，美国人哪怕抛个山药蛋上去给我看看。
敏感的美国人把苏联的卫星看作是对自己技术落后的严重警告，当然要急起直追。1958年1月31日，他们终于把“山药蛋”给抛了上去。
然而，与美国普通百姓听到的卫星上天的“喜讯”不同，技术专家们都非常清楚，这颗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的人造地球卫星“Explorer I”，的的确确只是一个“山药蛋”！比起苏联此前发射的卫星，美国的“Explorer I”实在是小得可怜。这颗卫星只有8公斤，其重量也许还不如苏联第二颗卫星中携带的狗！
美国军队的通信网络也令人担忧。尽管这些网络按照当时的标准是高水平的，但是，这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只要摧毁这种网络的中心控制，就可以摧毁整个网络。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军队通信联络的网络化程度越高，受到破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更何况这种网络在原子弹面前是如此脆弱，很可能用一颗原子弹就可以切断整个美国军队的联系。
美国军队的威信和权威，甚至自信心，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就对“内行领导内行”怀有戒心。
他的国防秘书，52岁的NeiMcElroy就不是军人，而是个“卖肥皂的”──从一家一户推销肥皂，直到当上能够生产“一流好产品”的P&G公司的老板。
也许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与其重视军人，还不如重视学者。他是第一位在白宫的晚宴中邀请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佳宾的美国总统。而且，他还总是把这些人称作“我的科学家们”。用国家科学院院长D.W.Bronk的话说，总统“经常喜欢把自己当作是我们中的一员”。
在苏联的第一颗卫星上天后第10天，总统就召集他的科学顾问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1957年11月20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上天后仅半个月，那个“卖肥皂的”正式对国会说，再也不能无组织、无计划地行事了。他打算成立一个机构，总体负责对国防科学的研究。
1958年1月7日，在美国的“山药蛋”被抛上天之前不到1个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Agency，这个机构在开始的时候也经常被称为“ARPA”）。希望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确保不再发生毫无准备地看着苏联的卫星上天，这种让美国人尴尬的事。
两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强调：
“我今天并不打算对危险的军备竞赛做出判断。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不管他们现在怎样，美国打算让他们停住。”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
1958年初，52岁的Roy Johnson被任命为DARPA的第一位主任。仅仅5天之后，国会的资金就拨了来。520万美元的拨款，2亿美元的项目总预算！这是1958年初给DARPA开张的最好贺礼。当时的2亿美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几乎所有人都被惊着了。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大跃进”时代，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笔资金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美国要确立自己在军事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他们的态度是极为认真的。
我们很难看到一家机构，能够象DARPA那样对新科学技术如饥似渴到这种程度。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DARPA就在不断地为美国军队寻求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们对此丝毫不加掩饰，只要是新技术，只要有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即使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访问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网页（http://www.arpa.mil/），仍然能够看到这个部门公开强调其“首要职责是保持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防止潜在的对手不可预见的技术进步。”他们公开宣称，DARPA的任务就是：
“为美国国防部选择一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发展计划，并对这些研究计划进行管理和指导。追踪那些危险性和回报率都很高的研究和技术，而这些技术的成功将使传统军队彻底改变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将近40年的成功努力并没有使美国人掉以轻心。时至今日，尽管冷战早已结束，尽管当时的“潜在对手”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彻底打跨，但是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卓有成效地工作。
而美国的下一个‘潜在对手’是谁，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很清楚，DARPA的成功靠了3个基本法宝。首先是国家对军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投入了巨额资金，因此可以组织大型的、不一定立即取得成效的科学研究项目；
其次，对这些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是公开进行的，大家都有权力和机会为美国的强大献计献策，这样就可以随时吸纳最新的思想和最新的技术；而DARPA的管理则是针对项目，而不是针对人来进行的，因此免去了人浮于事的弊病。
DARPA对军事科学研究的投资一直是大手笔。因为他们知道，在科学技术领域投资的潜在回报要比直接生产领域的资金回报要高得多。况且，这种投资还事关美国在国际军事力量对比中的地位。
即使是在冷战早已结束的今天，DARPA也仍然保持着对军事科学与技术的巨额投入。1996年，仅仅作为美国国防部中的许多部门之一，DARPA的整个研究经费居然达到22亿6千9百多万美元，其中用于电脑系统和通信技术3亿6千1百多万美元，用于信息科学领域2千2百多万美元，如果再加上用于指令控制信息系统、导弹制导等领域的5亿8千多万美元，当年DARPA用于电子战和信息技术方面研究的经费占到其总投资的40%以上！由此也可以看出DARPA对这类敏感技术的重视程度。
步入1997年，DARPA的预算经费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总预算金额达到21亿4千万美元以上。仅DARPA下属的信息系统办公室ISO（Information System Office）就有17个研究项目，其中有的项目需要1-3年完成。即使这些项目都不会提前完成，按3年的时间平均分配款项，1997年DARPA信息系统办公室的研究经费至少也有1亿2千6百万美元。
凡是使用过互联网的人都知道，目前的网络已经非常拥挤。当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设法了解和掌握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有的国家甚至对互联网的内部技术知之不多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已经准备在1998年和1999年各投资4千万美元来研究和开发下一代互联网技术（Next Generation Internet）。
有了DARPA这样的部门，许多本来需要高额投资，而又不一定立即得到回报的项目，就有了开发的可能。并且，由于这种开发属于国家行为，在资金和技术设备上都可以有相当可靠的保证。同样，也正因为是国家行为，才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而不至于仅仅是一种短期行为。这一切，正是美国军队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的技术基础。
相比之下，就连英国的一些电脑专家也在感叹他们研究经费的不足。
本来，英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应该比目前的状况要好得多。互联网的理论基础是“包交换”（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既有美国的一批科学家，也有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的Donald Davies和RogerScantleburg。
就连“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这个词也是英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而现在，尽管英国在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方面比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要强得多，但是却远不如美国。BBC电视一台1997年2月曾采访曼彻斯特主持研制第一台电脑的人，并且问起英国互联网落后的原因。他当时不无感叹地说，英国每周有无数的人花掉数百万英镑买六合彩（一种彩票），可就是没有象美国那样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信息技术领域。这样下去，英国当然会落后。而他本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在这个喜欢怀旧、有着众多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国度里，再设法建立一个电脑博物馆，让人们记住英国往日的辉煌。
显然，思想是需要鼓励的。新的思想、新的技术的产生，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具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研究环境。
同时，DARPA的研究也一直保持着公开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联入DARPA的网页，察看其研究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详细的说明，其中包括用途、要求，以及项目的预算金额等等。
这些项目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既有真正用于军事目的的项目，也有基础科学的项目。其中不仅包括材料科学、海洋科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有可能直接用于军事的项目，甚至还包括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
而且，DARPA的基本态度是：不管公司大小，只要对某个项目感兴趣就可以参加申请，只要你有新的想法，他们就想听。他们甚至还专门为中小公司设立了栏目，以便这些中小公司能够用自己的成果为美国军队服务。
DARPA的管理也具有特色。作为一个政府的研究机构，DARPA既没有正式的研究室，也没有实验室，更没有厂房，然而却吸引着大批科学家在各自的实验室里为DARPA的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并且有着大量的科研成果，不断地为美国军队提供着最新的技术。
由此可以看出，DARPA实质上是一个研究管理部门，起着组织、管理军事科学研究的作用。这是一种“对事不对人”的管理，也就是说，DARPA管理的是科研项目，而不是管理人。虽然已经有了非常雄厚的资金保证，然而“好钢用在刀刃上”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花钱来雇人，得到的是一种可能性，也许能把研究的项目做好，也许却不能。而花钱来做事，就往往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而这种对科研的管理，只需要既有科学技术的洞见，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来牵头就可以有很高的效率。从后来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看出，DARPA确实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利克里德尔
1962年10月，成立刚4年的DARPA，请来了J.C.R.利克里德尔（Joseph CarlRobnett Licklider），领导对指令和控制技术的研究（CCR：Command and ControlResearch）。
不同寻常的是，作为一个指导电脑科学研究的部门，CCR办公室的第一位主任利克里德尔却根本不是电脑专业出身。
他1915年生于圣路易斯，是个受到溺爱的独生子。6英尺高，长了一头棕色的头发和一对蓝蓝的大眼睛。他从小喜欢模型飞机，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
然而，要当哪方面的科学家却拿不定主意。利克里德尔兴趣广泛，先是化学，然后是物理学，后来又对美术感兴趣。最后，才迷上了行为心理学。他的兴趣广泛是出了名的。后来，他甚至经常对年轻人提议，千万不要签署超过5年的合同--谁知道5年后兴趣又在什么地方。
1942年，利克里德尔在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获得行为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在斯沃思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担任助理研究人员，后来又到哈佛大学当上了心理声学实验室（Psycho-acoustic Laboratory）的研究人员。在那里，一直担任讲师的职务到1951年。随后，他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从事对“听”和“说”的研究。
他的办公室在林肯实验室的地下室。当时，这个地下室的所有房间都开着门，只有一间例外。一个年轻的电脑专家Wesley Clark，经过许多天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开门进去看看。结果，利克里德尔正在里面做心理测验的实验。Clark告诉利克里德尔，用他的TX-2电脑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
一下子，他们成了好朋友，利克里德尔的兴趣也转到了电脑上。这台TX-2电脑有64K的内存，相当于我们今天放在口袋里的小计算器。可是在当时，电脑操作人员只能穿行在它的“肚子”里-因为，这台电脑占了整整两个房间！即使对于象利克里德尔这样高智商的人来说，操作一台电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看来，利克里德尔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许多发达国家直到90年代初还一直围绕着模拟设备进行研究。而利克里德尔的兴趣，从1957年开始，就从模拟设备转向了数字化设备。在此期间，他加入了BBN公司（BoltBeranek and Newman,Inc.），正是这个公司后来为互联网设计和制造了最早用来联网的电脑。
连利克里德尔决定到DARPA就任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Katie Hafner和MatthewLyon在《留住魔迹（？）的地方-互联网的起源》（“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Simon &Schuster公司1996年版）一书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962年，DARPA的第三位主任，Jack Ruina，叫上了正在BBN工作的利克里德尔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正在林肯实验室工作的Fred Frick讨论在DARPA建立一个部门来研究“指令与控制”技术。
利克里德尔本来只是想去听一听的。可是很快就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在他看来，“指令与控制”的问题，也就是“人-机交互作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的问题。而这正是他感兴趣的问题。
然而，感兴趣是一回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利克里德尔还是Frick都很忙，都有自己的工作，脱不开身。而“指令与控制研究”又那么重要，在Ruina的坚持下，两人只好靠扔硬币来决定谁放下手头的工作去领导这个部门。
说起来，利克里德尔是“命该”去国防部。在由硬币“决定”了他的新工作之后，利克里德尔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只在DARPA工作两年，随后还要回BBN。第二，他需要能够全权处理这个部门的事，别人不得干涉。
后来的事实证明，DARPA找他挂帅这个关键部门可真是找对了人。
利克里德尔为人随和。所有初次见他的人都被告知不必叫他的全名，只要称他“利克”就行。许多人都对他容易相处的性格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国防部的一个官员，利克里德尔和军方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他可以从军事预算中为学术研究搞到大笔的资金；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又和学术界密不可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有可能给纪律森严的美国军队带来校园中学术自由的空气。正是利克里德尔的努力，直接推动了DARPA对信息技术领域持久而有效的大笔投资。正是由于他的影响，使一批精英能够聚集在DARPA的旗帜之下；也正是由于他的影响，DARPA才可能信任这批精英，并且不对他们规定具体的研究目标，使天才们有了自由发挥的可能。
当时的一位研究人员Alan Perlis后来回忆道：
“我想，我们都应该对ARPA很满意。因为，ARPA并没有专门要求我们做这做那──比如让我们做工作站。从来没有这样的订单：‘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工作站的计划’。天知道，要是他们真的那么要求的话，他们会收到一大堆关于工作站的计划。我想，一定是由于利克里德尔，才使ARPA明白了只要让一些出色的人在一起研究电脑，就会得出优异的成果。”所以，“我们都欠ARPA很多，因为他们并没有硬性规定我们的任务。我愿意相信，军队的目的就是支持ARPA，而ARPA的目的则是支持学术。”（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eh4_Arpa2Uesnet.html）
后来，利克里德尔本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
“我认为最主要的是ARPA让一些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比单纯聚集一批人来做某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这种组织本身就很重要，使大家有了竞争，也有了合作。而这种竞争与合作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就发挥了作用。”（同上）
1962年10月1日，当利克里德尔第一天到DARPA走马上任的时候，秘书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约会。原来，约见的是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不仅利克里德尔没有准备，就连那些官员们也没有准备。他们甚至不知道利克里德尔是第一天上班，当然没有什么好汇报的。
尽管如此，利克里德尔还是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而预算官员们则告诉他，可以按计划给他9百万美元，另外还有5百万美元的机动款！
后来利克里德尔回忆这次会见：
“我告诉他们我所激动的事情。看来这起到了作用，因为他们都对此感兴趣。
并且，当我们结束会谈的时候，他们一分钱也没有削减我的预算。”
宽松的环境，使得思想可以展开翅膀。有的时候，“外行领导内行”也确实可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利克里德尔本人的行为心理学的背景，使他有可能超越当时对“计算机”的狭隘理解，对电脑提出了全新的概念。
电脑不是计算机！
即使是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报刊、杂志、书籍仍然把“Computer”翻译成“计算机”，中国的大学中也不乏“计算机系”。然而，早在60年代，利克里德尔就强调，电脑（Computer）不是计算机（Calculator）。
作为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尔极为重视电脑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人类利用电脑的美好远景。他的理想就是要让电脑更好地帮助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
1960年，利克里德尔发表了题为“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电脑将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利克里德尔的预言简直让人吃惊，他甚至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通过机器的交流将变得比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更加有效。（着重号是由引用者加上的）”要不是有当时的文章为证，谁能相信，早在1960年，就有人这样想？如果不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到了今天，他的这些预言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更象是天方夜谭。而利克里德尔则始终认为，通过电脑网络，人与人的交流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得多，当“心灵碰撞的时候，新的思想就产生了。”（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March 1960,第4-11页）
也正因为重视电脑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利克里德尔对于当时DARPA请他指导完成的“指令与控制研究”（CCR）计划并不满意，对于担任这项技术开发研究的系统发展公司（SDC：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极为不满。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感兴趣的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而系统发展公司的研究只是在改善我们已经做的事情。”
按照后来“结束DARPA的报告”（DARPA停止使用ARPANET时写的一个报告）中的说法，利克里德尔是要从事“在高技术领域中最基础的研究”（“DARPA原始资料”Ⅲ-7），而不仅仅是要改造旧的系统。为了转变他在DARPA所领导的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他甚至把该办公室也更名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fice）。
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利克里德尔就把全美国最好的电脑专家们联系起来了。
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一批公司。大家都围绕在DARPA的周围。在当时，不仅没有互联网，就连建立ARPANET的想法也还没有出现。利克里德尔就已经给他的这批人马起了个“绰号”叫作：“银河间的网络”（Intergalactic Network）。
后来接替利克里德尔在IPTO的职务的Robert Taylor回忆道：
“利克里德尔是最早理解到用户在分时系统中可以建立起团体精神的人之一。……
他使大家很容易地想到了团体中的交互关联。”（“DARPA原始资料”，Ⅲ-21）
有的研究资料认为，利克里德尔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电脑对于人类交流的作用。
这显然言之无据。作为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利克里德尔从一开始就注重电脑对于人类交流的影响，强调通过电脑来建立人们的“团体精神”（spirit of community），他与一般的电脑专家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利克里德尔和Robert Taylor还专门写过一篇“电脑作为一种交流的设备”（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的文章，讨论电脑在人类交流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对建立DARPA最初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与一般电脑研究部门的区别，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证明。1963年，“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刚成立的时候，DARPA的负责人曾经对这个部门的作用有过疑问。在他们看来，如果电脑工业部门能做，DARPA就没有必要去做了。“如果这件事值得做的话，电脑工业部门就会去做。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支持这样的事。”（DARPA原始资料，Ⅲ-23）
他们显然没有理解到，“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电脑工业部门想到要做的。因为，这个办公室不仅仅是研究电脑技术问题，而是要使电脑成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正如“结束ARPANET的报告”中写的那样：
“ARPA的目标是使电脑成为人们进行交流的中介，”而“电脑工业主要还是把电脑看成是运算的工具。这一成见甚至在他们最近设计的通信系统中也有所表现。”……“哪怕是在大学中，或者至少是在一部分大学中，很多人仍然坚持把电脑看作是运算工具的概念。”（DARPA原始资料，Ⅲ-24）
所谓“交流”当然不可能是一台电脑的交流。要想交流，就必须建立网络。
1964年9月，在弗吉尼亚召开了第二届信息系统科学大会。会议期间，Larry Roberts和利克里德尔、Fernando Corbato以及Alan Perlis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确认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目前在计算机领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网络，这也就是指能够方便地、经济地从一台电脑连接到另一台电脑上，实现资源共享。”（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ch.4_Arpa2Usenet.html）
实现这一理想的光荣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的肩上。在当时，为DARPA建立网络期间担任IPTO主任的有：利克里德尔（1962-1964年）、Ivan Sutherland（1964-1966年）、Robert Taylor（1966-1969年）和LawrenceRoberts（1969-1973）。在1974-1976年期间，利克里德尔又杀了个回马枪。而这次接替他的则是C.Russell（1976-1979年）。
1966年对于DARPA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Robert Taylor担任了IPTO的主任。
而DARPA的主任也换成了来自奥地利的物理学家Charles Herzfeld。这个Herzfeld是个出名大方的人。有笑话说，如果你对研究计划有好想法，只要去找Herzfeld，用不了30分钟就可以弄到钱！
《关住魔迹的地方-互联网的起源》一书介绍了DARPA建设网络的第一笔资金是怎么来的。1966年中的一天，Robert Taylor去找Herzfeld。问题很明显：与IPTO合作的人都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电脑。已经不可能花这么多钱了。况且，大家也需要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并且最好能互相合作。这就需要想办法把电脑连起来。
Herzfeld问：“这是不是很难？”
回答：“哦，倒并不难。我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主意！接着往下做吧。现在已经为你的预算又增加了100万美元。赶紧去干吧！”
当Robert Taylor从Herzfeld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点遗憾，自言自语地说：“这才谈了不到20分钟啊！”
然而，仅仅有了钱还不够，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完全领会利克里德尔建立网络的思想，并且能够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的，优秀的、有远见的电脑工程师
三顾茅庐
尽管Taylor的心里早已盘算好，Larry Roberts就是为DARPA设计网络的最佳人选；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请Roberts来为DARPA工作，要比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还难。
Larry Roberts是耶鲁大学一位化学家的儿子。先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会了摆弄那里的电脑TX-0。后来，又去了林肯实验室，为当时最先进的电脑TX-2编了全套的操作系统程序。
在他时常害羞的表情后面，往往藏着深邃的思想。他不善交往，即使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也几乎不知道他的个人生活。然而，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个天才。
许多人努力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达到他28岁就达到的成就。
不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对Roberts解释自己多年来的工作，而Roberts只需要用几分钟就把问题的要害弄清楚了。然后，晃几下脑袋，把自己对这一工作的看法和建议讲出来。
他喜欢接受挑战。他的一个同事介绍说，尽管Roberts的阅读速度非常快，他还是参加了专业的快速阅读训练。经过训练，他的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3千个英文字。“他可以拾起一本精装书，10分钟就读完。这就是典型的Roberts风格。”
可是，当Taylor专程到位于波士顿的林肯实验室请Roberts的时候，Roberts的态度却不那么积极。条件是够优厚的了：Roberts可以有足够的钱来“自行其事”，并且有可能担任IPTO办公室未来的主任。但是，他的回答只是“让我再想一想。”
Taylor当然明白，这是婉言拒绝的意思。本来，可以再找其他的人选，可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再没有什么人比Roberts更合适的了。
几个星期后，Taylor再次请Roberts出山，而得到的回答却更加明确：林肯实验室的工作已经够令人满意了，没有必要去华盛顿。
Taylor找他们这个领域的精神领袖利克里德尔讨论除Roberts之外的最佳人选。
可是，想来想去，这个职位还是非Roberts莫属。
在此之后，Taylor几乎每两个月要给Roberts打一次电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为国家效力。
在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1966年底，Taylor又来到他的上司，Herzfeld的办公室。这次谈话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要人，并且，这次谈话的时间也超过了20分钟。看来，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工作，比找钱还要难得多。
幸好，求贤若渴的Herzfeld不仅出手大方，而且把人调过来工作的本事也很大。
Taylor问他的上司：“DARPA是不是每年把自己50%以上的资金都给了林肯实验室？”
Herzfeld感到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反问道：“是又怎样？”
Taylor把自己多次屈尊求Roberts出山的经历讲了一遍。Herzfeld是个明白人，当然一听就知道了。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林肯实验室主任的办公室。道理再简单不过了，让Roberts来国防部工作，既符合国家的利益，也符合林肯实验室的利益。
国家每年给林肯实验室那么多钱，当然是为了实验室的工作，如果Roberts真的不能来，那么……。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讹诈。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就顾不上许多了。两个星期以后，Roberts就坐在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的桌前，开始了新的工作。
在利克里德尔重视网络的思想指导下，Larry Roberts积极策划建立网络的工作。1967年10月，在ACM关于“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上，刊印了L.Roberts写的第一份建立网络的计划。当时，为了建立这个网络，一共有16个小组在进行研究。
最初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建立这16个工作小组都能接受的电脑接口协议；另一个是设计一项新的通信技术，使当时16个网站上的35台电脑相互之间可以每天传输50万份信件。
1968年6月3日，“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向DARPA递交了“资源共享的电脑网络”(Resource Sharing Computer Networks)研究计划。仅仅过了不到20天，在当月的21日，DARPA就正式批准了这个计划。预算金额达50万美元。该计划将使联入网络的电脑中心和军队都能获益。
当时他们有一批很好的电脑来进行实验和研究。如果说DARPA对整个研究项目还有一个总体计划、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话，这个计划的近期目标就是围绕“资源共享的研究计划”，让DARPA的电脑都能够互相联络起来。因此使大家可以相互分享研究成果。既然整个研究是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组织下进行的，那么，这个网就叫做“ARPANET”，也就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网”。而Larry Roberts后来也就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作是“ARPANET之父”。
阿帕网
就象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就象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就象婴孩被注入了生命，ARPANET一旦投入运营就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几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早的ARPANET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node）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就有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了进来。再过两年，也就是1973年，ARPANET上的节点又增加一倍，达到了40个。
1975年，ARPANET交由国防通信署（DCA：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
进行管理。
到了70年代末，负责DARPA关于ARPANET项目的是Vinton Cerf。他被一些人称为“互联网之父”。为了使大家更好地配合工作，Vinton Cerf意识到需要建立相关的组织来管理开发研究工作。于是，一系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首先是由加州大学的PeterKirstein负责的国际合作处（ICB：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oard），协调与欧洲一些合作伙伴关于卫星包交换（Packet Satellite）的研究；然后，又建立了互联网研究小组（Internet Research Group），研究总的信息交换环境；以及在Dave Clark领导下的互联网设置管理处（ICCB：Internet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帮助Vinton Cerf来管理互联网。
1983年，当Barry Leiner接替Vinton Cerf的工作之后，看到迅速增长的互联网需要更进一步加强管理。于是又建立了互联网活动处（IAB：Internet Activity Board），并且解散了互联网设置管理处（ICCB）,原来在ICCB任主席的Dave Clark，还继续在IAB任主席。
1985年又建立了Phill Gross领导下的互联网工程任务处（IETF：InternetEngineering Task Force）。这个处同时也隶属于互联网活动处。
1986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互联网开始了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通信帮手的历程。
如果说，在1986年以前，互联网还处于实验阶段，在慢慢地起步，发展速度还不够快的话，那么，1986年应该是一个转折点。而从1988年至今，互联网一直是在以每年翻一番的惊人速度增加其主机的数量！
1990年，是ARPANET的20岁的生日，也是东西方结束冷战的一年。ARPANET终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时候，整个互联网上大约有30万台主机，900个网络联在了一起，共同分享着各自的成果。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ARPANET在历史上的作用实质上只是一个实验性的网络，真正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还是近几年的事。然而，正是由于在ARPANET上完成了卓有成效的实验，才会有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和今天我们所说的“互联网”。
而互联网的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的网络功能也都是在ARPANET期间就已经完成的。
从1969年到1990年的二十年期间，美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奠基任务。其中，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计划、管理和资金、技术的支持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下面的表格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ARPANET从1969年到1990年这20多年的大致发展过程：
时间主机数
1969.104
1971.113
1972.423
1973.135
1974.1049
1976.163
1981.8213
1982.5235
1983.8562
1984.101,024
1985.101,961
1986.105,000
1987.1025,000
1988.1056,000
1989.10159,000
1990.10313,000
（参见《关注网络-从ARPANET到INTERNET及其他》（“Casting The Net──From
ARPANET to INTETNET
and Beyond”，Peter H.Salus著，Addison-Wesley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18-219页）
被称做“互联网之父”的Vinton Cerf曾作诗描述当年创建ARPANET时的情况：
象远方的岛屿被海洋分开，
我们没想过能合到一起来。
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在一道，
哪知别人也在把我们找。
远方的ARPA把我们激励，
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测试
新的电脑艺术思想和理论；
虽然这刚开始，还不是科学。
每当有人生产、销售新机器，
我们就把它加到购买清单里，
告诉给我们出钱的人：
电脑房里不能把它少。
可是，这些新家伙能否联到一起？
我们重建联系，把人和电脑共同修理。
我们的障碍不再是距离，
ARPANET将由我们制造、设计。
（英文原诗可参见
http://www.cs.columbia.edu/~hauben/netbook/ch.4_Arpa2Usenet.html。
全诗可参见《关注网络-从ARPANET到INTERNET及其他》，第213页）
“人文电脑”
近、现代西方的人文思想大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之上：“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因为有的时候技术需要会和人文理想保持某种神秘的一致性。从最初的ARPANET到今天的互联网，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命题：“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
这一“平等思想”不仅和古希腊的精英政治理论大相径庭，甚至也和最初的电脑网络原理相去甚远。
“智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本《理想国》。在他看来，人是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的。因此，平等和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一个国家，应该由社会中最优秀的精英来统治；而“理想”国家的权杖，更应该交给最有智慧的“哲学王”。
就象草原上的羊群，要有带头羊；就象战场上的军队，要有指挥将领。如果从使用者的角度，我们也很容易把所有网络都看成是由中央控制，然后发散到四方的系统。这样的网络安全可靠，容易管理，并且“令行禁止”。最初的电脑网络也确实是按照这种原理设计的。
如果我们追溯今天复杂的网络系统的原理，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到1940年的9月10日-13日。那是一次在达特茅茨学院召开的美国数学协会的会议。贝尔实验室的GeorgeStibitz打算在这里演示他们的“复杂计算机”（Complex Calculator）。
然而，这台后来被称为“贝尔实验室模型1号”（Bell Labs MODEL 1）的机器，离会场实在太远了。要想从纽约用卡车把这个庞然大物运过来，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最后想出来的“权益之计”就是在会场外的过道里安放一个电传（Teletype）终端，让与会者通过这台电传机来转达自己的指令。就这样，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可以使用远在370公里以外的计算机（还不是电脑）。
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远远不能算是电脑网络。而且，这次实验甚至比1946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诞生第一台电子管电脑还早了6年。但是，不少探讨电脑网络历史的书仍然要首先提到这台“模型1号”，因为这次实验向人们提示了远距离控制计算机的可能性。
10年以后，东西方正在酝酿一场冷战。美国军队开始担心俄国熊的飞机绕道北极前来空袭。为此，1951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实验室，专门研究防范苏联轰炸的措施。而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远距离预警”（DEW:Distant Early Warning）。
历史的巧合有时候的确让人忍俊不禁。这个最初的“远距离预警”系统，正是那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结构，而且它的名字也叫“智者”（SAGE）。当然，这个“智者”还远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半自动基础环境”（Semi-Automatic GroundEnvironment）。
按照专家们的设计，这个“智者”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采集从各个雷达站搜集来的信号；第二，通过计算判断出是否有敌机来犯；第三，将防御武器对准来犯的敌机。
毫无疑问，“智者”是第一个真正实时的人机交互作用的电脑网络系统，它能接收网络上各个节点传送过来的数据，能够按照键入的指令来处理这些数据。
由于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人的干预，所以被称作是“半自动”的系统。1952年，“智者”系统投入使用，成为当时远距离访问的电脑网络的一个典型。
从此，“智者”一类的网络就不断涌现。到了60年代，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军队、机场和银行等系统中。这类网络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中心有一台大型电脑，用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其它电脑作为终端通过一定的方式（比如，电缆或者电话线）
连通这个数据中心。每个网络都是为某种特殊用途专门设计的，并且只允许系统授权的用户进行访问。
银行系统就是这样，每一个银行的分行都有一台电脑和中心银行相连，在中心银行则有一台大型的电脑在那里存储和整理数据，并且不断对各个分行提供信息和发出指令。如果不是银行系统授权的人，就不可能使用银行的电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机场、银行和商场等地到处看到这种类型的电脑网络为我们服务。
在电脑网络理论中，通常把这种将数据从线路的一端直接传送到另一端的方式称为“线路交换”（Circuit Switching）。而这种由强大的网络服务器管理的网络则通常被称为中央控制式网络（Centralized Networks）。
我们平常理解的电子通信也都是这样：在一个中央控制的系统之中，信号从出发点直接到达目的地。比如打电话，拨通了电话之后，信号从打电话的人那里直接传给接电话的人，并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环节来接收和转换这些信号，通话期间，整条线路也要被独占（线路交换）。发电报和传真也同样是这个道理。这种通信方式当然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管理的──只要在中央一级进行监控就行。
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如果切断了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中的任何一处，都会使通信中断。
本世纪60年代，当世界上已经有若干国家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美国的中央控制式网络已经达到相对发达的程度，美国军队的联系也开始依赖于电子通信。那些极为注重高新技术开发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官员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的核战争会给美国、尤其是给美国军队的通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他们当时考虑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如何在受到核战争袭击之后，保持军队中各个网络之间的联系。”
时势造英雄。为了解决这个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期待着具有洞见的网络专家和崭新的网络理论。
保罗·巴伦
保罗·巴伦（Paul Baran）1926年生于波兰，两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到了美国的波士顿。父亲到一家鞋厂做工。不久，他们又举家迁往费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维持生计。
一次，小巴伦问母亲，家里算不算是有钱人。母亲微笑着回答说：“我们是穷人。”后来，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父亲，而父亲却说：“我们是有钱人。”这一回答是巴伦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解之谜，同时也使他幼小的心灵开始懂得，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也许，巴伦遇到第二个较大的难题是在Drexel技术学院。学校对计算的要求极为严格，不管你是否已经真正理解题意，只要在一次考试中出现两次计算错误，就算不及格。许多很优秀的人在这个政策上栽了跟斗。然而学校却坚持认为，准确而快速的计算是成为科学家的前提。幸好，巴伦靠他的实力过了关，于1949年获得了这里的电器工程学士学位。
当时的工作不那么容易找。经过几次波折，他后来结了婚，和妻子一起搬到了洛山矶。在那里，他为一家飞机公司工作，同时参加了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夜校。1959年，巴伦获得了该校的工程硕士学位。
随后，巴伦参加了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同时继续在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也极力鼓励他。可是仁慈的“上帝”却对此有不同的安排。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本来就是一个苦差事。而有的时候事情会比读书本身更糟。
一次，巴伦照例开车赶到洛山矶分校上课，居然转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正是在那次偶然的事件，使我得出结论：一定是上帝的意愿，不让我继续读学位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让所有停车位都占满了车？”
这样，巴伦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上去。
对于巴伦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对“指令”与“控制”理论的研究了。因为，这是军队指挥系统的生命线。用巴伦的定义，“指令”就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做某件事”；而“控制”则正相反，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不做某件事”。
但是，如果敌人的一颗原子弹把“指令与控制系统”的中心破坏了，全国的军队就会立即瘫痪。
早在60年代初，美国空军就与军方的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签有协议，研究如何在战争中保护他们的通信系统。巴伦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
（模拟化还是数字化）
1962年，就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成立“指令与控制研究室（CCR）”的同一年，保罗·巴伦为兰德公司写了11份报告，讨论了我们今天称为“包交换”（PacketSwitching）以及“存储和转发”（Store and Forward）的工作原理。在这11篇报告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3月发表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Communications Networks”,IEEE Trans.Comm.Systems,March 1964）。在这篇报告中，他概括了“亢余联结”的原理，举出了多种可能的网络模型。
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
与传统的中央控制的网络理论完全不同，巴伦的设想听起来就有点异想天开。他提出，要在每一台电脑或者每一个网络之间建立一种接口，使网络之间可以相互连接。并且，这种连接完全不需要中央控制，只是通过各个网络之间的接口直接相连。
因此，在这种方式下，网络通信不象由中央控制那样简单地把数据直接传送到目的地，而是在网络的不同站点之间像接力赛一样地传送。每一个网站并没有整个网络的“地图”，更不受中央的控制。网站收到数据之后，只是按当时最可能的路线把信转走。这虽然不一定是最近的路线，但往往是最有效的。
用网络理论专门一点的话来说，传统的网络是“中央控制式网络”；而巴伦提出的网络模型则是“分布式的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
比如，要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广州的网络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般的做法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网络的中心控制，由北京来控制整个网络的运行。IBM公司1975年建立的SNA网络就是这样的系统。
就象我们平时打电话有时会听到杂音，数据在网络中传送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干扰。电话中即使有杂音，还仍然能大致听明白对方的意思；而如果在网络通信中遇到干扰，则会引起数据的丢失。在由中心控制的网络里，可以很好地控制这类差错。
但是，按照巴伦的设想，在分布式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相互连接。并不需要通过北京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如果某一个节点出了差错，不由中央的指令来控制修复，而是由各个节点自行修复的话，修复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些，并且不那么及时。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分布式网络来说，单个节点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一条线不通，完全可以走另一条线。
况且，如果是中央控制的网络，从广州往重庆发一封信，仍然需要绕道北京来经过“批准”。而分布式网络倒反而更直接了当些。即使广州通往重庆的线路出了毛病，也只需绕道上海，而不必到北京来。这样，看起来效率最低的网络，却变成效率最高的网络了。
还有，中央控制网络中的线路如果正在使用，会象打电话那样“占线”。而在分布式网络里，根本不会有占线的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里则是条条线路都能够送信到家。在整个通信的过程中，分布式网络只关心效果──最终把数据送到目的地，而不关心过程──从哪条路线把数据送到。
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控制式网络并不适合打仗。如果发生战争，只要破坏了北京的中央控制，整个网络就瘫痪了。分布式网络则把这几个网站直接连接起来，不必经过北京。就象一个打不死的“变形金刚”，不管破坏了那里，它都会自行修复。如果要从天津给广州发一封信，这封信可能通过北京，也可能通过上海到达广州。如果北京、上海都“占线”，或者已经被破坏，这封信也仍然可以通过重庆发往广州。
因此，巴伦在他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明显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通信系统。在这种通信系统中，每一个点都可以和另一个点建立联系。这样，破坏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不至于破坏整个网络。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巴伦的分布式网络理论中，不仅通信的线路不是中央控制下的固定线路；而且每一次传送的数据也被规定了一定的长度。超过这个长度的数据就被分开来再传。因此，同一个数据有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部分才能传送。这听起来似乎比分布式的线路更加不合常理。
在这样的网络里，每个网站的工作就是接收和转送。就象寄明信片。它规定了每一封信允许的长度，超过这个长度的信被分成不同的“块”（block）。同一封信，从同一个节点发出，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却很可能要被拆散，并且也可能要走不同的路线。。
因此，每一个“块”都不仅有“块”的内容，而且还必须做上标记：来自哪里、传往哪里。这些“块”在网络中一站一站地传递，每一站都有记录，直至到达目的地。如果某个“块”没有送达，最初的电脑还会重新发出这个“块”。送达目的地后，收到“数据块”的电脑将收到的所有“块”“合而为一”，确认无误后再将收到信件的信息反馈回去，这样，最初发出数据的电脑就不用再往外寄了巴伦的想法由于适合战争的需要，所以正对军方的胃口，因而受到了重视。同时，这一思想也体现了数据共享网络的基本特点，直到现在仍然是互联网最核心的设计思想。
当然，巴伦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的理论，不仅和他本人的才智有关，而且，当时的网络理论也到了突破的阶段。在许多时候，天才是在时代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从当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英雄所见略同
尽管“分布式网络”的想法有悖于常识，也有悖于传统的网络理论，然而却符合科学。因此在当时提出这一理论的不仅仅是巴伦一个人。
如果追踪朔源的话，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应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ardKleinrock。早在1961年7月，Kleinrock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这方面理论的文章，题目是：“大型通信网络中的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 in Large Communication Nets,RLE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July 1961）。这比巴伦的报告至少早了半年多。而第一本关于分布式网络理论的书也是由L.Kleinrock在1964年完成的，这本书的题目就是：《通信网络：随机的信息流动与延迟》（Communication Nets:Stochastic Message Flow andDelay,Mcgraw-Hill，New York,1964）。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就在巴伦提出“分布式网络”理论之后不久，1965年的秋天，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41岁的物理学家D.W.戴维斯（Donald Watts Davies，见右图)也在考虑建立一个崭新的网络理论。
戴维斯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父亲是英国的威尔士一家煤矿的职工，在戴维斯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一家人搬到朴次茅斯，自己在邮局做收款员。戴维斯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据他自己回忆，在他还不到14岁的时候，母亲把一位先生忘在邮局里的书带回了家。这是一本关于电话系统的结构和设计方法的技术书。他居然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几个小时。
中学还没有毕业，戴维斯就获得了几所大学的奖学金。为此，他所在的中学专门给全校放了半天假以资庆祝。经过几年的努力，戴维斯在伦敦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的学位。1947年，他加入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在那里，他对建造当时英国速度最快的电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戴维斯获得了去美国做一年研究的资助，其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还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如果不是因为戴维斯根本不认识巴伦，如果不是因为戴维斯事先完全不知道巴伦的工作的话，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在抄袭巴伦的思想。因为，他们提出的原理简直如出一辙。不仅基本的理论框架完全一样，甚至连数据被分成的每个“块”的大小，以及数据传送的速度也被设计得一模一样。
也许，他们二人的理论的最大区别只在于名字。在巴伦那里，数据被分成了“块”。巴伦还给这种把数据拆开来传送的方法，起了一个非常饶口的名字：
“分布式可适应信件块交换”（distributed adaptive message block switching）。而戴维斯起的名字却真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可以从很多名字中选一个，比如，“块”、“单元”、“部分”、“节”或者“框”（block,unit,section,segment,frame）等等。但是，最后他还是用了“包”（packet）这个词。他甚至专门为此请教了两个语言学家！后来，戴维斯回忆道：
“我当时认为，给分成小块传送的数据起一个新名字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讨论。我最后选中了“包”，用这个词来指小的数据包。”直到现在，大家一直沿用戴维斯起的名字，并且把这种数据传送方式称作“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不少专业书都按意思译为“分组交换”）。
也许在巴伦和戴维斯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尽管两人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根本不同。巴伦的目的是要为美国的军队建立一个用来打仗的网，而戴维斯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网络，使更多的人能够利用网络来进行交流。
又经过半年多的思考，戴维斯确认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1966年春，他在伦敦的一次公开讲座上描述了把数据拆成一个一个的小“包”（packet）传送的可能性。
讲座结束后，从听众中走出一个人，来到戴维斯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他的美国同行正在做着与戴维斯一样的工作，并且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一样。在美国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保罗·巴伦。
几年以后，当戴维斯第一次见到巴伦的时候，风趣地对巴伦说：“噢，也许是你先得出结论。不过，是我给起的名字。”
这真是“无巧不成网”。三部分不同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互相完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远距离网络通信必须通过“包交换”来实现。而且，他们的工作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Leonard Kleinrock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是在1961年至1967年；P.巴伦领导的兰德公司的工作是在1962年至1965年；而D.W.戴维斯领导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则是在1964年至1967年。
这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巧合。但是，更加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包交换”理论的正确。否则的话，三部分人同时犯同样的错误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这样一个正确的理论当然需要在实践中获得验证，同时也需要拿到实践中去应用。
有了“包交换”的理论，下面的工作就是要按照这一理论，实际建造一个网。
近、现代西方的人文思想大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之上：“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因为有的时候技术需要会和人文理想保持某种神秘的一致性。从最初的ARPANET到今天的互联网，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命题：“所有电脑生来都是平等的”。
这一“平等思想”不仅和古希腊的精英政治理论大相径庭，甚至也和最初的电脑网络原理相去甚远。
“智者”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过一本《理想国》。在他看来，人是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的。因此，平等和民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话。一个国家，应该由社会中最优秀的精英来统治；而“理想”国家的权杖，更应该交给最有智慧的“哲学王”。
就象草原上的羊群，要有带头羊；就象战场上的军队，要有指挥将领。如果从使用者的角度，我们也很容易把所有网络都看成是由中央控制，然后发散到四方的系统。这样的网络安全可靠，容易管理，并且“令行禁止”。最初的电脑网络也确实是按照这种原理设计的。
如果我们追溯今天复杂的网络系统的原理，甚至可以把目光投到1940年的9月10日-13日。那是一次在达特茅茨学院召开的美国数学协会的会议。贝尔实验室的GeorgeStibitz打算在这里演示他们的“复杂计算机”（Complex Calculator）。
然而，这台后来被称为“贝尔实验室模型1号”（Bell Labs MODEL 1）的机器，离会场实在太远了。要想从纽约用卡车把这个庞然大物运过来，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最后想出来的“权益之计”就是在会场外的过道里安放一个电传（Teletype）终端，让与会者通过这台电传机来转达自己的指令。就这样，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可以使用远在370公里以外的计算机（还不是电脑）。
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这远远不能算是电脑网络。而且，这次实验甚至比1946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诞生第一台电子管电脑还早了6年。但是，不少探讨电脑网络历史的书仍然要首先提到这台“模型1号”，因为这次实验向人们提示了远距离控制计算机的可能性。
10年以后，东西方正在酝酿一场冷战。美国军队开始担心俄国熊的飞机绕道北极前来空袭。为此，1951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实验室，专门研究防范苏联轰炸的措施。而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远距离预警”（DEW:Distant Early Warning）。
历史的巧合有时候的确让人忍俊不禁。这个最初的“远距离预警”系统，正是那种由中央控制的网络结构，而且它的名字也叫“智者”（SAGE）。当然，这个“智者”还远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半自动基础环境”（Semi-Automatic GroundEnvironment）。
按照专家们的设计，这个“智者”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采集从各个雷达站搜集来的信号；第二，通过计算判断出是否有敌机来犯；第三，将防御武器对准来犯的敌机。
毫无疑问，“智者”是第一个真正实时的人机交互作用的电脑网络系统，它能接收网络上各个节点传送过来的数据，能够按照键入的指令来处理这些数据。
由于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人的干预，所以被称作是“半自动”的系统。1952年，“智者”系统投入使用，成为当时远距离访问的电脑网络的一个典型。
从此，“智者”一类的网络就不断涌现。到了60年代，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军队、机场和银行等系统中。这类网络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中心有一台大型电脑，用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其它电脑作为终端通过一定的方式（比如，电缆或者电话线）
连通这个数据中心。每个网络都是为某种特殊用途专门设计的，并且只允许系统授权的用户进行访问。
银行系统就是这样，每一个银行的分行都有一台电脑和中心银行相连，在中心银行则有一台大型的电脑在那里存储和整理数据，并且不断对各个分行提供信息和发出指令。如果不是银行系统授权的人，就不可能使用银行的电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机场、银行和商场等地到处看到这种类型的电脑网络为我们服务。
在电脑网络理论中，通常把这种将数据从线路的一端直接传送到另一端的方式称为“线路交换”（Circuit Switching）。而这种由强大的网络服务器管理的网络则通常被称为中央控制式网络（Centralized Networks）。
我们平常理解的电子通信也都是这样：在一个中央控制的系统之中，信号从出发点直接到达目的地。比如打电话，拨通了电话之后，信号从打电话的人那里直接传给接电话的人，并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环节来接收和转换这些信号，通话期间，整条线路也要被独占（线路交换）。发电报和传真也同样是这个道理。这种通信方式当然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管理的──只要在中央一级进行监控就行。
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如果切断了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中的任何一处，都会使通信中断。
本世纪60年代，当世界上已经有若干国家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美国的中央控制式网络已经达到相对发达的程度，美国军队的联系也开始依赖于电子通信。那些极为注重高新技术开发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官员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的核战争会给美国、尤其是给美国军队的通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他们当时考虑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如何在受到核战争袭击之后，保持军队中各个网络之间的联系。”
时势造英雄。为了解决这个对美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期待着具有洞见的网络专家和崭新的网络理论。
保罗·巴伦
保罗·巴伦（Paul Baran）1926年生于波兰，两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到了美国的波士顿。父亲到一家鞋厂做工。不久，他们又举家迁往费城，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维持生计。
一次，小巴伦问母亲，家里算不算是有钱人。母亲微笑着回答说：“我们是穷人。”后来，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父亲，而父亲却说：“我们是有钱人。”这一回答是巴伦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解之谜，同时也使他幼小的心灵开始懂得，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也许，巴伦遇到第二个较大的难题是在Drexel技术学院。学校对计算的要求极为严格，不管你是否已经真正理解题意，只要在一次考试中出现两次计算错误，就算不及格。许多很优秀的人在这个政策上栽了跟斗。然而学校却坚持认为，准确而快速的计算是成为科学家的前提。幸好，巴伦靠他的实力过了关，于1949年获得了这里的电器工程学士学位。
当时的工作不那么容易找。经过几次波折，他后来结了婚，和妻子一起搬到了洛山矶。在那里，他为一家飞机公司工作，同时参加了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的夜校。1959年，巴伦获得了该校的工程硕士学位。
随后，巴伦参加了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同时继续在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也极力鼓励他。可是仁慈的“上帝”却对此有不同的安排。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本来就是一个苦差事。而有的时候事情会比读书本身更糟。
一次，巴伦照例开车赶到洛山矶分校上课，居然转遍了所有地方还是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
“正是在那次偶然的事件，使我得出结论：一定是上帝的意愿，不让我继续读学位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让所有停车位都占满了车？”
这样，巴伦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上去。
对于巴伦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对“指令”与“控制”理论的研究了。因为，这是军队指挥系统的生命线。用巴伦的定义，“指令”就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做某件事”；而“控制”则正相反，是“让他们按你的意愿不做某件事”。
但是，如果敌人的一颗原子弹把“指令与控制系统”的中心破坏了，全国的军队就会立即瘫痪。
早在60年代初，美国空军就与军方的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签有协议，研究如何在战争中保护他们的通信系统。巴伦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一点。
（模拟化还是数字化）
1962年，就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成立“指令与控制研究室（CCR）”的同一年，保罗·巴伦为兰德公司写了11份报告，讨论了我们今天称为“包交换”（PacketSwitching）以及“存储和转发”（Store and Forward）的工作原理。在这11篇报告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3月发表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Communications Networks”,IEEE Trans.Comm.Systems,March 1964）。在这篇报告中，他概括了“亢余联结”的原理，举出了多种可能的网络模型。
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
与传统的中央控制的网络理论完全不同，巴伦的设想听起来就有点异想天开。他提出，要在每一台电脑或者每一个网络之间建立一种接口，使网络之间可以相互连接。并且，这种连接完全不需要中央控制，只是通过各个网络之间的接口直接相连。
因此，在这种方式下，网络通信不象由中央控制那样简单地把数据直接传送到目的地，而是在网络的不同站点之间像接力赛一样地传送。每一个网站并没有整个网络的“地图”，更不受中央的控制。网站收到数据之后，只是按当时最可能的路线把信转走。这虽然不一定是最近的路线，但往往是最有效的。
用网络理论专门一点的话来说，传统的网络是“中央控制式网络”；而巴伦提出的网络模型则是“分布式的网络”（Distributed Networks）。
比如，要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广州的网络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一般的做法是在北京建立一个网络的中心控制，由北京来控制整个网络的运行。IBM公司1975年建立的SNA网络就是这样的系统。
就象我们平时打电话有时会听到杂音，数据在网络中传送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干扰。电话中即使有杂音，还仍然能大致听明白对方的意思；而如果在网络通信中遇到干扰，则会引起数据的丢失。在由中心控制的网络里，可以很好地控制这类差错。
但是，按照巴伦的设想，在分布式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可以相互连接。并不需要通过北京的控制。从表面上看，如果某一个节点出了差错，不由中央的指令来控制修复，而是由各个节点自行修复的话，修复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些，并且不那么及时。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分布式网络来说，单个节点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一条线不通，完全可以走另一条线。
况且，如果是中央控制的网络，从广州往重庆发一封信，仍然需要绕道北京来经过“批准”。而分布式网络倒反而更直接了当些。即使广州通往重庆的线路出了毛病，也只需绕道上海，而不必到北京来。这样，看起来效率最低的网络，却变成效率最高的网络了。
还有，中央控制网络中的线路如果正在使用，会象打电话那样“占线”。而在分布式网络里，根本不会有占线的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这里则是条条线路都能够送信到家。在整个通信的过程中，分布式网络只关心效果──最终把数据送到目的地，而不关心过程──从哪条路线把数据送到。
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控制式网络并不适合打仗。如果发生战争，只要破坏了北京的中央控制，整个网络就瘫痪了。分布式网络则把这几个网站直接连接起来，不必经过北京。就象一个打不死的“变形金刚”，不管破坏了那里，它都会自行修复。如果要从天津给广州发一封信，这封信可能通过北京，也可能通过上海到达广州。如果北京、上海都“占线”，或者已经被破坏，这封信也仍然可以通过重庆发往广州。
因此，巴伦在他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明显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通信系统。在这种通信系统中，每一个点都可以和另一个点建立联系。这样，破坏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不至于破坏整个网络。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巴伦的分布式网络理论中，不仅通信的线路不是中央控制下的固定线路；而且每一次传送的数据也被规定了一定的长度。超过这个长度的数据就被分开来再传。因此，同一个数据有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部分才能传送。这听起来似乎比分布式的线路更加不合常理。
在这样的网络里，每个网站的工作就是接收和转送。就象寄明信片。它规定了每一封信允许的长度，超过这个长度的信被分成不同的“块”（block）。同一封信，从同一个节点发出，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却很可能要被拆散，并且也可能要走不同的路线。。
因此，每一个“块”都不仅有“块”的内容，而且还必须做上标记：来自哪里、传往哪里。这些“块”在网络中一站一站地传递，每一站都有记录，直至到达目的地。如果某个“块”没有送达，最初的电脑还会重新发出这个“块”。送达目的地后，收到“数据块”的电脑将收到的所有“块”“合而为一”，确认无误后再将收到信件的信息反馈回去，这样，最初发出数据的电脑就不用再往外寄了巴伦的想法由于适合战争的需要，所以正对军方的胃口，因而受到了重视。同时，这一思想也体现了数据共享网络的基本特点，直到现在仍然是互联网最核心的设计思想。
当然，巴伦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的理论，不仅和他本人的才智有关，而且，当时的网络理论也到了突破的阶段。在许多时候，天才是在时代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从当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英雄所见略同
尽管“分布式网络”的想法有悖于常识，也有悖于传统的网络理论，然而却符合科学。因此在当时提出这一理论的不仅仅是巴伦一个人。
如果追踪朔源的话，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应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ardKleinrock。早在1961年7月，Kleinrock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这方面理论的文章，题目是：“大型通信网络中的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 in Large Communication Nets,RLE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July 1961）。这比巴伦的报告至少早了半年多。而第一本关于分布式网络理论的书也是由L.Kleinrock在1964年完成的，这本书的题目就是：《通信网络：随机的信息流动与延迟》（Communication Nets:Stochastic Message Flow andDelay,Mcgraw-Hill，New York,1964）。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就在巴伦提出“分布式网络”理论之后不久，1965年的秋天，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41岁的物理学家D.W.戴维斯（Donald Watts Davies，见右图)也在考虑建立一个崭新的网络理论。
戴维斯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父亲是英国的威尔士一家煤矿的职工，在戴维斯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一家人搬到朴次茅斯，自己在邮局做收款员。戴维斯从小就对物理感兴趣。据他自己回忆，在他还不到14岁的时候，母亲把一位先生忘在邮局里的书带回了家。这是一本关于电话系统的结构和设计方法的技术书。他居然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几个小时。
中学还没有毕业，戴维斯就获得了几所大学的奖学金。为此，他所在的中学专门给全校放了半天假以资庆祝。经过几年的努力，戴维斯在伦敦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的学位。1947年，他加入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在那里，他对建造当时英国速度最快的电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戴维斯获得了去美国做一年研究的资助，其中，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还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如果不是因为戴维斯根本不认识巴伦，如果不是因为戴维斯事先完全不知道巴伦的工作的话，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在抄袭巴伦的思想。因为，他们提出的原理简直如出一辙。不仅基本的理论框架完全一样，甚至连数据被分成的每个“块”的大小，以及数据传送的速度也被设计得一模一样。
也许，他们二人的理论的最大区别只在于名字。在巴伦那里，数据被分成了“块”。巴伦还给这种把数据拆开来传送的方法，起了一个非常饶口的名字：
“分布式可适应信件块交换”（distributed adaptive message block switching）。而戴维斯起的名字却真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可以从很多名字中选一个，比如，“块”、“单元”、“部分”、“节”或者“框”（block,unit,section,segment,frame）等等。但是，最后他还是用了“包”（packet）这个词。他甚至专门为此请教了两个语言学家！后来，戴维斯回忆道：
“我当时认为，给分成小块传送的数据起一个新名字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讨论。我最后选中了“包”，用这个词来指小的数据包。”直到现在，大家一直沿用戴维斯起的名字，并且把这种数据传送方式称作“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不少专业书都按意思译为“分组交换”）。
也许在巴伦和戴维斯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尽管两人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根本不同。巴伦的目的是要为美国的军队建立一个用来打仗的网，而戴维斯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网络，使更多的人能够利用网络来进行交流。
又经过半年多的思考，戴维斯确认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1966年春，他在伦敦的一次公开讲座上描述了把数据拆成一个一个的小“包”（packet）传送的可能性。
讲座结束后，从听众中走出一个人，来到戴维斯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他的美国同行正在做着与戴维斯一样的工作，并且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一样。在美国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保罗·巴伦。
几年以后，当戴维斯第一次见到巴伦的时候，风趣地对巴伦说：“噢，也许是你先得出结论。不过，是我给起的名字。”
这真是“无巧不成网”。三部分不同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互相完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竟然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远距离网络通信必须通过“包交换”来实现。而且，他们的工作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Leonard Kleinrock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是在1961年至1967年；P.巴伦领导的兰德公司的工作是在1962年至1965年；而D.W.戴维斯领导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则是在1964年至1967年。
这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巧合。但是，更加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包交换”理论的正确。否则的话，三部分人同时犯同样的错误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这样一个正确的理论当然需要在实践中获得验证，同时也需要拿到实践中去应用。
有了“包交换”的理论，下面的工作就是要按照这一理论，实际建造一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