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多元文化政策和华裔妇女的生存与成长

[hepingdao]

多元文化政策和华裔妇女的生存与成长
徐丹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摘要：尽管华人移居加拿大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为数众多的华人妇女自由出入加拿大却始于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之后。同那些移居加拿大的华人男子相比，华裔妇女在这个国家里受到的歧视和经历的挫折似乎更多一些。本文将结合史实，就华人妇女如何在加拿大谋求生存与发展这一主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生存期：从1885年到 1947年；认同期：从1947年到1980年；发展期：80年代以后。
关键词：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华裔妇女；歧视；生存；认同；发展
Multiculturalism and Canadian Chinese Wome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XU D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more than 100 years since Chinese people immigrated to Canada, Chinese women entered Canada in force happened only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ism. Compared with those Chinese men who came to Canada, the Chinese women seemed to have suffered more prejudice and experienced more hardship. The following thesis will express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survival period, from 1885 to 1947; approval period, from 1947 to 1980 and development period, after 80s about how Chinese women have been pursu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Canada based on historic informatio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Chinese Canadian women；prejudice；survival；；approval ；development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数量很少，他们却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加拿大过去带有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和专门针对华人的歧视行为的压迫下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在加拿大的近百万华人移民人口约占全加总人口的3%，成为加拿大多元化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汉语也成为仅次于英语、法语的最通行的语种。与此同时，在这支移民大军中，曾经鲜为人知的华裔妇女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她们在异乡的贡献也逐渐为世人所瞩目。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拟结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把华裔妇女在一百多年里赴加的经历分成三个阶段来研究，即：早期求生存，中期谋认同，目前图发展。早期求生存阶段包括自由移民期、征税限制期和移民禁止期，也就是从1858年开始直到1947年“排华法案”终止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华人妇女被迫在国内留守或在异乡漂泊的生存历史。中期谋认同阶段指从 1947年“排华法案”结束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由于华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加拿大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华裔妇女们终于获准以家眷或亲属的身份进入加拿大，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时期。目前图发展阶段指自80年代以后，随着华裔妇女移民数量的增加，她们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受到东道国的重视，并向着更美好的前程迈进。
一、早期求生存（1858年至1947年）
一提到旅居加拿大的早期华人移民，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淘金大军涌入加拿大的华人或者修建横跨全加的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在当时，这些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来到加拿大的成千上万的华人几乎清一色全是男人，即使是已婚的男子，也很少有人把家眷带到加拿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如此广袤的移民国家里看不到华人妇女勤劳的身影？究其原因，早期加拿大寻求建立的是一个以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它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时最初的移民模式是为了向大西部扩张并提供可靠的劳动力。所以早期的华人基本上是被东道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毕后，许多华人劳工因为得不到回国的路费被迫留了下来，此举遭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加拿大政府迫于国内此起彼伏的排华浪潮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政策阻止华人移民尤其是华人妇女的入境。先是实行重税限制，从1896年开始向华人收取50加元人头税， 1901年升为100加元，1904年达到500加元，在当时相当华工一年的工资[1]。如此一来，华工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更别提把妻子或儿女接到加拿大了。华人社区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例如，1902年温哥华华人的男女比例为2053：27；1911年全加拿大的华人社群中，男女比例约为 2790：100；1921年为1533：100；1931年为1241：100；1941年为785：100；1951年为374：100[2]。由于家庭得不到团聚，唐人街成了不断老化的成年男子社会。
贫苦的华人男子纷纷奔赴异国后，女人们被迫留在了家乡。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丈夫出国前不久才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对自己的丈夫所知甚少，也不知道他们几时才能回家。其实更多的情况是，许多男人或因贫病或因死亡而根本无法返回家园。虽然远赴海外的男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们只需为家人寄来足够糊口的钱就可以了，而妇女们则不仅要在农田里辛勤耕作，还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些妇女们普遍具有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她们谈论丈夫家庭的各种不幸，却从不提及她们自己的不幸[3]。
据史料记载，首位华裔妇女涉足加拿大国土是在1860年，她是“李黄家族公司”（Kwong Lee Company）老板的妻子，随丈夫一起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4]。但是，即使那些在这一时期有幸随丈夫抵达加拿大的寥寥可数的华人妇女也并非过上了她们梦想的生活。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妇女多为洗衣店主、中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农夫、厨师以及劳工的妻子，时常面临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当地白人的歧视与敌意，日日处于惊恐不安之中。除了繁重的家务事外，生活在乡间的华裔妇女还要管理菜园、贮存蔬菜与水果、喂养家畜、下地种田；而居住于城镇的华裔妇女则要帮助丈夫管理洗衣店、餐馆与杂物店等，日夜操劳却只有微薄的收入。惧于当时加拿大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排华活动，这些早期移民妇女的活动天地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域——唐人街的陋室中[5]。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位优秀的华裔女作家伊迪斯·伊顿（Edith Eaton）。伊迪斯出生于1865年，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华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一家便迁居蒙特利尔。伊迪斯的母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华人妇女之一。虽然伊迪斯的外表象白种人，但是她却始终在作品中捍卫华人移民的利益。1896年她在蒙特利尔报纸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加拿大白人关于华人移民都是传播疾病的赌徒的谬论。她还多次撰写文章描绘华人移民在北美所面临的困难，她的文章给中国和中国人在美洲树立了新形象。因为伊迪斯的中文名字叫“水仙花”，所以华人移民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蒙特利尔之花”[6]。
为了进一步将华人拒之门外，加拿大政府于1923年颁布了《华人移民法案》，或更准确一点说是“排华法案”。该法案几乎断绝了新的华人移民，一直延续到1947年。它对加拿大华人界的打击是巨大的，同时也掀开了加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7]。为了更严格限制华人入境，加拿大政府在1930年9月30日规定，只有已经取得加拿大国籍的华人才有资格申请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子女来加。次年 6月17日又规定，所有想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必须先由中国政府批准脱离中国籍，并在加拿大华侨报纸登载声明方有资格申请。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对华侨采取双重国籍的政策，且政局动荡不安，对要求脱离国籍的申请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这两项法令实际上堵死了华人入籍及其家属来加团聚的大门[8]。据统计，在随后的24年间，仅有44个华人移民入加。1931年在加拿大的46，519名华人中，女性只有3648人，男女性别比为12.8：1。这期间在加拿大的华人妇女主要是商人的妻子或者妓女[9]。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加拿大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歧视。Davis和Crauter在 1971年研究了加拿大6个“明显少数民族”（Visible Minorities）的现状——华人、印地安人、因纽特人、黑人、道克人和哈特人，从选举权、就业、移民、收入等几个重要方面比较了6个群体所受的歧视。结果发现，6个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方面遭受过严重的歧视，这些歧视通常长达数十年。而其中华人所受的限制最多[10]。加拿大政府严格限制华人妇女入境除了造成华人移民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外，还极大地改变了华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已婚的华人男女来说，婚姻生活是短暂的。加拿大的海外移民社会成了男性单身汉的社会；而在国内，有亲人移民国外的村落则变成了几乎没有男性的社会。由于得不到家人的关怀，又时刻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许多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男子只能从赌博、吸食鸦片和嫖妓中寻求刺激和安慰，许多人因此染病身亡，而他们的妻子却还在家乡翘首以待，盼望有朝一日去加拿大同丈夫团聚。
二、谋求合法地位（1947年至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尤其是华裔妇女的命运出现了重要转机。加拿大政府于1947年终止了《排华法案》，准许那些成为本国公民的华人接妻子及18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入境。此后，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在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人口数量、职业分配和流动性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华人妇女的身份和地位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加拿大政府于1952又重新修订了移民政策，允许那些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华人移民携配偶、21岁以下未婚子女、65岁以上的父亲和60岁以上的母亲入境。这一期间来到加拿大的许多人是妇女和儿童。1955年，华人男子获准为自己的未婚妻作保证人使她们来到加拿大结婚。在1945年到1963年间进入加拿大的超过30%的华人妇女是由他们的丈夫或未婚夫做担保人的。配偶、孩子和父母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打算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华人社群的男女比例开始出现均衡的趋势，由1906年至1924年的3578：100下降到1947年至1962年以及1968年至 1976年的98：100[11]。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外国出生的华人妇女开始稍微超过了华人男子数量（53%：47%）。不过，华人性别比例的最终平衡是在1976年至1981年才实现的[12]。
与此同时，华人职业构成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现在能自由地进入普遍的就业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开华人餐馆或洗衣店谋生了。越来越多的华裔妇女也加入就业者的行列。但是对于那些漂洋过海从中国的沿海农村来到丈夫身边，已经步入老年的妇女们来说，她们的就业机会并不多，由于既没有技术又不懂英语或法语，并且对加拿大文化怀有抵触和胆怯心理，不愿意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多数人还是选择到华人餐馆里刷洗餐具或到食品加工厂干体力活的低报酬工作，直到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为止。这些妇女毕生勤劳，把一生都献给了丈夫和孩子，这也许造成了一种在精神上吃苦耐劳的意识，这种意识反过来，也许使她们从生活风暴和压力中受到的打击得以缓冲[13]。而那些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妇女则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因而有机会进入职业妇女圈，一些杰出的第二代华裔妇女更成为作家、律师和学者。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70年代末，华裔妇女在加拿大逐渐获得合法地位主要归功于下面几个因素。
1、华人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贡献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但是它的爆发却给加拿大华人移民提供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早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满怀爱国之情的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就纷纷采取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许多加拿大人把华人对故国的深情看成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加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大作为同盟国成员被迫参战。加拿大各个地区的华人抗日救国活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他们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也在居住国加拿大的太平洋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认购“加拿大胜利债券”共达1000万加元[14]。尽管加拿大在二战初期因为害怕华人取得公民权，拒绝应召华裔青年入伍。但华人移民以德报怨，仍想尽办法自愿从军, 先后有500多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后他们的英名被镌刻在温哥华中山公园中山门的墙上，受到全加拿大人的敬仰与爱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9月，当加拿大女子军团（The Canadian Women's Army Corps）开始招收志愿军后，华裔女青年也踊跃报名，其中6人光荣入伍。她们在战场上和加拿大同胞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成为当时华人女性的表率 [15]。华裔士兵的英勇行为不仅是对加拿大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促使加拿大主流社会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对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的痛恨使加拿大人认识到“优等民族”观念的错误和反对种族主义行为的必要。加拿大移民法中和选举权上对少数民族的限制开始受到正义的人们的批评，这种趋势推动了反种族歧视，争取基本人权和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此同时，加拿大在1944年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948年又签署了国际人权宣言，国内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开始受到审查。加拿大各地的华人组织也纷纷采取行动，呼吁制定新法律，允许在华配偶和子女来加居住。由于亚裔的游说和越来越多的白人公众的同情，联邦政府在 1947年废止了排华法案并给予华裔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当时参战的华裔军人就成为历史上第一批拿到公民身份的华裔。这样，截止到1947年，全体加拿大华人，甚至包括居住在排华最厉害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成了完全的加拿大公民，几乎享有其他加拿大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16]。
2、少数民族的斗争与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
加拿大是个多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逐渐增长，由于各群体要改善或加强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利益，政治家们要吸引和得到新群体的支持，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随着参政的少数民族议员或官员不断增加，各民族的政治融合在渐渐发生。面对新的国情，加拿大保守党改变了自我的定义，不再是盎格鲁民族主义的党，开始和自由党激烈争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支持。民族政治从加拿大政治生活的边缘转变成了主流，少数民族组织和领袖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随着参政意识的逐渐成熟，华人移民越来越感到参与地方及全国性选举的重要性。在1957年的联邦大选中，通过其本人的努力及许多华人的支持，道格拉斯·郑（Douglas Jung；中文名郑天华）作为温哥华地区保守党代表，成功地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国会议员[17]。
加拿大在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方面曾经经历了同化论、熔炉论和多元文化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是加拿大社会在移民和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过度期。虽然在 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三次移民潮到来时，战前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但是由于知识进步、人口变化及其它社会原因，多元文化思想在战后越来越得到社会承认，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加拿大政府顺应时代的发展，于1967年9月公布了新移民法。新法实行“评分制度”，规定申请入境的移民不论其种族或国籍，均从申请人的教育与训练、个人特质、职业需要、年龄、在加有无职业安排、英文法文程度、有无亲属在加、移民目的地的就业机会等9个方面逐项计分，总分为100分，各项相加为50分以上的，有可能获准移民加拿大。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华人第一次取得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移民的同等待遇，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受歧视的历史，开始了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平等时期。其后不久，加拿大特鲁多总统在1971年10月正式宣布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该政策规定：1）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将对那些愿意和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为加拿大做出贡献，而又明显需要帮助的弱小民族进行帮助；2）政府将帮助所有文化集团人员克服文化障碍，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3）政府将在促进国家团结的前提下，促进加拿大各文化团体之间创造性的接触和交流；4）政府将继续帮助移民学习加拿大的一种官方语言，以便全面进入加拿大社会[18]。多元文化政策出台后，华人移民的数量开始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而华裔妇女也逐渐改变了她们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
3、中加两国关系的改善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尽管新时期华人命运的转机和地位的提高出于多种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海外华人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和自己祖国实力的增强休戚相关。在20世纪30和40 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加两国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若干有利于加拿大华人争取废除“排华法案”的因素。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1943年，中加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加合作扩展到经贸、文化乃至军事领域。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美国也取消了 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这样就使加拿大政府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在联邦会议中表示，加拿大对中国移民的政策是一个“错误”，需要加以纠正[19]。1947年5月1日，加拿大政府正式废除了1923年《华人移民条例》，从这时到1967年的20年间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解禁放宽时期，加拿大不再有专门对付华裔移民的立法，但华人移民和加拿大的欧美移民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受的限制比较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战争和贫困折磨的中国人当家做了主人，开始了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从此，年轻的共和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使得海外华人深感自豪。加拿大政府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于1970年同中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和马尔罗尼先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加两国的频繁交往大大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应该说，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加拿大和中国一个是年轻新秀，一个是文明古国，两国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还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中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加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两国间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加拿大政府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华人移民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并开始重视华人移民对本国建设所做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同整个华人妇女在加拿大寻求生存的百年经历相比较，二战后赴加的妇女们谋求合法地位的进程历时较短，但这却是加拿大华裔妇女在移民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她们追求平等、寻求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三、发展与贡献（80年代以后）
自80 年代开始，大多数华人，包括女性移民，不再是被迫迁居加拿大，而是被它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所吸引。这期间入境的华人妇女以及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女子，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同过去的老移民有了很大区别。她们的职业取向也不再沿袭老一辈华人妇女的模式，从事高知识、高技术和高级管理的华人妇女的人数开始增多，收入也相应增加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及工业关系中心教授瑞兹曾于2000年就移民的收入问题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华人女性移民的收入不仅居各族裔之冠，也超过华人男性。一般情况下，华人女性来加拿大5年之后，收入比例就开始接近加拿大本地人；来加拿大定居10年之后，收入比例可以达到甚至略为超过本地人；在加拿大20年以上的女性移民收入是本地人的1.4倍。华人女性移民的这种发展收入情况唯有白人男性移民可与之相比 [20]。
加拿大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平等的民族政策给华人妇女们充分施展自身才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她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活跃在加拿大政坛上的华裔女性。华裔女性最早参政可能要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7年，“安大略省华人妇女协会”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Ontario）会长Jean Lumb作为加拿大华人代表团中的唯一女性，前往渥太华接受加拿大新任总理约翰·代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的会见。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Jean Lumb还作为“多伦多拯救唐人街委员会”（Save Chinatown Committee of Toronto）的主席，领导多伦多的华人成功地争取到了唐人街的合法地位。1976年，Jean Lumb成为首位获得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的提名者，并于次年荣获维多利亚“女王执政25周年纪念日勋章”（Queen’s Jubilee Medal）。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Susan Eng在1991年至1995年任“多伦多首府警察部门董事会”（Metropolitan Toronto Police Services Board）主席，负责管理6000名警员[21]。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广大华人选民及其他选民的支持下，从1990年至1998年,共有26位华人当选为三级议会议员，女性占了4位。其中，梁陈明任担任自由党西北区党团主席，成为第一位进入加拿大国会的华裔女性，而关惠贞则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市政厅厅长 [22]。最使华人感到自豪的是，维多利亚女皇于1999年任命加籍华人伍冰枝女士（Adrienne Clarkson）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华人总督，也是第二位女总督和第一位非白人的总督。伍冰枝的就职，在华裔社团中引起巨大反响。加拿大华人普遍认为，出现一名华人总督，尤其是女性华人总督对提升华人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伍冰枝女士是中国人的骄傲，为海外华人，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23]。
华裔妇女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令人钦佩。例如，在法律界，Margaret Gee早在1955年就成为首位被允许出席法庭的华裔女律师[24]；在体育方面，前世界滑冰冠军Susanna Yuen及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耿丽鹃一直在为培养加拿大年轻一代的运动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文学方面，先后有数位华裔女性荣获加拿大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如李天（SKY Lee）凭借小说《正在消失的月亮咖啡馆》（Disappearing Moon Café）于1990年获此奖项。该小说被称为“一座里程碑”，为华裔加拿大作家打破沉默代码开辟了道路[25]。紧随其后，Evelyn Lau凭借诗集《恋母情结之梦》，Oedipal Dreams)，Denise Chong凭借家谱小说《姨太太的孩子》（The Concubine’s Children）也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26]。而另一位华裔女作家，即1969年移居加拿大并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叶嘉莹，则在1988年获得了加拿大皇家学会授予的院士头衔，成为皇家协会至今惟一的中国古典文学华裔院士[27]；在文艺方面，来自中国湖南省，现居加拿大温哥华，有着“魔术女王”之美誉的陈智玲在1997年世界魔术师大会奥林匹克大赛中成为首位取得世界冠军的华裔魔术师[28]；在商业方面，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现年42岁的钟彬娴是雅芳公司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CEO，入选美国商界前50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第10名，肩负着一个市值53亿美元的美容化妆品公司赋予她的开拓使命[29]。在加拿大社区建设方面，4名品学兼优﹑积极服务社区的华裔女青年于2001年获得了由加拿大安省省督韦斯顿夫人成立的“第一联系”青年义工计划奖[30]， 她们分别是康山的王颖聪﹑密西沙加市的田大衡﹑多伦多的戚莹芝和周维嘉[31] 。
　由于旅居加拿大的华裔移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为加拿大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肯定与嘉奖。据统计，在几十万华人中，从 1976年到1990年，已有19人荣获“加拿大勋章”，其中3人是华人妇女[32]。2001年12月31日，加拿大的华裔总督伍冰枝宣布了当年103 名获得加拿大勋章的得奖人，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东方哲学和宗教教授秦家懿女士。秦女士出生在上海，1978年定居在加拿大，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除学术上的成就外，秦家懿还积极参与华人社区和非政府机构的活动，她是人权、社会公正及和平的倡导者[33]。为了进一步促使海外华人妇女的地位和贡献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重。加拿大多元文化历史协会多次在国内及中国举办加拿大华裔妇女历史图片展览，这些照片展示了150年来华裔妇女在加拿大土地上辛勤耕耘，不断进取的经历。
四、华人妇女赴加的未来方向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长丹尼斯·科德尔于当地时间2002年6月11日批准了关于新移民法修正案的报告。修正后的法规于6月28日开始正式生效。科德尔部长说："本法规最好地反映了加拿大的现状并能迅速地对加拿大变化中的需求做出反应。加拿大移民项目现在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方面起作用"[34]。新法规主要涉及到了技术移民审核中的以下方面：其一，对于高学历及技工学历给了更高的分数；其二，语言评分比重加大了，尤其是会说英、法两种语言者可得高分，语言分数占到了总分数的24%；其三，工作经历满分定到了21分，但第一年的工作经历所占的比重最大，达15分；其四，年龄比以前更放宽了，最佳分数段上限达到了49岁；其五，总分设定100分，通过线为75分（2003年9月18日降为67 分）。这种调整无疑会导致两种趋势：移民加拿大的科研设计类(R&D)人员将来会以高学历者（博士或硕士）为主，而低学历者则多以技术员或技工为职业。这样就扭转了从前以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人员为主的申请趋势。根据这项新的移民法，那些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主要是提高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如学历、语言等，这无疑会给她们的移民申请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加拿大作为一个只有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她的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优秀移民去开拓，她也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确信，以史为鉴，加拿大必将谨记移民兴邦的道路，继续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缔造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强大的国家，而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华人男女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的现状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对于那些已经在加拿大定居的或者正想去定居的华人妇女来说，也许未来还会有艰辛和挫折，但是只要她们继续保持自立自强的奋斗原则，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庞利霞：“华埠——加拿大华人生活的一面镜子”，见《加拿大掠影》，2001年12月，第268页。
[2]同注释[1]。
[3]陈国贲：《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口述史》及1982年11月28日对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克拉克街（Clark Street）1099号蔡老太太的口述历史访谈。
[4]同注释[6]，第82页。
[5]http: //News. 163.com 新华网,2004年。
[6]Paul Yee：“Struggle and Hope——the Story of Chinese Canadians”，p.21.
[7]王昺：“加拿大对华人的结构歧视与华人现状”，载于《加拿大掠影》，1998年6月,第235页。
[8]谭圣安：“华人与加拿大”，《加拿大掠影》，1993年1月，第113页。
[9]李芹：“边缘文化——加拿大华人社会”，载于《加拿大掠影》，2001年2 月,第281页。
[10]同注释[7]，第240页。
[11]李胜生：《华人》，第92页，载于辛格·巴拉里和李胜生编《加拿大的种族压迫》，多伦多：格拉蒙德出版社，1985年，第81页—104页。
[12]陈国贲：《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13]同上书第252页。
[14]庞玉洁：“加拿大华人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加拿大掠影》，1999年2月，第246页。
[15] http: //salt water city.bc.ca/ccmwac1.htm.
[16] 王昺：《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17]同注释[16]，第61页。
[18] 阮西湖，王丽芝：《加拿大与加拿大人》，中国工人出版，1990年，第68页。
[19] 杨立文：“华裔移民对加拿大社会与文化的贡献”，见《加拿大掠影》，1998年5月，第252页。
[20] 根据加拿大王府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报道，网址为：http://edu.sina.com.cn 2000/08/17 。
[21]同注释[6]，第70至71页。
[22]朱建成：“加拿大华人参政的回顾与展望”，见《加拿大掠影》，2001年11月，第304-305页。
[23]同注释[16]，第385页。
[24]同注释[6]，第72页。
[25]刘捷：“华裔加拿大人的文学主题”，见《加拿大掠影》，2002年6月，第214页。
[26]同注释[6]，第80-81页。
[27]《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7日。
[28]http://www.chinanews.com.cn/hrsj.html。
[29]http://www.enorth.com.cn。
[30]这一奖项是安省省督韦斯顿夫人在1997年上任后，将个人的年薪96，000加元捐献出来，联同省内企业界﹑商界及金融界的赞

[迪拜]

华人在海外比较不容易,

不过,现在世界的文化越来越多元与开放

中国越来越强大,

华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William Zhou周道模]

感谢徐丹女士这篇心血之作，让我们对加华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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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灵魂的歌唱.
周道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