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pingdao
Site Admin
注册时间: 2006-05-25
帖子: 8106
hepingdao北美枫文集 |
 发表于: 2012-05-20 10:41:53 发表主题: 毛泽东伪造的“四大地主”真面目 |
 |
|
毛泽东伪造的“四大地主”真面目
作者：闻道犬 2010-10-18 00:07:03 发表于：博客中国
敝人这一生可悲地活在毛泽东时代，现如今毛虽然死去三十余年，我心头的界定依然定为毛时代。因为我们実実在在依然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龌龊的阴霾仍然十分的厚重。时至今日，虽尚称耳目健朗，却是十分的闭塞，所见多为伪装的幻景，所闻也尽是虚假的矫述。恶意的造假，蓄意的编缀，虚假的宣传，使我们对历史的真像，事物的本来面目，往往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一头雾水，莫辨庐山真面目。
感谢互联网，二十世纪末上帝给我们送来这个奇妙无比的宝貝。近年来，我在网上搜索，搜索引擎告诉我一个真实的世界。与我六十余年从学校、从社会、从报刊、从电視学到的、了解到的大相迳庭，许多还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同一人事会有如此南辕北辙的反差，这归功于我们囯家无所不在又至尊至伟的宣传。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现如今又为了和谐，明明假丑恶的东东被宣传塑造为真善美的，真善美的东西又被宣传丑化为假丑悪的东西。在中国逻辑之下，什么都倒了个儿。人们的脑袋瓜都被灌水了，可悲也可憐地当了阿斗式的傻子，阿Q式的幸福者。
时至不久前，我的外孙上的幼儿园里，老师还在编排<<半夜鸡叫>>的小剧。五、六岁的小朋友，有的扮作周扒皮，钻到鸡窝里做公鸡叫，有的扮作长工，挥舞长棒、锄头，追打作恶的地主周扒皮。家长都要去观看捧孩子的场。看到虚假的东西仍在一代又一代地毒害着幼小的心灵，我感到十分的无奈与悲哀。
邻里老年朋友自发组织的大家唱歌咏团里，上半年也曾排演<<白毛女>>的歌剧。又枪毙了一回黄世仁，又一次把人变成鬼。这真是悲情时代的怪现状。
还原洗白的脑袋，恢复失真的记忆，需要复明的清醒者长久的拂拭，艰难的努力。启蒙者取执着与坚守，任重道远。
这里，我先将自己了解到的毛时代伪造的四大地主的真像转述给大家，以期给至今仍然蒙敝着的不清醒的人们拍上善意的、期待着的一掌。这是揭露毛泽东欺骗、恐怖高压、迫害、宰杀民众滔天大罪中的一小节，不过，篇幅可能也略歉冗长了一点。我复览全文，无从删节。只好请大家耐心读完。我以为不彻底铲除毛泽东的一切罪孽，把他扫进垃圾堆，中囯不可能有寸进。明年，我们就将迎来辛亥首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封建统治，废除了跪拜。可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百姓，为了一点自己应得的蝇头活命小利，纷纷跪倒在各级政府的豪华衙前。残酷的事实，不言而喻地警示国人：一百年已矣，中国是不进反退矣！满清后期，民间办的报纸凡四百余份，現在民众有苦，有诉求，到哪里去哭诉？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我呼吁每个醒悟而又肯担负一点的国人都立即站起来，为这个坎坷多艰的国度、为这么多伤情可悯的国人呼喊几声，拍上几掌，甚致踢上一腳。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象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可是，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下面我们一一来层层剝笋，弄清“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
首先，来看真实的黄世仁和白毛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延安时期，由“鲁艺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可以称作解放区的文艺标志物。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夕，《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几乎倾巢而出，观看首场的演出。毛泽东来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进入自己的座位。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于是人心大快。人心大快的观众于是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蛊惑人心，对历史进程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虚假矫情宣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白毛女》肯定是当之无愧地首屈一指了。
由周扬、贺敬之等揣摩毛泽东圣意编排的《白毛女》成功的挑起了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为血腥镇压地主，抢夺地主的田地财产的土改运动制造了舆论和借口。
但是现在经过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的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黄世仁和杨白劳以及喜儿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叫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勤勉的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运全留下的105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五个儿子。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救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黄世仁虽有一妻七妾，并没有强枪民女。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兄弟），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去世。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才发现当家的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不幸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中落。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染上恶习、好吃懒做的杨白劳。
大春是个贫苦农民，是个不思上进的小痞子，无赖，也就是被毛泽东看作是革命基本力量之一部分的流氓无产者。
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延安时期编造的《白毛女》中，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了无赖生活。
而事实是：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如此倾囊相助，足见黄世仁並非为富不仁，而是十分仁义地顾恋亲情）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了喜儿。
看看《白毛女》创造者杨润身自己的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的记的，当年他父亲是拚死拚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过去的社会道德理念，穷人在除夕到来之前，还清债息，才可以安度新年。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违当时的社会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增加了观众对黄世仁的仇恨。
於是，根据上级制造仇恨的需要，编剧们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再给黄世仁编加了强奸喜儿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剧情，将黄世仁在名声上颠覆至万刼不复的地步。於是，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成功挑逗起来了，毛泽东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在全国掀起土改运动，杀地主，没収地主的田地，霸占地主的财产房屋。
四川的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特大贡献的开明士绅。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爲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麽？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彩中学。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爲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彩中学的教训中刘文彩明确规定,校産是学校的校産,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进行调解,因爲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为什麽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因为采访的对象中即有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岜地区的政府官员。
《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援反动武装，与海南岛的游击队爲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落得了个可耻的下场。
据海南视窗报道，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４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不仅熟悉张鸿猷，还见过张鸿猷的母亲。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相通。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在此书中这麽述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脍炙人口的周扒皮，人人都记得是《半夜鸡叫》中的那个恶霸地主。他爲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亊，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此成名的作家高玉宝，最近被揭露出来其自传体小说并不真实，不过是毛夺取江山之初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宣传，其中的“半夜鸡叫”的情节完全是子虚乌有。
高玉宝凭空想象塑造出的这个恶霸地主“周扒皮”，原型为周春富，辽宁省复县(现瓦房店市)闫店乡黄店村人。1947年12月底，当时正逢土改，他被当成“阶级敌人”而被活活打死。
1947年出生于黄店屯附近黄堡屯的大连人赵桂春，反思以前的事说：“在暴力面前没有人道，在鲜血面前谁不恐惧？”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老百姓心中是有杆秤的。
一句简单朴素的话语明证所谓的“周扒皮”原本不是坏人。而这个虚构的虛假的“周扒皮”的绰号，以及神话式的“半夜鸡叫”的荒唐故事，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署了他的名字。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上边指示，不能署荒草的名字，而只能署高玉宝的名字，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级干部。
文革后期，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以“工农兵”代表的身份给记者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
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复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周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署了我个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辽宁部队农村部记者，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记者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记者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人们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记者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有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长猫眼睛了吗？夜里上工，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周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周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都没有。”
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现在，把事情的真像披露出来，让人们了解过去，吸取教训。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半夜鸡不叫》，已于2009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孟令骞，正是“周扒皮”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以艰辛的求证和罕见的勇气，于国内第一个向世人还原“半夜鸡叫”背后的所有真像。首次完整准确地还原了周扒皮的真实历史形象。这本书是一本口述家史，通过还原历史，使影响了整整两代人的“半夜鸡叫”故事终于显露出真相，周春富为人厚道的一面也被还原。大家可以搜来仔细看看，也好把我们脑子里的陈腐谎言挖出來丢掉，不要继续毒害后代。
事实上，周春富原本是个本分的农民，为人厚道，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省吃俭用，积攒下约有240亩土地的家业。文革中，村干部让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上台讲他剥削长工的问题。谁知，孔兆明讲着讲着，不由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东家开春把总的打算交待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做工的人对东家怀恨，对着干的话，做工的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半夜鸡叫”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下力干活的长工。
北洋和民国时代，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财主大多以慈悲爲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看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还敢还会去得罪帮自己做事，与自家生计、收成休戚相关的长工？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资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爲“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爲“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 “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当然，象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也有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爲地主。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爲“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爲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爲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産，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爲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乡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爲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大量地方事务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腥耸安窕鹧娓摺钡木置妫拍苣技酱罅孔式穑拍馨旌玫胤绞乱怠Ｄ鞘焙颍畈欢嗨械南绱澹加械赂咄亍⒐媸乱敌那康牡刂鳎肪枳省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回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回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因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産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産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爲他要对自己的财産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