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金縢》)

[巴九公]

評《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金縢》)

《書•金縢》序稱“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書》即以《金縢》作篇題。下愚原從網上下載之此文及黃懷信教授此篇校讀，篇題皆作《金縢》。正式出版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此篇篇題則作《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從已公布之清華簡中，所謂屬於《尚書》篇目，凡古文書有而今文書無者，及《逸周書》中諸篇，或據原有篇題，或清華簡主在公布其釋讀時擬有篇題，如《傅說之命》，《尹誥》、《程寤》、《皇門》等，雖不中，亦不遠！何以《金縢》篇獨由“戰國時（？）”之抄寫者擬出如此匪夷所思之篇題？真乃咄咄怪事？
怪，亦不怪，擬此篇題，正為《說明》下一句話：“全篇簡文與《尚書》的《金縢》大致相合，當係《金縢》篇的戰國寫本，簡文不用‘金縢’作為篇題，疑抄寫者沒有見過《書序》。”
“疑抄寫者沒有見過《書序》”才是最要命的，才是關鍵，才是本文之文心、“文眼”其目的在於證明“清華簡”之版本更比《書》成編之年代更古，因為抄寫者連《書序》見也沒有見過，當然不會據《書》而錄，因而其所據版本比《書》更古。古到什麽時候？清華簡主沒有說，清華簡炮制者也沒有說，當然是越古越好，古到殷末周初最好。清華簡炮制者正是這樣來包裝清華簡的。清華簡之釋讀者、解析者也力圖說明此點。如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祭公）》篇之說明即謂：“本篇是今傳世的《逸周書》所收《祭公》的祖本。”清華簡正是要把自己包裝成“祖本”級文物。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不是戰國寫本嗎？整個清華簡不是前230±30年寫成之物嗎？怎麽就成為“祖本”了？這個問題下面再作討論。僅指出一點，既然抄簡者連《金縢》之篇題也沒見到，連《書序》也沒有看到，遑論見到《書》！《書》也未曾見得，則這堆清華簡與《書》或《尚書》一點關係也沒有，半點關係也沒有，劉國忠先生“見到了古文《尚書》的原貌”之論，豈非無稽之談！天大笑話？連篇題也未見到，《書序》也未見到的寫本，還能用去證明，再次證明古文《尚書》為偽書？
“疑抄寫者沒有見過《書序》”一語，還有更深刻用心，就是否定《書序》之存在，進而否定孔子編定六經。歷史上，錢玄同就曾有否定孔子編定六經之說，他認為“孔子無刪述或製作六經之事”。再往下推一步，六經之出處就成為懸案，如果那樣，中華民族的上古史就要改寫，由誰改寫？清華簡不是多次宣布要改寫中國歷史嗎？這堆清華簡到目前而止，還是不夠份量的，但可作為斥候，作一哨探，若得學界認同，清華簡得售，其後續之釋讀，後繼之這樣簡那樣簡就會源源不絕，掀起一陣簡帛狂潮。中華民族的族脈，磅礴於天地；中華民族之文脈，璀璨於古今，能讓這堆清華簡改易？
六經為孔子編定，史有定案，此不多議。僅舉數事，以資說明：
《論語•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所謂“述”就是傳述，講述。所謂“不作”，就是不自著述，而是編纂舊有文獻。所謂信而好古，即其傳述、講述之內容為古人古事，古文獻，信其事理，愛其文采。所謂述，當然不是當抄書匠，謄文公，而是繼民族之文脈，承先聖之道統，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編纂體系之載體，即六經。正如朱熹《論語集註》所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又稱“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大戴禮》稱，老彭為商之賢大夫，信古而傳述者也。
《莊子•天運》稱：“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莊周約為前369—前286間宋國人，其先楚人。可見其時儒學已成顯學，六經已隨儒家弟子之活動傳入各諸侯國。孔子治六經，已為時人共知。《論語》、《莊子》沒有隨晉室東遷而散失那些由頭，其說可以采信，故即此二書，已足以為孔子編定六經，鑄成鐵案。
悉知《書》自成編，即有篇題，見諸《書序》。《書•虞書•堯典》小序稱：“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作《堯典》。”唐孔穎達《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汩作》、《九共》九篇，《槁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後》、《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厘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南宋朱熹因《書序》之語言暢達，疑其出於低手，完全是形勢主義之主觀臆斷，如其評《書》之文，以詰屈聱牙為文章高古，以詞意暢達為氣格卑弱。《書序》之文，乃撮文之要，述作文之旨，務求言簡意賅，豈可如周誥殷盤般艱深晦澀？孔子述而不作，有些序文，即承史家之舊。如《明居》等四篇，直言其作，從題目已見作意，何須再序？此正承史官叙述之例。孟軻、荀況之文，汪洋恣肆，詞意暢曉，孟、荀是文章低手？不成名器！
不僅《書序》列有《書》中各篇篇題，征之故典，《左傳•成二年》有“《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其所引即《書•泰誓》：“受（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簡括。魯成公前590—前573年在位，其逝時，孔子猶未生。可見《書》篇名，至少其一部份，早於《書》成編之時已經存在。較晚之《孟子•萬章上》：“《太誓（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為《書》逸篇名）。《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墨子》中亦有《湯誓》等數篇書名。可見《書》各篇皆有篇題，乃不爭之事實。此諸著述，皆早於所謂清華簡設定之成簡期。
下愚曾說過，清華簡指向性、針對性太強。《書序》是否為孔子作，自朱熹起即有爭議。此篇篇題清華簡炮制者不按其自擬之規矩出牌，而讓“戰國時抄者”擬出如此不堪之篇題，就是要否定《書序》之作者為孔子而精心設計。就如同其要再次證明古文《尚書》之偽而造出《傅說之命》、《尹誥》，要證《戡黎》為武王而炮制《耆夜》。
置《書序》不論，清華簡“戰國之抄錄者”是否真正無緣看到《書》之篇題呢？答曰否。
孔門高足澹臺滅明（前512年生）即南下入楚，將儒學傳於楚地，特別在今之南昌等地長期活動，得意門生達300余人。大開楚地教化之風。澹臺滅明自然以六藝授徒。而《六經》經孔子編寫後，皆有篇題，《尚書》自不例外。
儒學經兩三百年發展，已成顯學，六藝經兩三百年流行，已流傳廣遠。清華簡要將如此眾多的歷、算、藝、文文獻，說不定還有其他未知之驚天鉅獻陸續獻世，因為清華簡還在不斷釋讀。具如此財力，有如此雅興，將如此眾多重要古文獻（從《尹誥》至前230±30年，那也是1000余年時間，比趙匡胤陳橋兵變造宋到現在的時間還長）埋入地下者，與《竹書》比況，其擁有者、埋入者必是楚王室，寫簡者必是楚史官，不至於是某個土財主隨便在街上聘一謄文公來寫的吧？楚王室抄不起，或購不起一部《書》、《詩》？楚史官於夫子辭世後200余年，還看不到一部《書》？而能將藏了1000余年之殷、西周古籍，抄埋於地下？不至於吧！
1983年秋，荊門市博物館考古工作人員在郭店一號楚墓發掘出之《郭店簡》，其中即有《禮記•緇衣》之文，說明儒家經典，不僅已傳入楚地，且至少已普及至中上級官吏（墓主為上士，《周禮•天官•序官》：“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孟子•萬章下》：“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為其學習，愛好，至以之陪葬。其中之“子曰”李零先生以為：“肯定是記孔子之言。”此乃是六藝皆孔子編寫，論述之鐵證。
郭店竹簡與其從出之楚墓，幾同一時期，為戰國中晚期，與“清華簡”所稱之時間大體相當。楚國中級官吏都能看到六藝之書，楚之宮庭能沒有？楚之史官能看不到？
或人以《郭店簡》無篇題相況，楚簡亦當不書篇題。姑以為如此，何以清華簡獨又書此篇題為《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清華簡”（《金縢》）篇，其篇名雖與《書•金縢》有差異，但簡主以為其“全篇簡文與《尚書》的《金縢》大致相合，當係《金縢》的戰國寫本。”此篇今、古文《尙書》皆有，正好略作比較。
一、“清華簡”（《金縢》下稱《簡》）：“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尙書•金縢》（下稱《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武王既克殷三年”比之“既克商二年”，有兩點不同，《簡》文此句多了“武王”二字；將《書》此句之商改為殷，二改為三。改動雖小，優劣立見。
㈠書史貴簡，即用最精簡之筆墨，書寫最豐富多彩之史實。《簡》文：“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一句之中，兩見王字，可謂屋中架屋，牀上疊牀，如此文筆，作簡者連起碼的史官資質也不具備。“武王”二字不僅多餘，且不合史例。
須知《金縢》篇是周代史官記述親歷之事，有文為證。《書》文記成王與二公（太公、召公）啓金縢之書時，有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簡》文亦曰：“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此卽史官親歷之徵。
武王定鼎到駕崩不過六年，周公居東二年，至啓金縢時。前後不過六年。克商乃聚全周之力而為，率眾伐商者乃武王，為眾人盡曉之事，書“武王既克商”則贅。何況《書》此句後直接“王有疾”三字，表明“既克商”者武王，有疾者亦武王，筆墨極之精簡，更表明其為直擊其事者所記。
㈡《尚書》例不以王系年，更不以王謚系年。
《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
《泰誓中》：“惟戊午，王次於河朔。”
《泰誓下》：“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王為武王。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為武王。按：《逸周書•文政觧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此用文王紀年，示武王繼文王未盡之業。與《史記》説法一致，此年為武王伐紂稱王之年。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王為成王。
《康誥》：“王若曰”。據考證，此篇為武王封康叔之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之脫簡。
《酒誥》，書法同《康誥》。《梓材》亦武王誥康叔，書法亦同。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王為成王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王為成王。
《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淹。”王指成王。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王指成王。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王為康王。
《呂刑》：“王享國百年。”王為穆王。
《文侯之命》：“王若曰”，王為平王。
從以上各篇可以看出，1、不以王繫年，如“惟十三祀”，雖用文王繫年，但不書惟文王十三祀。2、王生時事，不以諡稱王，王新喪，至少如《顧命》、《呂刑》：皆王崩後所記，但不稱諡號曰成王、穆王。此二點不難理觧。一為史官即時或稍後所記，其王其時其事皆十分清楚；二為就近紀事，一時尙難改舊習，事王如生時，故不用諡。
如稱某王某年，則為久後追記，“清華簡”《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則是久後追記之書法。此種書法，當然非作“清華簡”者所杜撰，亦有所本，《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除多“三年”二字，清華簡與《史記》的說法一致。但《史記》是近千年後人追述此事。
“清華簡”作簡者如此寫，是惟恐讀者不知克殷者是武王。充分表現了久後說事者之心態，絶非史官目擊之筆墨。
㈢“清華簡”將克商改為克殷亦不合符周人書法。商自盤庚遷殷，商亦稱殷。考之周書，周人仍多稱商，特別事關伐紂。如泰誓上篇有“今商王受（紂）”、“觀政於商”、“商罪貫盈”。 《泰誓》中篇有：“今商王受（紂）”、“戎商必克”。《泰誓》下篇有：“今商王受（紂）”。《泰誓》三篇，無一用殷代商。
《牧誓》有：“王朝至於商郊”、“今商王受（紂）”、“以姦宄於商邑”、“於商郊弗迓克奔”。
《武成》有：“於征伐商”、“王來自商”、“底商之罪”、“有大政於商”、“今商王受（紂）”、“陳於商郊”、“乃反商政”、“式商容閭”。
《旅獒》有“惟克商”。
《金縢》：“惟克商二年”。
此諸篇無一稱殷。盤庚遷殷後雖殷商並稱，但周人眼中，特別是文王、武王及其時史官仍稱其為商。
不僅《尙書》如此，徵之《左傅》，《成十一年》有“昔周克商”，《桓二年》有：“昔武王克商”，《宣十二年》有“武王克商”，《昭九年》有“及武王克商”，《昭二十八年》有“昔武王克商”，《定四年》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僅《僖六年》楚君臣問答有“昔武王克殷”。《公羊傅》、《穀梁傅》均無“克殷”字樣。可見周初史家錄史時稱商不稱殷；《詩經》有商頌而不稱殷頌，見得在詩經時代，正式塲合一般稱商不稱殷。
“清華簡”作者於此句作一小小改動，不僅優劣立見，且真僞立見。所謂弄巧反拙者！
三、《書》：“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簡》：“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
《書》之語既簡要，又有更多含義：二公說話不必對周公一人，可能多人在場，但周公必在場，因接下來便有周公曰。《簡》之語：“二公告周公”則贅，因接下來有周公之回答。此實今人之敘事法。
順便說一句，《書•金縢》：“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一句，“清華簡”改為：“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作簡者大約因看見此句前有“我其為王穆卜”，為避重復，改我為吾，亦未細查史家行文之故。《書》全篇，用吾自稱者略有二處，《微子》：“吾家耄遜於荒”，同篇用我字者八。《泰誓》：“紂乃曰：‘吾有民有命’”，全篇用我字者十一。《書•金縢》用我字十三處，而無一處用吾。還須註意，《書》用吾字處，皆殷人自稱。
欲作簡者，不可不熟悉昔人之用字用詞之習慣！
《書》：“公乃自為功”，此句《簡》無。此句一刪，讀者之第一印象是周公反對為王穆卜。且與後之叙述，不相呼應。
四、《書》：“（周公）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
《簡》：“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向何方立？），植璧秉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
㈠《書》文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者當然是周公，周公為主禱者，例當由他先告。所告者周三代先祖，合於祭儀。三壇神主，亦有交割。周公祈禱後，方能由史冊祝。
《簡》文則周公無語，默站於南方。此不僅不合於主禱者之儀，且有賭氣不言，冊祝了事之嫌。而簡文所禱之神主為誰，並未交代，可為奉天、地、及周先王之三壇。可為奉天、地、文王之壇，等等。
㈡《書》稱“元孫某”，既是周公，更是書史者避稱王諱。《書》書三王在前，此處元孫某為誰亦有著落。
《簡》文“元孫發”，直呼王諱，即使周公為王弟，亦當避之，書冊者豈敢？作簡者處處稱避諱，而於今王尚在之時，直呼其名，何諱之有？書史之官，有如此不知禮儀者？如此不要命者？不僅當時之史官不能這樣寫，後之史官，即使楚之史官，亦應知書史之例。只有當代不知書，不達古之二百五才能這樣寫。
㈢《書》：“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丕有大義。《書•大禹謨》：“嘉乃丕績。”《書•大誥》：“弼我丕丕基。”此處丕為光大元孫某之業之責於天之義。
《簡》：“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備雖有成、福、助等義，與丕之義略同，但不如光大其業中肯。
四、《書》：“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簡》文此段，前部小有差異，後部則差異較大，錄於此：“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於下地。”
㈠《書》：“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敷之本義為施，賜與，《書•康誥》：“勘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詩•商頌•長發》：“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簡》文作“溥有四方”。
是時周最急切的問題不是“溥有四方”。是時周已定鼎，奄有天下，已經“溥有四方”，但天下初定，四方未寧，殷之遺民，心懷首鼠，殷之武庚與周之管、蔡等正謀作亂，其最急切者是請三王之靈，陳情上帝之庭，请命施佑四方，使禍亂不作，人民得安。使能定爾子孫於地下，此子孫自然包括佑姬發康泰，使管、蔡不作亂，使四方之民，無不順從新王新朝，先王之靈亦永有歸所，長享祭祀。可謂敘之以理，感之以誠，情詞切切。
㈡《簡》文作“溥有四方”，亦非作簡者勿發奇想，向壁虛構，而有自來。
近人周秉鈞《尚書易解》（周作有1984年岳麓書社版）：“敷，徧也。佑，讀為有。王國維曰：“盂鼎云：‘訇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罔，無也。祇，敬也，此言武王新見命於上帝，徧有四方。”《廣韻》：“徧，周也”。又《廣韻》：“徧，俗作遍。《魏誌•賈逵傳註》：“逵最好春秋左傳，自課誦之，月常一遍。”故徧者遍也，溥也。清華簡之作者將《書》之原文，“敷佑”按周秉鈞之釋“敷佑”為“徧有”，又唯恐人識破機關，改徧為溥，故“敷佑四方”遂成“溥有四方”，剽掠之蹟已無所遁形矣！
周之釋語焉未詳，盂鼎銘此段為“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
㈢“受天有大命”本來文從字順，義理曉暢。受於天，有大命，近人釋“有”為“佑”，句遂成“受天佑大命”，文、義俱乖。既受天大命，不佑何受？加佑則贅則隔；若天佑大命，不受何佑？加受則贅則隔。
“受天有大命”不僅為加強語勢，且為既成時式。即受於天有了大命。這種時態表述，近人亦有，南洋一帶老華僑，常以“有”作語助，以表示過去完成式。如問：“你去開會沒有？”答：“我有去開會！”卽“我去開了會“。有古人亦常作語詞，如有熊，有娀，有唐，等等。
“有”無“佑”義，“佑”無“有”義。如《書•西伯戡黎》：“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書為“我生不佑命在天”，成何話語？又如《書•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能寫作“天有下民”？
“匍有四方”即“溥有四方”，此借溥為匍。故清華簡“溥有四方”亦從盂鼎得，“溥有“與”敷佑“絕非同義詞，已如前述。而清華簡炮制者從今對盂鼎铭之誤釋改寫“敷佑”為“溥有”，清華簡為上世紀80年代後之人所炮製已原形畢露矣！
清華簡炮制者何以如此造作？無他，欲將清華簡包裝成“祖本”。盂鼎為康王時器，將盂鼎之“訇有”寫為“溥有”， 敷亦通溥，不正說明清華簡之版本在康王時，或成王時周史官寫成之版本，不是祖本是什麽？
五、卜龜一節，《簡》文未有，置不論。但《簡》文有“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於邦”。與《書》文有同有異。其中“成王猶幼在位”，顯為久後人所加。
㈠《尚書》諸篇，皆為周之史官目擊之錄，成王其時尚幼人所共知。後文之孺子、沖人已說明成王年幼，何須饒舌？在位二字尤為蛇足，既稱成王，他不在位誰在位？“成王”之稱尤不當。史家即錄，王尚在，何得稱謚？這就是所謂祖本之西周文獻？
此句誰添加？楚史官？楚為大邦，史官至少具起碼資質，须知他不是創作，也不是引述，而是照書錄史，所謂批朱貼黃，抄錯了也會改正，不按要求寫，抄錯而不改，是會被問責，甚至會被殺頭的，記得齊太史的故事？《郭店簡》中卽有改錯之標識。
能寫出這種不成名器的東西？只能是今人給小朋友說故事。
須知《尙書》、《逸周書》皆是歷史檔案輯錄，不同於後人隔代修史。歷史檔案乃當時史官卽時之錄，有類於今之會議記錄。清華簡炮製者總是忘記其所扮演之角色乃西周史官，連楚史官角色也未扮演好。須知楚史官不是修周史，不是引周史，而是抄周史。
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文“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簡》文作：“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於邦”
“國”與“邦”，一字之差，不僅優劣立見，且真偽立見。
黃懷信教授在其清華簡《金縢》校讀中，於今本《尙書•金滕》“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一句之“國”字，認為“今本‘國’字，自是漢人避諱所改。”
此說未必。國亦有國都之義，《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正指國都。《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楚辭》：“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豈有楚國一邦之人，盡和其歌！故此間之國，皆指國都。
㈢：1、管叔及其羣弟，至少在其始，無力在全邦散布流言。2、其散布流言之主要目的，在於使當政者知道，從而挑撥其與周公之關係，其最佳地點自然是“國”中。而不必在全邦造輿論。
同篇（《金縢》）文字，緊接下來，卽有：“邦人大恐”四字，篇末亦有“二公命邦人”字様。惜乎黃懷信先生讀書未熟。
此邦亦彼邦，此處不諱，前何須諱！且先秦文獻，由漢及今，邦字所在多有，別書別篇不改，此書此篇漢儒何必改？
不僅先秦文獻，即如漢人著述，亦常用邦字，如《史記•樂書第二》：子夏答曰中引詩有“王此大邦，克順克俾。”《律書第三》有：“兼列邦土”，《天官書第五》有：“亦領州列邦”。等等。或有諱者，如《仲尼弟子列傳》有“鄭國字子徒”，而《家語》則稱鄭邦。《索隱》謂“（《史記》）蓋避高祖諱而改。”但《弟子列傳》中亦有“邦巽字子歛”而不諱者。古本《家語》魏晉間已逸，今本乃魏王肅輯錄而成，未必沒有王肅誤書或擅改之處。司馬遷處漢武嗜殺之世，以刑余之身，數書“邦”字於《史記》之中，此無忌彼亦無忌，遷既不諱，其他漢儒何須諱？《漢書》用邦字凡二十餘處。《六經》中邦字多有，從漢及今，歷歷在目，何曾改邦為國？
漢人不僅不諱邦，西漢諸帝之名亦不諱，以《史記》為例，盈、桓、啟、徹皆不諱。
“清華簡”改國為邦，才是後人妄度漢人心事，以證其高古，結果弄巧成拙，偽作醜行，不打自招。
㈣是否《簡•金縢》行文偶誤，黃教授亦偶失詮？答曰：非也！
下愚讀清華簡《皇門》、《祭公》，本想學而後寫心得，豈料讀其《說明》，《皇門》有：“簡本為戰國寫本，但所用語詞多與《尚書》中的《周書》諸篇及周初金文相似，如謙稱周為‘小邦’（今本避漢高祖諱作‘小國’）等皆為周初慣用語，知其所本當為西周文獻。”
《簡•祭公》說明亦有：“本篇是今傳世《逸周書》所收《祭公》的祖本”。“至於今本中將邦字除去，或改寫為國字，顯然是避高祖諱的結果”。下愚讀其《說明》至此，興味索然，不知此仍否黃懷信教授大手筆。其乖剌則與黃教授同！由是知此非書簡者偶誤，而是漢後人著意而為。
㈤即逸周《書》亦“邦”字數見，如：
《商誓解第四十三》：
“爾邦冢君，無敢其有不告見於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邦冢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
“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命’！”
“斯小國於有命不易！”
“其有何國。”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按：黃校作拜國，盧文弨校作邦。“拜國”義不可曉，故從盧）。
《（逸）周書序》：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此節所錄，皆出自黃懷信教授等所著之《逸周書彙校集註》。
從上所列，見今本《逸周書》中，邦字多有。《皇門》、《祭公》之“邦”，亦他篇之邦？
他篇漢儒不諱，《皇門》、《祭公》何須諱？《商誓解第四十三》“邦”、“國”同篇，《職方解第六十二》邦國同句，漢儒何諱之有？何改之有？故知其所本非“西周文獻”，實乃“當代文獻”者！豈非黃教授之《逸周書彙校集註》摑了“清華簡”《皇門》、《祭公》篇說明者一記耳光！
六、《書•金滕》；“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諸史者眾史官也。百執事者百官也。《國語•吳語》：“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韋昭註引賈逵曰：“百執事，百官。”成王不知其情，故問諸史及百執事。
“清華簡”《金縢》述及此節時為“王問執事人”。執事者，參與其事之人也，與前：“（周公）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相呼應。此說雖簡，必須有一前提，即王已知參與其事者為誰，如此，則成王早知其事，早知周公之心，何須天地有如此大之動靜才使成王知周公之冤？
黃懷信先生在校讀《簡•金縢》後稱：“總上可知，簡書《金縢》較今本晚出，可能是在其流傳或抄寫之時對原作進行了節略、壓縮與改寫。”可見黃先生是校讀清華簡中少數明白人之一，晚到何時，黃先生未曾詳究。然從《金縢》、《皇門》、《祭公》等度漢人心事，改“國”為“邦”看，此簡之作，不會早於漢代。
清華簡處處將其所錄簡文包裝成傳自西周之“祖本”，實則楚地在戰國時期，不可能有西周古文獻。關乎此，有機會再說。
此篇簡文改《書》“敷佑四方”為“溥有四方”， 盂鼎最遲當於犬戎攻破西周鎬京時入土，於清道光間始出土，漢人不及見。即戰國人也不及見，故其文乃受周秉鈞《尚書易解》影響，故清華簡之炮制，不會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
郭店楚簡、及包山楚簡之出土，使炮製清華簡者既有了文字參照系，也有了物質基礎。其用????作仁、用????作遲等，也有了“依據”。
由此推之，其炮製期，不會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
其他差别不一一細述，有興趣網友，可讀黃懷信先生相關大作。

為便比較，將兩篇《金滕》貼于下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翼日王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生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匱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诸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则大熟。

“清華簡”《金縢》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匮，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複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雕鴞》，王亦未逆公。是歲也，秋大熟，未獲。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弁，大夫[糹＋乘，以啓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布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衝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衝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複築之。歲大有年，秋則大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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