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 语“坦 白”

[吟啸徐行]

私 语“坦 白”

　　在影视里，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罪犯耷拉着脑袋，坐在威严的公安面前，背后赫然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这句话出自何典，或者是什么大人物的题撰。凡是有审讯罪犯的地方，几乎都有这八个字。俗话说，见惯不惊。而我在反复目染中，却惊心了。
　　我想到封建社会官衙里，酷吏们种种刑讯逼供的手段。汉代的鞭扑笞击、烙斧夹腋、大针刺指、马粪熏烤；唐代周兴、来俊臣的醋灌鼻、炭烤瓮、十大枷；明锦衣卫东厂特务的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弹琵琶。刑具一出，丧魂失魄；酷刑一动，哀声震天。因此酷吏们审起案来，总是得心应手，政绩颇丰。但案卷里不知浸透着多少冤魂的眼泪，倚叠着多少屈鬼的尸骨。唐杜荀鹤《再经胡城》诗，就是对封建官衙黑暗腐败的血泪控诉和真实写照。
　　因此，我十分推崇封建官衙中的“智审”。诸如包公审石、撕伞，施闰章断案，常津津乐道；即使鬼使神差，只要能真相大白，洗刷冤情，也都心仪神往。这些不动刑具，无屈打成招的案例，在我看来都是高明的。何以让罪犯成招？仔细想来，若摈弃良心发现，无非两种手段。一是借助刑具，使其不堪肉体折磨，不求长生，只求速死，自然会乖乖招供；一是从精神入手，摧毁其心理防线。而这以亲人亲情相要挟，是最易见效的妙招，《聊斋志异》中便有记载。
　　从这个道理出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走的是后一路，当为文明之举。但深思熟虑，从肉体上行刑，在精神上逼供，均是对人性的摧残。不过一个沾着血腥残暴，一个饰以温文尔雅，其实质相同，后者更虚伪可憎。看到这八个字，我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在西方影视里，警察面对犯人，第一句话便是“你有权保持沉默”。既无“坦白从宽”之善意规劝，也无“抗拒从严”之威胁正告。执法者无权诱供，也无权逼供，一切都靠证据说话，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原则”。再回视东方影视，不难发现，西方警察多忙于找证据，东方警察多忙于搞审讯。几个人威严地逼视着罪犯，沉默不语，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突然拍桌，一声断喝，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或者用强光投射在脸上，没日没夜地审，不让其有喘息的机会；或者进行心理疏导，偶尔加进一些“人情”，让其与亲人见面，是为“感化”。获得招供后，再补上一些证据，一宗案卷写就，而宣判书中总有“供认不讳”一词。把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再联想到“文革”一些场景，我则恍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文革”动辄逼人必须老实交代、彻底认罪的演化和延续，是无视法律原则的调侃，是对至高无上法律尊严的亵渎。现在却被我们合理化了，堂而皇之贴在墙上，作为一条审讯的法则。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若果如其言，那么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何在？法律到底是钢性的，还是弹性的？法律到底是要摈弃人情，还是要保留人情？一系列问题，不能不让人深思质疑。坦白可以从宽，以示褒奖，但若知法犯法，钻法律的空子，当“东窗事发”将“绳之以法”时，一个“坦白”就可“从宽”，这是什么逻辑，这种“从宽”的意义又何在？古人是讲究将功折过的。倘若“坦白”有立功之效，才能谈得上“从宽”论处。至于“抗拒从严”则更荒谬，罪犯若不抗拒，乖乖招供，那么谁都能当警察，都能审案了。法律是据罪量刑，焉有抗拒从严，罪加一等之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能让善徇私情者喜，因为他们能抓住“坦白”二字大做文章，为其亲友网开一面；也让好泻私愤者喜，他们能抬出“抗拒”作为把柄，让己仇罪加一等。
　　我们呼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倘若“坦白”便可从宽，“抗拒”又可从严，岂不是往法律这杆天平称上，多加了两个人情的砝码？“坦白从宽”有诱供之嫌，“抗拒从严”有逼供的色彩。在我们日益冀求法律尊严的今天，这则标语很不合时宜，更不应大张旗鼓，冠冕堂皇地贴在法律的殿堂。


2003年6月9日于听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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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自我爱好,弘扬民族文化,追求诗意生活.

[翎翅]

本人很同意作者的观点。
这是一篇思想内容深刻的好文章。作者从一个标语口号入笔，写出了对法律，对公道和人性的严肃的思考。
中西方的法，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西方刑法，把施法的对象当成是无罪，直到更够证明其有罪。而在中国，在执法机构的面前，对象是有罪的，除非你能证明无罪。前者可能易于使一些有罪的罪犯逃脱法网。后者却很有可能将无辜之人判成有罪。人的心理和头脑，是很容易被影响，被恐吓而改变的。
至于刑讯逼供，是非人道的。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在当今中国也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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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清]