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小说的新理想主义

[中国评论家冷梅]

呼唤小说的新理想主义
——兼读石磊的小说



冷梅


石磊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已出版了《大嫂》、《点石成金》、《漫漫长夜话隐私》等三本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美女记者》。石磊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质朴自然，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小说中往往充斥着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等的斗争，以弘扬正义与传承文明为己任，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以前，理想主义在文艺评论中是经常被提及并得到世人肯定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痞子文学”出现并迅速蔓延之后，文学的严肃性和理想精神便日益被人们淡忘了，而身体写作则大受青睐，这是作家的堕落还是文学的式微？由于长期以来“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神话相纠缠，“理想主义”在给人们带来精神追求动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虚幻和欺骗，随着乌托邦情结的被怀疑和被消解，传统的理想主义及其价值体系被动摇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理想和意义的普遍蔑视或不屑一顾，对世俗生活的疯狂追逐和欲望的无边膨胀。这些情况在小说界中尤为明显。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道出了一些人的心态。在传统的理想主义幻灭之后，文学是否要建立新的理想主义？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应寄托或表达着作者一定的艺术追求，也反映着一定群体的理想精神，否则，文学不是一门艺术，只能是一种文字技巧。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在《重新发现理想》中说：“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都应当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在文学的娱性功能之外，也应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为此，他重提“新理想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理想主义是‘个人’的理想，它是‘违时’的，因为它显然在时尚之外，在‘适世’的理想潮流中，它愿意在时代的边缘换取另一种精神，甘愿坚持在所剩无几的理想高地。”如此看来，新理想主义者是甘于寂寞的，是独立于时尚之外追求高尚的人。

不想扯远，还是回复到石磊的作品中来。石磊早期的小说受其阅历和创作经验的限制，传统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如《大嫂》、《姐与妹》、《光棍家》、《情暖姑娘心》、《野火烧不尽》、《竹寨村记事》、《获奖作品的风波》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通过一些常见的生活工作琐事来触及人们的内心世界，以达到扬善弃恶的叙述目的。在《大嫂》这篇小说中，一开始就把大嫂推进危难的境地，大哥被毒蛇咬死，大嫂昏倒几次，寻死不成，但亲情很快占据大嫂的心，迅速撑起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大嫂为了这个家庭的老老小小，为了支持我二哥的写作和“我”的读书，放弃外嫁的念头，承担了重大的生活压力和情感压力。她不但几乎承担了全部田耕劳动，而且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她给我卧床不起的妈妈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对我二哥的写作和“我”的读书予以真诚的鼓励和支持，她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媳妇好大嫂，最终，她的善良和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赢得了我二哥的真挚爱情。作者在塑造大嫂的形象时，可以说是饱含激情和真诚的。“大嫂”这一人物形象在其它文艺作品中早有存在，其与丈夫的兄弟结婚的故事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的。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再现“大嫂”的形象无非是想强调真善美的重要性，在情与理、伦理与道德的媾和中挖掘出某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人性美，在这种意义上，大嫂是伟大而美丽的，她虽然为了亲情而不敢大胆追求爱情，但当爱情真正再次来临时，她又大胆接受，故“大嫂”既是传统的，继承了传统美德，又是现代的，敢于冲破世俗偏见与二哥结合。这篇小说所传达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故事信息，它已触及新时期爱情婚姻观念深层次的问题，它与同一时期的“二奶”小说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家庭、亲情、爱情等的平衡和谐关系，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这是作者追求的理想主义。

石磊在追求理想主义的过程中，有两篇中篇小说值得注意，即《三陪女与三轮车夫》和《山里大款》。在世俗中，三轮车夫的地位是低贱的，而三陪女就更低贱了。作者有意把这两种“低贱”的人物撮在一起，其象征意义就很明显。看似低贱的职业往往蕴含着高尚的人格和不平凡的人文精神。其实，低贱与高贵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倘若环卫工人的职业是低贱的，那些污染环境的就高尚了？任何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必然导致职业的千差万别。《三陪女和三轮车夫》通过三轮车夫刘晓军和三陪女朱丽丽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的情感历程，揭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道理。小说的男女主角在情感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受尽了白眼、讥讽、戏弄、侮辱甚至种种诱惑，但两颗善良的心宛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亭亭玉立，共同固守纯洁的精神家园，最终品尝了甜蜜的爱情之果。作者借此不但严厉抨击了世俗偏见，揭露了摧残人性的社会丑恶现象，而且揭示了社会底层命运之艰难，更重要的是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当然，小说中的刘晓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象千千万万失业的大学生一样，受生活所迫当上三轮车夫，朱丽丽也是受生活所迫当三陪女的，他们不是同病相怜而走在一起的，而是因为互相帮助互相欣赏而萌生爱情的，如此理解顺理成章。假如作者能再大胆设想，采取换向思维，把三轮车夫设想为一般文化程度的青年，把三陪女设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靓女，再让两者真诚牵手，恐怕作品的震撼力更强，反传统反世俗的力度更大。

再来说《山里大款》吧。该小说塑造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农民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木青具有多重性格，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既有文明的一面，又有愚昧的一面，正是具有这些特点，他的形象才值得可信，该小说在塑造木青形象的过程中，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沿着他的家庭生活展开的，另一条是循着他的事业发展的，这两条主线不是平行前驱，而是若即若离、时分时合，使其婚姻爱情和事业的发展有机的糅合，充分展示了木青的优点与弱点，也揭示了某些农民企业家的先进性和落后性。事业有成的木青并非无忧无虑，他结婚三年，老婆还不会生孩子，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他虽然相信科学，但老婆认为到医院检查太丢人，故他放弃了到医院检查的想法，这说明他一方面爱老婆，另一方面囿于世俗偏见，最终听信了张半仙的谗言，认为老婆不育是祖坟风水所致，导致顾人毁掉建伟祖坟的墓碑，后又受公司货检员玉兰瞒骗与她偷情并把她包养起来。无后为大的思想和受骗的行为，是木青愚昧落后的体现。当真相大白时，木青对张半仙和玉兰又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是他善良的一面。他直到在一次县政协会议中遇到县人民医院的许医生，在许医生的建议下做了一次身体检查，才发现不育的原因出现在自己身上，如梦初醒之后采取积极措施使老婆怀孕。故事就如此戏剧性般使木青在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家庭生活有了一个较满意的交代。

小说的另一条主线并没有展现曲折的故事情节，木青从十八岁高考落榜成为打工仔到坐拥逾千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似乎顺理成章。重要的是木青先被评为市十杰青年，后被选为县政协常委，再后来又被镇人大代表选为镇长，这一过程显得很自然也很突然。作为经常回报社会的青年企业家，给予适当的荣誉是应该的，问题是在荣誉面前，木青有时候显得很兴奋，有时候局促不安。在这方面，作者对他的成功之路没有作正面的渲染，而是从他的几宗助人为乐奉献社会的事例入手，来展示他的善良与爱心，从而建立起他在政府和群众中的威望，为他从商人转变为领导一方的父母官作了层层铺垫。他出钱医治患尿毒症的叶老师，捐巨款建设革命老区石寨小学，向被毁祖坟墓碑的建伟兄弟道歉并借钱给其发展事业，借钱给曾欺骗他的张半仙开植果场，将一栋房子送给曾欺骗他的玉兰，他还扶持县《南风》文学杂志的出版，最终又把千万家财用于全镇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木青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新型农民企业家，他的所作所为已冲破了“为富不仁”的思想观念与社会世俗，是值得肯定的。但木青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前面已提及，他具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另外，他在权衡情与理、权与法的时候，还是屈服于世俗的势力，例如，他受到堂弟木永的多次欺骗和抢劫，在顾念伯父的恩情之后还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处理；他的产品商标受到县长的小侄侵犯之后，还是听从了县长的说情而放弃法律诉讼权利。这些事例并没有降低木青的威信，而是说明作为一位成功人士所要面临的社会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人际关系，也突出了他真正的个性。小说这样处理的好处是避免了“高大全”的格式化，充分呈现了主人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形象，提高了小说人物的可信度。石磊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该夹杂了他的理想主义，他认为善良正直的人应该得到爱情事业双丰收，感恩和回报社会的人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并应得到一定的荣誉和政治待遇，这是否符合社会现实，尚有待时间和实践去证明。

以上所说的，是我对石磊小说的一般理解。石磊的小说在发扬传统的理想主义方面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但传统的理想主义或多或少带有奴性思想的成分，当这种成分被渲染膨胀成一个时代的文艺终极目标的时候，其束缚思想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多元化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格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先锋文学、闲适文学、市井文学、痞子文学的新倾向都显示了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取向。这些取向在一些报刊毫无原则的推波助澜之下和网络技术的强力推进下，使当代文学日益陷于混乱，文学理想主义的营养成分日益被抽干，在一些文学艺术家的狂欢之中，文学艺术日趋低俗化和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理想主义已不易被人接纳，新理想主义必然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在此，我不敢说石磊的小说有多么好，只是觉得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美女记者》还是值得探讨的。《美女记者》的主人公红梅是一名才貌出众的记者，是一位外表美和内在美高度统一的“德艺双馨”之人。小说紧紧围绕红梅的事业、爱情纠葛而展开，塑造了一位敢爱敢恨、充满正义和同情心的现代女性的形象。红梅是一位容貌身材姣好的天生丽人，她的出现吸引了许多世俗的眼光，引致纨绔子弟高忠的苦苦追求，更使同事马平设计“苦肉计”表演“英雄救美”而暂时赢得她的芳心。一些男人的龌龊心理在她的美貌面前已显得不堪一击，当红梅发现被这些男人欺骗之后，毅然选择了离弃，最终她选择了屈居山旮旯的农民业余作者乌鸦，这充分体现了红梅的独立人格和对纯真爱情的追求与坚守。女人的佳颜是征服男人的有力武器，而红梅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容貌，还有过硬的本领、对事业的忠诚和对弱势群体的爱护之心。她对鱼肉百姓者疾恶如仇，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而对百姓受到的苦难予以深切关怀。她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和职业道德，甚至受公安部门之托深入贩毒团伙中充当卧底，受“老革命”之托深入红阳宾馆了解公款吃喝现象而甘当“三陪女”。当她的生命安全多次受到威胁时，她没有退却，表现得大义凛然。就是这样一位美女记者，有些人痛恨有加，有些人痛爱有加，因为善恶是对立的，爱恨也是对立的。

小说中的红梅可谓是至善至美之人，读者找不到任何缺点，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众所周知，人非圣人，熟能无过？十全十美的人是不存在的，石磊在塑造红梅这一形象时是否注意到这些？红梅作为美的化身是无懈可击的，但置身于现实中就可望而不可及了，偏偏石磊是这样构思和塑造的。恕我斗胆猜测，红梅是新理想主义的代表，是石磊艺术追求的目的。或许是人间的美日益逃遁，俗世的丑日益衍生，已对社会公德和诚信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人们的精神世界越发空虚苍白，我们需要重整和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当今社会，在强调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应注重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否则，我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种非理性因素的侵扰，更无法窥视内心的黑暗和大胆追求光明，因为在是非不分、黑白难辨、美丑混乱的世界里，任何生命已无所谓高尚和卑鄙了。在一些人借助文学将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支解得支离破碎的今天，石磊依然保持着对人物塑造的完美追求，这是值得称许的。但我认为，完美不是完整无缺，再完美的人也不是圣人，正如一切艺术，要达到完美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无限的接近。在此，我们呼唤小说的新理想主义，只是希望小说作品中要有些理想精神，不要成为“无厘头”文化的变种，更不要成为文化垃圾的集装箱。新理想主义者应该同所有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们进行灵魂的对话，让那些贫穷和富裕的人们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会孤寂和悲观失望，并能积极地寻求走出困境之路。小说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科幻小说、玄幻小说也是现实生活的投射）的文学艺术，它应给人审美的同时，也应引领人们对理想的思索和追求，没有理想精神的小说，那不是艺术，是娱乐。（07.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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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

理想好的。文章烂的。中国小说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文化垃圾。

冷梅的文章不读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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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论家冷梅]

[中国评论家冷梅]

谢谢伤城阅读!
那百分之一的作品,你应该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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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

你的文章我都读了。觉得有点民族情绪（憎的味道，哈哈）。
新理想主义这个提法有点“后什么”的味道，
“前什么” ，“旧什么”的味道，可见年代久远。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张承志的黄河系列小说就有这个“新理想”的味道。。。

只是感到“语言污染”很厉害了，不管写什么，怎样写，只要能发表，
有市场，什么都有人肯写（还那管什么艺术不艺术啊）。
看你的新理想精神，好象只是从道德方面
呼唤，如果这样看看那些“主旋律”作品，不是也好？这“新”很难有新意。
只有将小说的新理想将时代还有与“中华民族的新精神”结合，才能获得一些
不一样的视角和大境界（写别人不如写自己）。这就要看作家的才华了。

最近看了一本新评论集。“被压抑的现代性”，“反国家主义”，“口语诗”，
“下半身”，“民间”，“主流”，“官方”，“流氓”。。。知道了一些术语。
身体写作还是很有市场。。。“身体”是最容易进入的，也是最容易流入低俗的，“宫体诗”，“艳体诗”古代也很多，但古代从不进批评主流。现在不谈这，你就不是主流了。。
“身体”上也容易发生革命。起点低，不需要什么高深和积累，“价值”体系崩溃时都是
这样的。“理想”真是好的。

我在一篇评论家评论里读到“‘流氓’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一句，你有何感想？
（北京有几个大学生诗人办了一份“下半身”的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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