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戡黎》之西伯为姬昌

[巴九公]

《西伯戡黎》之西伯为姬昌
《尙書•商書•西伯戡黎》一篇，古文、今文《書》皆有。
此西伯為姬昌？姬發？征之故典，有兩本《尚書》涉及此事，一為唐孔穎達所著之《尚書正義》，一為南宋蔡沈之《書經集傳》。
孔穎達《尚書正義》：“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孔指孔安國所作《尚書傳》。孔雖無明解，鄭、王二人說雖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戡黎者為西伯姬昌。
清人丁晏以《古文尚書》為王肅偽作，如是，王肅何不於此事在其偽作之《古文尚書》上加一筆，使孔註與己說一致，而證鄭玄之非？
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序謂：“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諸侯爵位，若無大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是常例，非紂對西伯特開恩典。姬昌死，子姬發繼為西伯，不等於蔡沈確認戡黎為武王，故稱“或曰”。
《史記》以文王平虞、芮之訟為文王受天命改朔之年。《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綿》第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毛詩僅言天下歸者四十余國，《史記》直言“西伯蓋受命之君。”
《史記》又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史記•正義》：“（耆）即黎國也。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誌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按《史記》此說，西伯於平虞、芮訟後四年，遂有戡黎之舉。故戡黎者文王。
史遷與蔡沈持論或有不同，固當何從？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史記•周本紀》接下來說：“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茲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候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候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絶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史記》所言九年，居二年（即十一年），為文王系年，武王系年？
關於此，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 張守節以《史記》所述觀兵與伐紂之年與《尚書•泰誓》篇伐紂之年不同，張據《大戴禮》載文王十五生武王，又據《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故以武王系年，不可能有十一年；更不可能有十三年之說。《古文尚書•泰誓》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故張稱史遷之說與《尚書》相左。而推定史遷所用系年為武王系年，而《尚書•泰誓》系年為文王系年。
其實史遷之說不必與張說相左。《史記》：“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從載“文王木主”，“自稱太子發”看，武王仍然打文王旗號，“奉文王以伐”，既奉文王以伐，自然繼用文王系年。從九年即觀兵，越二年即伐紂，有趁熱打鐵，急不及待之意。只是與《泰誓》所言年數有二年之差，此亦不難解釋。因為史遷可能未看到孔安國作傳之《古文尚書》，或雖看到，但其未立學官，不便采信。而今文《尚書》後來補入之《泰誓》，系年或與史遷所采者一致，或遷另有所據。因周共和前之史記非編年史，其年代差前錯後，不足怪。故二年之差，不足以推定史遷伐紂以武王記年。這裏還有《屈賦•天問》一節，可茲佐證。

師望在肆，昌何識①？鼓刀揚聲，后何喜②？武發殺殷，何所悒③？載屍集戰，何所急④？

今略作註，俾便引用。
①師望：太公呂望。肆：商肆，《古今註》：“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王逸註（以下稱王註）：“言太公在市肆而屠。”
昌：西伯姬昌；何識：怎麽知道呂望其人其能？
②王註：“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何喜？因可屠國而喜。見西伯謀殷紂之國處心積慮久也。
呂望歸周，有數種説法，王註為最具戲劇性者之一。
③武發：周武王姬發。殺：《爾雅•釋詁》：“殺，克也。”《郭註》：“《公羊傳•隱元年》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亦有弒義，《左傳•僖九年》：“里克殺奚齊於次。”此處二義兼取。
悒：《説文》：“悒,不安也。”何所悒：何以不安？不伐殷則數年營謀付之東流，何能安？伐殷則以下犯上，以臣弒君，何能安？屈子為深知發之心思者，並為下一句張本。
④載屍：屍：屍體，此指文王木主。此即上引《史記》所說：“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將伐殷之舉説成繼父之志，不得不為。
集戰：人多解集戰為會戰，合戰。實則姬發此舉，意在觀兵，所謂集戰，乃集合戰力，看看天下人心，諸侯有何響應，即史家所謂“觀政”。史稱：“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王註：“屍，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
史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
此段文字傳逹了如下信息：
一、周人將西伯斷虞、芮訟之年視為周受天命之年。因斷列國間爭訟當是天子之事。
二、西伯於是年稱王。西伯本殷臣，今稱王，已決心與殷分庭抗禮！
三、後十年而崩。從註④知，武王發於九年載文王木主會諸侯於盟津，可知西伯稱王當在歲末，以次年為元年。如辛亥革命為1911年10月10日，而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史記•正義》以為十當作九。似未知此意。
四、謚文王：謚姬昌為文王。
關於姬昌是追認為王或自稱王，《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勛未集，欲卒父業也？”復引《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其實，議者引文未全，理解亦有誤。《禮記》此段文字為：“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意為雖早已稱王，但並未昭告天下，於殷猶為諸侯，故須追認，以正名號。
歷史上，中央政權猶在，地方政權改正朔立國號者不乏其例，清朝便是近例。
何所急：為什麽如此著急？如前引史傳，九年，文王新死，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姬發即觀兵孟津。不也太急乎？姬昌多年營謀，條件已經成熟，且夜長夢多，能不急乎？此問亦足證文王已改正朔，稱王號。若姬發始改正朔，於文王死後九年始觀兵盟津，不亦太遲太緩？屈子何得問“何所急”？
《史記》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此之謂急也。前引《史記》十一年武王伐紂，若為發之十一年，豈有父死十一年不葬之理？且“西伯卒”當是新卒，若十一年，十數年後，數十年後，猶述“西伯卒”， 有何意義？此亦說明史遷所用仍為文王系年。
關乎此，宋人朱熹弟子蔡沈《書經集傳》所持之說，與張守節說大相徑庭。
《尚書•泰誓》：“惟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蔡註謂：“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記其在位之久近。”
此言未必。前引《史記》（文王）九年：“武王自稱太子發。”既稱太子發，自然未繼王位，雖然實際為王，但大勛未集，以繼承文王未竟之業相號召，故仍用文王系年。撿近一點說，唐哀帝李柷904年即位，至907年為朱溫所滅，4年間一直用僖宗天祐年號。既未改元，當然不可能以即位之年為元年。金熙宗1135年即位，仍用金太宗天會年號，至1138年始改元天眷。元明宗和世㻋於1330年正月取代文宗圖帖睦爾，以文宗為太子，五月改元至順。八月暴斃，文宗復位，續用至順年號至1333年寧宗嗣位。可見對於蔡沈而言，無論古人或後世，均有即位而不稱元年者。
今本《竹書記年》以紂三十三年，令西伯得專征伐為西伯受命之年。則西伯所受之命乃紂命，非天命，故《竹書》仍稱昌西伯而不稱王。《史記》稱西伯陰行善，而以平虞、芮之訟為受（天）命之年。《竹書》稱紂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而於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西伯發）始渡孟津而還，距昌之薨已十一年；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始伐殷，距昌之薨十二年餘，何得謂急？以《天問》證之，則《史記》關於武王克殷之記述，較之《竹書記年》，更為可信。
今本《竹書紀年》：“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此爲南宋人及今“清華簡”等以爲戡黎者爲姬發所據。
《竹書記年》出自戰國魏襄王或安釐王墓。文王死於受命後九年，魏為周之列侯，文王受命後記周事，當稱文王，而《竹書》仍稱西伯，於例未合。且為編年史，記事自夏、商、周三代，接以晉、魏，至今王二十年止。但周共和元年（前770）以前，國史均非編年體，《竹書》則能自夏迄魏編年，顯非真實，有此等原因，故清人錢大昕稱其為偽書。《今本竹書記年》之說不可憑（《竹書紀年》，至北宋已逸，《今本竹書》與《古本竹書》皆後人輯錄，諸多文字，未必與原文合）。
《史記三家註》兩記西伯戡黎事，一為《殷本紀》，作“西伯伐飢國，滅之。”裴駰集觧：“又作耆”。一為周本紀，作“明年，敗耆國”。張守節《正義》：“（耆）即黎國也。”戡黎者皆西伯姬昌。
裴駰爲劉宋人，《竹書紀年》已經出世，司馬貞、張守節為唐人，此時《竹書紀年》尙存。《史記三家註》屢引《竹書》，不下數十百處，正如《索引》《燕召公世家》引《竹書》後評曰：“然紀年之書多偽謬，聊記異耳。”雖多偽謬，聊以記異，《三家註》仍無戡黎之西伯為武王姬發之說，足見唐時《竹書》根本無戡黎為武王一條。至南宋，原本《竹書》已逸，今本《竹書》為南宋人所輯，不免妄自增刪，戡黎為武王之說隨之而起。由此更見今《竹書》之說多不足信。
基於以上演討，可作以下推論：
1、按史記說，文王九年薨，武王於是年觀兵於孟津，後二年武王伐紂，或按張守節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九到十一年，武王守制，不可能出兵戡黎。武王於文王死後之首務是伐紂，滅紂之前，不能他務。兩年後即興兵伐紂，如此其短之時間內，不可能節外生枝，為紂戡黎。
2、武王伐紂，迫在眉睫，須廣結與國，籠絡諸侯。前二年觀兵孟津，如史家所言，實為觀紂之政，亦觀周之政，測試諸侯動向，人心所在。於此緊要關頭，如果出兵戡黎，將示人周之心不在紂而在奪取諸侯之地，更或至於以為周之行實助紂為虐，將使天下狐疑，人心動搖。
3、武王觀兵孟津，其伐紂之心昭然若揭，此時戡黎，無論紂有無討伐周之心，武王能不憂紂舉大軍攻其後？
4、武王觀兵孟津，紂必有所聞，未興師討伐，非紂不欲滅周，實為靜觀其變，以逸待勞，以大軍襲其遠來疲憊之師。所謂殺人三千，自損八百，周雖知紂之政不堪救藥，以兵員論，紂仍居優勢，武王怎能於伐紂前夕勞師遠征，縱能獲勝，怎能以己已疲已損之師，旋伐以逸待勞之強紂？
結論：戡黎者西伯姬昌，非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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