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外公周碧憔

[卡佳]

　　我的外公周碧憔，公元1888年农历2月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赫曦乡一个贫穷的农民家里。他的父亲在一家染坊当布染工人，在当地是个有名的染匠，但也只能挣到一点糊口的饭钱来维持全家三口人的生计。他的母亲是个严厉、专横而狭隘的农村妇女。

　　外公从小就有着读书的天分，五六岁开始读私塾，而且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先生都非常喜欢他。因为外公是独子，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耕田，插秧，割稻，样样农活都在行。由于家里穷，母亲不让他读书，他只好经常到先生和乡里的穷秀才那里去借书看。当时家里养了一头牛，平时忙完地里的农活他还要到山上去放牛。这对外公来说是最求之不得的了，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尽情地读书、练字，他练字的方法就是用树枝不停地在地上写写画画，常常是放牛放到天黑才回家。如果一旦他被母亲发现是因为读书回来晚了，那就遭殃了，她会把他的书抢过来一把火全部烧掉，而且还会将他痛打一顿。她认为男孩子长大了就应该为家里挣钱干活，读书没用，还要花钱。

　　但是外公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乡里乡亲的都认为不让这个孩子读书太可惜了，于是周氏家族决定凑钱也要让孩子继续上学。就这样，外公不负众望，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轰动了当地的十里八乡。三年学成归来，乡里像迎接状元一样敲锣打鼓地欢迎他。

　　回到家乡，他做了一名乡村教师，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帮助上不起学的孩子认字读书。因为他是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秀才，老乡们无论大小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大凡乡里的红白喜事没有不找他帮忙的，写对联，写祭文，写挽帐什么的，特别是他的文言文祭文，即便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听懂，村民听到他诵读的祭文常常会泪如雨下。当地财主家里的婚丧嫁娶也都是请他出面负责张罗。

　　1910年，经媒妁之言，外公的母亲为他娶了一个童养媳包办成亲。外公是个大孝子，即使不情愿，也不敢违背母命，这样他们也和和睦睦地过了一年。可是第二年，外公的母亲突然嫌弃起这个媳妇来，说她不能生育，逼着我外公休妻。没有办法，这个老实巴脚的农村妇女硬是被她的婆婆赶出了家门。第二年，外公的母亲又通过媒人介绍，给外公娶了第二个媳妇，也就是我的外婆吴金喜。

　　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天清晨，突然外边传来一阵鞭炮声，打开屋门，见门口有一被遗弃的男婴。我外婆赶忙将他抱回家里，这就是我的大舅周泽荣。他们对他百倍呵护。直到十年之后，我的外公外婆才先后生下我姨妈周亚荣（生于1922年），二舅周葆荣（生于1928年），我母亲周婉荣（生于1933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各地组织成立了农会。我外公也积极投身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担当了乡里农会负责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湖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农会被迫解散。外公为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杀，隐名埋姓逃亡外地。几年没有音信，家里人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当他死里逃生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周葆荣已经会跑会说话了。

　　回到家乡，他开始致力于教书，并创办了一所乡村小学。外公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他从不重男轻女，他要求家里的每个子女必须读书受教育。所以，家中的四个孩子不分男女全部都进了学堂。外公外婆对养子周泽荣尤其关爱有加，视他为长子，从小对他严格要求，悉心培养。外婆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把整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家里也开始变得殷实起来。不幸的是，在我母亲5岁那年，外婆突然病逝，这对我外公打击很大。于是我大舅周泽荣开始挑起家里的重担，替外公分担所有的家事。

　　大舅生于1911年辛亥年间。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对外公格外孝敬，感激他的养育之恩。由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及外公的言传身教，使得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儒雅睿智、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的优秀青年，在桃源县城得到了很多富家小姐的青睐。这时他被（孙中山时期）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字理鸣）的侄孙女覃世梅看中，并与她成婚。凭着他的才干和这样一层关系，大舅很快成为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桃源县城的税捐征收处处长（也就是现在的税务局长）。这可是一个令许多人垂涎的肥缺。大舅把积攒下来的钱交给外公，加上外公自己的办学所得，他们开始置买一些土地。到解放的时候，家中已有土地40亩。

　　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公带领他的学生抗日救国，捐钱捐物给抗日前线。当时家里请了两个“长工”帮助料理农田里的活，外公视他们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吃穿和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

　　我姨妈是家里的长女，1942年，她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我大舅夫妇和这位国民党军官都逃到了台湾。自此便再无音信。

　　解放初期，我二舅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母亲参军到了新疆。家里只剩下外公和我姨妈。由于形势所迫，为了选择一个好出身，我姨妈嫁给了一个比她小8岁的雇农朱春柏。即便是这样，姨妈仍然没有逃脱群众对她的批斗。

　　土改期间，我外公被划为地主成份。按照当时中央制定的土改政策：地主是有劳动力而不参加劳动，靠剥削为生；家里有劳动力而从事其他职业，不是靠剥削为生的，属于小土地出租。外公家里只有40亩土地，当时家中六口人，平均每人6亩多地，外公是家里唯一有劳动力的人，他是名教师，并没有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显然划为地主是不符合中央政策的，应该划为小土地出租，这是与中农一样的成份。湖南历来极左，土改时不但将我外公错划为地主，而且还将他定为“恶霸”地主批斗，劳改，关进监狱。

　　每次在台上批斗外公的那些“无产阶级”，都是当地一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痞子”，而真正的农民却坐在台下流眼泪，尤其是那两个“长工”，哭得最为伤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周老先生这么个大善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还要挨批斗？

　　最后外公得了肺病，惨死在监狱里，享年64岁。是姨妈这个当时也在被天天挨斗的“地主婆”，将外公的尸体掩埋，安葬在了一座小山坡上。

尾声

　　六十年代初期，我妈妈把姨妈全家接到了新疆，姨妈姨爹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军垦职工。从此，摆脱了在家乡遭人歧视的阴影（尽管文革期间仍难逃厄运）。

　　改革开放后，台湾的大舅终于与大陆的亲人取得上了联系。1988年金秋时节，大舅周泽荣携舅妈覃世梅在离开家乡四十年后首次回到了大陆。见到了四十多年日夜思念的弟弟妹妹们，他们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大舅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风度翩翩。在台湾他曾经是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的的高级官员，是蒋介石（蒋中正）亲自下委任状任命的经贸技正（相当于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头衔）。

　　他1988年的首次大陆探亲，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高度重视，桃源县委县政府在他们回来之前，立即组织人把我外公的坟墓恢复了原貌（因为在大跃进年代许多祖坟都被平掉了）。大舅回来的第一站就是去看望祭祀我外公。在外公坟前，他失声痛哭，回首往事，怎能不让人百感交集……

　　大舅说，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叶落归根。没想到大舅此次回大陆，竟成了与我们的永别。1989年春天，大舅在台湾病逝。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大陆，安葬在了我外公的坟旁。这座坟已经在大舅生前由他出资修建得非常庄严肃穆了。

　　现在姨妈和二舅都还健在，他们早已退休，离休，都回到了桃源老家颐养天年。我母亲1984年从新疆自治区党校调回湖南省某高校工作。现在长沙安享晚年。

　　过往的记忆，历久而弥新，它记载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它警示今天，昭示未来……

　　（2008年根据86岁的姨妈口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