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庄纪事

[狼孩]

[狼孩]

运河水始终这麽流着，一条狗跑在运河的大堤上。我总是看到这种情景，甚至在我的梦里也是如此。
小时侯，我并没像现在一样，住在北京城里，而是住在城郊的通州，就是长安街的东头，一京二卫三通州的北通州，或者说京杭大运河的北源。过去有副绝联的上联就说：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我们家就在这个北通州。即使通州，也不是我的老家，而是我母亲的老家。按照咱中国人的习惯，我应该随父亲，我填籍贯的时候，总是填四川仪陇，攀个大人物，就是朱德的老家。虽然我愿意这麽填写，可我实实在在生在通州，直到参加工作以后，仅到过两次四川，还没回老家，何况老家早已没人。
我之所以被生在通州，完全因为父亲的选择。父亲19岁当兵，新兵训练三个月，就坐进从来没坐过的闷罐火车，轰隆轰隆，三天三夜什麽也看不见。待火车终于停下来，跳下车一看，傻了，到处都是穿高腰裙的女人。到了之后，父亲这些新兵蛋子才被告知，他们已经到了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朝鲜，或者说就是出国了，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经历，没想到出国不是考察、游历而是打仗。父亲的运气还算不错，他们一起去了9个人，最后只生还四个，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从朝鲜回来，父亲因为上过前线，也升了排长，驻扎在河北唐山。有一次，部队又通知把所有的东西寄回家，训练了3个月泅渡后，部队昼夜行军开往福建，说是去解放台湾。部队开到浙江，因为走漏了消息，才重新返回唐山。那时父亲已经当了四年兵，正式参战一次，半途而废一次，因为一直有任务，从来没回过家。好容易部队稳定了，没仗可打了，父亲开始想家，要求转业。部队就做工作留，还是留不住。可考虑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有功，让他转回四川，觉得对不住他，就让他转到了北京人民机械厂，也算照顾，进厂就定了个三级工。一个四川伢子，一战成名，能留在北京，算是运气了。可没过多久，赶上支援农业过关，人机的许多七级八级工程师都下去了，做为党员的父亲，自然积极报了名，厂方还是想留他在厂，一是他听话肯吃苦，二是会做工作。但因为厂里支援农业过关的任务指标完不成（那时任务目标都是数字化），最后不得不把父亲叫过来，反复说明厂方的意思，承诺过一年，最多两年，就把他要回厂。那时父亲也根筋，回答到痛快，要回就回四川老家。厂里考虑还是下放京郊好，方便回调。为了留住父亲，厂领导也算煞费苦心，把当时任团委书记准备留厂的母亲撮合给父亲，促他们十天办理了结婚手续。自然，和母亲结了婚的父亲，名正言顺地下放到了母亲的老家通州，母亲就成了父亲的陪绑，父亲就倒插门给了通州。我其实就是这组织安排的结果，我的通州老家就是这麽被选定的，与其说是选定，还不如说是指定或者派的。父亲是被派到通州的。结果是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承诺迟迟不兑现，也无法兑现。其实厂里来要过人，可父亲已经在地方任职，地方当然也不放，父母就这样滞留在了通州，我也就成了通州这个圆上的圆周率。父亲给我起的名字期京，也是期待我再回北京，当然那只是一种期望，后来我还是让它实现了。
无论如何，我的家在通州，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无法选择父母，我只能认领这个家。我的家龙庄北靠运河，村子不大，就是二百三十六户人家。村中有个大庙，十分高大，柱子要两人合抱，屋檐下挂着蓝色的“崇德庙”三个字的竖匾。老人说那是乾隆下江南，三次到村里歇息时写的。从此村子才改叫龙庄，或许是说龙呆过的地方。其实龙庄的家对于我，只是一个无法消磁的记忆，就像村中的大水塘，仅仅是一个标点符号。
龙庄还是满有特色的。村的中央是个大水塘，圆圆的，足有几十亩。水塘看不到来水，也看不见走水，好像自来自去，可没看它干过，就像村里平静的生活。实际上水塘的水也流走，只是并非沿着河道或沟渠眼看着流走，而是蒸发到天上去了。它有个暗道，通向运河，因为水塘的水面低于运河，水不足时，运河的水就赶过来补充。水悄悄来，无踪无影地走，使这水塘有了灵性。水塘里面放养着鱼，那时就盼着过节，因为一过节，村里就派人用拉网打鱼。这个时候，不用说吃，就是看着都过瘾。那些鱼在阳光下跳来跳去，闪闪发光，就让人觉得有了节日的气氛。到了冬天，水塘上结了大块大块的冰，足有一尺多厚，冰上挤满了孩子，他们滑冰车，抽汉奸，溜冰。年关里淘气的男孩子，在冰上放二踢脚，第一响在脚下炸，另一响沿着冰不知道会冲到哪里炸，或许就撞在你的脚上，突然炸响，吓你一跳。如果撞在女孩脚上，肯定要大哭一场。在冰里玩渴了，就用冰车的铁锥子，碎几块蓝色的冰吃。你看着冰是蓝色，一碎就成了白色，凉凉的，用冻的通红的手抓起来，吃下去，精气神就来了，可以在冰上玩一整天，不吃不喝。天热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就在里边游泳，男的女的，除了大人，男孩子都光着屁股，女孩子穿着红兜肚，活象杨柳青年画里的人物。有在水塘里打水仗，有的自由泳或狗刨划开水面，不会游的，几个人扶着一根木头，漂来漂去。还有的人逞能，比赛扎猛子，看谁时间长，看谁潜的的远。扑扑通通，把满塘水搅得沸腾，就像一个水的广场。虽然如此，这个水塘从来没淹死过人。我的一个小伙伴，5岁的时候，一起到水塘边逮蛤瘼蛄哚，踩在青苔上，滑到了水塘里。我们慌慌张张叫来人，把他捞上来，已经一个多小时，在家里控了半宿，控出半锅的水，还是活了过来。
这个水塘就是这样，他即是村里节日的菜篮子，又是村里的游乐园或广场，而且还是夏天冰的提供者。每年一月份，天最冷，冰冻得最厚的时候，村里就开始组织人开冰，一是准备打鱼，二是冷藏冰块。那时侯没有空调，天热的时候就需要冰，村里就在村东北方向不远处挖了一个冰窖，把开好的一尺见方的冰，整整齐齐码好，上面铺上厚厚的稻草，用土埋好。到第二年的7、8月份，一点一点挖出来，就像兵马俑一样，开始卖冰，许多卖冷饮的来买。热的受不了的夏天，把冰放在冰棍车里，盖上一个棉被，能坚持一天，冰棍不会化。也有的买一块冰，把一排排桔黄色的瓶汽水镇在上面，甭说喝，看着就凉快。有时侯天热，我们几个孩子就跑到那里冰镇活人，感觉浑身都冷，出来就是一身冷痱子。对于这村中的水塘，还有一种说法，听着让人害怕。许多人都说，一到深更半夜，村里就会有一个黄牛大小的怪物，遇到走夜路的人，它就把两只前腿搭在你的肩膀上，让你背着它走。你不敢回头，据说你要一回头，它就会咬你的脖子，让你立时毙命。好多人都知道，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只管走自己的，一会后边的怪物就会悄然而去。传说是传说，没有人真的被咬死过，或被咬过。可被怪物吓着的人，会紧闭着眼，口吐白沫，长睡不醒。这时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不顶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常大妈。常大妈五十多岁，经常披散着头发，穿着大襟袄，敞胸露怀，让你明明白白看出里面的真相。两个大乳房耷拉着，一直拖到腰部，像那时经常吃的棒子面饼子，我们那里叫贴饽饽，男人们都管常大妈的两个乳房叫鞋拍子。有人和她开玩笑，她也满不在乎地说：“你还不是这个喂大的。”别人也就只能哑口无言，没人敢尝试和她嘴上过招。她那张嘴，让你拥有的只能是一败再败。据说常大妈骂人，三天不带重样的，不带一个重复的字。被吓住的人，只要请到常大妈，一切就都解决了。可她不是神婆巫汉的那种，靠这个吃饭，而是帮忙，仅仅是帮忙。她面对闭着眼，口吐白沫被吓住的人，一般有两招：一是从你家找一枚硬币握在手里，另一只手握一把菜刀，她把硬币抛起来，如果真是被吓住了，硬币会一下立住，她就用刀背一敲，硬币跳起来，伸刀平着接住，迅速将刀上的硬币投入水缸，被惊吓者便不再吐白沫，睡醒就好了。如果硬币不立，她就走到院中，折一柳条，把被惊吓者上身剥光，用力抽打。也怪，你明明看着她用力打在身上，却没有丝毫的痕迹，直到被打者大叫一声，吐出一口白痰，人才醒过来。
父亲那时是村里的书记，又当过兵，自然不信这个邪。组织村里的基干民兵，带上枪，夜里埋伏了三天，终于等到了那个怪物。父亲命令开火，十几条枪一齐喷出火舌，那只怪物被打的晃了晃，可没有死，踉跄到水塘边，一下跳了进去，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天亮一找，什麽也没发现。
有人说这是村里的庙拆了的缘故。那时我们附近几个村子各有一灵物（村里人都这麽说）。后麦子店村中有一棵老杏树，杏子熟了的时候，黄色的杏子会自己开裂，杏核自动落在地上，许多人都来捡杏核。可以卖钱，也可以自己吃，味道甜甜的。大柳树村口有十棵大柳树，一字排开，每年有无数的季鸟、麻雀或喜鹊停在上面，唧唧喳喳。每到傍晚，准有孩子围着十棵柳树，找准备脱壳的金蝉，洗净后用盐水淹好炸着吃，和炸蚂蚱，烧黄豆一样好吃。下大暴雨时，你可以在树下捡到无数被风雨打晕的麻雀，回家炸铁麻雀，算是一次下酒的美味。或许在这里你还能经常看到乌鸦和喜鹊为了争巢的不断争斗。尚武村口有一大群石人石马，有人说经常夜里碰到石人石马拦住你，和你要酒喝。龙王庄村里有一小庙，庙不大十分简陋，里面没有泥偶，却有一个大大的供桌，一条碗口粗的大铁链从庙中穿过，锁住庙前庙后的两棵银杏树。这两棵树，每棵都有两人合抱粗，奇的是前树开花后树结果。每到白果成熟，无论是谁要想采摘白果，都必须先进庙烧香，然后才能摘果子，否则你打白果时，不但白果一个掉不下来，还会从树上哗哗地掉下三四寸长的小白蛇。我们村里就是崇德庙了，庙里供奉着菩萨和财神。扫四旧时，这些灵物都被当做牛鬼蛇神，锯得锯，拆得拆，连石人石马的头也被敲碎或砍掉了。父亲说，拆我们村崇德庙的时候，十几个壮汉把粗绳套在菩萨身上，远远地跑到大殿的另一头，离泥像足有三四十米，大家一齐用力拉，还是有一个人的腿，被莫名飞过来的菩萨头砸断了，那就是现在村里的瘸二叔。庙里的泥像被拉倒以后，就经常有人在村里碰到这个怪物。也有人说，这个怪物住在村西的坟地里。这我知道，我们家就住在村西，出我们家门，向西南走五百米，就是一大片坟林。坟林四周，是两行柳树，说是坟林，其实只是坟头，没有任何碑记，只是谁家的坟谁自己认，只是坟的大小高矮不同。坟林里长满荆棘荒草，野酸枣之类，因为有吃的，我们这群孩子自然不论，大着胆冒着腿脚被刺，被划的危险来寻吃的。每次从那里回来，不是胳膊被划出了血，就是身上被蜂蛰了或遭了洋拉子，挂彩是必然的。这片坟林有两个最大的坟，每个坟都高达三十多米，周长有几十米，一个在坟林的西南角，据说以前那里是个盆窑，后来坍塌了，砸死了十几个人。里面住满了大大小小的蛇，没人敢过去玩，上面就长满了带刺带花的各种野草。后来推土机平这个坟时，几百上千条蛇滚着球向推土机上撞，向推土机里钻，履带上下全是蛇，那情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我们这些孩子大多在西北角的这座大坟上玩，因为我们经常爬上爬下，这座大坟东西两面就形成了大片细沙，不长任何植物，成了专供我们玩的滑梯。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每到阳历年三十晚上，我们那里讲究爆米花，炒花生瓜子熟红薯干，要用沙子。全村都到这里取，我们村附近别处是没有沙子的。大人们说，这怪物或许就住在这坟地里。可我们一直没看到那座坟有那么个大洞。大人们就说，怪物是不用洞的，它们走过来就能进去，进去后就没有了痕迹，这让我们有点害怕。到坟地玩时，每每都要约上十几个孩子相互壮胆，我们一次也没碰到过那个怪物。或许是它怕我们。
水塘的东面，庙拆了之后，就只有一个场院。场院里每年都用草席或茅草围成十几个碉堡一样的粮囤，雀群总是在那里飞来飞去。场院外就是一大片苇塘，收秋后，场院里就开始忙，脱粒、扬场、晾晒，最后入囤。到了冬季的雪天，就有人扫开一片雪，撒上稻谷，支起一个竹筛子，用一根线远远牵着，看见饿了几顿的一群麻雀扑过去争食，钻到筛子底下，只要用力一拉，准能捕到十几或几十只麻雀，既消灭了这些害鸟，又可美食一餐。而在苇塘里，你就只能下粘网粘。像我们这些孩子，就用铁夹子和弹弓打，我们那里是平原，一般没人用火枪猎鸟。
整个村里只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广播室，接到后可以用高音喇叭叫，那时经常听到高音喇叭喊：“XX同志，请到大队部来，有你的电话。”十分方便，可那里并不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有人，广播完了也没人了。另一部电话在场院，场院看场的聂大爷是全天候的，就光棍一人，连吃饭睡觉都在那里。可场院没广播，要传个电话，就要满街去找，聂大爷当然不干。有一次线委书记刘锋中午打电话找我父亲，先打广播室的电话，自然没人接，又打到场院，聂大爷拿起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找你们书记。”聂大爷如实回答：“都吃饭去了。”“我是区委，我找他有事。”“有事也要让人家吃饭。”“我是刘锋。”“你爱他妈疯不疯。”说完老聂头就挂断电话，气得刘锋当时开车就下来了。找到我父亲，执意要开除看场的聂大爷。父亲领刘书记到场院一看，就一个孤寡老头，能给开除到哪儿去？只得做罢。只把电话移到村委会了事。
村委会门外边是一棵大柳树，树上挂着一口大铁钟，村里开会派工就敲钟，大柳树就成了村里人聚齐的地方。等人的时候，就东一堆西一堆地闲聊，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车把式常老六，他经常赶着车外出，碰到和知道的事也多，什么进城马屁股要挂粪兜，住大车店有人会问你要不要褥子，哪个地方的工作队进人家被黄鼠狼用瓦块袭击，哪个村里的女人转来转去走不出坟地，反正什么事到他嘴里就千奇百怪，每每像个新闻发布会。可最热闹的一次，也是在这棵大柳树下，二胖子赢了村长一块新买的手表。那天天特热，二胖子从旁边的井中打上来一桶凉水，趴下去刚要像驴一样喝。村长走过来，他知道二胖子能吃能干，出河工时，二胖子一个人能吃一扁担半斤一个的肉龙，足有四五斤，挖河泥他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力气也大。有一次他骑着一辆借来的新自行车，过河去串亲戚，为了少跑路，没去绕桥，而是直接从冰河上骑过，没想到河中间是活水，冰冻得不厚，连人带车一下子掉了下去。幸亏他手脚利落，两手轮流扒冰才上了岸，可自行车已经看不到踪影。那时干两年也买不起一辆车，他急了，风风火火跑到岸边，看到一棵碗口粗的杨树又直又高，一手前一手后，用力扳住树干，猛一用力，生生把那棵树扭断了。一支手拖着走下河堤，到了刚才落水的地方，用树干固定住了自行车，回去找来家伙，把自行车捞了上来。跟着来的人问他怎么弄断树的，他说，就是一用力，也没觉得太费劲。别人当然不信，给他找了一棵同样粗细的树，他费了半天劲也没扭断。从那以后，别人都管他叫骗子。村长见二胖子刚打上来一大桶冒着凉气的水，就开玩笑说：“骗子，我知道你能吃，可你能把这一桶凉水都喝了吗？”村长估计这满满一桶水，就是两匹马都喝不完。“能！”二胖子就一个字。“我不信。”“那我们打赌。”“怎么个赌法？”“如果你能一气喝完这一桶水，”村长把刚买的手表从腕上褪下来“这块表就是你的了。如果你喝不完，那我今天就让你干最脏最累的活。”“你不反悔？”“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证。”“一言为定。”二胖子一只手抓住桶沿，一只手托起桶底，把一桶水举到了嘴边，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足足喝了二十分钟，才把这一桶水喝下去，肚子胀得鼓鼓的。放下桶，他抹抹嘴，脸不变色心不跳，泰然地把表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这之后，村长想知道时间，都要问二胖子。
水塘为界，村东的村民中，最神的要数“老坚决”了。“老坚决”姓常，有三个儿子。不知是他命硬，还是该着他受苦，老伴老早就死了，他一手带着三个儿子长大。因为没有女人，家就像个和尚庙。大儿子十五岁，小儿子还上小学的时候，他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一检查，还是无法医治的癌症。医生悄悄把大儿子叫出去，吩咐他给准备后事。才十五岁的大儿子一听都傻了。从医生那里回到父亲的病房，眼泪一串串往下流。“老坚决”看到了，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子忍住眼泪，摇摇头说：“没事。”儿子是他一手带大的，他了解，读出了儿子眼中的绝望与无奈，明白了。语气坚决地说：“儿子，不用怕，你爸坚决不死。”老坚决居然主动要求出院，在家也不闲着，忙这干那，自己觉得病反倒渐渐好了，到医院一检查，癌细胞也没了，那年他四十六岁。从那以后村里人就管他叫“老坚决”。一直到他的三个儿子都结了婚，才故去。死的那年，他七十三岁，小儿子的孩子刚出生的那年。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的却是大儿子，居然娶了一个同村同姓本家孙女辈的，爷孙结合，不仅把自己家的辈分弄乱了，也把全村姓常人的辈分搞乱了。可那是儿子的事，他已经管不了了。
村东人家另一个神人就是聂大了（liao），他是村里的大张罗。无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必定先把大了请去，商量怎么办事。然后一切交由大了，家人只成了甩手掌柜的，什么也不用管，只待办完事再，回请一次大了算是答谢。在村里，大了比书记村长都厉害，谁家都离不了，说话也灵，没有不听的。或许他为村里做的好事多了，积的德也多了，他母亲正和几个人一起干活，身体十分硬朗，从来没病没灾。这时突然一摸头说：“我头疼。”话还没说完，一下就歪倒在地，几分钟后，聂大了赶到，母亲什么也没说，脸上十分祥和，却已经咽气了，前后不到十分钟。其实大了母亲得的是脑溢血。村里人都说，老太太没遭着罪，算是享福了。可坑坏了聂大了，带着全家老小，哭了一天一夜。出殡那天，大了和儿子身披重孝，媳妇和女儿也带着白帽子，裤腿、鞋和腰带都缝上了白布。他站在送葬队伍的前边，先摔了一个瓦盆，然后才浩浩荡荡出村，送葬队伍足有二三里长，光拦棺、闹丧就四五次。足足半天儿棺材才出村。
水塘的北边住户较多，不知为什么总有不吉的事发生。先是常老七家的大女儿，一个人骑车刚要出村口，却被一辆拖拉机挤到了墙边，她一慌，竟连车带人倒在了拖拉机的后车轱辘下，被拖拉机从身上轧了过去，当场就死了。后来村里的马车走到那个路口就惊，好在没出过大事。另一个就是常老吉，他住在水塘上坡的第一排。那年鬼使神差，本来没毛病的身体无意摔了一跤，摔成了全身瘫痪，连地都下不了。可常老吉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硬叫儿子给做了个放大的婴儿学步车，早晨一出太阳，就让儿子把他抱上车，在车里吃车里拉，直到晚上，才让儿子把他抱回床上。就这么，他试着用脚着地，寻找过去的感觉，稍稍感觉腿能吃力了，就把学步车换成了用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叫儿媳妇推着，边骑边走。再后来换成了自行车加双拐，最后竟可以仍掉双拐，骑自行车了。瘫了十年，常老吉居然自己又站起来，而且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骑着车，在村里转来转去。
村北最有名的就属馋鬼了。那时候粮食本来就不足，馋鬼家就母子两个，因为馋，他们把玉米面打成锅底一样大的糊饼，糊饼摊得薄薄的，再加上盐和葱，酥酥的，脆脆的，每天都看到他们母子俩，一人托一个，站在外边吃，别人都叫他“小糊饼”。有时还把黄豆、花生炒了吃者玩。两个人，两个劳动力，粮食却总也不够吃。儿子二十四五岁了，也没有对象，更没人愿意嫁给他。
水塘南和水塘北对应的人家，好象也换了传染病。因为正对着常老吉家的是常老实，和水塘北的常老吉远远地门对门。常老实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个老母亲，老伴早早就过去了。据说有个会看风水的先生说过，常老实的命是一个人蹲在树杈上，孤苦伶仃。常老实不知是不相信还是不太懂，也没在意。后来又有一个算命的人说，常老十的母亲老而黑发，命奇硬，能克死全部家里人。可母亲无法选择，何况常老实是个孝子。他怎么也不能把母亲一个人丢到外边吧，于是他们一直住在一起。老伴的病故说明不了什么，因为生病是常事，没人能控制。可是正准备结婚的大女儿，不知为什么突然发疯，嘴里整天唠唠叨叨。到安定医院住了几次，好容易病情有所减轻，想放松一下，星期天一个人骑着车，一路跑了七家亲戚，最后在舅舅家，看到院门口有一眼井，头朝下跳了进去。她死的时候，奶奶一滴泪也没流，只是瞪着眼。之后一年，常老实唯一上中学的儿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人长得魁梧结实，面目英俊，棱角分明，星期天休息没事，一大早奶奶就对他说：“你出去串个门，别老呆在家里。”我的这个同学十分听话，骑上车，沿着大姐走亲戚的路线走了一趟，也是走了七户，也是走的相同路线，连顺序都没变。刚回到家，气还没喘一口，奶奶又说：“孙子，你看灯泡都脏了，你把灯泡擦擦吧。”他搭起凳子，用干布擦了半天，因为有油腻擦不掉，就把抹布沾湿拧干，上去再擦，一下触了电。奶奶看着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直到常老实回家发现，可抢救已经来不及了，那天下起了雷雨。他的最后一个女儿，死的更是奇巧，大冬天穿着件貂皮大衣，和男朋友在村边草垛上约会接吻，有个路过打野猫的，远远看见那里有个毛烘烘的东西在动来动去，以为是只野狗，也没多想，端起火枪朝着那儿就是一枪，当时就被打倒了。那个打野猫的满心欢喜，以为有了猎物，跑到近前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两个人。常老实两女一子再加上老伴，只剩下了老母和自己孤家寡人了。他这才相信算命人和看风水人说的不虚。搬了家，搬出去没几天，老母亲就死了。现在只剩下了常老实。
和馋鬼家隔水塘对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老两口都满脸皱纹堆积。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可老太太还时不时掐一朵红花戴在头上，我们都管她叫“大美人”。他们家就老两口，一辈子没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好象也没亲戚。因为脾气古怪，老两口什么也看不惯，谁也看不惯，整天没事就是骂人，好象骂人也能为生。大人们没人理他们，只有我们这帮孩子，一边叫一边跑：“大美人，大美人。头上戴着花，看着不像人。大美人，大美人，头上顶尿盆，满嘴是骚味。”老头和老太太就追着赶着骂我们。那骂声是高八度，整个村子都能听得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震那年，我们刚从屋里跑出来，就听到大美人的声音：“哈哈，我们没死，你老祖宗没死。”当然，大人们都被地震吓坏了，没人理他们。
水塘西边，就是我们家住的这边，最好玩的就是我家的邻居。东边的邻居，我的那个同学三子，天生有些结巴。有一次，我看到他和母亲一起扎篱笆，他在里面扶着，他母亲在外边用草绳勒，不小心那绳套住了他的手，他急得大叫“勒——勒——”母亲以为他说绳子勒得不紧，又用力勒了一下，他说一个勒，母亲就加一次劲，过了半天，才说出“勒我手了。”他不仅结巴，记性也不好，经常犯糊涂。有一次，他妈给他八分钱，要他拿一个酱油瓶，一个醋瓶，去打酱油、醋。那时酱油五分钱一斤，醋三分钱一斤，他怕忘了，一边走一边念叨：“五分钱酱油三分钱醋，五分钱酱油三分钱醋。”走着走着，上坡时摔了个大马趴，他愣愣地爬起来，忘记了母亲的交代，只记得三分五分，不知道是五分钱酱油三分钱醋，还是三分钱酱油五分钱醋，坐在那里回忆了半天，只记着五分三分，他一边爬一边说：“三分钱酱油五分钱醋······”这么念叨着，到了小卖部，他把瓶子一递说：“三分钱酱油五分钱醋。”售货员看着他说：“三子，你弄错了吧？三分钱酱油只有半瓶，五分钱酱油要一瓶半。”“我妈就这么跟我说的。”
我们家西边邻居的孩子比我们大，已经上了高中。喜欢咬文嚼字较真儿，可往往弄巧成拙。当哥哥骂他傻逼时，他就对他母亲说“我哥哥骂你呢。我爸爸可没那东西。”他哥哥又向他爸爸告状说“他骂你那东西，我妈没有。”把“丫挺的”解释成“丫头养的”，还非要父母当面认可。弄得父母哭笑不得。
我爸妈刚下放时，没有房子，租的是一户地主家的四合院。院子里一共六户，我们住在东厢房。东厢房有两户，一户是我们家，五口人。另一户是母女俩。中间是共用的外屋，两家各有一个土灶，一个大水缸。里屋是两间通房，占房子一半面积的是大土炕，无论做饭烧水，炕头都热热的，在冬天，这炕头绝对是长辈或老人家的。
虽然母亲是村里人，可我们家还是算外来户，而且是唯一的。那时困难，我家都是住在和平里的大姨接济我们，爸要每两个星期骑自行车从通州到和平里，来回一百六七十里，驮一点米和舅舅、姨夫们帮助剥下的树皮柴。后来我试过，这么跑了一次，就累傻了。我能吃上冰糖葫芦，都是老爸从北京给带回来的，五分钱一根，否则我就只能吃二分钱一包的酸枣面。
我们那个院子里有十几个孩子，好仨臭俩，整天在一起打打闹闹，吃饭睡觉从来不挑地方，高兴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哪家做的好吃就吃哪家。睡觉也是不论，随便扎个地方就睡。自然，大人们只是相互通报一声就够了，没必要把我们叫醒，或非要抱回自己家去睡。直到上三四年级了，才知道在人家吃饭不好，睡别人家不好，和别人家女孩睡在一起不好。而那时，我是经常被西厢房地主家的两个女孩夹在中间睡的，大人们有，我没有阶级概念，当然也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感念。只是我睡着了，不小心尿床，会尿在任一女孩的身上，可她们一次也没骂过我。我们家搬走的时候，这两个叫大雪小雪的女孩都哭着不让我走。我不懂什么，还是搬走了。她们俩人还经常跑到我家，睡在我家，睡的时候照样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我真正意识到大雪是女孩，已经是五年级了。有一次，学校组织六一演出，我和大雪的节目是男女生二重唱《浏阳河》，我们化好妆，在学校的操场演出，上百人都坐在操场看我们的节目，四周是风，连燕子也都站在电线上欣赏。因为是二重唱，前奏过后是大雪先唱，她是女高音，上来就是那句：“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山路到湘江······”她一边唱，一边伸开手配合，第一句唱出了口，手也伸了出去，不料一换气，裤子掉了下来，全场哄堂大笑。自然我们的节目也就演砸了，许多人都怪是我惹的，大雪也怪我害得她在全校同学面前曝了光。我无法分辩，可从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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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让你看见我，却不知道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