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种潜规则横生 民众被逼得心理畸形(组图) 国际先驱导报

[hepingdao]

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钱，曼妙女郎扬言非宝马男不嫁；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亲兄妹可以反目成仇争夺财产大闹公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

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

　　中国社会怎么了

　　杀：挥向孩子的利刃

　　这是已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的血腥画面：

　　2010年3月23日早晨7点20分，福建南坪实验小学门口。

　　还有十分钟才开门，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站着在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家长往这边走来。一切正常……突然，一个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个，第三个……没有声音，但血从他们的胸口和脖子上喷出来。反应快的人开始跑，与此同时，更多的孩子倒在地上。

　　55秒钟，人们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

　　凶手郑民生，42岁，思维清晰，从医近20年，有外科主治医师资格，人称“郑一刀”。公安局经调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郑民生去年被医院辞退。他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老婆，与母亲和六哥一家三口挤在破旧的小单元房里。他活够了，活腻了，尽管身体健康，有一门手艺，年纪也不大。就算真的无路可走，郑民生也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获得解脱。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因为他心中不仅是绝望，还有恨。恨排挤他的领导，恨抛弃他的女友，恨周围的闲言碎语，恨这个忽视他存在的世界。他要把这恨传播出去，让恨产生更多的恨。他就是一颗石头，投到水里，多少也能咕咚响一声，荡出几圈水波。

　　求生避死是人的本能，也是兽的本能。所以，决意抛开生命的郑民生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魔，是精准的杀人机器。他沉默，冷静，手起刀落。一瞬间，束缚他的条条框框、生活里的大小牵绊，压在身上的种种负担和胸中多年来的积郁一扫而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解放：在那55秒钟，他就是上帝。

　　不管有多大罪孽，郑民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孩子火化了（而且是快速地火化：在26万元之外，还有一笔浮动的补偿金额，视家属对亡童遗体的火化时间而定，越早火化补偿越高），犯人枪决了(当地政府确定“快捕、快审、快处”的从速从重原则，一个多月就完成一审、二审和处决)，事情划上句号。

　　但没有人料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4月28日下午3点（郑民生被处决的日子）。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一男子混入校园，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教师。行凶者陈康炳，33岁，曾经是雷城一小教师，事发前被学校要求停课病休，有精神病史。

　　4月29日上午9点40分。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一男子持刀砍伤32人，包括29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保安。行凶者徐玉元，46岁，个体生意经营者。

　　4月30日上午7点40分。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一男子骑摩托车闯入学校，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抱住两名学生点燃。两名学生被老师抢出来，该男子当场烧死。行凶者王永来，37岁，村民。据称曾与当地官员发生争执，用终生积蓄给儿子盖的房因为占用耕地必须拆除。

　　5月12日上午8时。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一幼儿园。一男子持屠夫用的切肉刀砍死7名幼童、一名50岁的女教师以及女教师80岁的老母，砍伤11名幼童，然后回家自杀身亡。行凶者吴焕明，当地村民，据称与幼儿园有房产纠纷。

　　如果加上4月12日广西合浦的案子，不到50天，6起校园惨案，22条人命。16个孩子，每个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心肝宝贝，是全家人的眼泪、欢笑和希望。大千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去发现，去体验，去创造。他们才刚刚开始……他们倒下的时候还背着书包。

　　这些案件似乎没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凶手单独作案，针对儿童，用刀或锤一类最原始、最近距离、也最野蛮的工具。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起类似的校园袭击案，有人指责媒体报道“启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其实媒体不过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像其他所有技术或工具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因为刀也杀人，就连切菜都不让用了。不能因为害怕潜在的犯罪分子模仿，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杀人的凶手和被杀的孩子都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按照王小波的定义，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他们曾经沉默地活着，现在也要沉默地死去吗？

　　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在《恐怖主义的精神》一文中指出，西方人天真地认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善”的发展相应导致“恶”的失败。然而，善与恶同时出现，同步进展。前者的胜利并不能导致后者的消灭。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30多年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发展了，崛起了，但也困惑了，迷失了。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校园砍杀事件夺去20条多生命、给这些家庭以致命打击，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真实的、有形的危害非常有限，但无形的、象征性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像自杀式恐怖袭击者一样，潜在的郑民生们淹没在人群中。可能是个失业者，也可能是个失恋者，不需要特别的基因，特别的刺激，一个普通人就会突然掏出刀子，大开杀戒。钢叉和警棍挡得住屠刀，却挡不住恐惧。校园和幼儿园保护好了，医院呢？剧场呢？排队的超市、满座的饭馆呢？

　　人们开始反思：心理保健体系的薄弱，法律制度的缺陷，民众上访渠道的不畅，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问题……这样的讨论让那些孩子的鲜血、那些家庭的伤痛有了一些意义。但是，社会的反思必须由个人的反思开始。因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你和我。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独一无二的。无辜的孩子，有罪的凶手，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仇恨止于坟墓。如果让恨带来更多恨，我们就成了凶手的同谋。

　　毒：充满弹性的规则

　　有人戏言，现在的国产食品，除了河豚没毒之外，其他都有毒。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河豚天然有毒，而且是剧毒，我们就不必画蛇添足了，可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限的发明创新工作中去。

　　于是，上千吨含有致癌物黄曲霉素、最多只能喂猪的陈化米被梳洗打扮，堂而皇之流向千家万户；致癌物溴酸盐超标数倍的矿泉水被默默摆上大小超市的货架；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装进奶瓶，喂给中国的3000万婴幼儿；澄清净化后的地沟油重新用来炸油条，涮火锅……海鲜浸过甲醛看起来更鲜，面粉掺上石灰后显得更白，工业染料苏丹红喂的鸭子可以产下“红心蛋”，无根剂、漂白粉泡出的豆芽又白又胖……海南毒豇豆刚刚谢幕，山东又出了毒韭菜，湖北等地有多人输血染上艾滋病，山西100多个孩子打过疫苗后非死即残。

　　网上最近有一篇帖子广为流传，题目是《宝宝，妈妈不再带你打疫苗》。疫苗不打可以，牛奶总要喝吧？牛奶不喝可以，饭总要吃吧？饭不吃可以，水总要喝吧？水不喝可以，空气总要吸的吧？按照这位母亲的逻辑，中国大概是容不下他们了。所以，有网友建议她赶紧教孩子英文。

　　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舍不得（或没办法）离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这部分人该何去何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教授给出的建议是：食物多样化，什么都吃。陈院士说，我们的食品基本是安全的，但有一部分有问题，如果什么都吃，风险就被化解掉了。他举例说，如果你今天买韭菜农药残留超标，明天你买萝卜还超标？运气不至于这么坏。农业部官方网站称，市面上约有5%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咱们给他加到10%可以了吧？你一星期吃一次韭菜，还有90%的机会买到合格菜。陈院士说，这种食物多样化既有利于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均衡，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状态。

　　陈院士这段言论充分表明：知识就是力量。特别是在精神方面。

　　中国有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中国还有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二者的基本意思一样，都是说不要太讲究、太较真，要有豁达的心胸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也是举世闻名的。任何规则到了我们这儿，都变得充满弹性。我们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民族，多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都压不垮，打不倒。尽管出了毒大米、毒牛奶、毒面粉、毒蔬菜等等，我们的平均寿命还在稳步提高，而且涌现出姚明、刘翔等一个又一个体育巨星，我们在奥运会上夺得多少枚金牌，在冬奥会又实现多少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好。三聚氰胺，苏丹红，溴酸盐，地沟油一茬接一茬，你刚唱罢，我又登场。一次又一次地震惊，愤怒，谴责，疑惑后，我们也渐渐摆正了心态，越来越泰然处之。就像陈院士说的：第一，大部分产品还是合格的；第二，运气不至于那么坏。当然，总会有人“赶上”，谁赶上谁倒霉，能有什么办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身边那点事儿。网民比较爱折腾，但基本局限在网上。嘻笑怒骂之后该干嘛干嘛。就算齐心协力，进行成功的人肉搜索，下文如何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所以，就算不相信生产者，不相信监管部门，我们还可以相信“心态”和“运气”。当然，我们也可以像捷克作家哈维尔那样，相信良知。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中，哈维尔说：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有人在看着我们，每一件事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会被遗忘……



　　假：“山寨”横行的年代

　　鲁迅70多年前就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奇想”体现出我们的幽默感。我们的洗衣粉有白猫，也有日猫；酸奶有蒙牛，也有豪牛；牛肉面有康师傅，也有廉师傅、唐师傅、庚师傅、康师博和康师妹；酒有茅台，也有茅合；有五粮液，也有三粮液；洽洽瓜子，治治瓜子；脉动，脉劫，泳动，泳致；NOKLA手机，可日可乐，啃他鸡KFG……

　　但有些奇想不属于幽默类，而属于滑稽类。比如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

　　无论幽默、滑稽还是其他种种，这些奇想都说明中国人三头六臂，灵活聪明，而且有强大的语言能力。我们外表平淡无奇，但胸中沟壑万千。和外国人相比，我们显得羞涩拘谨，其实不然，我们私底下是最不拘泥的，而且越来越放得开了。

　　高中文化的章宁泉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成立所谓司法部下属机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在全国7个省设立分支机构，招收调查员，其所有工作人员均着警服，所有行动均为警车出入，4年狂骗1600万元。但“章局长”也犯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错误：因为高调下葬情妇的视频引起网友怀疑，被揪了出来。

　　最近网上还出现江苏赣榆县海头镇党委大院的几张照片：办公楼高大气派，门口挖一条小河，河上建拱桥，大门两侧各立一根华表，整个布局仿佛天安门。此外，党委办公楼两侧各有一只三米多高的石狮子，大院的几个角落摆放几只大石龟。据举报，整个工程花费2000万元，而海头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 5000多万元。举报者称，这个大手笔出自海头镇原党委书记张宜春，摆放华表、石狮和石龟，是因为他笃信风水，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除了山寨局长和山寨天安门，还有山寨警校（北方司法学院）、山寨派出所（主犯自称中央某领导的亲戚，被抓后仍然牛气冲天）、山寨大夫（医学院学生在大大名鼎鼎的公立医院无照行医）和山寨新闻（纸馅肉包子）。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写道，某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这就是文化。这样看来，山寨的确是一种文化，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晨起床，换上世界/国内“名牌”，喝杯“纯鲜牛奶”，出门。打“的士”去车站，经过数根电线杆，上面贴着“办证，电话***”。下车，给司机一张，司机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找你几张，你也仔细地检查过。到单位，手机响了，是短信：你好，本公司有票据，如运输餐饮广告设计工程等，电话***，李经理。删了。翻翻报纸，本地新闻：八达岭一日游欺客，假玉镯卖680000。打开邮件：您的邮箱已被系统随机抽取为虎年欢乐送活动二等奖，您将获得7.8万元人民币和联想公司赞助的**电脑一部。全国免费联系电话4006－888－****。默默地退出。下班回家，看盗版碟，关灯睡觉。

　　可以山寨的何止商品、票据、证件和人民币。董芳宵年龄门只是冰山一角，假球黑哨也不限于职业联赛。新华社记者对中国青少年足球的调查显示，假冒年龄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收买教练，收买裁判，收买测骨龄的……不管15岁以下还是17岁以下，不管分区赛还是全国决赛，想让你得第几名你就是第几名，想让谁得冠军谁就是冠军，”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陈宏说。

　　比山寨竞技体育更厉害的是山寨GDP。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指出，统计造假屡禁不止。有的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统计调查对象篡改统计资料；有的统计对象为骗取荣誉或利益编造数据，或迫于地方领导压力参与作假；有些统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明知数据有水分也不核实。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1.9%，成绩喜人。但是，地方GDP数据之和再次高于全国数据——“再次高于”其实是 “屡次高于”：去年上半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数据约1.4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2009年全年，地方GDP之和比全国数据“高得多”。

　　更牛的是山寨历史。电视剧《三国》，刘备说：“袁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曹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布说：“我家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面对人生或社会的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看，然后是“不能”看，最后就“视而不见”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五花八门的奇想、形形色色的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托了中国人这种“怯懦”和“巧滑”的福。但我们的孩子还小，还没学会这些招术，他们怎么办？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陈宏说：“全国青少年比赛，打架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太黑了，球员受不了。”

　　救救孩子……

　　乱：娱乐至上的癫狂

　　乱有时候是好事儿。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是如此。英语里有control freak的说法，这种人事事都得有条不紊，一根弦儿总绷着，有点强迫症。有的社会现在也还是整齐划一的（就像我们过去），舒服不舒服，当事人自己知道。感觉舒服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况：表面整齐，私下里乱；表面整齐私下也整齐的大概是从来就没尝过“乱”的味儿。

　　据研究，乱是人的天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个测试。把一辆旧汽车摘掉牌照启动引擎丢在纽约校区对面的路边。在 “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这辆车不到3天就变成一堆废铁。他又换了一个更高尚的大学城地区做试验。起初没动静，有人还在下雨时走过来把引擎熄了。为推动破坏进程，他带领两名学生跳上车抡起大锤猛砸。没多久，一帮大学生就参与进来。他们跳上车顶，卸下车门，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车翻了个底朝天。深夜，又有3个少年过来，用棍棒把已经不成样子的车体打得更加粉碎。这跟当时美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津巴多教授得出结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攻占罗马，后来成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

　　但凡事皆有度，太乱也不行，可能出危险。所以我们都教育小孩子要懂礼貌，有条理，守规矩。古往今来大概也没有几个父母教孩子：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之后怎么办？知道不要干这些事以后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这里头的问题太多，拎出一个最形象的：你愿意坐在宝马里哭，还是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当然，坐在宝马里笑最好，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生不如意之十八九，萝卜白菜保平安，太完美是不吉祥的。（另外，宝马只是个比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改成劳斯莱斯或宾利可能更恰当。想当年，自行车就是今天的宝马。）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的著名相亲者之一马诺选择坐着宝马哭，并进一步补充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言外之意是，曾经提供过宝马的如果不能继续提供，那就Sorry白白。另一位女相亲者摆明了就是要找富二代，她自觉鼻子很敏感，但只针对一种味道：钱。很多人看节目都是冲着这样的女嘉宾去的。她们的发言都很犀利，有一种赤裸裸的感觉。好像在跳一场道德的脱衣舞。这完全符合节目的精神：娱乐大众。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感谢所有为娱乐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和机构，感谢《非诚勿扰》，感谢芙蓉姐姐，感谢兽兽女士，感谢凤姐，感谢犀利哥，感谢CCTV。

　　但是，最值得感谢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以上人士和机构都是我们捧红的。拿犀利哥来说，一个饱受欺凌，表情漠然的流浪汉，被我们点石成金，加入日韩元素，挖掘出混搭风，从纯美学的角度加以欣赏和把玩，一跃成为网络世界的红人，时尚舞台的新星。可惜，找到亲人、梳洗整理一番之后，犀利哥的传奇也划上了句号。不过，没有关系，娱乐市场上的商品极大地丰富着，有各种档次和品种供人选择。况且我们还在不断地造出新的，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类商品的技术诀窍：多用下半身，少用上半身——更确切地说，就是尽量用腰以下的部位，可以用用眼睛什么的，但别管脑壳里的那堆东西，尤其别用胸膛里跳动的器官。于是，万事万物就皆可娱乐了。

　　娱乐原本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玩耍是人的天性，生活和社会的种种压力也能通过娱乐释放。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上、世界上有些政权或文化对人民的娱乐生活横加干涉，这不许，那不许，制造出种种压抑和变态。所以，我们今天的娱乐来之不易，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换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娱乐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幸运。可是，对娱乐的无尽欲望却不是个好东西，因为听任这种欲望的泛滥会导致抽疯。王小波举过一个例子：几位缺德的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废寝忘食，狂敲不止。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这就叫“娱乐至死”。

　　所以，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度。再好的东西，一过了头就会变味儿。何况娱乐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尊严。造物主给人身上安的每个零件都是有用的，而且用进废退。

　　病根就在“潜规则”

　　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紊乱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俗称神经病。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这个定义，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说，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一边有病，另一边没病。孙悟空的金筛棒划出一个闪亮的圆圈儿：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儿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儿里呢？办法很简单，你出去试试。

　　但那个圈儿不是长在地上的，而是划出来的，所以随时都能重新划。比如在我们中国，同性恋曾被列入精神病，但现在不是了。天气热，北京街头的女孩争奇斗艳，在德黑兰你就没这个眼福，谁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会被警察叔叔带走。有病没病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病，现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没病。在某个地方说你有病，换个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个地方正常，换个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尔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头。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没有绝对的正常和绝对的有病。每个人都正常，也都有病，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潜质。事实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坚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域内，病与正常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否则就乱了套。太乱对谁都没好处。

　　有没有病，关键在于界限，也就是规矩。中国人现在的病不在于没有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不怕规矩。更确切地说，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应该怕的我们反而不怕。比如我们当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学。小孩子，学校，这本来是离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远的，最单纯宁静的，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又比如，吃东西。除了个别重点保护对象以外，普通人是万万想不到会被下毒的。但我们现在也不那么踏实了。还比如，路上明明有红绿灯，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绿灯走，红灯也走。再比如，公职人员由纳税人给发工资，本来应该尊敬纳税人；可现在纳税人反而给他们下跪。

　　人总要怕点什么，怕与不怕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因为我们不怕某些东西，所以我们才怕另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怕规则，所以怕“潜规则”。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些潜规则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再简单不过：权势为王，金钱至上。

　　这样的“潜规则”甚至还不如“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环反复，比较稳定，绝对不会出现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狮子的情况。但“潜规则”却蕴含着某种颠覆性，羚羊逼急了也会咬狮子几口，甚至蜂拥而上，把狮子吃了，导致天下大乱。在狮子看来，这样的羚羊显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该通通关进精神病院。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从表面看是规则，实际却是一种颠覆。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决定它不可能长久，无论眼下多么盛行。实施潜规则的和“被潜规则”的都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牺牲品。就像鲁迅说的，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既然承认可以做主人，当然也承认可以做奴隶。所以一旦没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职业、地位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经是天真的孩子，造假药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长也有儿女情长，不能一条线就把他们统统划在对面。监狱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付一种强大的病毒，消灭感染者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们病态的根子就在潜规则上。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微博说：给残酷社会的12条短信

在某些地方，很实际很简单的愿望，在别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梦想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欢过度地标榜梦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来经历了，也明白了，很多简单的愿望，就是这么遥远，远得像梦。——蔡康永

　　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才是主因，应该反思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各种相应的矛盾，所有人都应该想想，我们跑得太快，已遗失了灵魂。——鲁健

　　大家一起呼吁吧，乱世需用重典，对于一切杀孩子的人，立即千刀万剐。——赵丽华

　　发展的代价，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渐渐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卫孩子，就是保卫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董崇飞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它揭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梁文道

　　悲怆无语。——杨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机、房价和通胀重要一万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茅于轼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没啥敢不敢的问题。——程鹤麟

　　在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国度里，家庭一直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而爱情几乎是个体生命唯一的心灵慰藉，家庭伦理的失范和爱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导致这一代人的肆无忌惮和无所敬畏。无所敬畏的同时，伴生着无所皈依，无所依恋，已经无所依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残。——情天大圣

　　中国人现在的确应该是互相都给对方留些余地的时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烦了。——邱华栋（摘自作者微博、博客和文章，特此致谢）



　　我们最缺的是信仰

　　【主持人】邓媛，本报记者

　　【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当“坏消息”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社会信息传播的透明，却又不免因此而惶惑：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一个多月内，中国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明中国病了？

　　于建嵘：不能完全说现在是“病态”社会，我形容当下中国的情形为“溃散”。主要指人心，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惧。没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在打拼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得到回报的。他在许多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剩下了恐惧，做事更加不计后果。

　　杜平：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从国家到社会、个人，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可能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XQ：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

　　于建嵘：“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就体现为报复社会。它就像病毒一样，而我们对待这个病毒缺乏一个抗体。从郑民生开始，这种行为出现后，我们没能根治它，让它具有传染性。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绝望的心态容易导致穷凶极恶。在社会进程中，有这么一批人对生活的意义、对将来有没有出头之日产生了绝望。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过去30年，我们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太少了，或者多于口头强调，但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做起。从政府教育部门到个体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家长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你讲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你就会吃亏或者没有竞争力。

　　XQ：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个道德观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相亲电视中，人们把“拜金”挂在口上；为了出名、走红，似乎拍艳照是一个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事人也不以为耻。

　　于建嵘：但我觉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有没有最后的社会规则的底线。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出现的“反社会人格”，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XQ：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吗？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发展阶段？

　　杜平：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联系到中国，我想，就拿杀害儿童的案例来说，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为受害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出诉求、寻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类似极端手段来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报复的事情，就会得以避免。

　　XQ：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与正义？

　　于建嵘：这关系到如何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回报。我们说不确定性带来社会问题，但绝望的人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再如何奋斗也没有办法得到回报，所以治愈“溃散”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

　　但中国社会现已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结构”，越来越封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差。比如，上世纪80年代，卖茶叶蛋可能成为万元户，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会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迅速获得大量财富，或者功名。社会底层的民众便越来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报复社会的人会找到各种方法报复社会的。我们必须让处在萌芽状态的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模仿极端的杀人行为。我在新加坡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的基层组织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够时时协调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诉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上对下的施压状态，缺乏调解的手段。所以要激发正义，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过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复上。事实上，我们一直有社会文明建设机制，但遗憾的是这种机制长期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我觉得政府必须对此投入资源，让弱势群体有投诉的机制，有能帮助和值得他们依赖的渠道，从而解决矛盾。

　　XQ：建设精神文明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个字太空了。我们要去灌输那些空洞的词汇是不会有成效的。我们只有使每个民众，特别是那些受欺压的民众得到尊重的时候，文明才能够被体现出来。如果大家都觉得，文明提出诉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决的方式能够实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坏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人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XQ：那我们还需要信仰的复兴吗？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来重建人们的道德观。

　　杜平：我们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义，至少信仰“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种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观。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目前还缺乏对做好事的鼓励机制，对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养。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我想，只要是对中国社会进步，只要对人们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导的任何一个学说，我们都应该利用它。不仅是儒家思想，还有佛教里的一些进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我觉得学说的影响不一定对所有人都适用，还是更需要从浅显易懂的、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入手，会更有成效。

　　于建嵘：我也赞成从实实在在的事务入手。我们先不要讲道德的制高点，先把法律、规则学好。首先要执政者学规矩，不要使老百姓对今后的某些制度产生恐惧和绝望。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我们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有好的宪法，但没有很好地执行。相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其实在中国，法家的思想应该更值得提倡。学法，现在应该是中国从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向前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坏处”之一是人们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身边的世界无限美好：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懵懂幼童举起利刃，有人会半夜明火执仗把别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会一本正经地用“拆错了”为前一伙人辩护，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卖给别人的食品中添加他们自己绝对不会吃的东西，还有人言之凿凿供认杀死了的受害者会在11年后“转回”故乡……难怪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

　　我们犯了什么病？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拜金主义？都对，但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病？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曾经有过坚定的信仰、崇高的道德、不屈的精神，我们崇拜的是不爱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将为民请命的读书人舍身取义的大英雄。怎么现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却全是“为谁说话论”“水黑论”“拆错论”还有“抓错论”？

　　即使乱云飞渡一如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念书的：大成至圣先师云“君子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帮黑心的地产商辩护；亚圣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别用刀砍人家的小孩。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又是怎么做呢？圣人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媚都谄到西门庆身上了，我们主宰的这片土地距离礼仪之邦的确远了些。

　　无可否认，三十年前当我们迈步开始奔跑的时候，我们身上背负了太多太重的负担。为了跑向一个美丽的目标，我们在整整三十年当中几乎一刻都不曾停歇过。为了能跑得快些再快些，我们不断地卸下包袱，然而有些重量对于一个民族能够脚踏实地是必需而至关重要的，扔掉了最基本的良知和最厚重的传统，我们不再是有目的地快跑，而是无方向地飘飞。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连续奔跑三十年后心理和生理都还能一如平时。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意识判断力也随之下降，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眼下的病症，常年的快速奔跑使得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凭借着跑在别人前面而沾沾自喜保持表面上的理性，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着后来者的追赶以及先前被他们超越时无情踩在脚下的失败者的报复；有人为了跑得更快些而大把大把地服用兴奋剂，并且把因为不良反应而产生的呕吐物连同药品包装一道扔进我们的河流湖泊；更多的人则眼看着别人一路绝尘而去心中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人如同患上了“旅途性精神病”转身拿起了菜刀匕首……

　　“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这段话像不像某个幼儿园凶手的心理素描？像，但不是，这句话出自几年前的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第28页。小说家言，其精准的预见性却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社会只有其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经济发展才有效率，因为各种层次的生活压力会使人不得不为了保住或提高社会地位而努力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力。理论上很对，但由于全社会范围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紧张会导致怎样高昂的社会支持成本？计算的时候可别忘了把学校门口头戴钢盔配备催泪瓦斯的警卫算上。

　　三十年的高速奔跑后，中国人的“民族集体紧张”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还是造成阻力已经成了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人曾经用压力转移来试图解决紧张焦虑的问题，也就是为全民族因为高速奔跑而导致的紧张情绪找到外部指向目标进行宣泄，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后来的事情，世界史记载得很清楚了。我们显然不可能重复那条必然导致灾难的老路。而且由于我们的“崛起”是建立在外部环境友好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引发外部冲突否定这一前提而保持目前的“崛起”战略。

　　那么我们便只能尝试进行自我诊疗。而要实现自我诊疗，首先就要承认我们自己出了严重问题，承认“大家都有病”，而不能再继续粉饰太平，躲在社会形势总体良好之类的漂亮话儿后面自欺欺人；更不能讳疾忌医，用环境成本巨大的所谓经济增长成就来沾沾自喜。面对多达三分之二的社会底层（也就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那一横），喋喋不休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那不但是一种虚伪，更是一种残忍，而这种残忍几乎注定是要引发反弹的。

　　只有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方向感，我们正在毫无目的地快速飘飞，我们才能镇定下来，为自己重新定位为发展重新确立目标。我们得知道一个民族的每一天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一个人更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垫脚石，今天更不是用来给明天当祭品的！

　　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更得扛着石头过河，因为那石头上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尊严。

　　他山之石：美国社会曾经的阵痛和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翻开美国社会的发展史，“1890年”便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用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的话说，“分水岭这一边，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分水岭那一边，则是一个城市化的现代美国”。

　　这一巨大的转型背后是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美国经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不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显然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治的腐败、资本的贪婪、无序的竞争，以及一般公众责任心的泯灭，美国社会一度在混乱和无序中难以自拔。

　　经济的繁荣首先造就了一批大公司和大企业家的崛起。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本的2/5，并和银行、证券、保险业结成一张利益相关的网，任意操纵垄断价格，坑害消费者，剥削工人，腐蚀拉拢政客。

　　而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受资本压迫的民众生活惨淡。1900年，美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且每周劳动7天。从1880年到 1910年,非熟练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练工人也很少有超过20美元的，而女工每周的最高收入只有非熟练工人的一半。到19世纪末，美国 9%的家庭却占有了全国71%的财富，贫富差距之大、社会财富分配之不均令各种罢工浪潮和抗议运动风起云涌。

　　面对强烈反差，曾支撑美国民众的加尔文教义和启蒙思想提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信仰越来越无法解释社会的不和谐和不平等，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依然脆弱不稳的道德价值体系在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怦然坍塌。“对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历史学家莫里森曾哀叹着说。

　　在危局的颠簸下，美国各种社会力量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构建新美国运动。农场主掀起了针对大银行、大公司等垄断企业及支持和包庇它们的联邦政府的平民党抗议运动；新闻界发动了以揭露社会黑幕和批判“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扒粪运动”；最后，美国掀起了几乎将所有社会阶层都卷入其中并波及整个思想和社会领域的进步主义运动。

　　从20世纪初开始，在进步主义运动、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的推动下，推进政治改革，治理社会弊病，重建社会和谐，成为美国政治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这次改革历时半个多世纪，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和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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