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

[巴九公]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一

何按：要证僞清華簡，《耆夜》爲最便捷之切入點，其要證明者不過一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西正是此句，自證其爲晚出之作。其他皆是毫無意義之拼凑。雖於證其主題無關，卻處處暴露其作僞之蹟。
此文較長，因分段貼於網上。

《耆夜》為“清華簡”釋讀出關於《武王戡黎》之文字，下愚曾參考過幾種版本，大體相同，今用其正式刊本，而將其原最接近正式刊本之釋讀列于後，以作参考。
正式公布之清华简《耆夜》释文：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飮飮至于文太室，畢公高爲客，召公保奭爲夾。周公叔旦爲主。辛公 （????）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呂尙父命爲司正，監飮酒。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飮，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旣飾，人服余不冑。????（原文[虘下又]）士奮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 [炏下又]（釋作燮）仇讎。嘉爵速飮，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 [目下賏]》：“ 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謀猷，裕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 [風乎]。旣醉又侑，明日勿稻。”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兹祝誦，萬壽亡疆。”周公秉爵未飮，蟋蟀????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矞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舒，歲矞云◻，◻◻◻◻，◻◻◻◻，◻◻◻◻◻◻，◻◻◻◻。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十之懼懼。”

下为网上搜到最接近“释文”者，以便参酌。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㱃（飲）至于文大（太）室。縪（畢）公高爲客，邵（召）公保睪（奭）爲夾，周公弔（叔）旦爲宔（主），辛公 （原作????[言泉]）甲爲立（位），????（作）策逸爲東尚（堂）之客，郘（吕）尚甫（父）命爲司政（正），監㱃（飲）酉（酒）。王夜爵酬縪（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夷（何按：夷今引原文為????，訓為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徂士奮刃，殹民之秀。方壯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飲，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謐精謀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周公（或）又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茲祝誦，萬壽無疆。”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忘。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舍（舒），歲聿云□。□□□□，□□□□，□□□□，【從冬】及夏。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一、“武王八年”示《耆夜》晚出
（一）“武王”二字示《耆夜》晚出

昔人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以《尙書》為例，記事者以《春秋》為例。此分過泥。《尙書》中有事，《春秋》中亦有言。但《尙書》言多，《春秋》事多，則是不爭之事實。《尙書》記先王、先聖、先賢之言，意在資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不刻意於其是今日說或明日說，故《尙書》非编年史，《尙書》为史官目擊，直錄其言其事，有類後世之實錄，以之存檔，故不以王繫年，王雖薨，亦不以王謚紀年，一則或謚未上，一則事王如生，不忍以謚稱王。整本《尙書》，無論今文古文，虞、夏、商《書》，因歷時邈遠，不系時；《周書》或有時之記錄，但絶無以王繫年者，更無以王謚繫年者。此爲周室檔案常例，亦爲《書》敍事常例。《耆夜》中，作策逸在塲，目擊其事，必書之以記，蟋蟀躍降於堂些須小事，亦記錄在册，足見為當事者卽錄，姬發尙與姬旦等正行飮至之禮，賦詩唱酬，王尙在世，何從得謚？作册者豈能用姬發死後之謚號繫年？以王謚繫年，乃春秋後事。此文不僅不按《尙書》、《逸周書》書法書寫，亦不按“清華簡”本身書法書寫。清華簡《保訓》開篇卽稱：“惟王五十年”，此文不按“清華簡”習慣書“惟王八年”，自有其特殊原因，那是唯恐人誤會王為文王，故爾開篇卽称“武王八年”，以收先聲奞人之效，引讀者入其彀中，正所謂欲密反疏，欲蓋彌彰！
清華簡主常稱其簡爲祖本，卽以“武王八年”四字，卽知其非當事者之實錄，非周室之檔案，且不按周室檔案之書法書寫，乃後世無知妄人之追述，其可稱祖本耶？卽使承认清華簡爲前230年之作，距西伯戡黎至少已有700年之遥，700年後所成之物，能稱祖本耶？直入滑稽列傳可也！

（二）武王在位及崩年考

关于武王在位之期及崩年，文獻多歧，有必要作一些考證，以正其說。
《逸周書•作洛解四十八》：“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黃懷信等《彙校集注》：“孔晁云：‘乃，謂乃後之歲’。”《黃校》乃訓仍，義為二。
乃為接續詞，不必旁訓，《爾雅•序疏》：“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乃歲卽下歲，次年；卽克殷之第二年。但此與《逸周書•明堂解五十五》：“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帝王世紀》“六年庚寅崩”相左。故丁宗洛稱“乃歲（孔）注言乃後之歲，承上句‘旣歸’而下，似次年便崩，故《史記》言克殷二年武王崩。然《明堂解》克紂六年崩,兩悖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緊接下來，《史記》又稱：“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未另起年，的是克殷後二年武王崩。《史記》所錄時間與《書•金縢》合。武王喪乃周大事，《金縢》未另起年，故是旣克商之二年。
《集解》引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作洛解》學界歷認其為西周之作，而《明堂解》為後人追述。故《作洛解》所言，可信度更高。但《明堂解》所說六年，亦自有由，誤在此六年不是武克殷後六年，而是武王在位之六年。卽是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此說似與一些陳說相冲突，實則絶可采信。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此九年為文王九年？武王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稱“（受命）後十年而崩”乃指其所歷年份，所謂舉其成數，當是文王九年。武王旣稱太子發，奉文王以伐，自然未卽王位，未改正朔，仍用文王紀年。《書•武成》亦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畢”說有二：①《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②《索隱》按：“‘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九年文王崩，當書葬於畢而非祭於畢。然其時並未葬文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至武王伐紂，未葬文王。葬文王，乃國大事，其時正在圖商緊要關頭，暫厝文王靈柩，一可集中精力圖商，再則，正好以文王名號伐商。
上祭於畢，則畢為天星。此處祭畢，非卽於當年興兵，而是祈神庇佑。九年文王新喪，武王當守制。
東觀兵之年，《史記》作九年；伐紂之年，《史記》作十一年，皆誤。《史記》之誤，容有别因，此不贅。《集解》引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則譙周所見《史記》與今通行《史記》有兩年之差。九年武王守制，至十一年，守制兩年（守制本當二十七個月，此舉成數，或處于非常時期，略作變通）東觀兵，十三年伐紂，時間正合，且與《書•泰誓》“惟十有三年”，《逸周書》之《大匡解第三十七》“惟是（十）有三祀”，《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大聚解第三十九》“維武王勝殷”，《世俘解第四十》“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皆敍述武王伐商事為十三祀，與《泰誓》合，與譙周說亦合。
《逸周書》之《柔武解第二十六》起，稱其年為“維（武）王元祀”，《大開武解第二十七》“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第二十八》“維王二祀一月”，《寶典解第二十九》“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寤儆解第三十一》“維四月朔，王告儆”。此四月當是三祀之四月。《武順解第三十二》、《武穆解第三十三》皆不記年月。至《和寤解第三十四》“王乃出圖周，至于鮮原”，若此十三祀為武王紀年，豈有從三祀至十三祀，十年之間，不記一年一事之理？
晉黃甫謐《帝王世紀》：“四年，起師於鰖水，甲子，至於牧野，乃作牧誓。”此四年，乃以武王系年，加文王九年，恰為十三年，與《書》、《逸周書》合。與《史記》之說差二年。但與譙周所見《史記》合。
《逸周書•度邑解四十四》：“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卽武王克商之年事。同篇有“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卽克商之年，武王身體已有不適之感，所謂靈期，卽夀期，死期，卽武王已感來日無多；並與叔旦謀傳位之事。《逸周書•武儆解第四十五》“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是年為武王崩年，克商已為十三祀，不可能武王崩年為十二祀，南宋高似孫《史略》二作一，卽十一祀，顯用武王系年。武王十一祀，距克商之年已八九年，卽《度邑解》與《武儆解》所述之事，已相距七八年，此不可能。極可能是仍用文王紀年，誤將二、四對調，卽“惟十有四祀二月”，卽克商後之年二月，王告夢。則與《書》、《史記》、《帝王世紀》合。
又文王崩於九年之暮春，武王九年繼位，及十四年春，在位已五六年。
又《竹書》以武王十二年克商，與《書》、《逸周書》、《史記》並違。武王崩年則作十七。《史略》為南宋人作，《竹書》，則為南宋後人所輯，皆不如前引諸作可信度高，故伐紂之年當為文王系年之十三祀。
武王崩年，《帝王世紀》作“十年冬，王崩於鎬，殯於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帝王世紀》接下來又有：“武王定位元年，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兩說不同，若定位爲伐商成功，則此說與《書》、《史記》之說不侔。且與前說《度邑解》、《武儆解》所說之事，時間相差亦有六年，於情理亦不合。徵之《紀年》，十二年伐紂，十七年崩，亦不合。故定位當是武王嗣位。如此則與《書》、《史記》、《逸周書》之說合。
武王崩時已九十三，照《竹書》之說，成王時方十二歲，豈有八十一歲始生子者？成王尙有諸弟，則武王八十二三猶在生子？此不大可能。周之制系父子相承，昔人壽短，若四十五十尙無子嗣，則被視作無後，以其繼統似不可能。周之傳承，如太王傳季歷而不傳太伯，因季歷有子昌，故周之傳位不必傳嫡長子有例在先。故發繼統時當有子嗣，卽使武王嗣位之年生成王，武王十三年克商後六年崩，成王已十九歲，或按《竹書》武王嗣位十七年崩，成王亦十七歲，何須周公攝政？《竹書》以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至成王七年，周公公復政於王，卽成王十八或十九歲卽親政，足以說明此點。
下愚曾引《楚辭•天問》句“載屍集戰，何所急！”“載屍集戰”與伯夷、叔齊諫詞“父死不葬”義同，豈有父死十三年不葬之理？“何所急”一問正說明父死不久卽興兵伐紂。
若武王在位十九年或十七年方崩，對於政令，應早有修齊，對於人事，當早有料理，對於管、蔡之徒，亦有所訓誨，其在克商之年，身体已有不適之感，對於頋命托孤，亦早已安排停當，姬旦亦當早預政事，大權已經在握，廣植人手。管、蔡流言，豈能左右朝堂？
另：從《詩經》《大雅》、《周頌》等詩看，提及文王者38處，提武王者僅9處。涉武王事者，一為遷鎬，二為伐商兼平南，尤以伐商為重，伐商後則不記一事。若武王在位近二十年，克商後六年崩，則必有更多建樹，詩人應當敘及。這從一側面說明武王在位時不長，伐商成功後不久即逝。
武王克商後二年崩，最有力的證據是《書•金縢》之說。《金縢》書：“（周）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緊接著書“武王既喪。”武王喪乃大事，《書》不另起年，仍系於旣克商二年下，不書“武王喪”而書“武王旣喪”，旣亦有不久義，《韓非子•內儲說下》：“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旣欲置公子職。”即用其義。
由此觀之，《書》及《逸周書》所載武王伐商之年，皆用文王紀年，武王從嗣位為西伯至其伐商成辟二年而崩，在位僅六年，何來武王八年之說？
於此足見《耆夜》之作，乃《春秋》後好事者所妄為，與《尙書》毫不相干！與《逸周書》等亦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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