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巴九公]

《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书经》或者《尙书》，是六经之一，为儒学重要典籍。秦始皇34年戊子（前213），下令焚书，先秦典籍，多化灰蝶。其中对《诗》《书》处置最为苛酷。秦亡后，百家典籍相继复出，唯《尙书》面世最晚，曲折最多，“命运”最为坎坷。晋东迁，有所谓《古文尙书》亡佚之事，复有梅赜（颐）献《书》之举；至南宋，吴棫、朱熹始疑其伪，元之吴澄、明之梅鷟继称其伪，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魏王肃之手，近世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伪造，《古文尙书》为伪书，几成定谳。近年众多学人力攻“伪”说，余亦以为“伪”说大谬不然。　
　　史称秦博士济南人伏胜（字子贱），于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屋壁中，入汉后，搜求遗书，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书教于齐鲁间。至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在位）时，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学。伏生此时已九十余岁，目盲手颤，口音含混，《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说伏生其时“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只能由其女通传口授。
其所著录，乃用汉隶写成，是为今文《尚书》；后存二十八篇，复得《泰誓》，又为二十九篇。
　　伏生壁书，为古文？今文？当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灭⿑，统一全国。此年始，秦王政始称始皇帝，伏生当于此年或稍后入秦，无论秦有无《尚书》，或用何种文字写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东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写成之《书》，他只熟悉这种文字，即使入秦后从头学习秦文，也必带古文《书》，以便参照学习。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书，坑杀四百余诸生于咸阳，伏生当于是年逃回济南，此时焚书令已颁，挟书之律当已执行，带大量竹简逃回济南，一不方便，二冒风险，可以认为伏生未㩗带今文（小篆或秦隶）《书》回济南，其藏入壁者，当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书》。
晁错颖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大概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以其意属读而已”。“以其意属读”说明其所读当是东土文字，若为秦文隶、篆，晁错等直录伏生《书》可也，至少不会读也读不下去，所谓意，或者文意，或者会伏女口语之意。这样录出之文质量不会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学官。故伏生所传《书》与孔壁所出《书》，孔安国所献《书》均为东土虫书本，伏生齐人，齐鲁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国所献本应是同一版本《尚书》，晁错用今文书写，故称今文《书》。
　　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扩建宫室，在夹壁中发现多种典籍，《尙书》在其中，全用东土文字写成，是为《古文尙书》。
　　从伏生学尚书者，还有汉之名人孔安国。安国为孔子后裔，以治《尙书》为汉武帝博士，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汉书•艺文志》载其献《古文尙书》事。
孔安国所献之《书》，或非孔壁原件，其内容则与孔壁出者一致。许慎《说文解字》祡字条：“祡：烧柴尞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古文祡，从隋省。”段注：“许自序称《书》孔氏，知《古文尙书》作祡，不从木作柴也。”《书》孔氏即孔安国所献《古文尙书》。段注又谓：“既称《古文尙书》作祡矣，何以言壁中作????也？凡汉人云《古文尙书》，犹言古本《尙书》，以别于夏侯（胜，其子建）、欧阳（高）《尙书》。如祡字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即小篆祡字，改从小篆作祡是。”“孔氏《古文尚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
　　有三㸃值得注意，一、许慎称《书》孔氏，则至迟在东汉许慎时，孔献古文《尙书》已经流行。二、“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为小篆祡字。”即孔安国能读蝌蚪古文，并以今文（汉隶）读，“翻写”了古文《尙书》，同时否定了“壁书”文字无人能识的说法。三、“孔氏古文《尙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段之说法很正确，壁书出世后，后儒必定用今文抄写，以广流传，因其原为蝌蚪文书写，故仍称《古文尙书》，后人言今、古，指其版本，非言字体。
　　后世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亦指所研究经文之版本，不在于一用隶书，一用虫书书写。
从东汉许慎引用《古文尙书》字例看，以今文抄写之古《书》一定在学者中广为流传，后人（直至魏晋）所说之《尙书》或《古文尙书》，皆指用今文书写之壁书，或孔安国所献之书，因为壁书中既然包含今《书》中之所有篇目，且从无人指出古《书》中之今《书》篇目，与今《书》中文字上有何重大差异，文字确有差异，下面将会看到。前已论证，伏《书》与孔《书》均来自同一版本。东汉古文经学兴盛，无必要仍分今、古，至少古文经学家所称之《尙书》，就是古本尙书。
　　东汉灵帝熹平四(176)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主持其事，由蔡邕书丹，刻《六经》文字于石碑，立洛阳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因其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刻，故称三体石经。所刻之《书》当是古《书》，史称《尙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里，而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佚。此段记载可作这様觧读，一、古文《尙书》为经文主体。二、将欧阳与夏侯《书》差异处刻于校记，这种差异或与当年晁错抄写《尚书》以意属读有关。三、从“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看，所刻当是古文《尙书》，伏《书》不再单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书之源头问题，除伏生书，即晁错所录书，数传至欧阳等，看不到别的源头。
　　史称碑初立之时，观瞻者，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摩写者必写《尙书》，据此推断，从熹平石经抄录古文《书》者，不下数千家，此数千古文《尙书》，必定流传民间。
曹魏齐王芳正始中，邯郸淳用古文、小篆、汉隶刻写经文，立于汉碑西，中有《尙书》，亦称三体石经；石经所刻古文一体，是用东汉末人们想象的蝌蚪文写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却反映了由汉及魏古文《尙书》面貌，熹平石经尙在，不过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经，也许正是熹平石经犹有不足，例如，或许新刻《尚书》古文一体，将熹平石经欧阳、夏侯二书与古文经差异处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完全一样，实在没有必要再立，至少无必要在熹平石经之西侧更立正始石经。虽然三国分立，正始石经不及熹平石经传播广远，但在魏及后继晋境内，仍会广为流传。除两通石经，两汉以来，读、传、习、注古文《尙书》者不少，特别东汉以来，如卫宏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书》，并着有《尙书训旨》。贾逵习《古文尙书》，史称其一生所著经传训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许慎从贾逵受古学，其主要著述《说文觧字》包含古文《书》中许多资料，足见许深黯古文《书》。马融注《尙书》等典籍十余种。蔡邕等着《五经》传记，自着《尙书章句》等，虽未明说其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学，已有定本，何须再注？其《尙书章句》当是古文《书》章句。郑玄从张恭祖学《古文尙书》，从马融学古文经，遭党锢之祸，闭门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釆今文经学，遍注包括《尙书》在内之羣经，王肃注《尙书》等。这些著述，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去。
　　到此为止，虽然古文《尙书》面世以来，最初因大多数人不识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蛊事未立学官，因王莽末天下大亂弃置不问，东汉末终算走出低谷，成为显学。
　　学界习称：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乱亡佚。东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亦作頣）奏献汉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尙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颖达作疏，即今《十三经》中之《书经》。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为伪作，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于魏王肃之手，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为伪造。
　　又有人以为“伪造”者为郑冲，《太平御覧》卷609引《尙书正义》：“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于私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梅赜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古文也。”还有人认为《尙书》经过两次伪作：一次为王肃，一次为郑冲。陈梦家先生在其《古文尙书作者考》中又认为是东晋孔安国着。
　　笔者以为：古文《尙书》亡佚不可信，伪造不可能。
　　一、亡佚不可信：“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便大不可信。前已指出，正始石经于魏齐王芳时立于太学，石经中包括古文《尙书》，曹芳在位，已是魏之中晚期，终西晋之世，熹平、正始两石经未被毁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通石经，百余年间朝夕立于斯，古《书》魏、晋时何曾只藏秘府？三国魏人王肃尙在为古文《书》作注，这些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包括前人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必大量留存民间，魏、晋间无挟书之禁，搜书之律，更无焚书之举，无论正史稗官，从未著录魏、晋有收缴古文《尙书》之事，且魏、晋收缴古《书》何为？既未收缴，亦未焚烧，何以只能秘府有之？“唯秘府有之”之论如何得出？作过全国暜查？民间古《书》都到哪里去了？永嘉之乱，晋氏东迁，秘府所藏书籍散失，絶不只古《书》，别的书既未因秘府藏书散失絶版，古《书》断无独失之理！如果说《古文尙书》专指蝌蚪古文所写之《书》，此说尙可成立，因为鲁恭王出壁《书》，孔安国献《书》，至此已四百余年，今文所写古《书》早已通行，蝌蚪文少有人能认识，民间乃至士夫，家中不再保存虫《书》，在情理中，但虫文古《书》散失，不等于《古文尙书》散失。
　　以秦火之烈，秦令之严，秦法之酷，入汉之后，不断有人献书，单《古文尙书》，除鲁恭王献、还有孔安国献，河间献王献，河内女子献，杜林献。东汉而后，蔡侯纸广泛运用，汉隶书写比虫书更容易，汉晋以来读书人远比七国对峙时多，何以无一人献《古文尙书》？这只能说明民间所存之《古文尙书》，应当称为《尙书》，与“梅赜所献之书”，或许是虫书，内容完全一致。此节下面还要讨论。
　　梅赜《晋书》无传，更不载其献书之事，其名仅见于《世说新语•方正》第五，是否史有其人，献书其事，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二、伪造不可能：清人丁晏着《尙书余论》，认为今之《古文尙书》为魏人王肃伪作。
　　王肃（195--256），郯人，王朗子，字子雍，仕魏，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善贾逵、马融之学，称其为与郑玄争胜，作《圣证论》，专攻郑玄，并伪托孔安国《尙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以佐其说。王肃女为魏权臣司马昭之妇，其子司马炎为晋开国主。称其伪托孔安国为《尙书》作传，或可能；称其伪造《孔子家语》，可能；伪造《古文尙书》则絶不可能。
　　第一、肃主要活动在建安时期及魏文帝、明帝两朝，古《书》至此已流通近四百年，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取得独尊地位；五经为儒学重要典籍，东汉末古文经学取得压倒性成功，古《书》尤为研究重㸃，且熹平石经尙在、正始石经也在其生前刊出，曹魏朝中，才士云集、建安七子，何晏、嵇、阮等，博学能文，王肃伪作，能瞒天下耳目？他应当知道张霸伪造古文《尙书》的故事，即使伪托孔氏作传，也会有人指证其非。除非预见到其外孙司马炎要当晋武帝，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后人大遭杀戮，接着晋室东迁，秘府所藏之古《书》散佚，其外重孙晋元帝司马睿要将其伪作立于学官。他的伪作才真该藏之秘府，否则，等待他的是贻笑天下。
　　第二、何以只造古《书》？前已论及，古、今《书》早已合于一体，此外，《诗》《礼》《乐》《易》《春秋》都在可造之列，或局部或全书，如同其造《书》。
　　第三、王肃伪造古文《尙书》何为？有人称其为攻郑玄及郑学。此說不通之甚，要反对郑氏学，只能就其著述发难，伪造古《书》，古《书》存时，自取其辱；古《书》不存，郑注古《书》也不存在，将无从比对而毫无意义，或者竟让孔冠作者之名，流传千古？
　　第四、郑冲造或其它人造，都不可能。《晋书•列传第四十五》荀崧传称：元帝践祚，“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其时间虽不能确指，但大体可以划定一个时区，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汉烈宗（匈奴人）刘聪军攻破洛阳，俘怀帝司马炽，宫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书当于是年被焚。史称：“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
　　《晋书》称：“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壬子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书三字何觧？若是官称，司马睿即后来之东晋元帝，当时以建业（今南京）一带为根据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书，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炽所封，炽时为臣虏，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当是《尚书》，何以在兵荒马乱时上《尚书》，史书未说明，或者司马睿借上《尚书》向怀帝表示尽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职，怀帝虽是刘聪俘虏，晋室并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也许还有以《尚书》励志，明君臣之义，倡士夫之节，望怀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书，还能上别的什么？这与本文讨论者无关。
　　注意，怀帝虽被俘，天下仍用怀帝之永嘉年号，所上之书绝非梅赜所献，因为梅在元帝时“方献伪书”。郑冲为魏晋两朝大员，尤其助司马炎受魏禅有功，晋位公爵，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辞世，如何来得及伪造？
　　这条事实说明，至少在南都建业，还有《尚书》存在，且绝非孤本，至少司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书》定为古文（古本）《书》，前已论及，至迟在正始年间，伏生书已不再单刊，因此所谓“唯藏于秘府”，实在是不经之语。
元帝睿于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即帝位，建元建武。若于是年立学官，则《古文尚书》早已存在，不劳梅赜上献。郑冲要造伪书，必定在311年，确知古《书》已佚之后，在317年立学官前。五六年时间内造出一本伪《古文尚书》，诚非易事，要瞒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何况，郑冲已于公元274年辞世，如何造书？造书何为？
　　陈梦家认为古《书》出东晋孔安国之手，更加没有根据。征之《晋书•列传四十八》，安国为孔瑜少子，史称其小诸兄三十余岁，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408）卒，赠左光禄大夫。
　　东晋孝武、安帝两朝，已是东晋末叶，风雨飘摇，兵荒马乱，义熙间刘裕已经兴起，并积极准备篡晋，孔安国身居高位，常在军旅，军政之不暇，焉有时间从事艺文？晋书不载其有任何文事。下面将会看到，元帝时《古文尚书》孔氏已立学官，孔安国造书何为？
　　建业因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王导初至建康，听人多作洛阳音，说明东晋初，不少洛阳人到了建康，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读书人、学者，应当读过古文《尚书》，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刚才提到的荀崧，应当读过《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书，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书》与他看到的正始石经有很大差别，几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当能发觉，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同样能发觉，因为他们离开洛阳不过五六年，最多十来年，当年读书的方法是将书读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几十篇书不同都感觉不到。仍然是荀崧事，史称：“元帝践阼，（荀崧）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注意简省二字，所谓简省即精简原有机构，节省人力财力。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后元帝批复，准置博士十八人。
　　从这段文字，可得出如下结论：
　　1、《尚书》郑氏，郑擅古文经学，曾注古文《尚书》，杜林漆《书》；杜书为古文，篇目与今文同，杜《书》篇目与今《书》篇目如此吻合，窃以为，杜漆书或即伏生《书》之古文摩写本。《古文尚书》孔氏与《尚书》郑氏并称，可以作两种觧读，第一、《尚书》郑氏为壁书，非孔安国所献，当然也无孔传，但包含杜林漆书内容，其注释间采今文三家说。第二、为杜林漆书，此似不可能。不管那一个版本，已非今文《尚书》，再次证明今文《尚书》东汉末已不传，魏、晋时不单独立于学官，卽魏晋人不习今文《尚书》。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如果魏晋时古文《尚书》，无论是壁书、孔书、河间书、河内书、杜林书都只藏于秘府，伏生书已不传，则自魏黄初（220）至西晋建兴末（317），近百年间，学者再也无人读《尚书》，可能吗？
　　2、《周易》王氏，此王氏当是王弼，而于其先人王肃之学，未立一于学官，可见晋室不以亲疏判别学术优劣取去，实在难得。
　　3、“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咸宁、太康为武帝司马炎早期年号，永嘉为怀帝炽年号，即从武帝到怀帝，西晋灭亡前一个皇帝，上列人等都领国子博士，应当认为，这些人虽不必为大德硕学，至少对儒家经典多所涉猎，应当读过古文《书》。
　　4、“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犹须注意“祖述前典”，前典云何？至少有两方面意蕴：第一：一般性的建制：经始明堂，营建辟雍等都是；第二、学术上的措置，具体有：“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可注意者是石经古文，此石经当然指立于洛阳太学外的熹平及正始石经，特别提到古文，魏晋间所说古文自是古文经学，其所提到之贾、马等可以说全为古文经学家，其中章句传注众家之学，虽不必全指古文经学众家之学，却绝对包含古文经学众家之学，所提到之《古文尚书》孔，孔当指孔安国，立于学官必有师说，其《书》必是孔传古文《书》，这是在祖述前典，即西晋之典，非所新创，更不是几千几百年前旧制。
　　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战火纷飞，东晋草创之初，继前典之乏力，不可能新设，事实也是如此。荀崧有曰：“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简省下来，犹设《古文尚书》孔学博士，其必为西晋旧典无疑，旧典立之不全，遑论新设？
　　西晋到东晋，永嘉到建武不过数年时间，纵令秘府典籍亡失殆尽，记忆是不会立即磨灭的。何况熹平、正始石经尚在，要取得准确经文，完全可以派人潜入洛阳，或摩拓碑文，或民间收购。当时洛阳虽为刘聪、石勒势力所控制，并无明确国界，平民少量往来，当不受限制。　
　　荀崧两晋重臣，元帝倚重，元帝薨，羣臣议庙号，崧不畏得罪权臣王敦，不辞失去司空高位，坚持已见，终得上司马睿中宗庙号，致开罪王敦，见其骨鲠。史称其“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可见崧博学羣经，通晓典章，非泛泛之辈。崧“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晋成帝衍咸和三年为公元329年，317年元帝睿建元建武，始为东晋，荀崧在西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其所言前典，当是亲见，而非传闻。故晋书此段叙述，应是当年实典，而非空言比附。至此可以结论：孔传、郑注古文《尚书》自西晋咸宁年始，已立学官，设有博士，所谓魏晋间古文《尚书》“唯藏于秘府”，因晋室东迁而佚亡，便是弥天大谎！阎若璩等所谓今传《尚书》为伪书说之前提不成立，不攻而自破，何须跟着他去玩章句疏证游戏？
　　师承关系，无须深究，两汉间，因书籍缺乏，学者稀少，故师承关系，脉络分明，魏晋以降，蔡侯纸大量应用，记得洛阳纸的典故？石经已立，拓片盛行，书籍得来较前容易，读书人越多，授业之师自然更多，师承关系更趋复杂也更见淡化，陶潜受业于谁？业师对其有何影响？
　　朱熹等以结屈聱牙为气格高古，文从字顺为气格卑弱而怀疑《尚书》某些篇章为伪作，实在偏颇，唐宋八大家之韩栁，柳文有些篇章不免简涩，韩文有些篇章则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用其比较，莫非韩为唐人，柳为商周人？同一人之文，亦有简涩流畅之别，莫非涩者为真，畅者为伪？不成名器。
　　六经以外之书或可伪造，六经絶不能伪造，因为它流传太广太久，地位太神圣，如同欧人伪造《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过去典籍全凭人工书冩，有时一人读，一人录，兼以书写工具简拙，通假字、错别字所在多有，多抄几字，少写几字，把批注抄到正文上去，都有可能，也不排出有整理者，根据自己学识、见觧、兴趣、需要，擅加改动。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雕板印刷使用前所立种种石经，都在做统一版本，校刊文字工作，即使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即使今日，版本问题也非一劳永逸地觧决了。所以一篇之中，即使出现几个不该出现之字，不能据此否定其篇；一书之中，更不能以某篇有不该出现之字句而否定其书。
　　结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阎若璩等之论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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