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魏東建主持「四人談」s001中國新詩何處去

[魏东建]

山東魏東建主持「四人談」s001中國新詩何處去

山東魏東建主持

中國新詩何處去
關於2009山東詩壇大爭論的「四人談」

緣起：在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年的關口，活躍在中國當代詩壇的詩人們有著很多的反思與探索，2009年在山東詩壇上發生了一場歷時三個多月的關於新詩創作方向的大爭論，這場爭論原以王霽良的《論同郡詩人朱多錦、桑恆昌的詩歌藝術》(2009.8.4)為發端,而後由王松《抵制的寫作——對朱多錦、桑恆昌詩歌藝術之比較及發現》(2009.10.12)而波瀾驟起，引向深入，先後又由桑恆昌先生、魏東建先生的博客置頂討論而推向高(桑:2009.10.13-10.22;魏:2009.10.17-11.1。
今天大爭論已塵埃落定，由《華夏文壇》副主編、“七畝園文化論壇”秘書長魏東建先生召集並主持了“四人談”以總結、評價這場爭論，四人中除召集人外包括發端人王霽良先生、發力者王松先生，積極參與者徐樹愛先生(爭論中自稱“百姓評天下”者)，此四人對這場爭論進行了深入而有意義的反思與剖析，本著“尊重歷史，關注未來”的原則，圍繞“中國新詩何處去的問題”展開對話。

主持人:魏東建

時間：2009年12月10日晚

參者：魏東建、王松、王霽良和徐樹愛（百姓評天下）。

魏東建（主持人）：
自中國新詩一誕生，就有著關於“性靈說”與“載道說”的爭論，在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年的時候，我們提出關於新詩創作的“自覺寫作”和“自在寫作”問題，意義更為重大。這是在全球範圍內人的“本我”確立並充分發揚，東方大國終於開始“自我”尋找的今天發生的事情，今天在詩界“尋找人的主體”的詩作已為前瞻風尚，這是在承擔古國的一個先鋒主題。自今年8月“自覺寫作”和“自在寫作”問題偶然通過關於朱多錦、桑恆昌詩歌藝術比較的爭論而展開。這是問題的一個突破口。這場關於朱、桑的爭論影響很大，在山東乃至全國有好多詩人都在談論“朱桑之爭”。今天我們對這場爭論總結座談一下,有我，有發端人王霽良先生、發力者王松先生，積極參與者徐樹愛先生——爭論中自稱“百姓評天下”者。徐君在這次大討論中發言很踊躍，很深刻，所以對他的到來，我們表示歡迎。
在這裡，我想先追溯一下這場討論的過程，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時，我抄來了這次討論的一些“情節”發生的具體時間。
這次討論起於王霽良的題為文章《論同郡詩人朱多錦、桑恆昌的詩歌藝術》（以下簡稱《論同郡》）時間是：“2009-8-04 12：45”；由於王松看了霽良的文章後，感到有話要說，於是就有了他後來掛在他博客上的文章，題目是《抵制的寫作——對朱多錦、桑恆昌詩歌藝術之比較及發現》（下面簡稱《抵》），具體時間：“2009-10-12 13：16”。朱先生看了文章後，當晚即掛在他的博客上，時間是：“2009-10-12 22：31”。第二天，恆昌先生也把王松的文章掛在他的博客上，時間是：“2009-10-13 19：20：18”。很快，在桑先生的博客的《抵》文後的評論欄中有了評者的掛帖，第三個掛帖者是簡明，其曰：“這篇評論有突破，喜。”時間是：“2009-10-13 21：02：18”，做為博主的桑先生在簡明的掛帖下面有回復，說：“就此展開大討論如何？”，時間是：“21：08：06”。想不到的是從此還真的由此引發出了一場大討論，也可叫“爭論”。爭論先在桑先生的博客上進行，到10月22日，有網名“大地”者代博主轉達了“停止爭論”的信息，時間是：“00：03：56”，其曰：“博主發條說‘不要糾纏下去了，沒意思’，出於對博主的尊重，大地不再就此事評議，就此打住！抱拳。轉身。告辭。”從此這種討論在桑先生的博客上告一段落。問題是，在此之前，我在我的博客上就《抵》文也開啟了討論，開啟時間是：“10-17 21 ：04”，我博客上的討論到11月18日結束，共一個月零一天的時間,結束時我還掛出了題為《為了忘卻的紀念》的結束語，曰: “……有愛的人過著鮮活的日子，感謝朋友的關心，本帖從現在開始取消置頂，請朋友們不要再從後面添加留言。好在，文學是不死的，生活是沒完的！”，時間是：“20：36：55”。
霽良的文章， 他注重的是兩位詩人詩歌作品的表現和再現的寫作問題。王松從霽良的文章出發，感到霽良的文章抓到一個點子上，但必須推到一種高度才能顯示出一種意義，即是說王松認為在兩位詩人的詩歌藝術的比較上還有更多更高的東西可以挖掘，如果做得好的話，是可以振聾發聵的，以致可以在山東乃至全國的詩壇引發一種響應，讓今天的詩界的詩寫作發生一種變化。王松的文章發出來了，真的起到了這種作用。

王霽良：當時寫《論同郡詩人朱多錦、桑恆昌的詩歌藝術》）一文，本是想從兩位詩人創作手法不同、風格迥異上展開來寫，即從兩位老詩人同是山東德州籍、兩河同源流向不同這一現象上展開來，但展開得不夠，有些拘謹，對王松後來的文章來說，算是拋磚引玉吧！我寫的是詩歌藝術手法問題，王松寫的是詩歌寫作方向問題。針對兩位老詩人的作品，我認為朱多錦先生的詩歌大多是側重再現客觀存在，而桑恆昌先生則側重在表現主觀精神，二者各有千秋。
現在看來，我想在以後的歲月裡，在山東乃至全國的詩壇上，朱多錦先生的詩將會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地位，因為他總是走在前面，我想起楊政女士在《“文革”時期的朱多錦》一文中說到朱多錦在“文革”中進行“‘文革’研究”的意義時所說的一段話，她說朱多錦的價值還不在當今，那是將在他的身後，將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評價他，研究他，認可他。楊政女士談的是朱先生的“文革研究”，我想，他的詩和詩論也是這樣的。而桑恆昌先生的詩在當今世俗世界是詩名顯赫，他的懷親詩和懷親詩之前的詩，有很多都是有真情的；但懷親詩之後，他的詩就顯得空泛了,名氣大了，詩寫得反越差了，桑恆昌先生現在的詩，多數詩人已經不這樣寫了。今後的詩歌是個什麼樣子？是走得更遠還是回歸到過去？無論如何，我認為能寫出有社會擔當、有深層生命體驗的詩才是好詩，能在民族的緯度上尋求發展的詩才是好詩。
談到詩歌的創作方向問題，王松的體會比我深，還是請他談談。

王松：霽良過獎了。我從中學時期就嘗試寫詩，更多出於對詩意的迷戀，我發現原本平淡的詞語放在詩的語境中竟蘊藏著如此高遠神妙的魅力，還原了事物的另一種“本真”，這是我與詩歌的青澀的初戀，也最終奠定了我對詩藝與詩美自然與純樸風格的信守。大學時代，我漸漸發現了詩歌除了詩意與詩美這些永恆的元素之外，還有一張臉，這張臉隱現在詩歌的背後，是寫作者的臉，這張臉是閃爍其詞、風花雪月還是直面身處的這個時代與現實，這種關懷至關重要，詩歌的臉是有表情的，表情後面彰顯著寫作者的思想和立場，是躲不了，逃不掉的，真正好的詩歌是詩歌背後的那個靈魂的部分，這就是我今天《抵制的寫作》所表達的內在動機。

徐樹愛：我就是在這次討論中的那位叫“百姓評天下”的，性別：男。我之所以特別說明我的性別，是為了糾正在這次討論中的一種說法。我是一位教師，教美術的，也寫詩，也搞些學術研究。在這次由王松《抵》文所引起他討論中，我始終是參加了的。
我認為，二王的文章，特別是王松的文章一出現，問題本就已很明白，後來的爭論的真正的意義及其實際作用，是為王松的觀點制造了輿論，擴大了影響，讓大家都知道了這樣一件事、這樣一種觀點，從而讓一種認識在今後的日子裡慢慢地開始起作用，讓詩人們在自己的寫作中慢慢地消化。
這次爭論先從桑先生的博客開始，而後又在魏東建君的博客上進行。討論一開始，我就感到這種討論很必要，早就應當有這樣一種震動了，所以我一直涉入。我的這種想法原基於對朱多錦及其詩及其詩論的認識。我一直感到朱多錦先生的詩及其詩論及其學術研究都有著一種需要特別認明的特殊意義，這需要有人去闡明，為此我曾在省政協編的一本書上寫過一篇關於他的“文革”研究的文章，而關於他的詩及詩論的意義，之前也早寫過幾篇，但還想寫得更深更大一些，也正準備，所以這時這次討論一開始，我就想借這次討論闡發一下我對朱先生的詩的認識，同時更想從中獲會得一些啟發或教益。

魏東建：關於朱多錦、桑恆昌的詩的比較的討論，我談三個方面的問題：1、由於有了這次討論，從中國新詩發展角度來看，對“自覺寫作”和“自在寫作”的探討，山東詩歌界是走在了前列；兩位老詩人把自己詩當作標本來解剖，都值得稱道。朱多錦先生在詩寫作上一直把寫詩當作寫人，想找到詩的本質之所在。對詩的問題，我認為沒有先鋒不先鋒之說，桑恆昌先生的詩歌代表著山東詩歌的一種狀況：有感悟，但難見高度。文學創作，什麼時候也是手工作坊的，即無論如何都是“最自己”的，它不能是“工業化流水生產”，那樣“生產”出的詩一時可以得到世俗的承認，但離詩本身卻越來越遠。2、王松在《抵》文中提到的桑先生的《打蚊子》一詩，如果寫出的是為蚊子著想的，也許是好詩，但寫的卻是弱小的失敗的蚊子。桑恆昌先生把一生都獻給了詩，他的“親情詩”在國內詩壇是有地位的，因為這是不看任何人的臉色寫出的，是真情的，是感受自己心中的感動的，由此我發現，詩寫作別替任何人或任何什麼代言。我們更應看到的是，自在寫作與自覺寫作的這種創作方向的分流，開啟了中國現代詩發展史上更深更大的轉變。3、這場討論始作俑者是霽良，但他在寫《論同郡》一文時，是“挑著雞蛋筐子過街，怕碰別人，也怕別人碰”；王松這篇文章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雖然是歪打正著；朱和桑都是有胸襟的，當然在參與爭論者中和稀泥也占一部分。王松這篇文章的作用是想攻破一種堡壘，關於詩的觀念有顛覆性。好。
我想再進一步說說這種情況——
霽良兄在山東大學參加文學院作家班學習，他對於文學的虔誠是值得尊敬的，於是我們在一起談詩論文不亦樂乎，那是他開始著手寫作《論同郡》時候， 我曾給霽良說，倘若想學詩，跟桑恆昌老師兩個月就能學到些東西，跟朱多錦老師三年也學不出來。霽良兄在文章中引用了這段話，為此兩位老先生都心有不平，我的意思是說，桑恆昌先生掌握了詩創作技巧，他寫詩很輕松。就是說掌握了詩歌生產技術的他像是一條詩歌生產流水線，然而好詩恰恰是沒有技巧的。他的好詩，懷親詩恰恰是他忘掉技巧的時候。詩是夢囈，而桑恆昌先生一直卻清醒地不能入夢。王松兄與我有共識。朱多錦先生呢，寫詩是很累的，因為他想讓詩當家，淡化技巧，這樣就離詩近了。這段意思我在結束在我博客上的討論的當晚就寫下了，題目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王松: 東建有相當敏銳犀利的觀念。說句實話，我並不關注《抵》文所引發的在山東詩壇的火拼或口水大戰，但我承認《抵》文被更多人誤解，有人質問我：為什麼《抵》文對桑恆昌先生進行了直面的“抨擊”，而對朱多錦先生卻溫情脈脈，要我說心裡話嘛，從私人角度而言，其實我對桑先生是很有感情的，有久遠的情分，他是我以往詩歌歲月的懷念，他與家父也有交情，想起他，我就會想起孔孚先生、牟迅先生那些逝去的山東老詩人的親切往事，只是我在詩圈之外多年沒再跟桑先生繼續走動罷了，尤其在當今中國，我從不願把一個人的生存方式與詩歌混為一談。但就詩論詩，桑恆昌先生詩歌的精華與高度就是懷親詩，他對詩歌嘔心瀝血的努力在懷親詩中得到了回報和印證，意像平易卻高遠，詩意至真而豐沛，令人肅然起敬。為什麼？因為他說出了他必須說的話，他流出了他自己必須流的情，以一個卑微生存者的心態與筆觸深入了一個人孤獨的心靈世界，由此，他的懷親詩具有了詩質與詩藝的雙重價值及廣闊意義，占據了中國詩壇此類題材不可替代的位置，而探求他的其他更多的詩歌則恰恰相反，詩歌的臉呈現了虛偽的表情，抵達的只是詞語的表皮，屈服於詞語，屈服於意像，屈服於詩歌的外狀，而丟失了人性中的那個“真我”，有一點兒可以確認，詩技作為詩的外狀表現，桑先生有自己的追求，但這層華美的外衣終究不能掩蓋其內質詩意的平庸。
朱多錦則堅守詞語的本色，挖掘詩意思辨的向度，力求口語與內省的自在統一，雖詩美不盡完臻，詩藝有待商榷，但從一個老詩人身上，我發見了中國詩歌骨子裡就缺乏的那種批判與先鋒的光亮，這是詩歌靈魂的東西，我知道，對於這種難得又可貴的寫作取向，我必須為之喝彩。因《抵》文對朱先生有更多評述，在此不再贅言。

徐樹愛：關於朱多錦先生的詩，我想具體談談，在這方面或許我還可以說個一二，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在這方面是搜集和保存了一些資料的——
我認為朱多錦先生他自己的詩寫作在這兩個方面付出了努力：
一是努力讓自己的詩寫作反映自己對時代的本質認識。對一個時代的本質認識，有時是和該時代的“流行思潮”正好相反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說，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有一年，一次，桑恆昌先生和他的《黃河詩報》編輯部的人到朱多錦先生當時執教的齊河師範學校授課，當講到“時代和人”類似話題時，朱先生說他記得桑兄說過這樣一句話：“人家往東走，你也必須往東走，但你要往西看。”他說桑兄當時的這句話切中了對這種問題的觀察方法的特質，他說，“文革”時從官方出發的流行思想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要你必須擁護參加那種“革命”，但如果從歷史的真實性上看，從那個時代的本質上來認識“文革”，“文革”則是我們民族歷史上的一場“空前災難”，從歷史的責任性出發，真正的進步的行動則是對“文革”的否定，那當然是要冒殺頭的危險的。我說的這是在“文革”中，不是指“文革”後，“文革”後，這種關於“文革”的認識已是平常了。還有，後來“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終於開始面臨工業社會的到來，這一方面是中國歷史的重大進步，另一方面，也會重復西方工業社會所曾有過的現像，那就是異化問題——社會異化，乃至人的異化。做為詩人，如果從時代的本質出發，你的詩就應當反映這種關於時代的本質認識。只有本質地反映一個時代的詩，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詩。這種話題，朱先生曾在好幾篇文章中表述過。
反映關於時代的本質認識，朱多錦認為做為詩，卻又不能距時代太近，也不能直接反映之，比如或激於義憤直接譴責什麼，或出於責任直接呼吁什麼，那都不行，那都或落入所謂懲惡揚善的舊文學的舊套子，或重蹈為實現什麼政治目的而文學的“工具論”的覆轍。一些在新詩傳統意義上言詩的詩人都是這樣做的。這裡的核心應是讓自己的詩寫作成為一種“自在寫作”，而不是“自覺寫作”，其關鍵是讓自己對一個時代的認識沉澱為一種審美，從而讓每每的詩寫作進入一種狀態，獲得一種感覺，融入一種境界，讓詩駕馭詩人，而不是詩人駕馭詩，這樣，你的詩寫作會自然地呈一種自然過程。這就是“自在寫作”。他說，所謂“自在寫作”也僅是一種追求目標，那是相對的，誰也不能進入什麼絕對的“自在”。對於現代詩的寫作來說，這樣的結果是讓詩完成一種思辨，而不是反映一種什麼單一的思想認識。所謂思辨，他說那是一種辨析或辨釋性思考，亦或是思考中的辨析及辨釋，對於讀者來說那是你在不同的時間，或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讀同一首詩都會獲得不同的審美感受和認知。 “思辨”是現代詩一種獨特審美。現代詩的“思辨”也是一種抒情，因為在思辨中就包括著主觀世界中的“情”。“自在寫作”直通的是現代詩的“思辨性”審美表現。
他“文革”時寫下的那些詩還遠不是“自在”的和“思辨”的，雖然那些詩都是冒殺頭的危險寫出的，都是對“文革”的抗議或對失落的人性的呼喚，因為那時還不可能有這樣的寫作意識，同時那種直對“文革”抗議的詩也不適宜這樣寫。他說，他真正這樣寫的是“文革”之後他的“成為自己”寫作階段的詩，以及他後來的“現代城市詩”，其中除了寫作意識的進步外，更重要的是所面對的已是一個進步及異化並存的時代。
二是努力讓自己的詩在表現手段上貼近最現代。我看到，他的現代詩，首先是他的“現代城市詩”，常是敘事的——這好像應了他曾要自己寫小說的理想——通過敘事而抒情而思辨。這裡的詩的敘事不是情節的，而是細節的，這就有了對生活細節的捕捉——捕捉反映生活本質的細節。這種情況是從他的現代敘事詩開始的——他現代敘事詩《妻意》始寫於1985年12月——有了細節就有了生活，就先有了形像，就可創造意像，就有了發現，就能感人。寫詩，從細節出發增強詩的敘事性，這是朱多錦的現代詩的最大特點。我想，這是應了他說的新詩的“本體結構”的詩意屬性——在“本體結構”上，他說中國古典詩詞和中國新詩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情景結構”的，後者則是“情事結構”的。重要的是如何讓所捕捉到的細節成為詩，成為好詩，其中所要做的是怎樣捕捉細節和怎樣處理細節的問題。怎樣捕捉細節？在朱多錦那裡，一是堅持細節捕捉的“陌生化”原則，二是捕捉那些在一些人那裡已經看慣歷熟，但想說出而又沒說或說不出的。他說總的原則是捕捉那些最普遍最普通的，避免那些特殊的、特別的，你如果要將那些特殊、特別的事件或事情寫成詩，結果只會寫成一種詩報告詩報道或詩通訊——這是朱先生常說的一個問題。怎樣處理細節？朱先生認為這是問題的核心。這裡，我看到他是主要借用了“朦朧詩”，即現代派詩”，和“第三代詩”，即“後現代詩”的表現手段：“朦朧詩”的，是像征與意像的運用——或意像或像征或意像的像征或像征的意像；“第三代詩”的，是口語入詩， “理性解構”、“意義消解”，鋪延一種‘審醜’、‘反諷’的審美；或者對前後兩種的“借用”的結合；當然還有對傳統新詩的再現手法和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創造的借鑒。我想，他的現代詩寫作主要是“朦朧詩”的和“第三代詩”的，更多的是“第三代詩”的：口語入詩，意義消解，反諷調侃。對這些，朱先生不止一次地說到，在別人的評論中也說到了，比如贛南師院萬志全教授對他的現代城市詩在評論中就都講到了。
在這裡，我特別想說的是，一些人說朱多錦的現代詩是理性表現的，我說如果從表現手段上來說，他的現代詩都是形像的、意像的，他捕捉生活細節，常以或像征或意像或像征的意像或意像的像征來詩化為詩，或以口語將原生態的形像直接成詩，他的詩沒有一首有是理性說教的詩，他自己最常說的就是寫詩最忌諱理性說教，他絕對避免的就是這種說教式寫作，這已是他的座右銘，他的詩之所以為人稱道，首先就是他做到了這一點。他的詩是以形像或意像表現思辨。思辨表現是全主觀世界的表現，所表現的包括情感、情緒、意志、印像，甚至潛意識等等，這一切都要訴諸形像或意像。最近他有一首題為《自在寫作》的詩，全詩全是以落雪為像征，你找不到一點理性說教的影子。
朱多錦的詩寫作活動主要是在“後現代詩運動”之後，他綜合了“朦朧詩”和“後現代詩”的表現技巧，同時又有自己的發揮和創造，當然也有對新詩傳統和古典詩詞寫作技巧的繼承，他今天是一個典型的“後現代後詩人”。

王松：有一個問題必須闡明，對桑與朱的詩歌評述並非《抵》文的最終目的，畢竟，他們的寫作有其歷史的必然與偶然，而我恰恰從兩位老詩人臉的朝向上看到了中國當代詩歌所呈現的群體的混雜面孔。
我更想要說的是，在這次魚龍混雜的討論中，我發現了一些所謂詩人還是風花雪月、哼哼唧唧那一類，自封詩人，他們也許自認很認真，但他們的出發點就令人懷疑，在這個時代，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寫這樣不痛不癢的詩歌，中國詩壇又有多少這樣所謂的詩人，玩弄詞語就如同自慰，說白了，其實跟余含淚是一類貨色，這是我們今天的詩壇應該警惕的。

徐樹愛：最近,《科技信息報》的記者周傳虎君在幾個人博客上都有一段留言：對這次爭論發表了看法。我感到他講得有些切中了問題,我在這裡打開電腦念念其中的他的一段:
“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擺脫朦朧詩的誘惑》，裡面有幾句話闡述了這樣一個結論：當今有很多新詩寫作者受朦朧詩的毒害太深。那個時候，我還在寫詩，而且數量也不少，但是有了這一認知以後，我就停止寫詩了，因為我發現自己既不能立刻走出朦朧詩的陰影，也無法一下子找到新詩寫作的另外的方向。——現在，離我寫那篇文章已經5年過去了，但是身邊的大部分人仍然沒有走出朦朧詩的籠罩，典型地表現就是沉浸在朦朧詩那種充滿無限語言美感的瓊漿中不能自拔，總是問自己：離開了這種意境還是詩嗎？——關於離開了朦朧詩那種意境是不是詩的問題，我想，朱多錦先生的行動做了最好的回答。從20世紀中國新詩形式發展史來看，桑恆昌先生的詩作屬於後朦朧的代表，也就是我一貫印像中的那種“反朦朧反被朦朧誤”的嘗試，這種詩很容易淪為語言游戲；朱多錦先生的詩作則堅持了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期內都不是主流的創作方向，這就是現代敘事，而且他在第三代詩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先前的現代敘詩進行了發展，這就是除了口語入詩之外，還揉進了細節和思辨兩種特質。因此，從20世紀中國新詩形式發展歷史的縱向角度來說，朱多錦先生的新詩創作是走在桑恆昌先生的新詩創作前面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朱多錦先生的詩作就是好的，就是對的，就是代表了“先進”的，桑恆昌先生的詩作就是不好的，就是錯的，就是“落後”的……”

周傳虎所說的多數是對的，但他說桑恆昌是 “後朦朧詩人”是不對的，其實“文革”後的“朦朧詩運動”和“第三代詩運動”對他來說幾乎見不到什麼影響，他的詩主要傳承了“五四”以來的那種“直抒胸懷”的寫法，他的詩的主要特點在於給讀者一種開悟的感覺。王松的文章一發出來，爭論一開始，桑就有點兒惱火，也有點兒勝券在握的感覺，他之所以惱火或感到勝券在握，就是他自認為朱和他不在一個層次上，但討論一深入，就發現，如果單從詩本身來說的，正是朱走在了桑的前頭。


魏東建(總結）：我想讓我在我博客上結束這場討論時寫下的一段話也作為我們今天“四人談“的結束語：

“王松的《抵制的寫作》是警醒的，因為他在找‘人’的本體，這是難得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來也是幫助中國人找‘人’的本體的，他們兩個做了同樣的事情，而奧巴馬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王松卻獲得了一通板磚，這裡面有文革的力量，有中國的各種成分的力量，也有‘今天天氣呵呵’的力量，所以我想我們不應該罵人，不應該砸磚，應該談詩，談文學，文學是干什麼的?文學是人學，詩是心語是夢囈,是以“真善美”為訴求的，而中國幾千年以來推崇的卻是“假善美”，沒有了‘真’的規範， 什麼也沒有了，我們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國度裡活著，活得興奮，戳破了誰的氣球誰也會哭，我要告訴大家，氣球的假像是糊弄人的，戳破的，然後決絕地尋找真善美。我們要堅定我們的抵制與堅守，堅持我們的信仰與摒棄，日子還很長，‘有愛的人過著鮮活的日子’。因為，文學是不死的，生活是生動的！我們生活在愛裡，愛著生活。……”

在中國新詩100年的今天，從文化界掀起的“尋找歷史真實”的思潮，今天中國新詩創作就是向以“人”為主體的方向發展，而“自在寫作”直接通向的就是關於“人”的寫作，關於思辨表現的寫作。這樣看來，從中國新詩一百年的今天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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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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