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残诗话（八）：杨四平先生改诗

[北残]

北残诗话（八）：杨四平先生改诗

偶尔翻到杨四平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便先看起了附录一。这是一篇解读50年代产生的经典诗歌——郑愁予《错误》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对经典阅读要有主体意识”。
文章中，杨先生在具体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认为“第二句话统领了第二节；换言之，第二节是对第二句话的推演，是对其进一步具象化、情景化。”所以，对此诗提出了两种修改方式：一是把第二节删掉；一是把第二节删掉以后，又把末节的两句调换。改后如下：

（一）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二）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而且杨先生“觉得，删改过后，诗显得更简练、更含蓄、也更耐读。”
虽然杨先生举出经典改诗的例子（徐志摩的《沙扬娜拉》由18节删改为最后一节；庞德的《地铁车站》由原来的30行、15行改为最后的两行），但我想这次大概真要算作是杨先生自己的“主体意识”了。读这首经典诗歌的人，我想大都不会同意杨先生的观点。杨先生在文章中对文本，尤其是第二节分析的很透彻，不知道为什么却持了这样的意见。
我个人觉得，修改以后的诗，不仅没有了含蓄的意境，而且也更不耐读。尤其第二种改法。因为修改后给人的感觉是两节之间突然空空，突兀的很。我想，只怕是真要删掉第二节，之间也要加些必要的过渡。这不是说，诗歌有“跳跃性”的特点就可以“突兀”，“跳跃”不等于“突兀”，也不等于“空空”。第二种改法把原来最后结尾的“韵味轻馀”手法给改变了，成了抑扬格里所谓的“上扬”风格。就我如今所见识到的新诗来看，新诗一般不大用这样的方式（当然，这可能是笔者知识浅薄所致）。而“韵味轻馀”手法给人的则是“言尽意无穷”的美感。所以我个人感觉第二种改法更不大好，比第一种要糟糕。
其实整首诗歌酝酿的意境，都在第二节里面，这是对一个女子从侧面采取的细节刻画。诗人正是要通过对这个女子的温婉、细腻的描摹来对最后发生的“错误”是“美丽”的进行蓄势和造境。如果把此诗歌表现的艺术场景用剧本或者故事来彰显，原诗显然是两性主题的交相出现，是个两性恰切的演绎。先是男子行走江南，接着是女子等待如莲的容颜；接着东风起，柳絮飞，有青石街道的小城，空无一人。接着，跫音响，春帷揭，这个妙龄的女子听见外面达达的马蹄声，然后急切打开紧掩的窗子，看见那个不是归人的过客，一声叹息。这大概才是美丽的错误。它的“美”主要来于“意境”。原诗诗歌的主人公显然是我们等待归人的漂亮美妇，而不是打马过江南的“我”。修改的诗歌，四句话有三句以“我”作为主语出现，主体显然发生了换化，成了“我”来演绎错误，对女子的心境刻画没有了，或者说衬托女子的那个“境”没有了。这大概是修改不得的一个主要原由。
谈到修改，其实我个人倒是也有一点想法。我在很早（高中）读此诗的时候，读到的《错误》的诗版本，有个别地方是与这次见到的不一样的，最要紧的地方大概有这样三处：一是“东风不来”的“来”，一是“跫音不响”的“音”，一是“窗扉紧掩”的“紧”。这三者我在初读的时候分别作“起”、“声”和“轻”。大概是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到现在一直觉得后者给我的感觉要好。这原因大概也是有的，“起”似有主动意，赋予东风以生气，“来”则显得被动；再者就是考虑用韵的角度，“起”与“飞”似乎更有韵律上的美。“声”与“跫”也是如此，用“声”恰有叠韵之艺，中国古来对“双声叠韵”之美就有发现。今人虽然不故意强求，但大概都不至于对美产生坏的感觉。
再说“轻”与“紧”，这与上面的两个出入有所不同，上面的两个：“起”与“来”，“声”与“音”大体是同义的；这里的“轻”与“紧”则是反义的了，如果有出入，则有改换原意之嫌。笔者个人认为“轻”字诉诸的意境要好，一是能凸显女人的“柔”；二是切合诗歌传达的意境，诗歌的意境是女子等待归人，而且等候的时间仿佛也超过了一个冬春的长度，那么这等的心情怕是要急切的，于是，不论马蹄的声音来与不来，女子都没有理由不开窗看看远方是否有自己的要等候的归人归来。所以，用“轻”字，就能体现这女子不只是开过一次窗，而且也随时准备着打开窗。诗中马蹄声音的出现只是作为衡量一个心情与此前再次比较的程度。因此，笔者个人认为，用“轻”掩，比用“紧”掩好。
简单说说关于诗歌的经典。杨先生开篇就谈到“这首典型的以乡愁为主题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从1953年发表以来，就从来没有被充分理解过。”这大概不是“一个”经典的诗歌所得到的“坏遭遇”，而是许多经典的诗所共有的现象。其实，要说“充分理解”，我恐怕是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有时候，作者本人也需要读者去为他的作品发现“附加”的意义，以丰富文本内涵。但诗歌要经典，大概都要去政治化，去时代局限，非表达人类共通的东西——比如情感，比如生命，比如死亡——不可以得“经典”的称誉。所以，说《错误》的主题是“乡愁”，无论它是地理意义的也好，是哲学意义的也好，是文化意义的也好，都无非是一种“暂时”概念。倒是“人们一直停留在单一层面”的“现代‘闺怨诗’”这一理解走向更能凸显人类共通的“情感”主题。如果这真的是人们对《错误》的主题的一种偏解，那么笔者认为恰恰也就是这“偏解”成就了它的经典所在。杨先生说“传统闺怨诗多由男子拟女性心态摹写，现代诗人则应以男性位置处理。”这是什么观点呢？现代诗人为什么要以男性位置处理闺怨诗呢？难道是为了“反传统”？可是，就算我们要“反传统”，我个人觉得也不应该这样子来“反”。
最后，杨先生认为“这首诗明显受到了‘花间词’的浸染”，并且说它“在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里可以找到花间词派的遗韵。”尽管举了温庭筠的《梦江南》，柳永的《八声甘州》来“点化”，但是这观点大概也有点牵强附会的嫌疑。我毋宁说它是古今诗歌之间“母题”雷同的一个偶然巧合。因为“母题”雷同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文学现象。
杨先生在文章中曾说，至于他“删掉的是不是就是‘不利于表现的词语’，还有待于与作者、读者商榷”。杨先生是我们当代的新诗研究专家，尚如此谦虚。笔者作为一个文学小青年，以上所论，其实也是妄自揣度。更盼望能与作者，与杨先生，与读者们商榷。如果拙文中有措辞不当之处，悉请海涵！


附录1：北残修改后的《错误》

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起，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是小小寂寞的城
恰如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声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轻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而是过客

（注；笔者在此诗中的改动共有6处：（1）“来”→“起”；（2）“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是小小的寂寞的城”；（3）“跫音”→“跫声”；（4）“紧掩”→“轻掩”；（5）“是美丽的错误”→“是个美丽的错误”；（6）“是个过客”→“而是过客”。如果其他有与原诗出入之处，悉非笔者所改。

附录2：

杨四平先生简介：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教研室副主任。研究领域有中国现当代诗歌、比较诗学、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等。主要论著有《中国新诗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独著）《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独著）《中国新诗理论概观》等；编著《中国诗学研究》[第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

2007-10-30于武昌桂子山一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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