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到唐宋已被写完

[hepingdao]

演讲人简介: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诗歌、中国文学史、唐宋文学的文化背景。著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中国文学史·宋代卷》、《朱熹文学研究》、《唐宋诗歌论集》、《莫砺锋诗话》等。

阅　读　索　引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文学特征、非功利性的，最具审美愉悦的东西，应该是诗歌，特别是唐宋诗词。

-诗词这两种文体本来关系非常紧密，阅读和研究诗词，不妨将唐宋打通，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来看。

-唐宋诗词相距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它并不是一个死的文本，而是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现在人们还是要读它。

-只有唐宋诗词还有阅读价值，在普通读者中还是活生生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从整体上说才有意义。

“唐诗宋词”与“唐宋诗词”

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特色、最有水准、也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的，要数唐宋诗词。美学家李泽厚曾经有一个判断:我们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但里面有很多内容，随时代变迁，它的光辉会逐渐黯淡，有些价值会过去。但他认为只有一点是永远不会过去的，那就是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的价值是永恒的。这点我十分认同，我甚至想，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还写汉字，唐宋诗词的经典就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但为什么要说唐宋诗词呢？我们的诗歌史源远流长，且不说《诗经》、《楚辞》，就连中国古代甲骨文的卜辞中，也有很好的诗，而我们为什么单从唐宋诗词谈起呢？因为方块汉字单字、单音、单义，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讲究，组成文本，最能发挥其审美潜能的要数诗词。虽然后来出现了散曲，也比不过诗词。诗词是汉语所能创造的文学中最精练、最美的一种。

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种种特点。与其谈论中国古人的生活艺术，还不如用“带有诗意”来描述:他们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都带有诗意，是一种诗意的文化和诗意的生活态度。只有陶渊明、苏东坡等才可以真正“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语)，他们整个人生就带有诗的倾向，更不用说其写的作品了。

中国古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趋向于诗的。且不论《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剧本中带有诗意的曲文和说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即便小说也是这样，相对《金瓶梅》而言，大部分读者更认可《红楼梦》，我想正是因为《红楼梦》有一种诗的光辉。有人问艾青“什么叫诗？”他说:“诗，就是文学中的文学”。这句话放在西方文学里面不一定准确，但放在中国文学里面却再准确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文学特征、非功利性的，完全审美愉悦的东西，应该是诗歌，特别是唐宋诗词。

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文学史名词叫做唐诗宋词，大家知道唐诗宋词以及元曲和明清小说，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在某一个朝代发展的特别充分的一种文学:唐朝是五言诗歌，宋朝是词，元代是曲包括戏曲和散曲，明清是小说，这是一种大致的说法，从王国维以来，说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每个朝代有一个特别发展的文体。但是，我感觉这个说法并不是很精确，比较精确的应该是，诗词在唐代和宋代都非常发达，所以我喜欢说唐宋诗词，原因就在于诗跟词这两种文体实际上在整个唐代和宋代都有过非常辉煌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看，现在保留作品的情况。全唐诗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诗歌宝库，我们现在拥有全唐诗一共有五万六千多首，而全宋诗就更多了，现在已经出版的全宋诗里拥有诗歌作品24.7万，它的数目是唐诗的差不多5倍。中国古代的诗人中间哪一位诗人写诗最多？我们都知道是陆游，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九千多首。当然数量多不是重视的一个理由，但假如我们仅仅讲唐诗宋词的话，那么就把20多万首宋诗排除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陆放翁这样的诗人就排除掉了。虽然鲁迅先生曾经认为，“一切好的诗到唐已做完”，但宋诗也应包含在我们的视野中。研究诗歌要兼顾唐宋，才能有更深的理解。词也是这样，虽然在宋代达到高峰，但如果只讲宋词，忽视唐五代词，还是会有重大损失。唐五代词的数量虽然不多，大概2600首作品，但是它的水准已经很高，已经出现了像韦庄、李后主这样的大词人。诗词这两种文体本来关系非常紧密，阅读和研究诗词，不妨将唐宋打通，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来看。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用唐宋诗词这样一个概念。

诗词文本的准确解读

唐宋时代距离现在最近的也已经有800多年了，早的已经有1400多年，在距离我们这么远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古人基于他们生活中的感受来写作，留下了那么多的诗和词，在时隔千年以后再来读它，我们阅读行为跟古人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条件，我们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还是不利的地位？这个问题改变一下角度，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步要解决的是文献问题。一般来说古代某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间数量总是越来越少。中唐的韩愈在谈到李白、杜甫诗歌的时候就已经说他们的作品流传人间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原话是“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那么问题就来了，从唐宋到现在经过1000年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献是不是比古人少得多呢？或者说是越来越少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所处理的对象是不是很不完整呢？这是不一定的。刚才所讲的是一般的情况，但是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处在一个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历代都有很多的专业工作者，进行收集整理，把遗失的东西再找出来，因此在某些方面也许处于时代更后的读者读到的文本更多了。

譬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他讲的结果后来写成了《唐诗大系》，他那个时候处理的文本材料就是一部《全唐诗》。《全唐诗》的数目是四万九千多首，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应该处理的唐诗文献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我们现在已经有五万六千多首，就是说在那以后我们又补了七千多首进去，我们所掌握的唐诗文献要比闻一多来得多。

史学家陈垣曾教导学生不要轻信白纸黑字，他在《史源学杂文》中引用“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语出《诗经·扬之水》)来强调所读的材料是否准确可靠。古代作品年代久远，文本在流传中会发生变化，即使是正规途径的出版物也难免出纰漏。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因为你不可能读所有的作品，你肯定只能选一部分作品来读。这个时候你应

该掌握尽量多的文献，也许对普通的读者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哪里？我们必须要读一个真的文献，而不是假的文献；读一个准确的文献，而不是读一个有错误的文献。譬如说在闻一多写文章的时候，他的引文、他的注解，只要注上是《全唐诗》卷几就行了。只要这首作品见于《全唐诗》，就认为没有文献上的问题，这首诗是可靠的。但是现在经过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全唐诗》里错收的诗非常多，里面有许多作品实际上是张冠李戴，同样一首诗既在张三名下出现又在李四名下出现；更严重的是有一些不是唐代诗人写的诗，是唐以前的人写的诗或者唐以后人写的诗被错误地编进去了。我们对文献的真伪程度的了解是可能超过前人的，我们完全可以读到一个更好的选本，里面的材料更可靠，这是我们现代解读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第二是关于文本阅读的问题，选择准确的材料。文献的真伪的问题我们不会要求普通的读者来做，这是专业工作者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怎么理解这个文本，怎么解释它，怎么欣赏它，怎么通过阅读来沟通我们跟一千年以前的作者两颗心灵之间的交流，全部阅读的意义就在于这里，假如不能跟古人达成交流，这个阅读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一点上我们现代人处于什么地位呢？应该承认大前提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离古人的生活环境太远了，古人产生喜怒哀乐的背景，用西方人现在的术语说就是语境，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变化。某件事情古人觉得很大、很重要，我们现在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古人因为某件事情情感上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现在觉得很平常。举一个例子:离别。中国的古人非常重视离别，写离愁别恨的诗，在古代诗词中占了极大的一个部分，写跟朋友的离别、兄弟的离别，当然更多的是情人、夫妻之间的离别，都会产生很多好诗。我们现代人来读这些诗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震撼。古人的那种离愁别恨，现代人看来比较淡漠，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发达了，通讯发达了。古人一旦离别，一去半年不知音讯，寄一封信不知道要怎么难。现在你到哪里去，朝发夕至，晚上一到打个电话，我平安到达，不需要写诗，没有那么多的眼泪要流出来。所以有一部分诗古人写得很投入，我们今天读来好像并不受到很深的感动，这是处于一个不利的条件。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古代有些东西已经不熟悉不了解，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在读这些古诗的时候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来理解它，事实上这种理解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今天的读者，对于古人的生活状态、典章与民俗、语言的表达习惯不甚清楚，解读起来也会发生偏差。钱钟

书曾引用美国诗人Robert　Frost　的话:“诗歌就是一经翻译就不再存在的文本。”

那么反过来说，怎么才能不误解，怎么得到正解？我想作为一般的读者来读古人的作品，首先要选择比较好的选本，不要去买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的选本，它里面选的既不好，讲解往往也错误连篇，读这样的东西你会受它的误导。然而说千说万，到最后落实到一点，就靠读者自己的判断，要在经常性的阅读中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努力提高自己分辨真假，分辨好坏的能力，读到自己有选择了:在李白和杜甫之间我更倾向于哪一个，在这两首诗中，觉得哪一首更好一些，这个时候便可以进入阅读的境界了。

唐宋诗词与现代人生

唐宋诗词是我们的古人、我们祖先中间最有灵气的一部分人，他们用这种文本，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全部感受，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他们对友谊、对爱情、对国家、人民的热爱。这些东西经过一千多年时间的传递，跟我们当今读者的心依然相通。也就是说，我们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在人格，会在道德修养上受到很好的熏陶。读了以后，会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基本的同情，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不一定能为别人、为这个社会贡献多少，也不一定能做多少事情，但是心里要有这种关怀。有了这种关怀，你是忧国忧民的人，一旦你有能量了，就能发挥作用了。我们读一些唐代的、宋代的诗词，读一些好作品，在人格精神上面，可以受到很好的熏陶。

唐宋诗词相距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它并不是一个死的文本，而是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现在人们还是要读它。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境遇，写诗就成为表达情感的途径。正如冰心所说:“恨不趁古人未说我先说”，然而，我们何必自己写诗呢，我们也可以读诗、读词。

在唐宋时代，像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并不是很多，更多的人是表达他个人的一些生活感受。这些作品，只要它表达了一种真诚的、纯洁的情感，同样能对我们起到一种熏陶、净化灵魂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李后主的词是否具有人民性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否定的:李煜作为一个国君，亡国离开金陵时悲吟“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怎么说也跟劳动人民不沾边。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君王的词作，却常常能叩动各种身份人们的心弦。

李后主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但政治上却无所作为。经历从南唐君主到北宋俘虏的人生遽变，他不禁感慨:“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样一个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的生活经历跟我们普通百姓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写的词同样能够感动我们，同样能够给我们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身份的差异没关系，只要是他作品中表达的这种感情是真挚的，不同身份、不同阶级之间，人们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所以鲁迅说《红楼梦》中的焦大不会爱林黛玉，不爱林妹妹也许是对的，但不影响焦大他可以同情林妹妹。这两种身份的人之间，他们是可以互相同情的。唐宋时代那些最好的作品，它们都传递着一种纯真的、优美的情感，这东西传到我们今天，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更何况，唐宋诗词中间还有更积极的内容，有很多作品写爱国思想，歌颂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特别是家庭内部的天伦之情。

我以为一切好的诗词，到唐宋已被写完。我们的学术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让其他人更好地阅读，帮助读者获得更加准确可靠的文本，得到更加切近文本原意的解读。只有唐宋诗词还有阅读价值，在普通读者中还是活生生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从整体上说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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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枝]

终于从头到尾读完了，受益匪浅，谢谢转载。

[李盈枝]

这样一个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的生活经历跟我们普通百姓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写的词同样能够感动我们，同样能够给我们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身份的差异没关系，只要是他作品中表达的这种感情是真挚的，不同身份、不同阶级之间，人们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但若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加以考察，实算不上有突出成就。以李白的那首来说，所写是十分单纯的游子思乡之情。如果我们要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至多只能知道当时有些人旅居异乡，并对故乡颇为怀恋。至于这些旅居异乡者的具体生活，诗中却毫无反映。比较起来，早在李白之前的乐府诗《艳歌行》、《悲歌》写游子的生活和感情反而具体得多。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匆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艳歌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悲歌》）
　　前一首写游子生活的艰辛。衣破无人补，欲制新衣也无人缝，幸而其所寄住之家的女主人颇富同情心，代为操作，却不料引起了男主人的猜疑，因而最终发出了“远行不如归”的慨叹。后一首则写游子亲属死绝，无家可归，心中痛苦万分。以反映社会生活而论，这两首都比李白《静夜思》具体、丰富，但就读者的评价之高及传诵之广而论，它们却远不如后者。例如，明代颇有识见的胡应麟在《诗蔽·内编》卷六中就推许李白《静夜思》为“妙绝古今”，唐诗选本收入此诗的很多；《艳歌行》及《悲歌》则不但从未受过这样高的评价，被收入选本的次数也不多。这都可见《静夜思》对读者的吸引力大于其他两首。
　　即使《静夜思》的形象性强于另外两首，但如上述关于文学的定义中“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占有首要地位，那么，《艳歌行》及《悲歌》的总体成就纵或不在《静夜思》之上，也应与之并驾齐驱，为什么这两首诗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还不如《静夜思》呢？
　　类似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试再以崔颢《黄鹤楼》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为例。崔诗已见上引，李白的诗如下：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相传崔诗先作，李白此诗有与之较高低的意思，《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等都有类似说法。孤立地来看，李诗固很动人；若与崔诗比较，那么，就算上引传说可靠，崔诗由于先作而更显示出创造力，但李白在此一佳作的笼罩下，能够另辟蹊径，虽有貌似之处，精神上却颇相乖异①，其功力之高也极惊人。且李诗的最后两句，是用陆贾《新语·慎微篇》：“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明也。”间接揭示出谗佞当道、朝政混浊。像这样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显为崔诗所无。若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李诗自当在崔诗之上。但从历来的有关诗评中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严羽的《沧浪诗话》并明确地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现在虽已不知他在说这话时曾将崔颢此诗与多少唐人七律相比较，但相传为有意与崔颢此诗争胜的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他应该是拿来比较过的。

[李盈枝]

[李盈枝]

因此，对一部作品的艺术成就进行历史考察时，不能只看它在一时一地的感动读者的程度，而要把眼光放得更为远大。如同本文上节所说的：“越是能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域，给予众多读者以巨大感动的，其成就也越高。”因为越是这样的作品，其体现人类本性的成分也就越多、越浓烈，从而也才能够与后代的人们、与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这样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坐标。
　　就这意义上说，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

[李盈枝]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有一些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社会意义的作品却能在许多世代中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成为千古名篇。
　　例如李白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头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饯，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这首诗的内容可用以下三点来概括：一、对于以喝酒为中心的享乐生活的赞颂和追求；二、对个人才具的自信；三、对人生短促的悲哀。而第一点尤为突出。若从通常所谓的社会意义或教育意义来要求，这首诗并不可取。但如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人性——人类本性的内涵来看，那么，诗人所讴歌的人生态度显然是与违背人性的“少吃、少喝……”的“自我克制”相对立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实可视为对自己强大的生命力的自许，而以“黄河”两句来形容生命的流程，也间接显示出生命的强大有力，虽然同时含有慨叹其一去不复返之意；至于对人生短促——个人生命的易于消逝——的悲哀，如从“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的角度说，也正是难于避免的吧。所以，此诗之获得千古读者的共鸣，正是由于作者率真地、富于感染力地表现了他那从人性出发的强烈感情。
　　再看陆游的两首诗和辛弃疾的一首词：
　　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握英雄泪。（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这三篇都含有恢复中原的渴望和对南宋政府苟且偷安的不满，《水龙吟》的“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是说远望中原群山只能滋生愁恨，也与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含意相近；就通常所谓的思想意义来说，二者是一致的；陆诗并直接表现了对广大“遗民”的怀念，根据那一标准，其价值还更高一些。但这首《水龙吟》是研究者公认的辛词最好作品之一；刘克庄评辛弃疾词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
　　《水龙吟》诸篇实当之无愧。今天的读者也仍能从中受到较强烈的感动。至于陆游的这两首绝句，其点睛之笔是第二首的结尾：“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于沉痛中隐含愤慨。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给此两句所作的注释中言及：“白居易《西凉伎》曾说：‘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种语意在南宋人诗文里变得更痛切了。”（《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１１页）这是说得很对的。而白居易之所以写不出这样“痛切”的诗句来，并不是因为白居易的思想境界没有陆游等南宋人高，而是因为他的时代与南宋不同，无法产生那样“痛切”的感受。换言之，这种诗句里所包含的“痛切”的感情，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后世的读者来说，其时代的特点越是与南宋的这种情况近似，越能对此产生较强烈的感动，否则其感动就较为淡薄。举例来说，抗战时期的读者对此会感同身受，今天的读者——至少是青年读者——就不会产生切肤之痛，虽不会毫无感动，但感动的强度就不如读辛弃疾的《水龙吟》了。
　　那么，为什么产生于同样的时代背景、含有同样的政治内容的这三篇作品，对今天读者的感染力会有差异呢？特别是：为什么政治内容更为显豁、在这方面的感情更为痛切的陆游这两首绝句，在今天的感染力反而不如《水龙吟》呢？我想，这是因为陆诗虽也显示出壮志难酬的哀伤，却只用“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这样两句平淡的话来交代。也许习惯于欣赏“平淡”之美的读者会就此引起种种联想，但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恐很难从中受到多少感动。辛弃疾的《水龙吟》却强烈地表现了生命虚掷的痛苦及其无人理解的悲愤。“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这是用的东晋时桓温的典故。《世说新语·言语》载：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桓温为生命的迅速流逝而不胜悲慨。不过，他当时正在北伐途中，也即在接近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辛弃疾呢？他那收复中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的抱负根本无法实现，此词上片中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就正说明了他尽管壮怀激烈，却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也根本无人理解，他的年华就这样轻易地浪费了。所以他在此处特地点明“可惜流年”，其悲哀实较桓温更为深切。紧接着这三句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进一步倾诉了生命的毫无寄托：不但没有红颜知己，连能够理解、体贴他的歌妓都找不到。这整首词乃是被严重压抑的生命的抗议与悲歌。作为这种抗议与悲歌的根底的，则是对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也即表现自己的生命力的强烈渴望。作品的巨大感染力，就来自贯穿于这一切之中的灼热的感情。
　　更具体地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辛弃疾的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愿望远较一般人炽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有一段话剖析辛弃疾与苏轼的异同，颇为警辟：“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这段话虽具有明显的封建道德的色彩，同时却也说明了苏轼的思想和作品都不会违背对君主的“忠爱”，辛弃疾则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要有机会，连成为桓温一类的人也在所不恤。——在封建社会里，桓温是被视为曹操式的奸雄的。换言之，辛弃疾为了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做一番事业，可以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伦理纲常，其追求的强烈，殊非一般士大夫可及。也正因此，他的悲歌和抗议才具有如此巨大的震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末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都消灭了”，就文学来说，诗人在作品中“若是完全撇开自己”，也就引不起读者的依恋了。而辛弃疾的这首词，正因如此顽强地执着于自我的生命价值，并由此而引发出对于沦陷的土地及其人民的依恋，所以深刻地体现了人类本性，从而在漫长的世代、广袤的地区里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也就意味着：作品越是能体现出人类本性，也就越能与读者的感情相通。

[李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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